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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首名为《石渚》的诗出自晚唐诗人李群玉之手，诗名“石渚”是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叶，盛于晚唐，衰落于五代。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常见的多是诗词和谚语，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具有商业广告题材性质的文字。
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在瓷上书写含有商业广告题材文字的器型主要有壶、碟、碗、印模及擂具等，文字内容不尽相同，主要分为作坊名、对其产品的赞美、瓷器价格以及为其他相关产品所做的广告等，这其中以作坊名和为其他相关产品所做的广告居多。
烧窑须署名
作坊名是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题材最多的一类。起初是作为官府作坊“物勒工名”的管理手段，后来被长沙窑工匠转变为商业广告品牌或商标。
“物勒工名”是古代官府作坊的重要管理手段，即规定工匠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产品上，以便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吕氏春秋》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一制度为后世所沿用。《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而在商品上刻上作坊主的姓氏，则有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意味，旨在宣传本作坊，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
瓷器上的物勒工名最早出现于东吴，如1955年南京赵土岗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在其一侧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从墓主身份及铭文格式看，此物勒工名应该不具有商业性质。长沙窑瓷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勒工匠姓氏的情况，以与其他作坊相区别。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中，有数件瓷器上或书或刻有作坊主姓氏的文字，比如“何”字款贴狮壶，在其流及两系下均贴有狮纹，其中流下方的狮纹正中有一“何”字，可见此壶为何家作坊所制。该馆还藏有一件溜肩执壶，腹部以浓墨重彩书写“年家”二字，可证明此壶为年家作坊所制。除此之外，长沙市博物馆还收藏着刻有作坊主姓氏的印模和擂具，比如“成”字款印模、“刘”字款印模、“郭家”字样擂具及“杨”字款擂具等，这些文字清晰明了地告诉人们它们来自于哪家作坊。除此之外，湖南省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等文物收藏机构和个人也收藏着类似的器物。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张”字款贴花壶，在流及两系下方分别贴有一坐狮和两串椰枣纹，椰枣纹正中有一楷体“张”字，坐狮图案的中部也有“张”字，只是字体没有椰枣纹上的工整，可见此壶为张家作坊制造。无独有偶，扬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贴花壶中，流下所贴的狮纹中也有一“张”字款识，而且笔法与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几乎相同，花纹图案也一样，可知此“张”与彼“张”实属一人，为同一张家作坊所制。私人还收藏有书写“龙”及“龙亭”字样的瓷碟。此外，还有瓷壶曲柄上模印“赵家注子”及“张注子”等字样的。
诸如此类的商家号或作坊号，实际上都是为其产品所作的广告。作坊号的标注，标明作坊对其产品质量的责任及保证，借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这也表明长沙窑各作坊虽有竞争，但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以作坊的信誉和产品的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只刻写工匠及作坊主姓氏，不书名字，说明只是为了区分同一窑场中不同作坊的产品。
产品得赞美
在长沙窑上，对其产品的赞美也是广告的内容之一。由于长沙窑各作坊之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因此有些作坊为了争取客户，便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夸张性的宣传，进而扩大销售。而一旦一家作坊开始了宣传，其余作坊便会跟着效仿。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有书题“绝上”的瓷壶，但是从胎釉、造型看，其质量在长沙窑瓷中只能算一般。相同内容的瓷壶也出现在湖南省博物馆。从制作工艺和书写的用笔分析看，这几件“绝上”壶不是一家作坊的产品，应该是一家作坊首先这样自夸，然后其他作坊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故而竞相效尤。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小口壶上，在朝鲜半岛出土、现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两件青釉褐彩贴花瓷壶上，分别题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和“卞家小口天下第一”，从中可见两家在同一产品上的激烈竞争。另有在器物上模印“龙上”、“张上”及“冯上”字样的，这些都是以“上”标示产品质量之好。还有一件收藏在华菱石渚博物馆的瓷碟，其内底书写有“鱼榇子好”字样的广告铭，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其所生产的瓷碟非常好。除此之外，还有在一件瓷壶上既标注有作坊主姓氏，又书有“好”、“上”字样，该件瓷壶在其流下方以褐彩书写“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九字。另外，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有一件碗书有“湖南省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标榜樊家“盂子”之“有名”。
