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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芬兰总统授予骑士勋章,是一个常驻外国的芬兰人。从三岁时随父母来中国定居,天命之年的林白曦人生的大部分经历,实际上从未离开过中国。
芬航中国首席代表林白曦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幅画。一个身着蓝旗袍的中国女子,头上烫着大花,手臂上挽着橘色的丝巾。她背后是一架飞机。
“这大概是中国当时的空乘人员形象了。”林白曦仔细地端详着画,问记者,“你知道这是哪个年代吗?”
“伪满洲国时期,年号康德,东北。” 他自问自答。
语速快,地道的北京口音,不看他的长相,你很难相信眼前说话的是一个外国人。
“我是谁”
林白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有个弟弟叫林蓝晨。白、蓝是芬兰国旗的颜色,晨曦合起来就是早上的太阳。他如此对《中国周刊》记者讲述他名字的秘密。
见到记者的前一天,他刚结束了几个星期的休假。中国朋友的电话立马追来。“发小打来的,说我很久没见他们了。要给我做做思想工作。”他打趣道。
三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那是1956年。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大部分时间的经历都和中国有关。就像他同时代的中国人,说起中国的早期经历,更是一场黑白电影。
他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所幸,并没有受到什么罪。他们家可以从友谊商店买牛奶、肉类。家里有保姆做中餐,生活比一般中国人强得多。
但这不意味着他快乐。在随即而来的特殊年代,老师提醒班级里的同学,少跟他接触。因为他是外国人,有“政治问题”。
后来他发现,跟他仍有来往的,“是不听老师话的人,多半是有点儿问题的,不是标准的好孩子。”
他时刻感到自己的特殊。别人上山下乡去了,分到工厂工作了,林白曦则在家属院里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胆小,我不惹事,也就没人惹我。”
虽然林白曦谨慎、敏感,但有时麻烦还是会找上门来。1972年冬天,他和几个哥们儿去王府井下馆子。那里是一家广州菜餐厅。吃完,他先推门出去,骑上自行车回家了。不料,他的哥们儿一出门就被公安堵住了,询问了半天,被疑“里通外国”。
最后,找到林白曦家那片片警,了解了他的身份,才为他几个朋友洗刷了罪名,结果被训斥为“大吃大喝”。
当然,他儿时在北京的回忆也有快乐的。在北京冬天的后海冰面上,也有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林白曦。“戴着厚厚的大帽子,大口罩,只露出两个眼睛来,根本看不出来我是外国人。”
“年轻时我是愤青”,他拿手比划了一下,“留着一头长发。”
这样的形象,和任何一个国家不羁的、叛逆的青年人没有两样。但是内心,他常为一个问题疑惑,“我是谁?”
“五几年人家说我是苏联人,六几年说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七几年说我是美国人,我到底什么都不是。”
说起往事,林白曦已经云淡风轻。他说,现在,那个广州酒家已经被拆了,变成“Dynasty天伦王朝酒店”。
回到芬兰的“明星”
21岁时,他回到芬兰,按照芬兰的法律开始服兵役。
芬兰通讯社特此发了一条消息。听说从中国来了一个芬兰人,林白曦开始被报纸、杂志等媒体追访。在进军队之时,他已经成为了“明星”。有很多战友问他在中国的经历,比如有个战友,睁大了眼睛问他,“中国人过圣诞节吗?”
