七叔李光路，是我父辈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亲叔叔了，他也年近八旬，现住北京，是国家建设部的一位司局级离退休干部。
　　提起七叔，引起我对往事的许多回忆。七叔是位普通的国家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但他的形象，在我生命的记忆中，却像一块刚从烈火中取出的金钢石，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记得他在丰县城内文庙小学读书时，为了夺得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他每天课余面对墙壁，大声背诵他的演讲稿，那认真争强的精神，让我十分钦佩。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回到家乡李新庄，我常常听到他用最大嗓门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朝气昂扬的形象，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还很清晰。1938年5月，日寇占领徐州及周围一些县城后，为了迅速消灭敌后刚刚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发动了对抗日义勇军驻地——我的家乡李新庄的围攻与洗劫。当时十二岁的七叔，在祖父的带领下，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躲过了那场劫难。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当了八路军文工团的一名小团员，到处对群众进行宣传演出……。离开家乡后，再见七叔，已是1942年的冬天，当时我在湖西中学学习，学校驻在单县的蔡楼村，一天有人告诉我，“前院有个军人来找你”，我即慌忙跑到前院，那着黄绿色军装的少年军人原来就是七叔。我们亲切地摆谈了一阵，他说已从沂蒙山区调回湖西区工作了。这次见面后的不久，也即是1942年的12月下旬，在日寇发动的对湖西边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我又一次见到了他，那是在单县曹庄祖父母的住处，这时他已改着一身便装。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开始丁大扫荡，匆促间我与祖父母、母亲等已经分开，不知他们去向，只得跟着七叔混到众多的老百姓中，长途奔跑着，躲避着敌人的追赶，在奔跑中，跨越那数尺深的大壕坑，艰难的攀爬，然后又是不停的向前奔跑……。为了不跑散，七叔的手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后来跑到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大家躲在街旁的屋檐下，就看到敌人的机关枪像阵阵骤雨扫射到村子的街头。许久许久，待敌人调转了方向，这时大家才开始朝着与敌人相背的方向跑去，就这样跑跑停停，与敌人迂迥穿插，跑了一天一夜，第三天传来父亲在反扫荡的高桥战斗中牺牲的噩耗，我和七叔一同承受了这突然而降的巨大悲痛，随后与七叔很快分别了……
　　
　　又一次的见面，是在1946年的夏季，我已在山东济宁市第七中学工作，(当时勤姐也在该校工作)。七叔所在部队驻该市，那时部队办了个短期训练班，七叔给训练班上课，经常备课到深夜，那种对工作的自信和敬业精神，都令我和勤姐极为感动。当时勤姐对我说，七叔原来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时，是有名的“小理论家”，因为他平时学习很勤奋，又时常爱在会上发言，而他年纪又特别轻，所以大家都这样善意地戏称他(勤姐当时在山东分局所属抗大分校学习)。到那年的夏末，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我们从济宁撤出，从此又与七叔分别，直到全国解放后。七叔所在部队先是进驻天津市，后来转业至国家建设部，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发表了对林彪、四人帮有所怀疑的言词，显露出对打成黑帮的老同志的同情，因此被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到监狱，一关就是整整七年。1969年8月，我去北京时，他还在监狱关着。因不准探望，我也未能见到他，只陪母亲一起去了他家一趟，见到他的老岳母。当时她为他看家和照顾孩子，七婶在五七干校。我当时拿了二十元钱给了老人，表示对他们的一点帮助。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七叔的冤案，早巳平反昭雪。那年他从北京出差来贵阳，我们又见了面。谈话中，我感到他当年的那种对事业、信念和生活的锐意进取和纯朴诚信的作风，并没有变，他对文革中的残酷遭遇，感慨万端……。对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伟大复兴，报有热烈的情怀……他希望我能对战争年代我们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书写出来以教育后人。
　　七叔的心胸宽广而仁厚，他对战争中牺牲的兄长的遗孤，主动承担扶养责任，六叔的两个儿子读书的费用，都是他负担。其中一个还读到了大学毕业。
　　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中，我与七叔相聚的时间并不多，但每一次接触，我都感到他的言谈行动，总对人有种积极向上的影响，那是一种进取的力量，使人在前进的路上，增强信心和勇气，也许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乐观主义吧!
　　七叔的晚年是幸福的，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七婶贤淑而善良，对他关爱备至，三个子女都很孝顺，这个情况，让我们做晚辈的是很感欣慰和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