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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是当今仍活跃在世的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齐泽克、阿甘本、朗西埃等其他左翼激进分子一同捍卫“共产主义”观念，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写于1988年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在30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了中文版。相比于国外学术界对阿兰·巴迪欧及其著作的研究已经相当可观，中文世界对阿兰·巴迪欧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因此，趁着《存在与事件》这部巨著的面世，从学理上审理阿兰·巴迪欧的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提出“阿兰·巴迪欧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吗？”这一问题就旨在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叙事来认真剖析其立场、观点与方法。
在对伯恩斯坦进行批判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罗莎·卢森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决定因素。”[1]在这里，卢森堡就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由恩格斯晚年《反杜林论》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描述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的见解，即使后来因为列宁被绝对化，但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结构。在这里，再参照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审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第一，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认识论；第二，社会批判理论，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三，社会革命理论，即未来的行动纲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结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叙事的结构和变迁需要我们从这种结构予以审理和判别。因此，在面对当代激进左翼的代表阿兰·巴迪欧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来审理其主张与实践时，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视角与方法。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从《存在与事件》这一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巴迪欧的哲学首先就面临的是存在这一古老问题。这一标题无疑借鉴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然，也可以看到，巴迪欧明显受到了这两个人的影响。《存在与事件》这一文本显然是不容易进入的，因为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数学公式和运算。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评价巴迪欧的这部著作时说道：“我根本不会跟随他进入其中的现代集合论。”[2]
“存在”这一主题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一直发展到最近的海德格尔和萨特，巴迪欧接过这一火炬，仍以“存在”为基础开始自己的哲学建构。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传统的“形而上学”受到拒斥，其结果是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在这样的过程中，以往传统形而上学被指证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等等。在这些指证和批判中，虽然有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但体现出相似的家族谱系学特征，其共同的理论旨趣便是要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彻底颠覆，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要宣告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来临。那么在这一思潮中，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异军突起，对传统形而上学从各个方向突围，而其目的就是对形而上学进行攻击和瓦解，在这一“终结”流行的年代里，宣布了哲学尤其是本体论哲学的终结。正是在这一纷繁复杂的思潮和背景中，阿兰·巴迪欧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并在这一废墟上重建哲学，宣布哲学仍然存在。
当然，如同詹姆逊一样，在此我们并不会陷入巴迪欧那颇为复杂的数学运算中，仅指出其理论逻辑理路即可。因为巴迪欧早年受到了法国科学主义思潮的浸染，从而加入了“认识论小组”，并由于康吉莱姆和卡瓦耶斯等人的影响，使他具备了丰富的数学知识基础。由此，在学术理论上，巴迪欧提出“数学=本体论”[3]的构想。可以看到，《存在與事件》这本书穿插的是相当丰富的数学公式和论证。巴迪欧把以集合论为首的数学作为其本体论的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巴迪欧所主张的以数学本体论来建构存在的基础，无疑是打掉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存在”的内容，而与结构主义之底蕴的“形式”进行结合，并以“事件”来突出其革命性与激进性。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把最激进的政治学与本体论话语形成一种链接。这种链接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打击以后，来重建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却是一种无实体的本体论，从而正好与反本质主义的结构主义进行结合。因此，也就能够明白巴迪欧采取数学，特别是集合论的方式来建构其哲学大厦的原因。因为以集合论为代表的数学这种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恰好是对法国科学主义思潮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其老师阿尔都塞所主张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发扬。