从这些广告语看，长沙窑的作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产品分工，每个商家往往以某种产品为主打，作坊主对自己产品的宣传广告也往往具体到某种产品。同样，如果某商家以题诗、绘画的装饰手法来促销产品，其他同类产品的作坊自然会快速跟进，这就是长沙窑彩瓷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
营销要丰富
将价格直接标注在器物上也是长沙窑的特色之一。长沙窑工匠将价格标注在瓷器之上，一方面能给买者很直观的感受，不用再去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国内其他窑场之间竞争的需要。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瓷壶分别题写“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计伍文”。湖南省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油瓶 伍文”盤口壶。从这几件壶可见，“五文”是当时壶的普遍定价。
此外，长沙窑也为相关产品做广告，以“借船出海”的手法推销产品。其中以酒的广告最多，如“春酒”、“春美”、“国士饮”、“美春酒”、“美酒”、“官酒”、“好酒无深巷”、“春酒美深巷”、“春酒无深巷”、“进余美春酒”、“盛饮春酒”、“浮花泛蚁”、“奇绝好美春”、“今春乏酒财”等，这些广告只是简单地推销春酒，并没有直接点名是哪家。除了这些外，还有数件标注有酒家的广告，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釉褐彩瓷壶，在其流下方以褐彩书写“陈家美春酒”五字。相类似的还有“钟陵美春，请尝知味”、“姜春珍卓，请尝知味”等。这类产品可能为酒家所订烧，所书广告内容应是酒家所提供。 长沙窑瓷不仅大量地将商业广告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公益广告也是其较为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只是商业广告更多地反映了长沙窑是一座以销售为目的的窑场，因此才需要紧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而不断推出新的营销手段。纵观长沙窑瓷上的商业广告题材，可知这种现象是唐代商品经济发展、长沙窑内部及各个窑场之间外部竞争、涉商诗歌大发展以及酒肆等商业个体所挂招牌相互影响的结果。
竞争看新秀
考量长沙窑背后的时代背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水路交通四通八达，疏通了“丝绸之路”，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最早的纸印报纸，突破了市区不准交易的禁令，坊坊之间出现了商铺，城市出现了“夜市”，农村则出现了草市和集市。交通的便利、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各地商品贸易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大量出现，都为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优越的市场环境，商品贸易逐渐打破了地区阻隔和行业限制，全国各地的市场进一步连成一个松散的整体，商品广告的生存空间和流传地区也就更加广阔。此外，商品种类繁多，各地之间商品交流日趋活跃，也是这一时期商品广告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沙窑工采取商业广告题材做装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而就本身而言，长沙窑作为一座完全依托于市场的窑场，必然比其他窑场更多地受制于市场竞争的法则。当时长沙窑作坊主要面临的竞争是双重的，一是来自外部的竞争，即长沙窑与其他名窑的竞争，首先面临的是邻近的岳州窑的竞争。作为新兴的窑场，长沙窑在与其他窑场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唐后期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都市——扬州，是长沙窑产品的集散地，也是全国各大名窑产品的集散地。长沙窑产品要在扬州集散，必受到越窑、洪州窑、寿州窑、邢窑等老牌名窑的夹击。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窑欲求得生存，自然要在产品制作上另辟蹊径，并且在营销策略上下点功夫。长沙窑的第二种竞争则来自于窑区内各个作坊之间的竞争。由于长沙窑各个作坊之间产品的造型和装饰手法都存在着较多相同之处，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其竞争异常激烈。也正是由于内外竞争的需要，长沙窑工才会在其产品上大量运用商业广告题材。
除了经济的影响，长沙窑上的商业广告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密不可分。唐诗属于文学范畴，商业属于经济范畴。二者看似独立，但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文学与商业逐渐产生了交集，从而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商业文学。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商人队伍的崛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把握时代脉搏的文人自然而然把眼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在文学中开始大量表现当时商人的生活以及相关的经济现象。通检《全唐诗》（包括今人新编的《全唐诗补编》），唐代商贾诗共有196首。虽然就唐诗整体而言，表现商人的诗歌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是就这类题材诗歌本身的数量而言，已大大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唐代涉商诗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将商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对商人有了直观的感受，顺便也对商人们如何经商有了一个初步了解。而将诗歌做主要装饰题材的长沙窑工匠们更是受到了此类诗歌的影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他们身上商业味更浓。当他们仔细研究揣摩了此类诗歌之后，便会对商家的营销手段很是感兴趣，这就包括商家如何将广告运用到销售中。