他发现这些跟他长得一样的战友其实也不一样。大多数时候,他喜欢安静的,一个人待在一边看书。兵营的生活在林白曦看来很小儿科。“但其他的人散惯了,天天唠叨这个地方真没意思,管得太严了。我是从中国过去的,一点也不觉得,只感觉很轻松。”
从中国的集体环境,转换到芬兰的集体环境。这样的经历实际上给林的心理一些缓冲,“如果直接进入社会,会更艰难。”他很感谢这段军队之旅。
以外来者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家乡,若干年后,林白曦说起两个地方人们的差别已经洞若观火:北欧每个人我行我素,团队意识不强。在中国人情味更重,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好朋友呼啦一下就来了。但外国是井水不犯河水,人如果不是特别熟,距离比较大。“在芬兰结识一个朋友特别不容易,但是你真正交了一个朋友,可以完全信任他一辈子。”他也当过芬兰朋友的伴郎。
他认为,中国比北欧人要灵活得多。“中国人说‘不’的话,你不要介意,要等到他说是。因为很多事情总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找出解决方法。中国人比较折中。但是北欧人说话做事钉是钉铆是铆,有时就没有回旋余地。”
林说,“我不太欣赏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这是和稀泥的个性。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时候做事情就是这样,为双方的观点找到共同点,尤其是跟人交往时。”
重新定居中国
在林白曦的履历上,有一条是这样介绍的,1975年9月,作为开通中国航线的未来负责人加入芬兰航空。这年,他不过22岁。他说,其实不是什么未来负责人,只是加入了芬航。当时芬航很乐观,觉得两三年后就能在中国开通航线。没想到一等就等了12年。“当时主要问题还是前苏联,要经过前苏联领空,不让飞。”
但实际上,林白曦并没有因此停止和中国的交集,自此,他开始了另一段中国之旅。1975年之后,他每年都会来中国考察,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上世纪80年代,他见到过诗人艾青,见过计委负责人,去过四川盆地、长江边的武汉,还去了兵马俑发掘现场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他承认,以前了解的中国太狭隘。
以前,哪怕去趟承德,都要得到公安机关的许可。再以后来中国时,他去了很多地方,只不过,他仍然难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一次,他和妻子去河南洛阳看戏,坐在第一排。台上正是精彩纷呈,结果人们都不看戏,“死盯着我们看。”去西安,他刚取出一个长焦镜头,对准了钟楼还没照完,就发现自己周围站满了人,“看猴呢”。最后,赶来的警察驱散了他周围的人群。那时候,在中国内陆城市看到一个外国人,是新奇的事情。
他印象中,改革开放兴起后的1981年,他看到的重庆,仍然是一座一入夜就漆黑的山城。他确实没有想到中国发展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1987年,他34岁,终于被芬航总部派来北京筹备办事处,又一次在北京定居下来。欧洲当时飞往北京的航班要经过中东中转,单程16个小时。芬航要开辟从北京直达欧洲的航班,只需8个小时。这是个创举。
他带着一个秘书就开始了工作。
中国的生意
那时,一般的外国公司在北京都在酒店办公。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在中国积累的资源和他中西合璧的思维方式帮助他做出了新的判断。
他偶然知道国际大厦有一套两居室正要往外租。他并没有直接去谈租房,而是跟芬兰大使打了电话,“劳您大驾,能不能带我拜访一下中信的领导。我们想租他们的房子。”国际大厦隶属中信旗下。就这样,林白曦如愿早早就搬入了写字楼。
不过,民航局的飞行许可始终没有下来。在备忘录中,1988年的6月份芬航要开航,但是中方随后又传来要推迟开航的消息。事实上,芬航的飞机如期从芬兰起飞,飞机首航当日,民航总局的飞行许可证才下发给芬航。林白曦坦言是冒着政策风险在推动这件事。
开航伊始,中国旅客不到5%。只有芬兰企业的中国雇员坐芬航的飞机。他们的乘客主要是外国人。开航第一年,每周四,芬航在中国日报刊登一个广告,结果很多原定其他航空公司的客人打电话去芬航,要求转签到芬航周五的航班。
这些外国人不会自己去民航局改签,芬航就替客户去办理手续,有时人手不够,林白曦就亲自去民航局排队改签。“求爷爷告奶奶,如果有工作人员说不行,我们也只能忍着,不能吵。”
为了争夺更多的客户,林白曦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临时雇佣了一个法国人,搜集了法国人在京名单。他把这些人请去中国大饭店,举行了一个晚餐会。他还请来了芬航在法国的销售,请他用法语在台上沟通。很快,一些在京的法国人成为了芬航的客户。
