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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H是我高中时的好朋友。
在那个集天下奇人怪人滥人狂人非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人为一炉的文科班，HH绝对特别，但还不算最特别。
最特别的那个家伙，在一个太阳很温和的夏天的中午，从五楼教室最后面的窗户飞身而下，义无返顾地作了自由落体运动，正砸在楼下红色的垃圾筒上。垃圾筒变了形，鲜血溅了一地。他姓张，为了考北京大学而复读了三年，有个响当当的名号“张北大”。第二特别的那个老兄在高考语文试卷上，龙飞凤舞地写下“子曰：谁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然后扬长而去。这是尼采的句子，尼采是个疯子。第二天此君上了市报的头版并进入精神病院至今未归。他喜欢引用古人哲人的话，不管谁说的一律用“子曰”二字起兴，我们就管他叫“子曰”。他是我和HH的铁哥们。
而HH，高三时混着混着却也成功保送上了本市最著名的大学，因为他作为一个文科生居然动不动就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一等奖。学的是热门专业国际金融，据说拿的还是一等的奖学金，在学生会这种虚拟官场也干得游刃有余。所以说，这还是个清醒的家伙，大致知道生活是个什么东西。
也附带着说说我吧。除了一年如一日地逮机会逃课和考试从来是倒数前三名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与人争狠斗气，没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这让我的做着个不大不小的官的爸爸感到很绝望。
说HH特别不是吹的，当时他在学校也算声名显赫。第一，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数学天才。第二，他的车后座曾经载着校花招摇过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个吉他弹得一级棒的摇滚乐中毒者。一所重点高中里出现一个摇滚男孩，怎么着都显得鹤立鸡群。
使HH彻底出了大名的是高三那年学校的元旦联欢会。那天HH戴着墨镜，特像个盲人，在旧旧的黑色牛仔裤外套了条花哨刺眼的肥大短裤。演唱前他扶着墨镜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是这个世界在撒谎，还是我的眼睛在撒谎”，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也明显与喜庆的辞旧迎新的日子不和谐。然后HH抱着把吉他开始高唱Nirvanna的《薄荷茶》，上蹿下跳，声嘶力竭,与平时相比，面目全非。学校租的场子很豪华，音响效果出奇的好，他弱智般地嚎叫着，非常忘情，得到了从看台上飞来的三个可乐罐和一个苹果，还有一片嘘声和尖叫声。HH倒是坚持嚎叫到了最后一个音符，并完全以一派胜利者的风范扛着吉他心满意足地下了台。
学校领导异常愤恨，新年一过便追究到我们班里：谁把这个节目报上去的？——那时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就是“子曰”。他在上报节目时写的是“男高音独唱：捷克斯洛伐克民歌《薄荷茶》”。
2
高一还在念理科的时候，我和HH在一个班，子曰在另一个班，但什么也阻隔不了我们的臭味相投。我们三个都热衷于逃课，经常相会在电脑室，他们鏖战于帝国时代，我在一旁看蔡志忠漫画。
我们成了著名的三剑客。我们互相的评价是：HH——浪子，子曰——夫子，我——傻子。
HH确实聪明。
我就没见过他好好学习，我混他也混，可我的数学从来没及过格，而HH的数学从来就没失过手。
也许有一点点遗传的原因。HH的妈妈是个小厂子的会计，HH会走路了就会玩算盘，会说话了就会背乘法口诀表。HH说她妈妈是一个脸色苍白笑容温柔的女人，死得很早。
HH的爸爸对什么人都和和气气，做事却有点孩子气的慌慌张张，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HH果断强悍的男子汉作风。他是个不太成功的小商贩，做过各种小生意，最后在90年代中期稳定下来，开了个卖磁带和CD的音像店。我想HH就是在这时候得到了摇滚乐的启蒙。
第一次看HH唱摇滚，那种感觉就叫“震撼”。
那还是高一逃课最凶的一段时间，我在外面玩，竟然三天内丢了两辆自行车。被老爸知道后大骂了一顿“猪脑袋”、“败家子”、“丢了祖宗八代的脸”……我看不得他那张冬瓜脸就跑了出来。
找到HH和子曰一起喝酒。我憋着一肚子气发现连酒精也解决不了问题，HH就说，那来点刺激的吧。
