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美是一对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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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与爱是一对亲姐妹,她们相偎相依、形影不离。正因为“爱得深沉”,才会有艺术美的再现和创造。大爱正是打开大美的万能鎖,心怀大爱,就会具有“音乐的耳朵和形式美的眼睛”,就会创作出世间最感人动听的乐章和最美最新的画卷。美和爱相伴而行,大美吸引和滋润着大爱,大爱为到达大美的目的地而永不停息地前行!
  关键词:爱与美;王学忠;《爱得深沉》
  我与河南著名诗人王学忠的相识、相交,算来已有10余年。虽然我们各居安阳、北京两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不多,但交流并不少。一般来说,我对当代作家、作品关注和研读甚少,尤其是对诗人、诗歌,可王学忠和少数几位年轻诗人及其诗歌作者却属例外。这是因为,他们的创作确实打动了我,他们的追求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们的真诚强烈地感动了我。王学忠的所有作品和关于他的评论,我几乎全都读过。因此,不久前收到他发来的即将出版的新作《爱得深沉》的电子版时,我立即放下手头上的工作,一口气从头至尾读完,并感到由衷的欣喜和兴奋。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他的第一部多文体的“诗文合集”,是他的创作和人生征途向着新的目标和新的“精神高地”迈出重要的一大步。
  《爱得深沉》共分6辑:第一辑收录《蝼蚁之死》和《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组诗及作者近年新创作的21首“政治诗”“讽刺诗”;第二辑包括《小诗·大诗》和《桂林杂感》两组组诗,以及其他的诗篇共20余首;第三辑中《我的父亲》和《写给它们中的几个》(组诗)以及《听雨》《有一种情愫》《下雪的冬季》等短诗,也可看作“抒情诗”组合;第四辑则为“文论”或杂文;第五辑是一组“散文”,其中既有游记、回忆录,也有几篇悼文;最后的第六辑是若干“评论”,包括诗评、剧评、文评以及6封书信。就我个人阅读后的直观、直感,应当说,从《爱得深沉》中,不难发现作者在阶级自觉意识上体现出明显的进步和跨越:既有对各种文体驾驭的自觉意识的拓展和提升,对作为新世纪新型先进阶级的自觉意识的拓展和提升,更有对努力朝着“新型工人阶级文化战士”的宏远目标的自觉意识的拓展和提升。
  爱与美是一对名副其实的亲姊妹。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神话中,阿佛洛狄忒和维纳斯都同时是集“美”与“爱”于一体的化身。她们是人间爱情和美丽的赐予者,同时也是美与爱的神化的象征。的确,在起起伏伏的爱河中,总是离不开美的倩影;而在对美的渴望和追求里,也就产生出热烈的、抑止不住的爱。英国伟大作家莎士比亚说:“即使用十二把锁,把‘美’牢牢地锁在密室,‘爱’也照旧能把锁个个打开而斩关直入。”从王学忠《爱得深沉》这部新著来看,正是人类最美的理想境界,才激发和充实着大爱;而爱的伟大和深沉,归根结底也源自人类社会展现的最崇高的美的景观。
  一
  王学忠最初只是写诗,没有写过论文。从20世纪末开始,他才撰写和发表发言稿、回忆录、杂文。在2001年出版的《挑战命运》里,收入了他的几篇散文。2014年出版的《我知道风儿朝哪个方向吹》(散文、文论卷)是他的第一部文论集;而现在将要出版的《爱得深沉》,则是一部汇集众多文体的诗文合集。这本新书以《爱得深沉》为名,据作者的解说,这源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中的诗句:“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的深沉……”20世纪80年代初,艾青曾为河南安阳的诗刊《诗人》题写刊名,还亲笔题词:“思想再深、再高,语言要浅显。”正是在这个刊物上,王学忠发表了他的组诗《春天的早晨》。王学忠在自己的文论中,多次提到“革命诗人”艾青。他不止一次地赞赏艾青的《手推车》形象,认为它“发出了那个时代人民痛苦的悲鸣”“用白描手法写出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一再重复艾青《诗论》中的名言:“诗,是最高的理论和宣言”。不难看出,他始终是以艾青等老一辈革命家、文艺家为仰慕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的。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由此可见,深沉的爱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爱的呓语”,而是一种紧扣时代脉搏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本阶级无私的爱、无限的爱、无边的爱。这才是神圣的爱、崇高的爱、伟大的爱、广袤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也就是大爱、纯爱、真爱和深爱。
