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1月29日是个礼拜日，冬季的北京天空晴朗，空气清新。早上8点多钟一排轿子连成长长的队伍向皇城进发，马路两旁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老百姓。原来这天美国公使艾忭敏觐见清同治皇帝，面呈国书。在公使身边做翻译的是卫三畏博士，第二天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此事，卫三畏曾反复请求不要将会见定在礼拜日，而这日子似乎是中国人根据黄历的吉凶早已定下的，总理衙门并无权利更改。卫三畏还在中国官员的一再要求下摘掉眼镜，他说中国人有厌恶被戴眼镜的人注视的古怪脾气，以致许多他希望看到的场景都没有看清。卫三畏(Samue]WellsWilliams，1812～1884)，字廉士，美国人。他的中文名字既取自他英文名的读音，也有很深的中文含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后来，他还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取字为“廉士”，“卫廉士”与他的姓“Williams”谐音。音义谐和，天成偶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卫三畏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
　　1833年10月25日下午卫三畏乘坐的马礼逊号抵达广州以南的黄埔港，码头上停靠着东印度公司的上百条商船一眼望不到头，上面装满了等待发运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货物。在广州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梁阿发(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等一起工作，主管印刷事务，协助裨治文打理《中国丛报》(The ChineseRepository)并学习中文。当时外国人还不能居住在广州城里，只能居住在广州行商金官的商行里，也不许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卫三畏聘请的老师以做鞋为掩护教授他中文，凭借努力卫三畏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中文，可以用中文主持日常宗教仪式，翻译一些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传教小册子。
　　1857年1月卫三畏辞去教会职务，接受美国驻华使团秘书一职，正式开始了其外交官生涯。期间曾多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职位，1858年参与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1863年6月16日卫三畏举家从澳门来到了北京，这一路整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几乎贯穿了卫三畏一生，1848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当时是美国研究中国最具权威的著作，是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方方面面做了系统的论述。其后，1874年出版的《汉英韵府》是卫三畏汉学成就的另一高峰，是当时西方人学习中文的必备工具书。
　　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美国的汉学研究较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起步较晚。自1878年卫三畏被耶鲁大学聘为“中国语言文化讲座”首任教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汉学家。关于　“中国语言文化讲座”的设立，不能不提到一位中国人——容闳，他是中国第位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1877年2月26日，容闳在给耶鲁大学图书馆范南馆长的信中倡议建立“中国语言文化讲座”：“一旦耶鲁大学决心设立‘中国语言文化讲座’成为事实，我愿意随时将我个人的中国图书捐赠给贵馆，我深望耶鲁且莫拖延此事，而让哈佛大学预着先鞭。”容闳还力荐朋友卫三畏担任这一职位，容闳在美期间曾与卫三畏通信多年，通过卫三畏了解中国的情况，并托其照顾家人。
　　卫三畏自1833年来华，直到1876年返美，历43年之久，是当时在华时日最长的西方人。他集传教士、外交官与汉学家于一身，既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旁观者，也是中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是早期中美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子承父业，出生于澳门的卫三畏之子卫斐列(FrederickWells Willliams，1857～1928)也是一位汉学家，187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历任该学校远东史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协助其父修订《中国总论》，著有《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卫三畏传记和书札》、《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的使团》等书，但影响远不及其父卫三畏。
　　这枚藏书票粘贴在一本1859年巴黎出版的L’EUROPE DEVANT LA CHINE上，图案为一宫廷式门楼，透过门楼隐约可以看到深宅大院的里面，似乎预示着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将要被打开，这正是卫三畏所处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幕。书票上的对联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出自《论语》，这与卫三畏所推崇的“孔子加耶稣”的主张是相符的。门楼匾额上书“卫廉士”，下方是其子卫斐列的英文名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同为汉学家的卫斐列继承了父亲的藏书，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