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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多年前的VR震撼
左翼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曾经说过，《黑客帝国》是对哲学家的罗夏墨迹测试，随便什么主义都能在其中找到。无论我们用怎样的哲学来解读它，都不能否认一点—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三部曲（Matrix，1999-2003）已经成为了当代科幻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多人将它列入了“烧脑”影片之列。不少烧脑电影其实是在故弄玄虚，但是《黑客帝国》并不是在“装神弄鬼”。在激烈打斗场景背后的不是一部单纯的好莱坞动作片，而是一部涉及科学、哲学与信仰的多维度电影。本文主要聚焦《黑客帝国》的第一部，尝试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影片。在文末会提示一些其他解读的角度，例如信仰与宗教、政治哲学等。
我自己要承认，一九九九年第一次观看《黑客帝国》第一部的时候，“三观”受到了很大的动摇。当时的电影特效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所以在涉及数码世界时，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表现方式—从屏幕上方如瀑布般掉落下来的绿色字符串。这其实是晶体管计算机时代遗留的印象。但自此以后，这样的绿色字符串也成为了数码世界的象征。
在《黑客帝国》的开始，主人公尼欧（Neo）是一个生活大都市里、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白领，他每天的日子周而复始，有点无聊，但是他的另一重身份是黑客，私下会出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但是当尼欧被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墨菲斯（Morpheus）和崔妮蒂（Trinity）解救出来之后，他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某种“幻觉”—超级人工智能已经夺取了对人类的控制权，并制造了巨大的“母体”（Matrix）。在这个母体中，每个人的肉身都被安置在一个个类似胶囊的维生装置之中；尼欧之前感知到的世界，从场景到建筑和城市，都是母体以数码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缩写成VR，有一些港台的翻译更玄妙，称之为“灵境”）。母体中人的后颈部位有一个插孔，插入电缆之后，母体可以将电信号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和脑，让人以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城市中，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母体给人基本营养液，维持他的生存，并让它的精神在母体中和他人进行持续互动。
最近虚拟实境成为了非常热门的话题，很多虚拟实境的游戏和穿戴设备都已经上市。但是在十多年前《黑客帝国》上映的时候，虚拟实境还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采取了一种终极的虚拟实境方式—脑后插管。
虚拟实境的成熟重新提出了古老的哲学问题—世界是真实的吗？甚至可以问，外部世界存在吗？可能这些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每天早上醒过来，睁开眼睛，我知道我自己睡在床上，我要刷牙洗脸、吃早饭，然后要坐车或是坐地铁去某个地方上班。大部分人丝毫不会怀疑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人们“选择”相信，自己会从梦境中醒来。
目前市场上已经可以购买到的虚拟实境设备基本上都是穿戴设备，例如眼镜和头盔等。按照影像专家的说法，一旦解析度超过某个层次，例如4000DPI（每英寸的打印点数）以上，肉眼就分辨不出来真假了。其实虚拟实境技术在军用领域很早就得到了运用，例如在武装直升机上。虚拟实境这几年主要的突破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家用化和娱乐化。未来也可以通过虚拟实境来完成远程手术。但是也有人开始担心虚拟实境和传统情色产业结合，产生出“虚拟性爱”（Virtual Sex）。这可能会对人类的基本生活形式和社会产生影响，例如会导致家庭解体和生育率大幅下降。高科技往往并不是首先用来改善人的生活或者是提高人类整体的福祉，而是极大地扩展和纵容了人的基本欲望。虚拟实境在近期内对人类产生的冲击，可能远远要超过人工智能。
二、从赛博朋克到《黑客帝国》
从文化角度来说，《黑客帝国》这部影片属于赛博朋克（Cyberpunk）的传统。赛博朋克结合了网络技术（cybernetics）与朋克（punk），是当代科幻亚文化中的一种，通常表现的主题是在未来科技尤其是网络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中，人类社会却面临退化、瓦解或崩溃的局面。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和改编自小说《机器人会梦到电子羊吗？》（Philip K. Dick：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都是赛博朋克的著名代表作品。
电影中心好莱坞在美国的加州。加州同时又有硅谷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这样的著名大学，因此，好莱坞的编导具有敏感的触角，能够将技术、文化、哲学思考和电影高度融合，这些触角有时候要早于技术成熟很多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好莱坞电影就开始涉及虚拟实境的主题。例如施瓦辛格主演的《全面回忆》（Total Recall，1990），讲述了记忆移植的过程。而在《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1999）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城市。当男主人公开着车来到了城市的边缘，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块“禁止穿越”的牌子，再往前就是格栅状的空间，也就是虚拟空间的边界。这里要提一下另一部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在该片中也呈现出某种“虚假的”世界：男主人公楚门自幼生活在一个岛上，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换言之，楚门的一生是一场全程直播真人秀节目，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情。在影片的最后，他划着船来到了摄影棚的边缘，发现蓝天白云都是画出来的背景。他独自走上楼梯，打开了一扇门。蓝天白云缺了一个角，他鞠了一个躬，走了出去。可以说，在《楚门的世界》中，所有社会关系和角色都是虚假的，但其物理世界是真实的；但在《异次元骇客》中，物理世界也不是真实的，而是赛博空间。一九九九年还上映了《感官游戏》（eXistenZ，1999），在该片中裘德·洛扮演的男主人公陷入了一个沉浸式的虚拟实境游戏中，无法自拔。
《黑客帝国》三部曲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它非常好地结合了科技、科幻、虚拟实境和之前的赛博朋克，甚至还带有一种宗教情怀，引入了抵抗和解放、救赎和沉溺的哲学观念。当年的沃卓斯基兄弟是《黑客帝国》背后的灵魂人物，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之后还拍摄和制作过《黑客帝国动画版》（The Animatrix，2003）、《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和《云图》（Cloud Atlas，2012）等几部耳熟能详的影片。二○一五年，他们还推出了电视剧《超感八人组》（Sense 8）的第一季，其中能明显感受到东方哲学和宗教的影响，包含了轮回、转世、心灵感应等主题。有电影评论家认为，沃卓斯基兄弟在拍摄《黑客帝国》之前，受到了日本动漫尤其是《攻壳机动队》和EVA的影响。