另外，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城市和乡村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酒肆等商业个体，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客户，一些酒肆就在自己店子外高高悬挂着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酒旗，相当于广告。此法古已有之，《韩非子》云：“宋人酷酒，悬帜甚高。”这里的“帜”就是指酒旗，即“招子”。由此可知，最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酒旗。酒旗在古时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招牌、灯箱或霓虹灯之类。商家在酒旗上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屋顶房前，或干脆另立一根望杆，让酒旗随风飘展，招徕顾客。这种现象对于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长沙窑工来说，肯定是一种极其有利的营销手段。他们将这种“招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而一些酒家也利用长沙窑瓷这一载体，将自己的酒肆广而告之。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佳的销售策略，正好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进而在与国内其他名窑以及内部作坊之间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各个窑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新秀的长沙窑要想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必须拥有一定量的“杀手锏”，这其中除了独具特色的釉下多彩及丰富多样的装饰手法外，积极猎取社会、经济等诸多现象也是长沙窑能够迅速“接地气”的原因之一。当长沙窑将商业广告题材运用到装饰中后，伴随着长沙窑瓷的不断扩大，商业广告也随之迅速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两者关系。
唐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狮纹瓷壶
高23.3厘米，口径13厘米，腹径16.4厘米。喇叭口，直颈，筒形腹，平底，肩部置八棱形短流，条形曲柄，两侧置对称双系，流下贴模印坐狮，其中间部位饰有“何”字。双系下同样贴模印坐狮，三面纹饰均覆盖叶形褐彩斑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年家”瓷壶
高9.3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6.3厘米。喇叭口，溜肩圆腹，短流，柄残，平底假圈足，口沿有四处褐绿点彩，流两侧分别以褐绿彩题写“年”和“家”字，流下则以褐绿彩绘花叶。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成”字陶印模
长5.3厘米，宽5.3厘米，厚3.9厘米。印模正面四边以四条凸弦纹组成，内部阳刻有“成”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刘”字贴花陶范
长9厘米，宽4.7厘米，厚2.5厘米。陶范正面凹刻花卉纹，背面则刻有“刘”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杨”字瓷擂具
高13.1厘米，口径5.9厘米。擂具顶端为半球形，中下端呈圆柱形状。中上部有多重凹弦纹，近中部位置有轮制痕迹，且上刻有一“杨”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郭”、“大中三年”圆柱形陶擂具
高12.6厘米，口径7.5厘米。擂具整体呈圆柱形，顶部凸出。擂具近下方有一圆孔，圆孔一侧刻“郭”字，另一侧刻“大中三年”四字，此年号直接标注了擂具的生产时间。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绝上”瓷壶
残高15厘米，底径10.9厘米。口、颈、柄部残，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以褐彩题写“绝上”二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石渚”瓷碗
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口沿微撇，浅腹，平底假圈足。口沿对称四方饰褐色斑块，碗心用绿彩行书书写“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十四字。此一题记，有力证明了“黑石号”沉船中5萬多件同类产品的产地。“黑石号”沉船出。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人生一世”瓷壶
高17.9厘米，底径10.2厘米。口、颈残，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以褐彩题写“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计伍文”十一字，“计伍文”，明码标价。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有钱水亦热”瓷壶
残高12.5厘米，底径10.3厘米。口、颈、柄残，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写“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十二字，注“五文”，标明此壶价值五文。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盛饮春酒”瓷壶