那么巴迪欧是否打算建立一个结构严密且逻辑严谨的数学体系？当然不是。可以说，巴迪欧毋宁是借助数学集合论来使本体论予以合法化，并具有科学化的形式，而在这一严密逻辑的数学背后，巴迪欧留下了一道口子。因此，这便是他的激进思想之所在。换言之，他并非致力于建立逻辑连贯的数学体系，而是认为在即使严密的数学之中也具有不连贯、不一致的地方。巴迪欧抓住这个不连贯的地方，并为事件的发生和主体的介入打开了空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巴迪欧辛辛苦苦致力于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一方面无疑是为哲学的重建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激进思想寻找合法化的依据。这便是巴迪欧的元理论。
如何看待巴迪欧的元理论？我们不能否认巴迪欧的努力以及他在政治上对当代激进左翼的贡献，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需要从学理上审理其理论基础。在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上，同时在理论内部的结构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上，或许可以说巴迪欧的这种理论建构事与愿违。因为，当社会理论借用过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会损害理论本身的力量，尤其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参照，巴迪欧的历史认识论便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旨趣来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其理论建构和实际斗争的基本前提。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将直接决定未来的行动方式和斗争方式。切实把握资本主义的经验变迁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本文论述的巴迪欧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而言，似乎这一环节在巴迪欧的整个理论基础中是最为薄弱的。因为就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或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与批判都是异常重要的。而在《存在与事件》中，我们却很难看到专门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与判断的。由此看来，巴迪欧似乎倾向于忽视或抹去经济的作用，而将政治放在首要地位。对巴迪欧有此批评的人常常认为他是向主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因为这种回归消除了对资本主义客观逻辑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存在与事件》中的观点和立场，而必须联系之前的著作，以此来审视其来龙去脉。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撒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变革为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联合会（UniondescommunistesdeFrancemarxisteléniniste）。按照巴迪欧的说法，他们试图在法国探索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因此，阿兰·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撒路在著名的左翼出版机构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专门开辟了名为“延安文丛”（LaCollection Yenan）的丛书，并成立了“延安经济学小组”（GroupeYenanéconomie）。他们发表过两篇谈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危机资本主义”，另一篇是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两篇文章分别收录在“延安文丛”系列的文集《面对经济危机的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Marxismeléninismeetrévisionnisme faceàlacriseéconomique）和《资本主义的转型》（Transformationsdu capitalisme）之中。两篇文章主要致力于解释危机理论、积累周期理论，分析社会工作组织的当代转变，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巴迪欧和拉撒路主要集中于三个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货币形式、信用体系和商业周期的相关问题的论述；阐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及其伴随的“修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并调查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次主要危机，即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从巴迪欧这一时期关注的中心来看，他显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有相当大的关注和研究，但为什么后来又主要转移到政治问题上了呢？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伴随的“修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将会看到这一转变的原因。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构成了苏联共产党和许多“苏维埃集团”国家的正统经济学立场，以及因此成为西欧主要民族国家（以及世界各地）某些共产党的中心思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有机整体’，必须为修正主义者提供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从垄断资本的累积集中转向政治威权主义倾向。”[4]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联合会来说，在这一情况下，法国共产党逐渐衰落，法共及其附属的工会已经采取修正主义的道路，实现全面的议会形式。法共淡化了持续斗争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妥协。对于延安经济学小组来说，他们认为，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性质，即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不会改变，而是会加深。（2）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上升。殖民大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由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发展引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一种特殊的敏锐度表现自身。[4]69-70
这便是以阿兰·巴迪欧为代表的延安经济学小组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判断。他们认为，法共已经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性质本身的把握。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质和这种生产的私人占有性质；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当这一切都说完了之后，这个基本矛盾就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行审視，并沦为国家与垄断之间的矛盾。”[4]70