刚才说过《黑客帝国》中采取了终极的人机结合方式—脑后插管。这里涉及一个虚拟实境的演化路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虚拟实境设备是第一代的，大多是穿戴设备，仅仅能提供视听两种感受；下一代很可能是植入设备。从目前科技产品的趋势可以看到，大家对于拿一个实体设备（例如手机）已经觉得很烦了。以后可能是在你的手臂或耳后皮下植入一块芯片，它具有手机的全部功能。目前这已经引发了所谓“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争论。“trans”就是改变，有了植入设备的人成为了某种变异人、改种人，或彻底的新人、超人。这好比说，我们现在从手机上可以下载很多插件，以此来扩展自己能力，例如地图和导航等。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植入设备来扩展人类的能力，例如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再是可见光的频谱，而是扩展到红外和紫外。但这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这样一种新的人类，在多大意义上还可以被称为是人？假设说我们像加入插件一样，不停地给自己加额外的能力，那么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可以设想，未来的人类不再需要一个肉身。超人类主义还会引发一些伦理和社会问题：会不会因为超人类主义的发展，使得人类本来的阶层分化变得更加严重？有钱人会不会利用这些技术，将金钱直接转化为智力和体力上的优势，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至少在《黑客帝国》中，人还是处在“平等的”受压迫状态中。在脑后插管的情况下，人根本不需要用眼睛看，不需要用鼻子闻，不需要用嘴巴尝。直接有一根电缆，把最基本的电信号传到你的中枢神经和大脑里。可以说，脑后插管是一种终极虚拟实境，也是一种终极的奴役。所以当尼欧刚刚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他不能看强光，浑身肌肉萎缩，就像一个长期瘫痪在病床上的人一样。因为在那个维生胶囊里面，他根本不需要动自己的身体，所有机能都是完全退化的。这种虚拟实境提出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对外界的任何认知，在原则上可以不需要通过感受器官，即不需要通过我们的眼、耳、口、鼻、皮肤来获得，而仅仅是大脑皮层上触发的电信号。
三、钵中之脑
这在哲学上会引出一个问题，即“钵中之脑”（Brain in a Vat），又称缸中之脑。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实验，是美国当代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提出来的。一九八一年，他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如下的假设：
假设一个人（你可以设想这正是阁下本人）被一位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此人的大脑（阁下的大脑）被从身体上截下并放入一个营养钵，以使之存活。神经末梢同一台超科学的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计算机使得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人群、物体、天空等等似乎都存在着，但实际上此人（即阁下）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从那台计算机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的结果。这台计算机十分聪明，此人若要抬起手来，计算机发出的反馈就会使他看到并“感到”手正在被抬起。不仅如此，那位邪恶的科学家还可以通过变换程序使得受害者“经验到”（即幻觉到）这个邪恶的科学家所希望的任何的情景或是环境。他还可以消除脑手术的痕迹，从而该受害者将觉得自己是一直处于这种环境的。这位受害者甚至还会以为他正坐着读书，读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趣但荒唐至极的假定：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把人脑从人体上截下来并放入营养钵中使之存活。神经末梢据说接上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它使这个大脑主人具有如此这般的幻觉……
各位读者，你怎么能够知道或证明，你自己现在不是这样一个钵中之脑呢？
在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点：人们经常将钵中之脑和梦境进行类比。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致。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道考题：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甚至构建了一个多层梦境的场景。该片设定，主人公可以用陀螺停下作为真实场景的判定标准—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根据每个人的直接经验，我们只有在梦醒之后（也就是非梦的状态），才能明白之前处于梦境之中。换言之，要有意义地回答“你现在是不是在做梦”这个问题，必须要预设你有能力区分梦境和现实—换言之，要有意义地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必须预设人是可能从梦境中醒来的。但是，在钵中之脑的设定中，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只有当那个邪恶的科学家拔掉了连接钵中之脑的电线，或者关掉了那台超级计算机，一切外部环境的感觉素材才会消失，这时大脑会出现类似“断片”或“晕厥”的感受。反过来说，如果钵中之脑的外部条件不变，它就不会直接感受到自己处于钵中之脑的状态；虽然它可以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是不是一个钵中之脑，但很有可能这也是邪恶的科学家故意让它获得的念头。但“我”缺乏任何直接经验来判断“我”是不是一个钵中之脑。“我”仿佛进入了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梦境。“我”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四、笛卡尔的“邪恶妖怪”
和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实验一样，钵中之脑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安，甚至幻灭的感觉。但这绝非哲学思考的本意。普特南想用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来展现一种极端的怀疑论。其实它的根源在西方近代哲学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中当中提出的“邪恶妖怪”（Evil Demon）： ……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欺骗我们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本身看成是本来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我要坚决地保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小心从事不去相信任何错误的东西，并且使我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去对付这个大骗子的一切狡诈手段，让他永远没有可能强加给我任何的东西，不管他多么地强大，多么地狡诈。