高17.7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5厘米。喇叭口，长颈，曲柄，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用褐彩题写“盛饮春酒”四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叶，盛于晚唐，衰落于五代。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常见的多是诗词和谚语，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具有商业广告题材性质的文字。
根据已公布的长沙窑瓷来看，在瓷上书写含有商业广告题材文字的器型主要有壶、碟、碗、印模及擂具等，文字内容不尽相同，主要分为作坊名、对其产品的赞美、瓷器价格以及为其他相关产品所做的广告等，这其中以作坊名和为其他相关产品所做的广告居多。
烧窑须署名
作坊名是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题材最多的一类。起初是作为官府作坊“物勒工名”的管理手段，后来被长沙窑工匠转变为商业广告品牌或商标。
“物勒工名”是古代官府作坊的重要管理手段，即规定工匠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产品上，以便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吕氏春秋》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一制度为后世所沿用。《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而在商品上刻上作坊主的姓氏，则有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意味，旨在宣传本作坊，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
瓷器上的物勒工名最早出现于东吴，如1955年南京赵土岗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在其一侧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从墓主身份及铭文格式看，此物勒工名应该不具有商业性质。长沙窑瓷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勒工匠姓氏的情况，以与其他作坊相区别。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中，有数件瓷器上或书或刻有作坊主姓氏的文字，比如“何”字款贴狮壶，在其流及两系下均贴有狮纹，其中流下方的狮纹正中有一“何”字，可见此壶为何家作坊所制。该馆还藏有一件溜肩执壶，腹部以浓墨重彩书写“年家”二字，可证明此壶为年家作坊所制。除此之外，长沙市博物馆还收藏着刻有作坊主姓氏的印模和擂具，比如“成”字款印模、“刘”字款印模、“郭家”字样擂具及“杨”字款擂具等，这些文字清晰明了地告诉人们它们来自于哪家作坊。除此之外，湖南省博物馆、扬州市博物馆等文物收藏机构和个人也收藏着类似的器物。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张”字款贴花壶，在流及两系下方分别贴有一坐狮和两串椰枣纹，椰枣纹正中有一楷体“张”字，坐狮图案的中部也有“张”字，只是字体没有椰枣纹上的工整，可见此壶为张家作坊制造。无独有偶，扬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贴花壶中，流下所贴的狮纹中也有一“张”字款识，而且笔法与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几乎相同，花纹图案也一样，可知此“张”与彼“张”实属一人，为同一张家作坊所制。私人还收藏有书写“龙”及“龙亭”字样的瓷碟。此外，还有瓷壶曲柄上模印“赵家注子”及“张注子”等字样的。
诸如此类的商家号或作坊号，实际上都是为其产品所作的广告。作坊号的标注，标明作坊对其产品质量的责任及保证，借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这也表明长沙窑各作坊虽有竞争，但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以作坊的信誉和产品的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只刻写工匠及作坊主姓氏，不书名字，说明只是为了区分同一窑场中不同作坊的产品。
产品得赞美
在长沙窑上，对其产品的赞美也是广告的内容之一。由于长沙窑各作坊之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因此有些作坊为了争取客户，便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夸张性的宣传，进而扩大销售。而一旦一家作坊开始了宣传，其余作坊便会跟着效仿。
长沙市博物馆收藏有书题“绝上”的瓷壶，但是从胎釉、造型看，其质量在长沙窑瓷中只能算一般。相同内容的瓷壶也出现在湖南省博物馆。从制作工艺和书写的用笔分析看，这几件“绝上”壶不是一家作坊的产品，应该是一家作坊首先这样自夸，然后其他作坊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故而竞相效尤。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小口壶上，在朝鲜半岛出土、现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两件青釉褐彩贴花瓷壶上，分别题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和“卞家小口天下第一”，从中可见两家在同一产品上的激烈竞争。另有在器物上模印“龙上”、“张上”及“冯上”字样的，这些都是以“上”标示产品质量之好。还有一件收藏在华菱石渚博物馆的瓷碟，其内底书写有“鱼榇子好”字样的广告铭，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其所生产的瓷碟非常好。除此之外，还有在一件瓷壶上既标注有作坊主姓氏，又书有“好”、“上”字样，该件瓷壶在其流下方以褐彩书写“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九字。另外，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有一件碗书有“湖南省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标榜樊家“盂子”之“有名”。