  从15岁开始就正式成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王学忠,深知大爱、纯爱、真爱、深爱之要义。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始终保持着先进阶级的革命本色和战斗精神。他来自社会的底层,亲身感受和体验到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勇敢、坚韧,同时也亲历过他们的艰辛和磨难。尽管最初他“不知为何写诗,也不知写到何时”(《流韵的土地》),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个春夏秋冬过去,在与缪斯的热恋中,却坚持不懈、没有停笔。随着他成为下岗工人大军的一员,随着他从幼年、青年到中年,随着他的生儿育女,随着他本能的、质朴的爱和“一次次咬牙攥拳的不服”和“厌恶的鄙视”(《我嫉妒》),上千首诗歌源源不断地涌出,10余本诗集陆续问世。不仅如此,他的理念越来越明确,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他的思考越来越深沉,他的目标也就越来越清晰。他不倦地学习、不停地前行、不断地跨越,从“工人阶级的本能”自发地爱诗、读诗、写诗,到自觉地以诗“作枪、作戟/书写可歌可泣的时代/家国大事”,肩负起新世纪的新使命,实现了人生道路的飞跃和质变,这部《爱得深沉》就是最新的明证。
  自发与自觉是一对相互对应的范畴,标志着人类对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否理解以及理解的程度。列宁曾经多次强调必须反对无产阶级的自发性,提倡自觉性,并善于和乐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他告诫:如果仅仅止步于所谓“工人阶级的本能”和“对自发性的崇拜”,那就根本无法自动达到对自身与现存秩序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他还进一步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列宁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54页)21世纪的新型工人阶级,从总体上来看,应当是有文化、有知识、有经验、有觉悟的社会最先进的阶级,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火车头”。王学忠和以他为代表的这个群体的可贵和可敬之处,就在于不满足于已有的 “底层诗人”“草根诗人”“地摊诗人”“打工诗人”等一大串的桂冠,而具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大胸怀”“大气魄”“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安危系在一起”,由个人的“小我”飞越到“大我”的更高境界;而只有无与伦比的“大我”,才会有无私无畏的“大爱”。   《爱得深沉》诗文集是本小书,字数不多、篇幅不大,虽然仍有个别篇章还可加工和修饰,但从总体上来看,内容丰富,有相当浓厚的含金量和正能量。這多少说明,作者已不像少年时一味地去追求产品数量(“只图多”),而是更加看重作品的质量和能量。更为重要的是,他已不满足过去以单一的诗歌形式来抒发和表达自己的感情、意愿和所思所想所为,而是试图驾驭各种不同的文体。在这个最明显的表象中,却潜流着作者从单纯诗人向多面的新型工人阶级文化战士提升的宏伟抱负。
  二
  《爱的深沉》前三辑的诗篇,既保留和延续了作者原有的诗风、诗味,又有所延伸和拓展。以《小诗·大诗》的“组诗”为例,他用敏锐的判断力和真诚直率的语句,歌颂和赞美着“大诗”和“真诗人”,鄙夷和嘲讽一切“小诗”和“伪诗人”。在他的眼里,“大诗写的是人字/如同摄像机/不作假、不弄虚/真真切切/记录一个时代/民情、民意//血与火的较量/两个阶级的博弈/是非曲直/呼唤平均、平等/使真善美弘扬/假恶丑止”;而“小诗写的是自己/私情、私欲/自家灶里的柴/锅里的米/老婆、孩子身上衣/皆一己私利”。他一再强调:“真诗人/是缪斯与战士的结合体/用平仄文字/作枪、作戟/书写可歌可泣的时代/家国大事//真诗人/用真情写诗/良知写诗/视金钱如粪土/权力如粪土/充满正气、骨气”//“真诗人/为人民写诗/为那个创造了/精神与物质财富/却把权力交给他人管理/凭力气捞饭吃的群体写诗“//“真诗人/面对人民的苦难/泪滴、血滴/从不背过脸去/像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甚至愧恨而诗//真诗人/也许一生潦倒/颠沛流离/却精神富有/腰板挺得/比山峰还直//真诗人/站在社会风口写诗/跳入时代大潮写诗/披棘斩棘/每一朵浪花/都是铿锵的诗句……”连续六个对“什么是真诗人”的回答,铿锵有力,响遏行云,是作者发自肺腑的“诗的宣言”,也是对自身忠于神圣使命的誓言。它们与80年前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高喊的那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这永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那来自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无论从内在精神还是诗语表达上,都是一脉相承、息息相联,前后呼应、心有灵犀。