笛卡尔对邪恶妖怪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当然他无法想象计算机这样的机器。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开端处的人物，持有一种朴素的想法—感官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是错的，人会产生错觉甚至是幻觉。如何来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认识论里最基本的一个任务。笛卡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他要寻求一个可靠知识的可靠基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我思故我在。当我对所有感官都产生质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加以质疑的？这就是“我思”本身。
笛卡尔的上述思路基本上是内省的，是从第一人称出发的。同时笛卡尔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论者—他将世界严格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他认为，身体是属于物质的，物质占有广延，但没有感受和思考能力；与之相对，我们的心灵是精神的，精神不占有广延，但会感受和思考。此外，心灵显然是私人性的。在笛卡尔的二元论的世界中，身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Entity）。但是，二元论会产生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身体和心灵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实体，那么两者之间怎么发生因果关系呢？这在后来被称为“身心问题”（The Body-Mind Problem）。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火烧到我的手指，通常认为会发生什么？火烧到我的手指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因果反应（参见图1）：我产生了一种痛的感觉，痛的感觉使得我的身体产生了一种躲闪的意愿冲动，这个躲闪的意愿冲动导致我的身体行动，我要移动手指和身体。在这个简单的因果链中，按照笛卡尔的区分，火烧到手指和我移动手指身体，都是物理事件，而疼痛的感觉和躲闪的意愿冲动显然都是心理事件。
但问题是，如果身体和心灵是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实体的话，怎么会产生因果关系呢？笛卡尔最终是用全知全能的上帝来保障两者的统一，但这类似于古希腊戏剧中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的做法，很难被人们接受。
后世的哲学家为了解决笛卡尔二元论留下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种被称为身心平行论（Parallelism），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他直接否认心灵和身体之间可以发生因果关系，但是依然保留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框架。他提出了“前定和谐说”—心灵与身体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一致是由上帝来保证的。我们还是用火烧到手指的例子来做简单的说明：还是存在物理和心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火烧到手指，直接导致了我移动手指和身体；但同时疼痛的感觉，导致了躲闪的意愿和冲动（图2）。这个模型需要有上帝来保障共变，对现代科学来说很难接受。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唯我论”（Solipsism）。其基本观点大致如下：首先，最确定的知识，仅仅是我自己的心灵；其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逻辑关系；再次，某人的体验只有他/她自己才能获得。唯我论的对立面是“泛心论”，即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心灵。我们在神话和宗教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叙事。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而言，钵中之脑非常接近于极端的唯我论。唯我论基本放弃了二元论，但还是试图保留并改建原有的因果关系（图3）：火烧到手指头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导致了疼痛的感觉，疼痛的感觉产生了躲闪的意愿冲动，躲闪的意愿冲动最后导致了移动手指和身体的经验。
在这个因果链中，所有一切都是“我”的经验和感知，不涉及物理事件。唯我论的最著名代表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主教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或者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判别感知和存在之间的区别的。
第三个解决方案被称为“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副现象论认为存在物理和心理的差异，物理事件可以因果地产生心理活动，但心理活动是物理事件的副现象。换言之，心理事件总是伴随着物理事件出现，但心理现象不具有物理结果。我们还是用火烧手指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图4）：火烧到手指（物理事件），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事件，即疼痛的感觉；同时，火烧到手指产生了一个大脑的事件，该大脑事件产生了躲闪的意愿冲动，该大脑事件也直接导致了移动手指和身体的动作（物理事件）。
副现象论将传统的二元论集中在“大脑事件”这一枢纽环节中，它一方面承认心理现象必须以生理—物理现象为基础，另一方面反对简单的生理还原论，是当代主流生理学和心理学能接受的一个模型。
以上是对笛卡尔式二元论的几种解决方案。每种方案其实都带有自身的问题，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产生钵中之脑的哲学史背景。 五、钵中之脑的自我救赎
如果我们完全接受普特南为钵中之脑预设的条件，大概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因为当人的肉身被剥夺掉之后，也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仅仅依靠意志自由是无法摆脱这个困境的—甚至意志自由也会成为问题。但是，普特南提出钵中之脑的初衷是为了说明，唯我论世界是无法成立的，至少我们可以在语义层面提出较弱的反驳。为此，他提出了“孪生地球”（Twin Earth）论证。
在《意义和指称》（Meaning and Reference，1973）和《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75）两篇论文当中，他假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星球。唯一的不同是，在地球上水的分子结构是H2O，而在另外一个星球（地球二）上，水的分子结构是XYZ。假设有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在地球上，另一个在地球二上，当他们说“水”的时候，其实他们指向的是不同的对象—一个指H2O，另一个指XYZ。普特南认为，这个思想实验说明，语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头脑当中，而至少部分取决于外部事件的事实，这在哲学上被称为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换言之，语词的意义也不是靠一个钵中之脑能够设想出来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头脑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称为基于自知的反驳（Warfield， Ted. 1995. Knowing the World and Knowing our Mind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5（3）： 525-545.）：
一、我认为水是湿的。
二、钵中之脑不会认为水是湿的。
三、因此我不是钵中之脑。