那时候我已经十六七了，在音乐方面水平不高，我叫得出名字的歌星一定是红得连居委会大妈都能唱他的歌的那种。用英语数数都数不全，就更别说听英文歌了。而子曰也是个音盲，就听他哼唱过走调走得厉害的《西游记》主题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HH带我们到了一家叫做“天使飘临”的酒吧。HH显然是这里的名人，他打了一圈招呼后跳上舞台，拿着把吉他熟练地弹了起来，然后张口唱道：
我不是好人说的那种坏人/因为我没能学习那种学问/我更不是坏人说的那种好人/因为我玩不了那种假深沉。
流转的灯光下，他的额头显得格外宽阔，挺直的鼻梁表达着内心的桀骜不驯，嘴角挂着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满含嘲讽。向来没心没肺的我被HH四射的热力深深感染了。
HH曾说过，摇滚乐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音乐，它提醒人们这世界一刻也不安宁。它让所有习惯安逸的心脏习惯动荡，让所有习惯抚慰的耳朵习惯刺激，让所有习惯甜美的舌头习惯黄连。
朋友是互相影响的，这样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成长轨迹上。
3
来说说HH那场让全校一半男生红了眼的恋爱吧。
那个学美术的女孩子是高三上学期转过来的，叫做何洁，有着修长的手指和天使一般的甜美面孔，喜欢穿长长的素色裙子。我们这所高中的女生大都长得很科幻，素有侏罗纪公园之称。何洁一出现，就被顺理成章地捧成了校花级的人物。
像个童话里的仙女一样的何洁身上有一股天然的漂泊气质。我是个低智商的笨蛋，不习惯飘忽不定，但她立即吸引住了子曰和HH。
子曰先下手但没有为强。他没过几天就对何洁说，子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你可愿做我的女朋友？人家眨巴眨巴了眼睛，清脆地笑了起来，倒让子曰乱了阵脚。
HH倒是出手不凡，在班会上摆了个深沉得不得了的姿势，弹唱了一首郑钧的《灰姑娘》。然后在当天放学的时候借着暮色，放轻声音对何洁说，你是一个公主，但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灰姑娘；我是一个混蛋，但我希望你愿意爱我这个混蛋。于是第二天，HH的自行车的后座就绽放了一朵洁白的雪莲花。
这场浪漫爱情像一场缤纷的烟花，灿烂，也短暂。才两个月，何洁就飘走了。据说是出国，去了个直到今天我还没在地图上找出来的叫做什么土库曼斯坦的国家。
何洁走后好些日子HH都情绪低落。接着，他再次以打败理科生的成绩得到了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一等奖，之后不久就在学校上演了吼摇滚的一幕，然后又及时获得保送通知书扭转乾坤，得以提前脱离苦海。集荣辱成败与万千瞩目于一身，HH始终笑得洋洋洒洒。
但我知道何洁是HH胸口的一块痛楚。
4
我们那届高三是历年来考得最差的。有人在夜里砸了学校门口“省级重点中学”的牌子，校长也躲了一个暑假没好意思在学校出现，还害得几位老带毕业班的王牌老师遭到“下放”。也危及到下届的弟弟妹妹，他们比我们有了更多的补课和考试。
其实，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说我们这届学生是最聪明最有灵气最有希望的。之所以我们会差不多全军覆没，我想发生在六月的自杀事件是一个致使军心动摇的重要原因。
我们升高三时，张北大作为补习生坐到了我们班，算来他是在念高六。早就听闻他的大名和事迹，他参加了三次高考，每次都接近600分，可就是考不上他一门心思要考的北京大学。他在每本书的封皮上都工工整整地写上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几个字。他的字是漂亮的小楷，可封页上的字让我看了心里发颤。对于我来说，考上大学就相当于天上掉馅饼，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他为什么非考北大不可呢？
张北大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上，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话，上课也没见他听过讲。也是，关于那些高考制胜宝典他早已烂熟于心，他都可以给我们讲课了。但是他又从不缺课，来来去去都挺有规律的，一天下来不是做数学题就是翻历史书。他是个忘记季节的人，衣服总是穿得比别人多，却给人无法回避的阴冷感觉。
只有在中午教室空寂下来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活动一下。他就站在角落里看窗外的天空，用那种不属于高中生的深邃悠远的眼光看着远方。我总是忘不了他在窗口张望的样子，像朱耷的绘画里的一只孤鹫，有一点忧伤，还有一点沧桑。
我没有亲眼见到张北大的跳楼景象，我只看到了被他压扁的那个垃圾筒，学校为了节约居然一直没有换掉垃圾筒。当天下午我们照常上课，连晚自习也没停。