  王学忠曾经多次在诗中吟咏过“爱”,例如他在“组诗”《爱的思索》中曾经写道:“爱是情感、情欲/也是本能/像种子埋进土里/到了春天/便会蓬勃一树葱绿”。这样的描述,固然不失为某种“诗的思索”或“诗的意象”,可多多少少还显得表层、空泛、一般化。因此,作者自己也认为:它是“需要科学家/认真揭秘的/一个课题”。其实,按照心理学的解说(“揭秘”),“爱”不过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活动,是“主体的强烈的、紧张的相对稳定的感情”,以及“情绪洋溢的积极态度的高级阶段,这种态度可以使人在其他人当中挑选出他的客体,并把这个客体安放到主体的生活需要和兴趣的中心(爱祖国、爱母亲、爱儿童、爱音乐等)”“尽管生理的需要也是爱的情感的产生和维持的前提,但由于在人的个性中生物性的东西被取消,并转变为社会的东西,爱在心理学对自己的亲切描述中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感情。”(彼德罗夫斯基、雅罗舍夫斯基主编:《心理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因此,尽管中外古今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家对这个“永恒的主题”,做过千千万万种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解答,可根据现代科学的剖析,它并非高深莫测和难以揣摩。
  还是毛泽东说得好,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来看,“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目前思想界、理论界、文艺界之所以出现种种的思想混乱和奇谈怪论,例如某些人公开地大肆宣扬“一切从爱出发”“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甚至还将它们作为“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意无意地忘记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因而导致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泛滥。7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文艺界和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学习社会的要求,于今不仅从未过时,反而似乎更具现实性、针对性、必要性。
  当然,人类的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提倡“大爱”“深爱”“阶级的爱”“同志之爱”,并非反对和否定一切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男女之爱。这些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具体的、身边的、自然而然的爱,质朴的爱,在尚未受到社会环境的污染和毒化时,无疑是大爱的日常体现和组成部分。“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人的个性中生物性东西”,总是自然而然先天地存在的,不能被抹煞;只是人不同于任何动物的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的爱“是受社会历史制约的感情”。所以,鲁迅才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的人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人类之爱的共性和个性是矛盾、对立、转化的统一体,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才能正确地认识、辨别和对待。《爱得深沉》中收入的《我的父亲》一诗,深深地表达出作者对“一位平凡的父亲/老实、本分/用艰辛、苦辛/坚强、坚忍/和母亲一起/把他们的众多儿女/养大成人”的儿女之情。而《藏好》《听雨》《有一个人》《有一种情愫》《上善若水》《相约》《中秋,月下》《下雪的冬季》,等等,都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意象,亲切、真实、动人地倾诉并感悟着亲情、恋情、友情的真诚和纯朴。王学忠能够领会并在创作中实际运用毛泽东所说的:“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他在《距离》这首短诗中感叹:“距离有两说/可产生朦胧美/亦可造成误会和隔膜/使爱分离/让心与心结合”。也许,这就是诗人对爱与美相依相随理解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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