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是上海作家金宇澄先生用上海方言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重点描写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人物群像。该小说于2015年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于2019年9月23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同年10月11日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
　　在受到文学界瞩目的同时，《繁花》也得到了艺术界的关注。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就要拍一部电影版的《繁花》①。而在电影版本外，祖籍江苏吴江的金先生对弹词版的《繁花》也有过设想，他曾说：“在写《繁花》的阶段，我耳朵边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一个人慢慢讲，声音不温不火，不高不低，再麻烦的背景名堂，再吵闹的男女对白，先生总是笃定如泰山，有哭有笑，有俗有雅，说得源源不断，像是用不着我考虑，我只要听，只要记就可以了，真是特别……”

　　三分对小说中上海风貌的熟悉感，三分对金先生的崇敬，三分拓展弹词文本文库的使命感，再加上一分忐忑，我就带着这十分复杂的心情，在2016年的春天，开始探求实现评弹版《繁花》的可能性。

一、一见如故，开局顺利

　　经一位作家朋友引荐，我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见到了金先生本人。在与他见面之前，我就听说他个性较强，做事干脆，不喜欢客套。所以在介绍完自己并坐定后，我就单刀直入说明了来意。金先生果然很痛快，也对《繁花》的评弹化表现出了兴趣，他说自己是吴江人，也可以算是苏州人。“我的父亲晚年时喜欢听评弹，所以我们家经常是弦索叮咚声不断，吴侬软语常绕梁。耳濡目染之下，我对评弹很了解，很熟悉。”他认为，《繁花》改编为其他文艺形式很有些“跨界”的味道，一方面难度较大，一方面能不能表现出原汁原味也令人担心，但进行弹词改编可能就平滑很多，因为《繁花》的整体结构是话本式的，内容的市井味很浓，与弹词的表演方式与内容定位很贴合。
　　总的来说，第一次沟通比较顺利。我们双方有初步合作意向后，上海大世界就闻风而动，把评弹版《繁花》预订为开台的主要驻场节目，所以在大世界委托的文化经纪公司的主导下，金先生同意我们改编全书三分之一的内容，先试试看。签约时，他很真诚地对我们说：“现在传统艺术相对比较困难，如果你们的演出业务不如预期，这个作品如果不受欢迎，没关系，那就不要做了，我可以把版权费还给你们。”
　　改编得到原作者的大力支持，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在欢欣的同时，我们还得琢磨，怎么让弹词《繁花》“响”起来，以省下金先生“付还”给我们的版权费。

二、改编中的共识与碰撞

　　“不响”堪称《繁花》中的高频词汇。上海人最惯常的姿态，可能就是“不响”——不吱声、无语，把要说的话闷在心里。“不响”在给原作平添了许多婉转，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的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弹词从业者有段时间变得“不响”了。评弹是典型的说唱艺术，是要把人物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情感通过说表弹唱传递给观众。所以，弹词是要“响”起来的。因此，怎么正确揣摩人物的内心，把“不响”转化为“响”，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金先生就认为，人的内心是复杂的，想法是和每个人的思想与经历密切相关的。而读者在读到“不响”的某一段落时，可能就会福至心灵，领会到个中含义，这是一种小说的“放电”方式。“而具体到弹词中当然要有所变化，但还是要照顾到这种小说的精髓。”

　　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他的意见，所以在改编时，在“响”与“不响”两方面都花了很多功夫。很多“不响”的环节处理得颇为巧妙，有些必须要“响”的情节我们则在说唱演中做足。尤其是对书中沪生与陶陶在菜场巧遇后的对话，我们做了大幅度扩充，说唱相间并穿插使用“噱”中的“外插花”“小卖”等技巧，让这一情節“响”了起来。这一段也得到了金先生的认可，“这段改得好，有高潮，有戏剧冲突，最值得推崇的是你们把当时的时代印迹和人文特征融入了进去，更有立体感，观众能够很投入地进入到你们的艺术情境里。”
　　当然对其他情节的改编设计，金先生有时还是有保留的。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态度充分协商，有时也都“不响”，用沉默划出一个“六尺巷”，给小说和弹词以相对充分的延展空间。

三、为什么叫《高博文说繁花》

　　弹词版《繁花》多了4个字，变成了《高博文说繁花》，这一是表达对原著的尊重，凸显原创与改编的不同；二就是想为改编保留一些弹词自由表现的空间。
　　小说会留给读者自己构建场景的空间，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我是某某可以如何如何，但弹词演员要在说表弹唱间尽可能把作品的内涵传递给观众。要做到这一点，演员就应该有“我注六经”的态度，充分发挥弹词的艺术优长，运用自己的表演能力，以“说”为焦点，将人物、情景、关系、时代等串联起来，既保留原作的精华，又兼顾弹词的艺术特色。
　　此外，改编要借原创的东风，原创同样要依靠改编拓展知名度。从这一方面来说，改编时就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是不行的，树荫底下的苗木长不大。所以我们在改编时就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让自己的改编作品成为原创改编链条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环。我为《繁花》冠名，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态度。

四、成效显著，再接再厉

　　从2016年底公演至今，《高博文说繁花》也3岁多了。从在上海大世界的首演到参加新天地艺术节和思南读书节相关演出活动，再到在上海大剧院的7场公演，从剧本到人物再到文本，这个“孩子”也是在不断变化和成长的。如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就有王汝刚和曹可凡两位老师参与，为此我们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剧情和人物，尽管有些方面表面上与原著联系较浅，但在表现上海文化这方面做得不错，也契合了原作的核心。特别是2019年在香港地区的8场公演中，我们根据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倾向，有针对性地微调了剧本和表现方式，其中中英文对照字幕尤其被受众赞许。
　　在金先生的授权范围内，我们还有一部分主要描写20世纪60年代的内容未曾公演，我们正在对其进行积极整理。
　　记得金宇澄先生在听了我们第一次公演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今朝是高博文先生来说《繁花》，像这个过程今朝又回转了，回到一部评弹说书先生的书里，有意思。苏州口音、上海口音的老先生一转身，回到了传统大世界——一个可以开口说、开口唱的环境里。我这是做梦还是真的？蛮好、蛮好，我乐观其成的，谢谢高先生。”
　　我也要谢谢他，有了这部小说，才有了《高博文说繁花》，才有了我们对通俗文学文本曲艺化改编的探索。
　　《繁花》我们要说下去，探索我们也要进行下去。
　　注释：
　　①《独家！王家卫<繁花>7月横店开机 正在前期置景》，新浪网，2020年05月13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