可我实在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到处找不到子曰，于是召上已经保送，在家休养的HH去校外的小酒馆喝酒。去时看见子曰面前已经摆了一个空酒瓶，他的脸色极差。我和HH在子曰的对面坐下，我看见了子曰就要崩溃的眼神。
“我亲眼看见他跳楼的。我在那棵大槐树下读外语，一点准备也没有……听见砰的一声闷重的巨响，人已经趴在地上了……”子曰絮絮叨叨地重复着，眼神里一片空茫。
张北大死后，我曾经站在他常常站的那个地方试着向外看，放眼望去，梧桐树，操场，围墙，街道，高大的房子，都是最习以为常的风景，他现在再也看不到了。窗台上一行细细的小字：有一种鸟没有脚，生就为了飞翔；只有一次机会落地，那就是死亡。
他果真是从窗口飞了出去。
他果真是落了地。
最后一个月，我拒绝去学校。我一想到学校就想到那个压扁的垃圾筒，一想到那个垃圾筒我就心惊肉跳。我一反往日的听天由命，坚定地对长着副阎王脸的爸爸说，要么打死我，要么别逼我高考。爸爸在软硬兼施都不见效后，无奈地对我说，要么明年复读，要么现在就出国。
英语学得奇滥无比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国。我需要换个环境，否则我担心自己会和子曰一起定居疯人院。子曰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的消逝，如此惨烈的情状，他那颗憨直的心，再也无法承受……
5
HH的大学生活一开始就很极端——他是顶着个招摇的鸡冠头走进学校的。
和高中时一样，他轻松地获得了各科的高分和各位老师的青睐。他把一个学生该做的事都做得无可挑剔，同时也绝不放弃一些他自己想做的离经叛道的事。
HH没有住在学校，而是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民房。他在房间墙壁上写满了词语和句子，还有许多涂鸦，他称这个为“墙壁文化”。他组了一支叫做“肚脐眼”的地下乐队，玩PUNK，很快在圈子里混出了名气。
一边，他的论文《对道德的经济学分析》获得学校学术节的第一名；另一边，他在最著名的朋克杂志上发表了《没有剃鸡冠头的都是伪朋克》的文章。一边，他穿得整整齐齐去竞选学生会干部；另一边，他穿着一条裙子在地铁站口唱kidrock和joydivision的歌。
和高中不一样的是，他开始频繁更换女朋友。
和HH惊世骇俗的生活相比，我的生活显得平淡无奇。
在美国我过得很平和，没有崛起也没有堕落，没有获得殊荣也没有受到歧视。英语始终糟糕透顶，于是我学会了沉默，也习惯了孤独。最喜欢逃了课在通往公寓的路上漫无目的地游游荡荡。那条街上有银行、邮局、唱片店、蛋糕屋、酒吧，也有小偷、乞丐、神智不清的老人和漂亮的金发女郎。这些都与我关系不大。我清楚地知道，我之所以能在这里，都是老爸的钱换来的，美国人与我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了HH写来的一封邮件。
“昨天落了今年第一场雪。我鼓起勇气去医院看了子曰。他说话还是必加子曰二字，但已经不认得我了。我是背着吉他去的，给他弹了首从前我们三个在一块最常唱的《无为》，我知道他用心在听。他的眼睛不像其他的精神病人那样晦暗和呆滞。还有，他很干净。
“平安夜我哭得像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平安地长大……”
有时候我会非常非常地想念一些人和一些事，但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特别想回家的冲动。和家里通电话，他们热乎乎地嘘寒问暖，我就冷冰冰地哦哦两声。扪心自问，我心底里，竟是有些怕的。
我不敢确定我是否已经真正地成熟。
秋天的时候，我收到了HH的一封书信和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他梳着老实的平头。
“今年是我妈的10周年祭日。清明节给妈妈上坟后我和爸爸喝了一次酒。第一次，我真正认识了我爸爸和我自己。
“摇滚让我无比傲慢地生活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英雄是个战士，认为我爸爸是个小心翼翼浑浑噩噩地生活的小市民。不！我错了！爸爸为了我，默默忍受着苦难，忍受着屈辱卑贱的生活，这样的耐力是自以为是的我从来不具备的。
“隐忍才是一种真正的智慧。
“……好久不弹吉他，听歌也只听一些早期的黑豹和eagles。我正在研读中国哲学史，发现老祖宗的智力不比老外也更不比我们低。我感觉自己正在走向古典的回归。人这一生，难道就是走一条出走——回归的路吗？”
有一天，爸爸给我打来电话说，儿子，你妈想你想得生病了，过年回来一次好吗？——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居然在电话这端失声痛哭。当晚我打开电脑给HH发了封邮件，只有三个单词：I miss you.几分钟后我收到了HH的回邮，也是三个单词：So do I.