当然这个论证中的二是有争议的，即为什么钵中之脑不会认为水是湿的。“湿”究竟是一个依赖于实在肉身的感受，还是也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电信号？
最后，我想尝试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来反驳钵中之脑。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来到了一个荒岛上，岛上只有你一个人。你现在想设计一套仅供你一个人使用的语言。比如说，今天你为了咬一个椰子，咬疼了牙齿。但你觉得咬椰子造成的牙疼和以前牙周炎所造成的牙疼是不同的，是一种特殊的牙疼。所以，你决定不再用任何以往语言里的词来指称它，而是创造一个词“昂巴卡”。于是，你把这个词写到自己的日记本里。问题是几天之后，当你把日记本翻出来阅读，发现里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昂巴卡”。你可能依稀记得，这是指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但是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个词到底是指什么。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揭示出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为了说明记忆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明，在绝对私人的环境中，其实找不到任何标准和方法来建立语词和指称的关系，换言之，也不存在任何标准来判断语词和感受之间的联系是否出错了。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钵中之脑作为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捕蝇瓶。
六、余论
目前对《黑客帝国》的解读已经蔚为大观，但也很难说已经彻底穷尽其可能性。因为影片的编导在其中安插了太多的象征和隐喻—例如在尼欧的书架上有一本鲍德里亚的《仿像与模拟》（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81）—以下提示几种可能的视角：
首先是宗教和信仰的视角。毫无疑问，《黑客帝国》三部曲的主线是救赎（salvation），它也带有很强烈的末世论意味。男主人公尼欧也就是“新的”意思，他又被称为“the one”，不免让人想起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救世主。女主人公的名字是崔妮蒂，意思是“三位一体”。另一个关键角色的名字是墨菲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睡眠之神。反抗组织基地叫“锡安”（Zion），在古希伯来语中意为避难所或圣殿，是犹太教中耶和华居住的地方，也是犹太人希望重建家园的地方。在第三部中，尼欧和特工斯密斯的大决战是在瓢泼大雨中进行的。这让人想起很多民族创世神话中都有的大洪水叙述。最有趣的是先知（Oracle）的角色，她预言了尼欧的到来，但又要亲眼见他才能判断。这似乎又和《圣经》中施洗约翰与耶稣的关系极为相似。而在影片结尾处，先知以印度小女孩的形象重生，又带有明显的印度教色彩。尼欧和特工斯密斯之间的善恶对立，不免让人想起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与黑暗的绝对二元论。
其次是反乌托邦的视角。《黑客帝国》中的母体无疑是一种反乌托邦的统治形式。进行统治的是超级计算机，被统治的是人类，统治方式是终极虚拟实境—所有人都被关在维生胶囊中。在母体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人们过着按部就班、舒适安逸的生活，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感受不到母体的存在；而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中，母体则可以调动数量巨大的章鱼机器人，毫不留情地猎杀地下抵抗组织。在这样一个平行结构中，奴役和压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次是洞穴隐喻的视角。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尼欧无疑是那个离开了洞穴的人。当他被从母体中解救出来之后，墨菲斯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选择吃下蓝药丸，就可以过和以前一样的日子；选择吃下红药丸，就可以知道母体是什么。这里提出了自由意志的问题。最终尼欧选择了红药丸，也就是选择回到洞穴中，去拯救自己的同胞。而在类似的处境中，叛徒赛弗（Cypher）则选择了与母体合作来剿灭反抗者。他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如果我不能区分虚拟实境中的牛排和真实的牛排，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过安稳而幸福的日子呢—他说“无知是福”（ignorance is bliss）—从他口中似乎道出了反智和虚无主义的口号，而尼欧的选择显然代表了“真理使人得自由”的立场。 还有就是程序的视角。影片中多次暗示，尼欧类似母体系统的漏洞，他也是一段代码或一个程序，而特工斯密斯可以被理解为母体系统的杀毒软件或一个防御程序。那么尼欧和斯密斯的差异和相似性何在？斯密斯似乎具有无限复制能力，而尼欧并不能自我复制。在终极大战之后，斯密斯和尼欧都消失了，他们去哪儿了？
最后是母体实质问题的视角。这也是产生疑问最多的一个角度。通常认为，《黑客帝国》采用了平行叙事结构，一条线是母体中的虚拟世界，另一条线是母体外的真实世界。但是如何沟通这两个世界，像如何沟通心灵—身体问题一样让人头痛。一般认为，真实的物理世界是虚拟世界的基础，反之不行。于是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为何在母体中死亡的角色，也会在真实世界中死亡？为什么在尼欧双目失明之后—他并非在虚拟的数码世界中，而是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他依然可以“看见”所有的一切？如果的确存在这样的平行结构的话，为什么有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列车？有一种反对平行结构的解读认为，反抗组织进行反抗的世界，其实是另一重更高阶的母体，它并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建筑师的话也暗示了，以往曾经存在过好几个母体，每个母体都会出现一个尼欧。尼欧帮助系统升级之后，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母体……
影片第一部中曾经出现过一只怪异移动的黑猫。墨菲斯说，那是系统在进行扫描。然而在第三部的结尾处，黑猫再度出现。它似乎带来了量子力学中“薛定谔之猫”的怪诞感。可以说，好的电影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世界观设定，又留下无数的“烧脑”问题，让人感觉意犹未尽，促使我们去继续哲学思考。
今天的内容大概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还处在钵中之脑状态的话，可以醒一醒啦！
参考书目：
《心灵哲学》，储昭华、高新民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心我论》，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丹尼尔·C.丹尼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身心问题》，威廉·G.莱肯著，载于《心灵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心理因果关系》，约翰·海尔著，载于《心灵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约翰·海尔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本文为作者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季风书园“人文讲堂”第一期“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上的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感谢季风书园“人文讲堂”供稿