正如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所说，“（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存在）是用来证实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附属于苏维埃官僚主义的外交花招的，并且是用来以一种‘反垄断主义联盟’那局限于民主要求的一种斗争来取代反资本主义的过渡要求的。”[5]为了应对法共及其修正主义，延安经济学小组声称：“对危机的反应必须是政治性的：资本主义病了，让它死去吧，社会主义万岁！”[4]98对于经济学小组来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革命政治引发的经济问题（质询）。为什么？因为危机、世界大战和群众斗争的问题构成了一个问题网络，将经济理论集中在政治的首要地位之下。”[6]对于马列共产主义联合会而言，法共无法对危机做出回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将危机的起源理解为垄断的形式，并归因于国家与垄断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经济学小组认为，“修正主义者声称将反对剥削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济与革命政治的斗争分开，为了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国家规划的末端。”[6]191他们认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根本不能分开，由于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自身运动的自主性，修正主义者已经失去了这一立场，把政治的地位放到了第二位。
延安经济学小组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巴迪欧在这一时期的立场。在巴迪欧看来，政治超越单纯认同经济的自我扩张及其条件的革命。巴迪欧认为，法共将经济置于一切领域之上，通过考虑“金融寡头”和“非垄断阶层”之间的主要对抗，将政治斗争的主观因素从属于经济分析，将革命政治化为仅仅是反垄断的前线。巴迪欧继续把这一阶段的观点和立场延续到10年之后的《存在与事件》中。在巴迪欧看来，“这并未阻止知识（悖论的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知识本身）毋使其永远有可能让‘工人’处于百科全书式决定因子（社会学、经济学等等）支配之下，而知识对之无能为力的事件通常已经被计数，这个被认定的真理仅仅是从属于情势语言的如实性。此外，真理也是可以取消的（著名的‘这已经过时了’），因为百科全书通常是不连贯的。因为它同时宣布自身是政治上的真理———战斗性的忠实的真理———宣布自己是大历史和大社会的真理，从这种一致性出发（它声称在它自身之中认定了这种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不再垂死挣扎，因为它与经受了语言和国家之间关系所考验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一起潮涨潮落。”[3]414 正是因为延安经济学小组时期的工作，以及对于法共所持有的修正主义立场，巴迪欧在这个时候仍然强调政治在斗争当中的重要性，从而忽视经济领域的地位。所以，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巴迪欧没有把马克思所看重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哲学的四个前提之一。作为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在全球左派长期撤退的时候，在法共逐渐妥协以及修正主义之风见长的时候，在所谓的种种“终结论”泛滥的时候，巴迪欧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之下主张以政治行动来捍卫左翼的大旗，这也是需要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从理论本身的层面来说，也是要予以分析和批判的。巴迪欧认为，就他所大力提倡的“事件”哲学也明显是以革命为导向的。为此他才苦心孤诣地以这本大部头著作来建构和论证。他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看不到主体的行动、政治的行动，而要像《法兰西内战》《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那样，巴迪欧认为，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始终将无产阶级的战斗本质放在首位。当然，我们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及其灭亡做科学论证的，一味地强调主体向度而忽视客体向度，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
对资本主义现实判断的把握必定决定着巴迪欧的行动策略以及未来的导向。可以看到，在延安经济学小组的研究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和垄断问题一直都是他所关注的重心。在巴迪欧看来，“位于国家的根源处并不是斗争，因为我们不可能思考，作为斗争的空与溢出之间的辩证关系。无疑，由于这种辩证法关系，政治本身必须在与国家相同的地方开启。不过，为了把握国家，而不是为了将国家计数的结果双重化，当然就不会如此。相反，政治的实存在于它可以同空和溢出都建立一种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同国家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同让政治摆脱了情势状态的再计数。”[3]140
真正的政治，完全不再依附于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都无法面对真正的政治情势。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在以主体为题的《主体理论》中，还是在《存在与事件》中，主体一直就是巴迪欧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不利的革命形势之中，巴迪欧只能诉诸主体的向度，而且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科学地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中把握无产阶级的位置的客观基础。因此，在他的事件哲学看来，正是在偶然发生的事件之后，对于事件的忠实将会产生主体，进而形成改变局势的革命。