6
2001年的冬天，我带着难以言喻的心情回国了。HH到机场接我。他还是像个流浪歌手，我却像个暴发户的儿子。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知道的。你也是。
我和HH一拍即合决定首先回高中看看。我们和从前一样从侧门翻进去，身手都还是那么敏捷。
寒假的校园没有什么人,只有老槐树寂寞地立在那里。学校兴建了许多新楼和设施，操场也铺设成了塑胶跑道。被张北大压扁的垃圾筒已经消失。
我们的教室有高三的学生在补课。我从后门往里看，一个不认识的年轻老师在讲数学，二次函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伸开得有点懒散，有几个学生在专心致志地睡觉，有几个眼神意兴阑珊的显然是在开小差。然后我把目光移到教室后面大大的铝合金窗户，它正紧紧地关闭着。
突然一阵铃声响起，下课了。铃声刚落教室就已经空了。
晚上，我们买上啤酒去到HH的单身宿舍。几把吉他，各种效果器，经济学和哲学的书籍，零乱地散在不大的房间里。我在那面壮观的墙壁上，英文和中文的句子间，看到了何洁、子曰还有我的名字。
我们开怀畅饮，熟悉的感觉很快就找了回来。微微有些醉了。我问，还热爱摇滚吗？HH说，是的。我又问，还爱何洁吗？HH说，是的。我接着问，你、子曰，还有我，还是好兄弟对吗？HH说，当然。
我们醉得更厉害些了。我以为你会成为摇滚歌星呢，我说。什么呀，那会饿死的，还会把女朋友吓跑，HH笑着说。
我觉得你变得现实了。
HH默然半天，笑，然后说，我只想健康地活下去。
给我来一段摇滚吧，不要《薄荷茶》，来中文的，我现在就爱听中国话。我向HH提出要求。他立即去调好吉他，接好音响，然后戴上两年前的元旦联欢会上戴过的那副墨镜。
像个孩子一样满含悲伤
静悄悄地睡在大地上
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
心中泛起汹涌的浪花
跳着放荡的舞蹈穿行在旷野
感到狂野而破碎的辉煌
蓝色的梦睡在静静驶过的小车里
漂亮的孩子迷失在小路上
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
没有眼泪 没有哀伤
现在我有些倦了
倦得像一朵被风折断的野花
所以我开始变了
变得像一团滚动炽热的花火
现在我有些醉了
醉得像一只找不到方向的野鸽
所以我开始变了
变得像一团暴烈炽热的花火
7
那个下午有着冬日里难得的温暖阳光。
出乎我的意料，精神病院居然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地方。在一片长有一棵巨大雪松的草坪，我看见子曰坐在原色的木制长椅上晒太阳。他穿着整洁的病人衣服，外面套着高中那会儿常穿的一件米色羽绒服，敞开着胸怀。只一眼，我就心疼得掉下了眼泪。
子曰看着我们，有些迟疑，很快他露出了婴孩才有的天真的笑，说道，子曰，记得，呵呵，我记得。
那我是谁，他又是谁？我赶忙问道。子曰笑，只是说子曰，只是说记得，只是笑。
我真的不知道子曰是真记得还是假记得，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无可选择地越长越大，而他是在固执己见地越变越小。他的智力和心灵都在向出生时的零状态趋近。
HH坐在了子曰的身旁，拨了拨琴弦，弹起了那首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无为》：
有一张二十岁的面孔/我让你看到/有一颗两千年的心情/却有谁知道/我无为，却想无所不为/我在梦游，我在沉睡……
HH低头看着吉他边弹边唱。子曰侧身看着HH边听边笑。
HH是我高中时的好朋友。
在那个集天下奇人怪人滥人狂人非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人为一炉的文科班，HH绝对特别，但还不算最特别。
最特别的那个家伙，在一个太阳很温和的夏天的中午，从五楼教室最后面的窗户飞身而下，义无返顾地作了自由落体运动，正砸在楼下红色的垃圾筒上。垃圾筒变了形，鲜血溅了一地。他姓张，为了考北京大学而复读了三年，有个响当当的名号“张北大”。第二特别的那个老兄在高考语文试卷上，龙飞凤舞地写下“子曰：谁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然后扬长而去。这是尼采的句子，尼采是个疯子。第二天此君上了市报的头版并进入精神病院至今未归。他喜欢引用古人哲人的话，不管谁说的一律用“子曰”二字起兴，我们就管他叫“子曰”。他是我和HH的铁哥们。
而HH，高三时混着混着却也成功保送上了本市最著名的大学，因为他作为一个文科生居然动不动就在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一等奖。学的是热门专业国际金融，据说拿的还是一等的奖学金，在学生会这种虚拟官场也干得游刃有余。所以说，这还是个清醒的家伙，大致知道生活是个什么东西。