左翼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曾经说过，《黑客帝国》是对哲学家的罗夏墨迹测试，随便什么主义都能在其中找到。无论我们用怎样的哲学来解读它，都不能否认一点—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三部曲（Matrix，1999-2003）已经成为了当代科幻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符号。很多人将它列入了“烧脑”影片之列。不少烧脑电影其实是在故弄玄虚，但是《黑客帝国》并不是在“装神弄鬼”。在激烈打斗场景背后的不是一部单纯的好莱坞动作片，而是一部涉及科学、哲学与信仰的多维度电影。本文主要聚焦《黑客帝国》的第一部，尝试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解读这部影片。在文末会提示一些其他解读的角度，例如信仰与宗教、政治哲学等。
我自己要承认，一九九九年第一次观看《黑客帝国》第一部的时候，“三观”受到了很大的动摇。当时的电影特效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所以在涉及数码世界时，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表现方式—从屏幕上方如瀑布般掉落下来的绿色字符串。这其实是晶体管计算机时代遗留的印象。但自此以后，这样的绿色字符串也成为了数码世界的象征。
在《黑客帝国》的开始，主人公尼欧（Neo）是一个生活大都市里、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白领，他每天的日子周而复始，有点无聊，但是他的另一重身份是黑客，私下会出售一些非法的东西。但是当尼欧被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墨菲斯（Morpheus）和崔妮蒂（Trinity）解救出来之后，他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某种“幻觉”—超级人工智能已经夺取了对人类的控制权，并制造了巨大的“母体”（Matrix）。在这个母体中，每个人的肉身都被安置在一个个类似胶囊的维生装置之中；尼欧之前感知到的世界，从场景到建筑和城市，都是母体以数码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缩写成VR，有一些港台的翻译更玄妙，称之为“灵境”）。母体中人的后颈部位有一个插孔，插入电缆之后，母体可以将电信号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和脑，让人以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城市中，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母体给人基本营养液，维持他的生存，并让它的精神在母体中和他人进行持续互动。
最近虚拟实境成为了非常热门的话题，很多虚拟实境的游戏和穿戴设备都已经上市。但是在十多年前《黑客帝国》上映的时候，虚拟实境还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采取了一种终极的虚拟实境方式—脑后插管。
虚拟实境的成熟重新提出了古老的哲学问题—世界是真实的吗？甚至可以问，外部世界存在吗？可能这些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每天早上醒过来，睁开眼睛，我知道我自己睡在床上，我要刷牙洗脸、吃早饭，然后要坐车或是坐地铁去某个地方上班。大部分人丝毫不会怀疑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人们“选择”相信，自己会从梦境中醒来。
目前市场上已经可以购买到的虚拟实境设备基本上都是穿戴设备，例如眼镜和头盔等。按照影像专家的说法，一旦解析度超过某个层次，例如4000DPI（每英寸的打印点数）以上，肉眼就分辨不出来真假了。其实虚拟实境技术在军用领域很早就得到了运用，例如在武装直升机上。虚拟实境这几年主要的突破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家用化和娱乐化。未来也可以通过虚拟实境来完成远程手术。但是也有人开始担心虚拟实境和传统情色产业结合，产生出“虚拟性爱”（Virtual Sex）。这可能会对人类的基本生活形式和社会产生影响，例如会导致家庭解体和生育率大幅下降。高科技往往并不是首先用来改善人的生活或者是提高人类整体的福祉，而是极大地扩展和纵容了人的基本欲望。虚拟实境在近期内对人类产生的冲击，可能远远要超过人工智能。
二、从赛博朋克到《黑客帝国》
从文化角度来说，《黑客帝国》这部影片属于赛博朋克（Cyberpunk）的传统。赛博朋克结合了网络技术（cybernetics）与朋克（punk），是当代科幻亚文化中的一种，通常表现的主题是在未来科技尤其是网络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中，人类社会却面临退化、瓦解或崩溃的局面。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和改编自小说《机器人会梦到电子羊吗？》（Philip K. Dick：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都是赛博朋克的著名代表作品。
电影中心好莱坞在美国的加州。加州同时又有硅谷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这样的著名大学，因此，好莱坞的编导具有敏感的触角，能够将技术、文化、哲学思考和电影高度融合，这些触角有时候要早于技术成熟很多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好莱坞电影就开始涉及虚拟实境的主题。例如施瓦辛格主演的《全面回忆》（Total Recall，1990），讲述了记忆移植的过程。而在《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1999）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城市。当男主人公开着车来到了城市的边缘，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块“禁止穿越”的牌子，再往前就是格栅状的空间，也就是虚拟空间的边界。这里要提一下另一部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在该片中也呈现出某种“虚假的”世界：男主人公楚门自幼生活在一个岛上，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演员。换言之，楚门的一生是一场全程直播真人秀节目，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情。在影片的最后，他划着船来到了摄影棚的边缘，发现蓝天白云都是画出来的背景。他独自走上楼梯，打开了一扇门。蓝天白云缺了一个角，他鞠了一个躬，走了出去。可以说，在《楚门的世界》中，所有社会关系和角色都是虚假的，但其物理世界是真实的；但在《异次元骇客》中，物理世界也不是真实的，而是赛博空间。一九九九年还上映了《感官游戏》（eXistenZ，1999），在该片中裘德·洛扮演的男主人公陷入了一个沉浸式的虚拟实境游戏中，无法自拔。
《黑客帝国》三部曲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它非常好地结合了科技、科幻、虚拟实境和之前的赛博朋克，甚至还带有一种宗教情怀，引入了抵抗和解放、救赎和沉溺的哲学观念。当年的沃卓斯基兄弟是《黑客帝国》背后的灵魂人物，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哲学素养，之后还拍摄和制作过《黑客帝国动画版》（The Animatrix，2003）、《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和《云图》（Cloud Atlas，2012）等几部耳熟能详的影片。二○一五年，他们还推出了电视剧《超感八人组》（Sense 8）的第一季，其中能明显感受到东方哲学和宗教的影响，包含了轮回、转世、心灵感应等主题。有电影评论家认为，沃卓斯基兄弟在拍摄《黑客帝国》之前，受到了日本动漫尤其是《攻壳机动队》和EVA的影响。