当然，主体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就一直是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问题。从思想史来看，自列维斯特劳斯在1962年《野性的思维》中与萨特的论战，从而对人本主义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便持续占领潮流。更深刻的现实背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兴起，泰勒制向福特制、后福特制的转变，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的影响，使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简单对抗的必然趋势似乎不再可能，由此带来高兹所吹捧的“告别无产阶级”。暂且不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探究是否应是巴迪欧等左翼理论家需要去做的工作。就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方面来说，以往我们假设革命是与历史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但今天以革命为名义的所有斗争不意味着推动历史的进步，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不一定成为历史的主体，不一定是承担推动历史进行的主体。因此，在今天言说主体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当巴迪欧还在为事件之后的主体寻找合法性的时候，他以近乎宗教式的虔诚赋予主体对事件的“忠实”。巴迪欧的主体是在事件之后产生的，虽然避免了先验主体的困境，但主体意识或阶级意识该如何形成？这正是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等人所担心和试图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巴迪欧显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当代激进左派在反决定论的背景之下，糅合马克思主义在主流理解上走向偶然性崇拜，而政治上的偶然性崇拜就必然化为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这就注定了左派在捕捉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作为政治泛化理解的时候，左派恰恰丧失了其作为“左派”的含义。马克思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发展规律做了科学的剖析。他从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矛盾运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科学分析阶级得以诞生的条件以及阶级产生以后必然要斗争的趋势。
對于以巴迪欧为代表的当代左派而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借助于经济结构的必然性把阶级斗争予以实体化，那么，巴迪欧等人就在于把阶级斗争的实体性的东西去掉，而留下阶级斗争的框架，而这就是对抗。如果说社会在本体论上是永远不可能闭合的一种对抗，那么当代激进政治学的永恒话题，就是在这个对抗当中进行霸权的斗争，通过霸权的斗争来获得我们启蒙意义上主体的理解。事实上，这就是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拉克劳、墨菲、齐泽克、阿甘本等当代激进左派所分享的共同旨趣。
作为后阿尔都塞的巴迪欧以及这一激进左派阵营，在根本上摒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诊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这种“后”的姿态凸显出比马克思本人更激进的立场，一种在革命消沉的年代对现实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CX19_0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德]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A].载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2][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巴迪欧与法国传统[J].蓝江译.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3][法]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4]GroupeYenanéconomie1976，CahiersYenan，Volume2，Marxisme-léninismeetrévisionnismefaceàlacriseéconomique，Paris：Maspero，p.64.
[5][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605.
[6]GroupeYenanéconomie1976，CahiersYenan，Volume3，Transformations ducapitalisme：L’accumulationducapital enFrancedepuis1950；L’organisationcapitalistedutravail；Impérialisme，tiersmonde，guerremondiale，Paris：Maspero，pp.5-6.
在对伯恩斯坦进行批判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罗莎·卢森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第二是生产过程大踏步走向社会化，这就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阶级觉悟，这是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决定因素。”[1]在这里，卢森堡就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由恩格斯晚年《反杜林论》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描述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的见解，即使后来因为列宁被绝对化，但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结构。在这里，再参照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审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第一，社会发展理论，即历史认识论；第二，社会批判理论，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第三，社会革命理论，即未来的行动纲领。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结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叙事的结构和变迁需要我们从这种结构予以审理和判别。因此，在面对当代激进左翼的代表阿兰·巴迪欧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来审理其主张与实践时，不失为一种恰当的视角与方法。
一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从《存在与事件》这一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巴迪欧的哲学首先就面临的是存在这一古老问题。这一标题无疑借鉴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然，也可以看到，巴迪欧明显受到了这两个人的影响。《存在与事件》这一文本显然是不容易进入的，因为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数学公式和运算。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评价巴迪欧的这部著作时说道：“我根本不会跟随他进入其中的现代集合论。”[2]