也附带着说说我吧。除了一年如一日地逮机会逃课和考试从来是倒数前三名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与人争狠斗气，没有患得患失的感觉。这让我的做着个不大不小的官的爸爸感到很绝望。
说HH特别不是吹的，当时他在学校也算声名显赫。第一，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数学天才。第二，他的车后座曾经载着校花招摇过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个吉他弹得一级棒的摇滚乐中毒者。一所重点高中里出现一个摇滚男孩，怎么着都显得鹤立鸡群。
使HH彻底出了大名的是高三那年学校的元旦联欢会。那天HH戴着墨镜，特像个盲人，在旧旧的黑色牛仔裤外套了条花哨刺眼的肥大短裤。演唱前他扶着墨镜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是这个世界在撒谎，还是我的眼睛在撒谎”，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也明显与喜庆的辞旧迎新的日子不和谐。然后HH抱着把吉他开始高唱Nirvanna的《薄荷茶》，上蹿下跳，声嘶力竭,与平时相比，面目全非。学校租的场子很豪华，音响效果出奇的好，他弱智般地嚎叫着，非常忘情，得到了从看台上飞来的三个可乐罐和一个苹果，还有一片嘘声和尖叫声。HH倒是坚持嚎叫到了最后一个音符，并完全以一派胜利者的风范扛着吉他心满意足地下了台。
学校领导异常愤恨，新年一过便追究到我们班里：谁把这个节目报上去的？——那时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就是“子曰”。他在上报节目时写的是“男高音独唱：捷克斯洛伐克民歌《薄荷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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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还在念理科的时候，我和HH在一个班，子曰在另一个班，但什么也阻隔不了我们的臭味相投。我们三个都热衷于逃课，经常相会在电脑室，他们鏖战于帝国时代，我在一旁看蔡志忠漫画。
我们成了著名的三剑客。我们互相的评价是：HH——浪子，子曰——夫子，我——傻子。
HH确实聪明。
我就没见过他好好学习，我混他也混，可我的数学从来没及过格，而HH的数学从来就没失过手。
也许有一点点遗传的原因。HH的妈妈是个小厂子的会计，HH会走路了就会玩算盘，会说话了就会背乘法口诀表。HH说她妈妈是一个脸色苍白笑容温柔的女人，死得很早。
HH的爸爸对什么人都和和气气，做事却有点孩子气的慌慌张张，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HH果断强悍的男子汉作风。他是个不太成功的小商贩，做过各种小生意，最后在90年代中期稳定下来，开了个卖磁带和CD的音像店。我想HH就是在这时候得到了摇滚乐的启蒙。
第一次看HH唱摇滚，那种感觉就叫“震撼”。
那还是高一逃课最凶的一段时间，我在外面玩，竟然三天内丢了两辆自行车。被老爸知道后大骂了一顿“猪脑袋”、“败家子”、“丢了祖宗八代的脸”……我看不得他那张冬瓜脸就跑了出来。
找到HH和子曰一起喝酒。我憋着一肚子气发现连酒精也解决不了问题，HH就说，那来点刺激的吧。
那时候我已经十六七了，在音乐方面水平不高，我叫得出名字的歌星一定是红得连居委会大妈都能唱他的歌的那种。用英语数数都数不全，就更别说听英文歌了。而子曰也是个音盲，就听他哼唱过走调走得厉害的《西游记》主题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HH带我们到了一家叫做“天使飘临”的酒吧。HH显然是这里的名人，他打了一圈招呼后跳上舞台，拿着把吉他熟练地弹了起来，然后张口唱道：
我不是好人说的那种坏人/因为我没能学习那种学问/我更不是坏人说的那种好人/因为我玩不了那种假深沉。
流转的灯光下，他的额头显得格外宽阔，挺直的鼻梁表达着内心的桀骜不驯，嘴角挂着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满含嘲讽。向来没心没肺的我被HH四射的热力深深感染了。
HH曾说过，摇滚乐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音乐，它提醒人们这世界一刻也不安宁。它让所有习惯安逸的心脏习惯动荡，让所有习惯抚慰的耳朵习惯刺激，让所有习惯甜美的舌头习惯黄连。