从这些广告语看，长沙窑的作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产品分工，每个商家往往以某种产品为主打，作坊主对自己产品的宣传广告也往往具体到某种产品。同样，如果某商家以题诗、绘画的装饰手法来促销产品，其他同类产品的作坊自然会快速跟进，这就是长沙窑彩瓷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
营销要丰富
将价格直接标注在器物上也是长沙窑的特色之一。长沙窑工匠将价格标注在瓷器之上，一方面能给买者很直观的感受，不用再去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和国内其他窑场之间竞争的需要。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瓷壶分别题写“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计伍文”。湖南省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油瓶 伍文”盤口壶。从这几件壶可见，“五文”是当时壶的普遍定价。
此外，长沙窑也为相关产品做广告，以“借船出海”的手法推销产品。其中以酒的广告最多，如“春酒”、“春美”、“国士饮”、“美春酒”、“美酒”、“官酒”、“好酒无深巷”、“春酒美深巷”、“春酒无深巷”、“进余美春酒”、“盛饮春酒”、“浮花泛蚁”、“奇绝好美春”、“今春乏酒财”等，这些广告只是简单地推销春酒，并没有直接点名是哪家。除了这些外，还有数件标注有酒家的广告，如长沙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釉褐彩瓷壶，在其流下方以褐彩书写“陈家美春酒”五字。相类似的还有“钟陵美春，请尝知味”、“姜春珍卓，请尝知味”等。这类产品可能为酒家所订烧，所书广告内容应是酒家所提供。 长沙窑瓷不仅大量地将商业广告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公益广告也是其较为常见的装饰题材之一，只是商业广告更多地反映了长沙窑是一座以销售为目的的窑场，因此才需要紧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而不断推出新的营销手段。纵观长沙窑瓷上的商业广告题材，可知这种现象是唐代商品经济发展、长沙窑内部及各个窑场之间外部竞争、涉商诗歌大发展以及酒肆等商业个体所挂招牌相互影响的结果。
竞争看新秀
考量长沙窑背后的时代背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水路交通四通八达，疏通了“丝绸之路”，经济空前繁荣，出现了最早的纸印报纸，突破了市区不准交易的禁令，坊坊之间出现了商铺，城市出现了“夜市”，农村则出现了草市和集市。交通的便利、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各地商品贸易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大量出现，都为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商品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优越的市场环境，商品贸易逐渐打破了地区阻隔和行业限制，全国各地的市场进一步连成一个松散的整体，商品广告的生存空间和流传地区也就更加广阔。此外，商品种类繁多，各地之间商品交流日趋活跃，也是这一时期商品广告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沙窑工采取商业广告题材做装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而就本身而言，长沙窑作为一座完全依托于市场的窑场，必然比其他窑场更多地受制于市场竞争的法则。当时长沙窑作坊主要面临的竞争是双重的，一是来自外部的竞争，即长沙窑与其他名窑的竞争，首先面临的是邻近的岳州窑的竞争。作为新兴的窑场，长沙窑在与其他窑场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唐后期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都市——扬州，是长沙窑产品的集散地，也是全国各大名窑产品的集散地。长沙窑产品要在扬州集散，必受到越窑、洪州窑、寿州窑、邢窑等老牌名窑的夹击。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窑欲求得生存，自然要在产品制作上另辟蹊径，并且在营销策略上下点功夫。长沙窑的第二种竞争则来自于窑区内各个作坊之间的竞争。由于长沙窑各个作坊之间产品的造型和装饰手法都存在着较多相同之处，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其竞争异常激烈。也正是由于内外竞争的需要，长沙窑工才会在其产品上大量运用商业广告题材。
除了经济的影响，长沙窑上的商业广告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密不可分。唐诗属于文学范畴，商业属于经济范畴。二者看似独立，但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文学与商业逐渐产生了交集，从而孕育出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商业文学。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壮大、商人队伍的崛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把握时代脉搏的文人自然而然把眼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在文学中开始大量表现当时商人的生活以及相关的经济现象。通检《全唐诗》（包括今人新编的《全唐诗补编》），唐代商贾诗共有196首。虽然就唐诗整体而言，表现商人的诗歌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是就这类题材诗歌本身的数量而言，已大大超过了前代的水平。唐代涉商诗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将商人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们对商人有了直观的感受，顺便也对商人们如何经商有了一个初步了解。而将诗歌做主要装饰题材的长沙窑工匠们更是受到了此类诗歌的影响，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他们身上商业味更浓。当他们仔细研究揣摩了此类诗歌之后，便会对商家的营销手段很是感兴趣，这就包括商家如何将广告运用到销售中。