“存在”这一主题由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一直发展到最近的海德格尔和萨特，巴迪欧接过这一火炬，仍以“存在”为基础开始自己的哲学建构。20世纪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纪，传统的“形而上学”受到拒斥，其结果是形成了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在这样的过程中，以往传统形而上学被指证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等等。在这些指证和批判中，虽然有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但体现出相似的家族谱系学特征，其共同的理论旨趣便是要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彻底颠覆，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要宣告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来临。那么在这一思潮中，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异军突起，对传统形而上学从各个方向突围，而其目的就是对形而上学进行攻击和瓦解，在这一“终结”流行的年代里，宣布了哲学尤其是本体论哲学的终结。正是在这一纷繁复杂的思潮和背景中，阿兰·巴迪欧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并在这一废墟上重建哲学，宣布哲学仍然存在。
当然，如同詹姆逊一样，在此我们并不会陷入巴迪欧那颇为复杂的数学运算中，仅指出其理论逻辑理路即可。因为巴迪欧早年受到了法国科学主义思潮的浸染，从而加入了“认识论小组”，并由于康吉莱姆和卡瓦耶斯等人的影响，使他具备了丰富的数学知识基础。由此，在学术理论上，巴迪欧提出“数学=本体论”[3]的构想。可以看到，《存在與事件》这本书穿插的是相当丰富的数学公式和论证。巴迪欧把以集合论为首的数学作为其本体论的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巴迪欧所主张的以数学本体论来建构存在的基础，无疑是打掉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存在”的内容，而与结构主义之底蕴的“形式”进行结合，并以“事件”来突出其革命性与激进性。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把最激进的政治学与本体论话语形成一种链接。这种链接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打击以后，来重建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却是一种无实体的本体论，从而正好与反本质主义的结构主义进行结合。因此，也就能够明白巴迪欧采取数学，特别是集合论的方式来建构其哲学大厦的原因。因为以集合论为代表的数学这种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恰好是对法国科学主义思潮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其老师阿尔都塞所主张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发扬。
那么巴迪欧是否打算建立一个结构严密且逻辑严谨的数学体系？当然不是。可以说，巴迪欧毋宁是借助数学集合论来使本体论予以合法化，并具有科学化的形式，而在这一严密逻辑的数学背后，巴迪欧留下了一道口子。因此，这便是他的激进思想之所在。换言之，他并非致力于建立逻辑连贯的数学体系，而是认为在即使严密的数学之中也具有不连贯、不一致的地方。巴迪欧抓住这个不连贯的地方，并为事件的发生和主体的介入打开了空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巴迪欧辛辛苦苦致力于数学本体论的建构，一方面无疑是为哲学的重建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激进思想寻找合法化的依据。这便是巴迪欧的元理论。
如何看待巴迪欧的元理论？我们不能否认巴迪欧的努力以及他在政治上对当代激进左翼的贡献，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需要从学理上审理其理论基础。在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上，同时在理论内部的结构及其与现实的关系上，或许可以说巴迪欧的这种理论建构事与愿违。因为，当社会理论借用过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会损害理论本身的力量，尤其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参照，巴迪欧的历史认识论便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二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旨趣来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其理论建构和实际斗争的基本前提。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将直接决定未来的行动方式和斗争方式。切实把握资本主义的经验变迁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就本文论述的巴迪欧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而言，似乎这一环节在巴迪欧的整个理论基础中是最为薄弱的。因为就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或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与批判都是异常重要的。而在《存在与事件》中，我们却很难看到专门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与判断的。由此看来，巴迪欧似乎倾向于忽视或抹去经济的作用，而将政治放在首要地位。对巴迪欧有此批评的人常常认为他是向主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因为这种回归消除了对资本主义客观逻辑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存在与事件》中的观点和立场，而必须联系之前的著作，以此来审视其来龙去脉。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撒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变革为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联合会（UniondescommunistesdeFrancemarxisteléniniste）。按照巴迪欧的说法，他们试图在法国探索社会主义的根本路径。因此，阿兰·巴迪欧和席尔万·拉撒路在著名的左翼出版机构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专门开辟了名为“延安文丛”（LaCollection Yenan）的丛书，并成立了“延安经济学小组”（GroupeYenanéconomie）。他们发表过两篇谈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危机资本主义”，另一篇是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两篇文章分别收录在“延安文丛”系列的文集《面对经济危机的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Marxismeléninismeetrévisionnisme faceàlacriseéconomique）和《资本主义的转型》（Transformationsdu capitalisme）之中。