过后,法航的经理打电话来,很不高兴地问林白曦,你们怎么能这么做?林回答说,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所有在京芬兰人的名单给你,你可以邀请他们参加你们的活动。
林白曦坦言,刚开航时,就是“到处去争客户”。他说,他的个性就是认定了事情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成年后的林白曦在中国依然遇到了考验,这种考验和事业联系在一起。2003年初,一种来势迅猛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就在中国民间被谈论。当年4月,官方正式承认中国正面临着SARS传染病的威胁。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尽可能待在家里,避开疾病。
林白曦感到事态严重,立刻给上司打电话,说中国航线不太看好,做好准备。但另一方面,他坚持当年9月开通上海飞芬兰的航班计划不变。
“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没得说,只要下了决心。风险在于这样的局面会持续多久。”趁别人休息的工夫,他飞往上海筹备办事处选拔空乘,看到到处“全副武装”的人,他却坚持走到哪里都不戴口罩。“人的命天注定。”他想。
SARS发生后,芬航面临着航线的亏损。当年6月,芬航中国航班几乎是空着飞行。但是,7月初,如他所料,中国政府的控制力显示出了结果,病情基本被控制,所有航班都逐渐恢复,客户数量突然井喷,从7月开始一直订到12月份的座位。而上海航线的开通也如原计划执行得刚好。中国已经成为给芬航带来利润最多的海外市场。
未来两年,芬航的目标是做到欧亚航空线上的第三大航空公司。“现在是第五名,早年芬航的难题是如何寻找乘客,现在的难题是在旺季时如何为众多乘客找到一个位子。90%以上的本地销售的乘客变成了中国人。”
由于他在芬兰航空的杰出表现,2005年12月6日(芬兰独立日),芬兰总统授予他骑士称号。
现在,作为芬兰航空中国首席代表,天命之年的他已经把具体业务下放给下属,自己只是总体把握。他自嘲已经不像前几年一样,周末还来办公室加班,“没有我地球一样转。”
闲暇时,他不太喜欢听中国相声,也不爱看京剧。不过他的爱好依然和中国有关,他对中国的清朝、民国史感兴趣,喜欢钻研中国古代官服图案上的秘密。
中国从根上,没什么变化。这是他研究的结论。
芬航中国首席代表林白曦办公室里挂着这样一幅画。一个身着蓝旗袍的中国女子,头上烫着大花,手臂上挽着橘色的丝巾。她背后是一架飞机。
“这大概是中国当时的空乘人员形象了。”林白曦仔细地端详着画,问记者,“你知道这是哪个年代吗?”
“伪满洲国时期,年号康德,东北。” 他自问自答。
语速快,地道的北京口音,不看他的长相,你很难相信眼前说话的是一个外国人。
“我是谁”
林白曦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有个弟弟叫林蓝晨。白、蓝是芬兰国旗的颜色,晨曦合起来就是早上的太阳。他如此对《中国周刊》记者讲述他名字的秘密。
见到记者的前一天,他刚结束了几个星期的休假。中国朋友的电话立马追来。“发小打来的,说我很久没见他们了。要给我做做思想工作。”他打趣道。
三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那是1956年。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大部分时间的经历都和中国有关。就像他同时代的中国人,说起中国的早期经历,更是一场黑白电影。
他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所幸,并没有受到什么罪。他们家可以从友谊商店买牛奶、肉类。家里有保姆做中餐,生活比一般中国人强得多。
但这不意味着他快乐。在随即而来的特殊年代,老师提醒班级里的同学,少跟他接触。因为他是外国人,有“政治问题”。
后来他发现,跟他仍有来往的,“是不听老师话的人,多半是有点儿问题的,不是标准的好孩子。”
他时刻感到自己的特殊。别人上山下乡去了,分到工厂工作了,林白曦则在家属院里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胆小,我不惹事,也就没人惹我。”
虽然林白曦谨慎、敏感,但有时麻烦还是会找上门来。1972年冬天,他和几个哥们儿去王府井下馆子。那里是一家广州菜餐厅。吃完,他先推门出去,骑上自行车回家了。不料,他的哥们儿一出门就被公安堵住了,询问了半天,被疑“里通外国”。
最后,找到林白曦家那片片警,了解了他的身份,才为他几个朋友洗刷了罪名,结果被训斥为“大吃大喝”。
当然,他儿时在北京的回忆也有快乐的。在北京冬天的后海冰面上,也有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林白曦。“戴着厚厚的大帽子,大口罩,只露出两个眼睛来,根本看不出来我是外国人。”
“年轻时我是愤青”,他拿手比划了一下,“留着一头长发。”
这样的形象,和任何一个国家不羁的、叛逆的青年人没有两样。但是内心,他常为一个问题疑惑,“我是谁?”