刚才说过《黑客帝国》中采取了终极的人机结合方式—脑后插管。这里涉及一个虚拟实境的演化路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虚拟实境设备是第一代的，大多是穿戴设备，仅仅能提供视听两种感受；下一代很可能是植入设备。从目前科技产品的趋势可以看到，大家对于拿一个实体设备（例如手机）已经觉得很烦了。以后可能是在你的手臂或耳后皮下植入一块芯片，它具有手机的全部功能。目前这已经引发了所谓“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争论。“trans”就是改变，有了植入设备的人成为了某种变异人、改种人，或彻底的新人、超人。这好比说，我们现在从手机上可以下载很多插件，以此来扩展自己能力，例如地图和导航等。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植入设备来扩展人类的能力，例如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再是可见光的频谱，而是扩展到红外和紫外。但这样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这样一种新的人类，在多大意义上还可以被称为是人？假设说我们像加入插件一样，不停地给自己加额外的能力，那么人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可以设想，未来的人类不再需要一个肉身。超人类主义还会引发一些伦理和社会问题：会不会因为超人类主义的发展，使得人类本来的阶层分化变得更加严重？有钱人会不会利用这些技术，将金钱直接转化为智力和体力上的优势，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至少在《黑客帝国》中，人还是处在“平等的”受压迫状态中。在脑后插管的情况下，人根本不需要用眼睛看，不需要用鼻子闻，不需要用嘴巴尝。直接有一根电缆，把最基本的电信号传到你的中枢神经和大脑里。可以说，脑后插管是一种终极虚拟实境，也是一种终极的奴役。所以当尼欧刚刚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他不能看强光，浑身肌肉萎缩，就像一个长期瘫痪在病床上的人一样。因为在那个维生胶囊里面，他根本不需要动自己的身体，所有机能都是完全退化的。这种虚拟实境提出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对外界的任何认知，在原则上可以不需要通过感受器官，即不需要通过我们的眼、耳、口、鼻、皮肤来获得，而仅仅是大脑皮层上触发的电信号。
三、钵中之脑
这在哲学上会引出一个问题，即“钵中之脑”（Brain in a Vat），又称缸中之脑。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思想实验，是美国当代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提出来的。一九八一年，他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出了如下的假设：
假设一个人（你可以设想这正是阁下本人）被一位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此人的大脑（阁下的大脑）被从身体上截下并放入一个营养钵，以使之存活。神经末梢同一台超科学的计算机相连接，这台计算机使得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人群、物体、天空等等似乎都存在着，但实际上此人（即阁下）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从那台计算机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的结果。这台计算机十分聪明，此人若要抬起手来，计算机发出的反馈就会使他看到并“感到”手正在被抬起。不仅如此，那位邪恶的科学家还可以通过变换程序使得受害者“经验到”（即幻觉到）这个邪恶的科学家所希望的任何的情景或是环境。他还可以消除脑手术的痕迹，从而该受害者将觉得自己是一直处于这种环境的。这位受害者甚至还会以为他正坐着读书，读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趣但荒唐至极的假定：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把人脑从人体上截下来并放入营养钵中使之存活。神经末梢据说接上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它使这个大脑主人具有如此这般的幻觉……
各位读者，你怎么能够知道或证明，你自己现在不是这样一个钵中之脑呢？
在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点：人们经常将钵中之脑和梦境进行类比。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致。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道考题：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甚至构建了一个多层梦境的场景。该片设定，主人公可以用陀螺停下作为真实场景的判定标准—这显然是不成立的。根据每个人的直接经验，我们只有在梦醒之后（也就是非梦的状态），才能明白之前处于梦境之中。换言之，要有意义地回答“你现在是不是在做梦”这个问题，必须要预设你有能力区分梦境和现实—换言之，要有意义地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在原则上必须预设人是可能从梦境中醒来的。但是，在钵中之脑的设定中，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只有当那个邪恶的科学家拔掉了连接钵中之脑的电线，或者关掉了那台超级计算机，一切外部环境的感觉素材才会消失，这时大脑会出现类似“断片”或“晕厥”的感受。反过来说，如果钵中之脑的外部条件不变，它就不会直接感受到自己处于钵中之脑的状态；虽然它可以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是不是一个钵中之脑，但很有可能这也是邪恶的科学家故意让它获得的念头。但“我”缺乏任何直接经验来判断“我”是不是一个钵中之脑。“我”仿佛进入了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梦境。“我”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四、笛卡尔的“邪恶妖怪”
和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实验一样，钵中之脑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安，甚至幻灭的感觉。但这绝非哲学思考的本意。普特南想用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来展现一种极端的怀疑论。其实它的根源在西方近代哲学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个沉思中当中提出的“邪恶妖怪”（Evil Demon）： ……我要假定有某一个妖怪，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这个妖怪的狡诈和欺骗手段不亚于他本领的强大，他用尽了他的机智来骗我。我要认为天、空气、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欺骗我们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我要把我自己本身看成是本来没有手，没有眼睛，没有肉，没有血，什么感官都没有，而错误地相信我有这些东西。我要坚决地保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不了什么真理，那么至少我有能力不去下判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小心从事不去相信任何错误的东西，并且使我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去对付这个大骗子的一切狡诈手段，让他永远没有可能强加给我任何的东西，不管他多么地强大，多么地狡诈。