另外，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城市和乡村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酒肆等商业个体，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客户，一些酒肆就在自己店子外高高悬挂着大小不等、形式各异的酒旗，相当于广告。此法古已有之，《韩非子》云：“宋人酷酒，悬帜甚高。”这里的“帜”就是指酒旗，即“招子”。由此可知，最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酒旗。酒旗在古时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招牌、灯箱或霓虹灯之类。商家在酒旗上署上店家字号，或悬于店铺之上，或挂在屋顶房前，或干脆另立一根望杆，让酒旗随风飘展，招徕顾客。这种现象对于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长沙窑工来说，肯定是一种极其有利的营销手段。他们将这种“招牌”运用到瓷器的装饰上，而一些酒家也利用长沙窑瓷这一载体，将自己的酒肆广而告之。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佳的销售策略，正好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进而在与国内其他名窑以及内部作坊之间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唐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各个窑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新秀的长沙窑要想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必须拥有一定量的“杀手锏”，这其中除了独具特色的釉下多彩及丰富多样的装饰手法外，积极猎取社会、经济等诸多现象也是长沙窑能够迅速“接地气”的原因之一。当长沙窑将商业广告题材运用到装饰中后，伴随着长沙窑瓷的不断扩大，商业广告也随之迅速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两者关系。
唐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狮纹瓷壶
高23.3厘米，口径13厘米，腹径16.4厘米。喇叭口，直颈，筒形腹，平底，肩部置八棱形短流，条形曲柄，两侧置对称双系，流下贴模印坐狮，其中间部位饰有“何”字。双系下同样贴模印坐狮，三面纹饰均覆盖叶形褐彩斑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年家”瓷壶
高9.3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6.3厘米。喇叭口，溜肩圆腹，短流，柄残，平底假圈足，口沿有四处褐绿点彩，流两侧分别以褐绿彩题写“年”和“家”字，流下则以褐绿彩绘花叶。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成”字陶印模
长5.3厘米，宽5.3厘米，厚3.9厘米。印模正面四边以四条凸弦纹组成，内部阳刻有“成”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刘”字贴花陶范
长9厘米，宽4.7厘米，厚2.5厘米。陶范正面凹刻花卉纹，背面则刻有“刘”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杨”字瓷擂具
高13.1厘米，口径5.9厘米。擂具顶端为半球形，中下端呈圆柱形状。中上部有多重凹弦纹，近中部位置有轮制痕迹，且上刻有一“杨”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郭”、“大中三年”圆柱形陶擂具
高12.6厘米，口径7.5厘米。擂具整体呈圆柱形，顶部凸出。擂具近下方有一圆孔，圆孔一侧刻“郭”字，另一侧刻“大中三年”四字，此年号直接标注了擂具的生产时间。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绝上”瓷壶
残高15厘米，底径10.9厘米。口、颈、柄部残，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以褐彩题写“绝上”二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石渚”瓷碗
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口沿微撇，浅腹，平底假圈足。口沿对称四方饰褐色斑块，碗心用绿彩行书书写“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十四字。此一题记，有力证明了“黑石号”沉船中5萬多件同类产品的产地。“黑石号”沉船出。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人生一世”瓷壶
高17.9厘米，底径10.2厘米。口、颈残，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以褐彩题写“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计伍文”十一字，“计伍文”，明码标价。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有钱水亦热”瓷壶
残高12.5厘米，底径10.3厘米。口、颈、柄残，圆腹，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方以褐彩书写“有钱水亦热，无钱火亦寒。五文”十二字，注“五文”，标明此壶价值五文。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唐 长沙窑青釉褐彩“盛饮春酒”瓷壶
高17.7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0.5厘米。喇叭口，长颈，曲柄，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多棱柱短流下用褐彩题写“盛饮春酒”四字。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