“五几年人家说我是苏联人,六几年说我是阿尔巴尼亚人,七几年说我是美国人,我到底什么都不是。”
说起往事,林白曦已经云淡风轻。他说,现在,那个广州酒家已经被拆了,变成“Dynasty天伦王朝酒店”。
回到芬兰的“明星”
21岁时,他回到芬兰,按照芬兰的法律开始服兵役。
芬兰通讯社特此发了一条消息。听说从中国来了一个芬兰人,林白曦开始被报纸、杂志等媒体追访。在进军队之时,他已经成为了“明星”。有很多战友问他在中国的经历,比如有个战友,睁大了眼睛问他,“中国人过圣诞节吗?”
他发现这些跟他长得一样的战友其实也不一样。大多数时候,他喜欢安静的,一个人待在一边看书。兵营的生活在林白曦看来很小儿科。“但其他的人散惯了,天天唠叨这个地方真没意思,管得太严了。我是从中国过去的,一点也不觉得,只感觉很轻松。”
从中国的集体环境,转换到芬兰的集体环境。这样的经历实际上给林的心理一些缓冲,“如果直接进入社会,会更艰难。”他很感谢这段军队之旅。
以外来者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家乡,若干年后,林白曦说起两个地方人们的差别已经洞若观火:北欧每个人我行我素,团队意识不强。在中国人情味更重,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好朋友呼啦一下就来了。但外国是井水不犯河水,人如果不是特别熟,距离比较大。“在芬兰结识一个朋友特别不容易,但是你真正交了一个朋友,可以完全信任他一辈子。”他也当过芬兰朋友的伴郎。
他认为,中国比北欧人要灵活得多。“中国人说‘不’的话,你不要介意,要等到他说是。因为很多事情总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找出解决方法。中国人比较折中。但是北欧人说话做事钉是钉铆是铆,有时就没有回旋余地。”
林说,“我不太欣赏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这是和稀泥的个性。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时候做事情就是这样,为双方的观点找到共同点,尤其是跟人交往时。”
重新定居中国
在林白曦的履历上,有一条是这样介绍的,1975年9月,作为开通中国航线的未来负责人加入芬兰航空。这年,他不过22岁。他说,其实不是什么未来负责人,只是加入了芬航。当时芬航很乐观,觉得两三年后就能在中国开通航线。没想到一等就等了12年。“当时主要问题还是前苏联,要经过前苏联领空,不让飞。”
但实际上,林白曦并没有因此停止和中国的交集,自此,他开始了另一段中国之旅。1975年之后,他每年都会来中国考察,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上世纪80年代,他见到过诗人艾青,见过计委负责人,去过四川盆地、长江边的武汉,还去了兵马俑发掘现场和上海的十里洋场。他承认,以前了解的中国太狭隘。
以前,哪怕去趟承德,都要得到公安机关的许可。再以后来中国时,他去了很多地方,只不过,他仍然难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一次,他和妻子去河南洛阳看戏,坐在第一排。台上正是精彩纷呈,结果人们都不看戏,“死盯着我们看。”去西安,他刚取出一个长焦镜头,对准了钟楼还没照完,就发现自己周围站满了人,“看猴呢”。最后,赶来的警察驱散了他周围的人群。那时候,在中国内陆城市看到一个外国人,是新奇的事情。
他印象中,改革开放兴起后的1981年,他看到的重庆,仍然是一座一入夜就漆黑的山城。他确实没有想到中国发展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
1987年,他34岁,终于被芬航总部派来北京筹备办事处,又一次在北京定居下来。欧洲当时飞往北京的航班要经过中东中转,单程16个小时。芬航要开辟从北京直达欧洲的航班,只需8个小时。这是个创举。
他带着一个秘书就开始了工作。
中国的生意