笛卡尔对邪恶妖怪的描述已经非常接近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当然他无法想象计算机这样的机器。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开端处的人物，持有一种朴素的想法—感官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是错的，人会产生错觉甚至是幻觉。如何来区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认识论里最基本的一个任务。笛卡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他要寻求一个可靠知识的可靠基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题：我思故我在。当我对所有感官都产生质疑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加以质疑的？这就是“我思”本身。
笛卡尔的上述思路基本上是内省的，是从第一人称出发的。同时笛卡尔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论者—他将世界严格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他认为，身体是属于物质的，物质占有广延，但没有感受和思考能力；与之相对，我们的心灵是精神的，精神不占有广延，但会感受和思考。此外，心灵显然是私人性的。在笛卡尔的二元论的世界中，身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Entity）。但是，二元论会产生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身体和心灵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实体，那么两者之间怎么发生因果关系呢？这在后来被称为“身心问题”（The Body-Mind Problem）。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火烧到我的手指，通常认为会发生什么？火烧到我的手指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因果反应（参见图1）：我产生了一种痛的感觉，痛的感觉使得我的身体产生了一种躲闪的意愿冲动，这个躲闪的意愿冲动导致我的身体行动，我要移动手指和身体。在这个简单的因果链中，按照笛卡尔的区分，火烧到手指和我移动手指身体，都是物理事件，而疼痛的感觉和躲闪的意愿冲动显然都是心理事件。
但问题是，如果身体和心灵是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实体的话，怎么会产生因果关系呢？笛卡尔最终是用全知全能的上帝来保障两者的统一，但这类似于古希腊戏剧中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的做法，很难被人们接受。
后世的哲学家为了解决笛卡尔二元论留下的问题，提出了若干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种被称为身心平行论（Parallelism），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他直接否认心灵和身体之间可以发生因果关系，但是依然保留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框架。他提出了“前定和谐说”—心灵与身体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一致是由上帝来保证的。我们还是用火烧到手指的例子来做简单的说明：还是存在物理和心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火烧到手指，直接导致了我移动手指和身体；但同时疼痛的感觉，导致了躲闪的意愿和冲动（图2）。这个模型需要有上帝来保障共变，对现代科学来说很难接受。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唯我论”（Solipsism）。其基本观点大致如下：首先，最确定的知识，仅仅是我自己的心灵；其次，在身体和心灵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逻辑关系；再次，某人的体验只有他/她自己才能获得。唯我论的对立面是“泛心论”，即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心灵。我们在神话和宗教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叙事。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而言，钵中之脑非常接近于极端的唯我论。唯我论基本放弃了二元论，但还是试图保留并改建原有的因果关系（图3）：火烧到手指头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导致了疼痛的感觉，疼痛的感觉产生了躲闪的意愿冲动，躲闪的意愿冲动最后导致了移动手指和身体的经验。
在这个因果链中，所有一切都是“我”的经验和感知，不涉及物理事件。唯我论的最著名代表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主教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或者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判别感知和存在之间的区别的。
第三个解决方案被称为“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副现象论认为存在物理和心理的差异，物理事件可以因果地产生心理活动，但心理活动是物理事件的副现象。换言之，心理事件总是伴随着物理事件出现，但心理现象不具有物理结果。我们还是用火烧手指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图4）：火烧到手指（物理事件），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事件，即疼痛的感觉；同时，火烧到手指产生了一个大脑的事件，该大脑事件产生了躲闪的意愿冲动，该大脑事件也直接导致了移动手指和身体的动作（物理事件）。
副现象论将传统的二元论集中在“大脑事件”这一枢纽环节中，它一方面承认心理现象必须以生理—物理现象为基础，另一方面反对简单的生理还原论，是当代主流生理学和心理学能接受的一个模型。
以上是对笛卡尔式二元论的几种解决方案。每种方案其实都带有自身的问题，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产生钵中之脑的哲学史背景。 五、钵中之脑的自我救赎
如果我们完全接受普特南为钵中之脑预设的条件，大概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因为当人的肉身被剥夺掉之后，也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仅仅依靠意志自由是无法摆脱这个困境的—甚至意志自由也会成为问题。但是，普特南提出钵中之脑的初衷是为了说明，唯我论世界是无法成立的，至少我们可以在语义层面提出较弱的反驳。为此，他提出了“孪生地球”（Twin Earth）论证。
在《意义和指称》（Meaning and Reference，1973）和《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75）两篇论文当中，他假设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星球。唯一的不同是，在地球上水的分子结构是H2O，而在另外一个星球（地球二）上，水的分子结构是XYZ。假设有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在地球上，另一个在地球二上，当他们说“水”的时候，其实他们指向的是不同的对象—一个指H2O，另一个指XYZ。普特南认为，这个思想实验说明，语词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头脑当中，而至少部分取决于外部事件的事实，这在哲学上被称为语义外在论（Semantic Externalism）。换言之，语词的意义也不是靠一个钵中之脑能够设想出来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头脑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称为基于自知的反驳（Warfield， Ted. 1995. Knowing the World and Knowing our Mind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5（3）： 525-545.）：
一、我认为水是湿的。