朋友是互相影响的，这样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成长轨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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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说HH那场让全校一半男生红了眼的恋爱吧。
那个学美术的女孩子是高三上学期转过来的，叫做何洁，有着修长的手指和天使一般的甜美面孔，喜欢穿长长的素色裙子。我们这所高中的女生大都长得很科幻，素有侏罗纪公园之称。何洁一出现，就被顺理成章地捧成了校花级的人物。
像个童话里的仙女一样的何洁身上有一股天然的漂泊气质。我是个低智商的笨蛋，不习惯飘忽不定，但她立即吸引住了子曰和HH。
子曰先下手但没有为强。他没过几天就对何洁说，子曰，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你可愿做我的女朋友？人家眨巴眨巴了眼睛，清脆地笑了起来，倒让子曰乱了阵脚。
HH倒是出手不凡，在班会上摆了个深沉得不得了的姿势，弹唱了一首郑钧的《灰姑娘》。然后在当天放学的时候借着暮色，放轻声音对何洁说，你是一个公主，但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灰姑娘；我是一个混蛋，但我希望你愿意爱我这个混蛋。于是第二天，HH的自行车的后座就绽放了一朵洁白的雪莲花。
这场浪漫爱情像一场缤纷的烟花，灿烂，也短暂。才两个月，何洁就飘走了。据说是出国，去了个直到今天我还没在地图上找出来的叫做什么土库曼斯坦的国家。
何洁走后好些日子HH都情绪低落。接着，他再次以打败理科生的成绩得到了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一等奖，之后不久就在学校上演了吼摇滚的一幕，然后又及时获得保送通知书扭转乾坤，得以提前脱离苦海。集荣辱成败与万千瞩目于一身，HH始终笑得洋洋洒洒。
但我知道何洁是HH胸口的一块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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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届高三是历年来考得最差的。有人在夜里砸了学校门口“省级重点中学”的牌子，校长也躲了一个暑假没好意思在学校出现，还害得几位老带毕业班的王牌老师遭到“下放”。也危及到下届的弟弟妹妹，他们比我们有了更多的补课和考试。
其实，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说我们这届学生是最聪明最有灵气最有希望的。之所以我们会差不多全军覆没，我想发生在六月的自杀事件是一个致使军心动摇的重要原因。
我们升高三时，张北大作为补习生坐到了我们班，算来他是在念高六。早就听闻他的大名和事迹，他参加了三次高考，每次都接近600分，可就是考不上他一门心思要考的北京大学。他在每本书的封皮上都工工整整地写上他的名字和“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几个字。他的字是漂亮的小楷，可封页上的字让我看了心里发颤。对于我来说，考上大学就相当于天上掉馅饼，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他为什么非考北大不可呢？
张北大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上，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话，上课也没见他听过讲。也是，关于那些高考制胜宝典他早已烂熟于心，他都可以给我们讲课了。但是他又从不缺课，来来去去都挺有规律的，一天下来不是做数学题就是翻历史书。他是个忘记季节的人，衣服总是穿得比别人多，却给人无法回避的阴冷感觉。
只有在中午教室空寂下来的时候，他会站起来活动一下。他就站在角落里看窗外的天空，用那种不属于高中生的深邃悠远的眼光看着远方。我总是忘不了他在窗口张望的样子，像朱耷的绘画里的一只孤鹫，有一点忧伤，还有一点沧桑。
我没有亲眼见到张北大的跳楼景象，我只看到了被他压扁的那个垃圾筒，学校为了节约居然一直没有换掉垃圾筒。当天下午我们照常上课，连晚自习也没停。
可我实在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坐在教室里上课。到处找不到子曰，于是召上已经保送，在家休养的HH去校外的小酒馆喝酒。去时看见子曰面前已经摆了一个空酒瓶，他的脸色极差。我和HH在子曰的对面坐下，我看见了子曰就要崩溃的眼神。
“我亲眼看见他跳楼的。我在那棵大槐树下读外语，一点准备也没有……听见砰的一声闷重的巨响，人已经趴在地上了……”子曰絮絮叨叨地重复着，眼神里一片空茫。