两篇文章主要致力于解释危机理论、积累周期理论，分析社会工作组织的当代转变，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巴迪欧和拉撒路主要集中于三个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货币形式、信用体系和商业周期的相关问题的论述；阐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及其伴随的“修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并调查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次主要危机，即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从巴迪欧这一时期关注的中心来看，他显然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有相当大的关注和研究，但为什么后来又主要转移到政治问题上了呢？从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伴随的“修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将会看到这一转变的原因。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构成了苏联共产党和许多“苏维埃集团”国家的正统经济学立场，以及因此成为西欧主要民族国家（以及世界各地）某些共产党的中心思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有机整体’，必须为修正主义者提供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从垄断资本的累积集中转向政治威权主义倾向。”[4]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联合会来说，在这一情况下，法国共产党逐渐衰落，法共及其附属的工会已经采取修正主义的道路，实现全面的议会形式。法共淡化了持续斗争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妥协。对于延安经济学小组来说，他们认为，在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这两个阶级的阶级性质，即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不会改变，而是会加深。（2）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上升。殖民大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由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发展引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一种特殊的敏锐度表现自身。[4]69-70
这便是以阿兰·巴迪欧为代表的延安经济学小组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判断。他们认为，法共已经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性质本身的把握。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质和这种生产的私人占有性质；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当这一切都说完了之后，这个基本矛盾就会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行审視，并沦为国家与垄断之间的矛盾。”[4]70
正如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所说，“（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存在）是用来证实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附属于苏维埃官僚主义的外交花招的，并且是用来以一种‘反垄断主义联盟’那局限于民主要求的一种斗争来取代反资本主义的过渡要求的。”[5]为了应对法共及其修正主义，延安经济学小组声称：“对危机的反应必须是政治性的：资本主义病了，让它死去吧，社会主义万岁！”[4]98对于经济学小组来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出发点是通过革命政治引发的经济问题（质询）。为什么？因为危机、世界大战和群众斗争的问题构成了一个问题网络，将经济理论集中在政治的首要地位之下。”[6]对于马列共产主义联合会而言，法共无法对危机做出回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将危机的起源理解为垄断的形式，并归因于国家与垄断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经济学小组认为，“修正主义者声称将反对剥削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济与革命政治的斗争分开，为了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国家规划的末端。”[6]191他们认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根本不能分开，由于过分强调资本主义自身运动的自主性，修正主义者已经失去了这一立场，把政治的地位放到了第二位。
延安经济学小组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巴迪欧在这一时期的立场。在巴迪欧看来，政治超越单纯认同经济的自我扩张及其条件的革命。巴迪欧认为，法共将经济置于一切领域之上，通过考虑“金融寡头”和“非垄断阶层”之间的主要对抗，将政治斗争的主观因素从属于经济分析，将革命政治化为仅仅是反垄断的前线。巴迪欧继续把这一阶段的观点和立场延续到10年之后的《存在与事件》中。在巴迪欧看来，“这并未阻止知识（悖论的是，这是马克思主义知识本身）毋使其永远有可能让‘工人’处于百科全书式决定因子（社会学、经济学等等）支配之下，而知识对之无能为力的事件通常已经被计数，这个被认定的真理仅仅是从属于情势语言的如实性。此外，真理也是可以取消的（著名的‘这已经过时了’），因为百科全书通常是不连贯的。因为它同时宣布自身是政治上的真理———战斗性的忠实的真理———宣布自己是大历史和大社会的真理，从这种一致性出发（它声称在它自身之中认定了这种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不再垂死挣扎，因为它与经受了语言和国家之间关系所考验的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一起潮涨潮落。”[3]414 正是因为延安经济学小组时期的工作，以及对于法共所持有的修正主义立场，巴迪欧在这个时候仍然强调政治在斗争当中的重要性，从而忽视经济领域的地位。所以，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巴迪欧没有把马克思所看重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哲学的四个前提之一。作为一个左翼激进分子，在全球左派长期撤退的时候，在法共逐渐妥协以及修正主义之风见长的时候，在所谓的种种“终结论”泛滥的时候，巴迪欧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之下主张以政治行动来捍卫左翼的大旗，这也是需要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从理论本身的层面来说，也是要予以分析和批判的。巴迪欧认为，就他所大力提倡的“事件”哲学也明显是以革命为导向的。为此他才苦心孤诣地以这本大部头著作来建构和论证。他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看不到主体的行动、政治的行动，而要像《法兰西内战》《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那样，巴迪欧认为，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始终将无产阶级的战斗本质放在首位。当然，我们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为论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及其灭亡做科学论证的，一味地强调主体向度而忽视客体向度，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
