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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他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地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一场拉锯战
然而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她觉得希望很大,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双方都陷入沉默。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地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因为高敏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最难完成的心愿
捐献的最后一步就是进入手术室了。捐献者被推入手术室后,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惟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高敏说,她可以理解受捐者的各种顾虑。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感恩会让捐赠者的亲属和器官协调员得到更多的快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
摘自《新京报》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他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地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一场拉锯战
然而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她觉得希望很大,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双方都陷入沉默。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地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因为高敏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最难完成的心愿
捐献的最后一步就是进入手术室了。捐献者被推入手术室后,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惟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高敏说,她可以理解受捐者的各种顾虑。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感恩会让捐赠者的亲属和器官协调员得到更多的快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