张北大死后，我曾经站在他常常站的那个地方试着向外看，放眼望去，梧桐树，操场，围墙，街道，高大的房子，都是最习以为常的风景，他现在再也看不到了。窗台上一行细细的小字：有一种鸟没有脚，生就为了飞翔；只有一次机会落地，那就是死亡。
他果真是从窗口飞了出去。
他果真是落了地。
最后一个月，我拒绝去学校。我一想到学校就想到那个压扁的垃圾筒，一想到那个垃圾筒我就心惊肉跳。我一反往日的听天由命，坚定地对长着副阎王脸的爸爸说，要么打死我，要么别逼我高考。爸爸在软硬兼施都不见效后，无奈地对我说，要么明年复读，要么现在就出国。
英语学得奇滥无比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国。我需要换个环境，否则我担心自己会和子曰一起定居疯人院。子曰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的消逝，如此惨烈的情状，他那颗憨直的心，再也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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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的大学生活一开始就很极端——他是顶着个招摇的鸡冠头走进学校的。
和高中时一样，他轻松地获得了各科的高分和各位老师的青睐。他把一个学生该做的事都做得无可挑剔，同时也绝不放弃一些他自己想做的离经叛道的事。
HH没有住在学校，而是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民房。他在房间墙壁上写满了词语和句子，还有许多涂鸦，他称这个为“墙壁文化”。他组了一支叫做“肚脐眼”的地下乐队，玩PUNK，很快在圈子里混出了名气。
一边，他的论文《对道德的经济学分析》获得学校学术节的第一名；另一边，他在最著名的朋克杂志上发表了《没有剃鸡冠头的都是伪朋克》的文章。一边，他穿得整整齐齐去竞选学生会干部；另一边，他穿着一条裙子在地铁站口唱kidrock和joydivision的歌。
和高中不一样的是，他开始频繁更换女朋友。
和HH惊世骇俗的生活相比，我的生活显得平淡无奇。
在美国我过得很平和，没有崛起也没有堕落，没有获得殊荣也没有受到歧视。英语始终糟糕透顶，于是我学会了沉默，也习惯了孤独。最喜欢逃了课在通往公寓的路上漫无目的地游游荡荡。那条街上有银行、邮局、唱片店、蛋糕屋、酒吧，也有小偷、乞丐、神智不清的老人和漂亮的金发女郎。这些都与我关系不大。我清楚地知道，我之所以能在这里，都是老爸的钱换来的，美国人与我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圣诞节的时候我收到了HH写来的一封邮件。
“昨天落了今年第一场雪。我鼓起勇气去医院看了子曰。他说话还是必加子曰二字，但已经不认得我了。我是背着吉他去的，给他弹了首从前我们三个在一块最常唱的《无为》，我知道他用心在听。他的眼睛不像其他的精神病人那样晦暗和呆滞。还有，他很干净。
“平安夜我哭得像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平安地长大……”
有时候我会非常非常地想念一些人和一些事，但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过特别想回家的冲动。和家里通电话，他们热乎乎地嘘寒问暖，我就冷冰冰地哦哦两声。扪心自问，我心底里，竟是有些怕的。
我不敢确定我是否已经真正地成熟。
秋天的时候，我收到了HH的一封书信和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他梳着老实的平头。
“今年是我妈的10周年祭日。清明节给妈妈上坟后我和爸爸喝了一次酒。第一次，我真正认识了我爸爸和我自己。
“摇滚让我无比傲慢地生活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英雄是个战士，认为我爸爸是个小心翼翼浑浑噩噩地生活的小市民。不！我错了！爸爸为了我，默默忍受着苦难，忍受着屈辱卑贱的生活，这样的耐力是自以为是的我从来不具备的。
“隐忍才是一种真正的智慧。
“……好久不弹吉他，听歌也只听一些早期的黑豹和eagles。我正在研读中国哲学史，发现老祖宗的智力不比老外也更不比我们低。我感觉自己正在走向古典的回归。人这一生，难道就是走一条出走——回归的路吗？”
有一天，爸爸给我打来电话说，儿子，你妈想你想得生病了，过年回来一次好吗？——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居然在电话这端失声痛哭。当晚我打开电脑给HH发了封邮件，只有三个单词：I miss you.几分钟后我收到了HH的回邮，也是三个单词：So do I.