二、钵中之脑不会认为水是湿的。
三、因此我不是钵中之脑。
当然这个论证中的二是有争议的，即为什么钵中之脑不会认为水是湿的。“湿”究竟是一个依赖于实在肉身的感受，还是也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电信号？
最后，我想尝试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来反驳钵中之脑。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来到了一个荒岛上，岛上只有你一个人。你现在想设计一套仅供你一个人使用的语言。比如说，今天你为了咬一个椰子，咬疼了牙齿。但你觉得咬椰子造成的牙疼和以前牙周炎所造成的牙疼是不同的，是一种特殊的牙疼。所以，你决定不再用任何以往语言里的词来指称它，而是创造一个词“昂巴卡”。于是，你把这个词写到自己的日记本里。问题是几天之后，当你把日记本翻出来阅读，发现里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昂巴卡”。你可能依稀记得，这是指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但是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个词到底是指什么。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揭示出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为了说明记忆是不可靠的，而是说明，在绝对私人的环境中，其实找不到任何标准和方法来建立语词和指称的关系，换言之，也不存在任何标准来判断语词和感受之间的联系是否出错了。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钵中之脑作为一个极端的思想实验，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捕蝇瓶。
六、余论
目前对《黑客帝国》的解读已经蔚为大观，但也很难说已经彻底穷尽其可能性。因为影片的编导在其中安插了太多的象征和隐喻—例如在尼欧的书架上有一本鲍德里亚的《仿像与模拟》（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81）—以下提示几种可能的视角：
首先是宗教和信仰的视角。毫无疑问，《黑客帝国》三部曲的主线是救赎（salvation），它也带有很强烈的末世论意味。男主人公尼欧也就是“新的”意思，他又被称为“the one”，不免让人想起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救世主。女主人公的名字是崔妮蒂，意思是“三位一体”。另一个关键角色的名字是墨菲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睡眠之神。反抗组织基地叫“锡安”（Zion），在古希伯来语中意为避难所或圣殿，是犹太教中耶和华居住的地方，也是犹太人希望重建家园的地方。在第三部中，尼欧和特工斯密斯的大决战是在瓢泼大雨中进行的。这让人想起很多民族创世神话中都有的大洪水叙述。最有趣的是先知（Oracle）的角色，她预言了尼欧的到来，但又要亲眼见他才能判断。这似乎又和《圣经》中施洗约翰与耶稣的关系极为相似。而在影片结尾处，先知以印度小女孩的形象重生，又带有明显的印度教色彩。尼欧和特工斯密斯之间的善恶对立，不免让人想起琐罗亚斯德教中光明与黑暗的绝对二元论。
其次是反乌托邦的视角。《黑客帝国》中的母体无疑是一种反乌托邦的统治形式。进行统治的是超级计算机，被统治的是人类，统治方式是终极虚拟实境—所有人都被关在维生胶囊中。在母体制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中，人们过着按部就班、舒适安逸的生活，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感受不到母体的存在；而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中，母体则可以调动数量巨大的章鱼机器人，毫不留情地猎杀地下抵抗组织。在这样一个平行结构中，奴役和压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次是洞穴隐喻的视角。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尼欧无疑是那个离开了洞穴的人。当他被从母体中解救出来之后，墨菲斯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机会—选择吃下蓝药丸，就可以过和以前一样的日子；选择吃下红药丸，就可以知道母体是什么。这里提出了自由意志的问题。最终尼欧选择了红药丸，也就是选择回到洞穴中，去拯救自己的同胞。而在类似的处境中，叛徒赛弗（Cypher）则选择了与母体合作来剿灭反抗者。他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如果我不能区分虚拟实境中的牛排和真实的牛排，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过安稳而幸福的日子呢—他说“无知是福”（ignorance is bliss）—从他口中似乎道出了反智和虚无主义的口号，而尼欧的选择显然代表了“真理使人得自由”的立场。 还有就是程序的视角。影片中多次暗示，尼欧类似母体系统的漏洞，他也是一段代码或一个程序，而特工斯密斯可以被理解为母体系统的杀毒软件或一个防御程序。那么尼欧和斯密斯的差异和相似性何在？斯密斯似乎具有无限复制能力，而尼欧并不能自我复制。在终极大战之后，斯密斯和尼欧都消失了，他们去哪儿了？
最后是母体实质问题的视角。这也是产生疑问最多的一个角度。通常认为，《黑客帝国》采用了平行叙事结构，一条线是母体中的虚拟世界，另一条线是母体外的真实世界。但是如何沟通这两个世界，像如何沟通心灵—身体问题一样让人头痛。一般认为，真实的物理世界是虚拟世界的基础，反之不行。于是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为何在母体中死亡的角色，也会在真实世界中死亡？为什么在尼欧双目失明之后—他并非在虚拟的数码世界中，而是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他依然可以“看见”所有的一切？如果的确存在这样的平行结构的话，为什么有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列车？有一种反对平行结构的解读认为，反抗组织进行反抗的世界，其实是另一重更高阶的母体，它并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建筑师的话也暗示了，以往曾经存在过好几个母体，每个母体都会出现一个尼欧。尼欧帮助系统升级之后，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母体……
影片第一部中曾经出现过一只怪异移动的黑猫。墨菲斯说，那是系统在进行扫描。然而在第三部的结尾处，黑猫再度出现。它似乎带来了量子力学中“薛定谔之猫”的怪诞感。可以说，好的电影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世界观设定，又留下无数的“烧脑”问题，让人感觉意犹未尽，促使我们去继续哲学思考。
今天的内容大概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还处在钵中之脑状态的话，可以醒一醒啦！
参考书目：
《心灵哲学》，储昭华、高新民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心我论》，道格拉斯·R.霍夫施塔特、丹尼尔·C.丹尼特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身心问题》，威廉·G.莱肯著，载于《心灵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心理因果关系》，约翰·海尔著，载于《心灵哲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约翰·海尔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本文为作者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季风书园“人文讲堂”第一期“电影中的哲学思辨”课程上的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感谢季风书园“人文讲堂”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