三
对资本主义现实判断的把握必定决定着巴迪欧的行动策略以及未来的导向。可以看到，在延安经济学小组的研究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和垄断问题一直都是他所关注的重心。在巴迪欧看来，“位于国家的根源处并不是斗争，因为我们不可能思考，作为斗争的空与溢出之间的辩证关系。无疑，由于这种辩证法关系，政治本身必须在与国家相同的地方开启。不过，为了把握国家，而不是为了将国家计数的结果双重化，当然就不会如此。相反，政治的实存在于它可以同空和溢出都建立一种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同国家的关系，正是这种不同让政治摆脱了情势状态的再计数。”[3]140
真正的政治，完全不再依附于任何传统的政治形式，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都无法面对真正的政治情势。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在以主体为题的《主体理论》中，还是在《存在与事件》中，主体一直就是巴迪欧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这种不利的革命形势之中，巴迪欧只能诉诸主体的向度，而且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科学地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中把握无产阶级的位置的客观基础。因此，在他的事件哲学看来，正是在偶然发生的事件之后，对于事件的忠实将会产生主体，进而形成改变局势的革命。
当然，主体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就一直是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问题。从思想史来看，自列维斯特劳斯在1962年《野性的思维》中与萨特的论战，从而对人本主义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便持续占领潮流。更深刻的现实背景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兴起，泰勒制向福特制、后福特制的转变，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的影响，使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简单对抗的必然趋势似乎不再可能，由此带来高兹所吹捧的“告别无产阶级”。暂且不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探究是否应是巴迪欧等左翼理论家需要去做的工作。就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方面来说，以往我们假设革命是与历史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但今天以革命为名义的所有斗争不意味着推动历史的进步，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不一定成为历史的主体，不一定是承担推动历史进行的主体。因此，在今天言说主体的时候一定需要注意这一点。所以，当巴迪欧还在为事件之后的主体寻找合法性的时候，他以近乎宗教式的虔诚赋予主体对事件的“忠实”。巴迪欧的主体是在事件之后产生的，虽然避免了先验主体的困境，但主体意识或阶级意识该如何形成？这正是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等人所担心和试图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巴迪欧显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当代激进左派在反决定论的背景之下，糅合马克思主义在主流理解上走向偶然性崇拜，而政治上的偶然性崇拜就必然化为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这就注定了左派在捕捉政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作为政治泛化理解的时候，左派恰恰丧失了其作为“左派”的含义。马克思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发展规律做了科学的剖析。他从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矛盾运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科学分析阶级得以诞生的条件以及阶级产生以后必然要斗争的趋势。
對于以巴迪欧为代表的当代左派而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借助于经济结构的必然性把阶级斗争予以实体化，那么，巴迪欧等人就在于把阶级斗争的实体性的东西去掉，而留下阶级斗争的框架，而这就是对抗。如果说社会在本体论上是永远不可能闭合的一种对抗，那么当代激进政治学的永恒话题，就是在这个对抗当中进行霸权的斗争，通过霸权的斗争来获得我们启蒙意义上主体的理解。事实上，这就是受阿尔都塞和拉康影响的拉克劳、墨菲、齐泽克、阿甘本等当代激进左派所分享的共同旨趣。
作为后阿尔都塞的巴迪欧以及这一激进左派阵营，在根本上摒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诊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这种“后”的姿态凸显出比马克思本人更激进的立场，一种在革命消沉的年代对现实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CX19_0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德]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A].载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2][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巴迪欧与法国传统[J].蓝江译.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3][法]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6.
[4]GroupeYenanéconomie1976，CahiersYenan，Volume2，Marxisme-léninismeetrévisionnismefaceàlacriseéconomique，Paris：Maspero，p.64.
[5][比]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M].马清文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605.
[6]GroupeYenanéconomie1976，CahiersYenan，Volume3，Transformations ducapitalisme：L’accumulationducapital enFrancedepuis1950；L’organisationcapitalistedutravail；Impérialisme，tiersmonde，guerremondiale，Paris：Maspero，p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