6
2001年的冬天，我带着难以言喻的心情回国了。HH到机场接我。他还是像个流浪歌手，我却像个暴发户的儿子。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知道的。你也是。
我和HH一拍即合决定首先回高中看看。我们和从前一样从侧门翻进去，身手都还是那么敏捷。
寒假的校园没有什么人,只有老槐树寂寞地立在那里。学校兴建了许多新楼和设施，操场也铺设成了塑胶跑道。被张北大压扁的垃圾筒已经消失。
我们的教室有高三的学生在补课。我从后门往里看，一个不认识的年轻老师在讲数学，二次函数。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伸开得有点懒散，有几个学生在专心致志地睡觉，有几个眼神意兴阑珊的显然是在开小差。然后我把目光移到教室后面大大的铝合金窗户，它正紧紧地关闭着。
突然一阵铃声响起，下课了。铃声刚落教室就已经空了。
晚上，我们买上啤酒去到HH的单身宿舍。几把吉他，各种效果器，经济学和哲学的书籍，零乱地散在不大的房间里。我在那面壮观的墙壁上，英文和中文的句子间，看到了何洁、子曰还有我的名字。
我们开怀畅饮，熟悉的感觉很快就找了回来。微微有些醉了。我问，还热爱摇滚吗？HH说，是的。我又问，还爱何洁吗？HH说，是的。我接着问，你、子曰，还有我，还是好兄弟对吗？HH说，当然。
我们醉得更厉害些了。我以为你会成为摇滚歌星呢，我说。什么呀，那会饿死的，还会把女朋友吓跑，HH笑着说。
我觉得你变得现实了。
HH默然半天，笑，然后说，我只想健康地活下去。
给我来一段摇滚吧，不要《薄荷茶》，来中文的，我现在就爱听中国话。我向HH提出要求。他立即去调好吉他，接好音响，然后戴上两年前的元旦联欢会上戴过的那副墨镜。
像个孩子一样满含悲伤
静悄悄地睡在大地上
看着眼前欢笑骄傲的人群
心中泛起汹涌的浪花
跳着放荡的舞蹈穿行在旷野
感到狂野而破碎的辉煌
蓝色的梦睡在静静驶过的小车里
漂亮的孩子迷失在小路上
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生活
没有眼泪 没有哀伤
现在我有些倦了
倦得像一朵被风折断的野花
所以我开始变了
变得像一团滚动炽热的花火
现在我有些醉了
醉得像一只找不到方向的野鸽
所以我开始变了
变得像一团暴烈炽热的花火
7
那个下午有着冬日里难得的温暖阳光。
出乎我的意料，精神病院居然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地方。在一片长有一棵巨大雪松的草坪，我看见子曰坐在原色的木制长椅上晒太阳。他穿着整洁的病人衣服，外面套着高中那会儿常穿的一件米色羽绒服，敞开着胸怀。只一眼，我就心疼得掉下了眼泪。
子曰看着我们，有些迟疑，很快他露出了婴孩才有的天真的笑，说道，子曰，记得，呵呵，我记得。
那我是谁，他又是谁？我赶忙问道。子曰笑，只是说子曰，只是说记得，只是笑。
我真的不知道子曰是真记得还是假记得，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无可选择地越长越大，而他是在固执己见地越变越小。他的智力和心灵都在向出生时的零状态趋近。
HH坐在了子曰的身旁，拨了拨琴弦，弹起了那首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无为》：
有一张二十岁的面孔/我让你看到/有一颗两千年的心情/却有谁知道/我无为，却想无所不为/我在梦游，我在沉睡……
HH低头看着吉他边弹边唱。子曰侧身看着HH边听边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