那时,一般的外国公司在北京都在酒店办公。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在中国积累的资源和他中西合璧的思维方式帮助他做出了新的判断。
他偶然知道国际大厦有一套两居室正要往外租。他并没有直接去谈租房,而是跟芬兰大使打了电话,“劳您大驾,能不能带我拜访一下中信的领导。我们想租他们的房子。”国际大厦隶属中信旗下。就这样,林白曦如愿早早就搬入了写字楼。
不过,民航局的飞行许可始终没有下来。在备忘录中,1988年的6月份芬航要开航,但是中方随后又传来要推迟开航的消息。事实上,芬航的飞机如期从芬兰起飞,飞机首航当日,民航总局的飞行许可证才下发给芬航。林白曦坦言是冒着政策风险在推动这件事。
开航伊始,中国旅客不到5%。只有芬兰企业的中国雇员坐芬航的飞机。他们的乘客主要是外国人。开航第一年,每周四,芬航在中国日报刊登一个广告,结果很多原定其他航空公司的客人打电话去芬航,要求转签到芬航周五的航班。
这些外国人不会自己去民航局改签,芬航就替客户去办理手续,有时人手不够,林白曦就亲自去民航局排队改签。“求爷爷告奶奶,如果有工作人员说不行,我们也只能忍着,不能吵。”
为了争夺更多的客户,林白曦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临时雇佣了一个法国人,搜集了法国人在京名单。他把这些人请去中国大饭店,举行了一个晚餐会。他还请来了芬航在法国的销售,请他用法语在台上沟通。很快,一些在京的法国人成为了芬航的客户。
过后,法航的经理打电话来,很不高兴地问林白曦,你们怎么能这么做?林回答说,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所有在京芬兰人的名单给你,你可以邀请他们参加你们的活动。
林白曦坦言,刚开航时,就是“到处去争客户”。他说,他的个性就是认定了事情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成年后的林白曦在中国依然遇到了考验,这种考验和事业联系在一起。2003年初,一种来势迅猛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就在中国民间被谈论。当年4月,官方正式承认中国正面临着SARS传染病的威胁。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人们尽可能待在家里,避开疾病。
林白曦感到事态严重,立刻给上司打电话,说中国航线不太看好,做好准备。但另一方面,他坚持当年9月开通上海飞芬兰的航班计划不变。
“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没得说,只要下了决心。风险在于这样的局面会持续多久。”趁别人休息的工夫,他飞往上海筹备办事处选拔空乘,看到到处“全副武装”的人,他却坚持走到哪里都不戴口罩。“人的命天注定。”他想。
SARS发生后,芬航面临着航线的亏损。当年6月,芬航中国航班几乎是空着飞行。但是,7月初,如他所料,中国政府的控制力显示出了结果,病情基本被控制,所有航班都逐渐恢复,客户数量突然井喷,从7月开始一直订到12月份的座位。而上海航线的开通也如原计划执行得刚好。中国已经成为给芬航带来利润最多的海外市场。
未来两年,芬航的目标是做到欧亚航空线上的第三大航空公司。“现在是第五名,早年芬航的难题是如何寻找乘客,现在的难题是在旺季时如何为众多乘客找到一个位子。90%以上的本地销售的乘客变成了中国人。”
由于他在芬兰航空的杰出表现,2005年12月6日(芬兰独立日),芬兰总统授予他骑士称号。
现在,作为芬兰航空中国首席代表,天命之年的他已经把具体业务下放给下属,自己只是总体把握。他自嘲已经不像前几年一样,周末还来办公室加班,“没有我地球一样转。”
闲暇时,他不太喜欢听中国相声,也不爱看京剧。不过他的爱好依然和中国有关,他对中国的清朝、民国史感兴趣,喜欢钻研中国古代官服图案上的秘密。
中国从根上,没什么变化。这是他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