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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的钟腾瑜躺在手术台上。头一侧的呼吸机像肺叶一样一张一合，这是他和世界仅剩的联系。他已经脑死亡，绿色的消毒布覆盖全身。一分钟的默哀后，钟腾瑜的心脏、肝、肾、角膜被陆续取出。隔壁的手术室里，四名病人等待着钟腾瑜赋予的重生的机会。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他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地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一场拉锯战
然而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她觉得希望很大，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双方都陷入沉默。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地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因为高敏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最难完成的心愿
捐献的最后一步就是进入手术室了。捐献者被推入手术室后，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惟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高敏说，她可以理解受捐者的各种顾虑。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感恩会让捐赠者的亲属和器官协调员得到更多的快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
摘自《新京报》
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彭宣祥见证了整个过程。这是在他手中成功的第29例器官捐献。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
“替他活下去”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职业。在手术室外，他们等待的永远是死亡，但又是新生；在ICU病房外，他们劝说的是放弃但又是坚守，放弃治疗，坚守捐献者的愿望；他们带给家属的是绝望，但又是希望。这一职业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来自于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志愿者。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这一职业随之产生。
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
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高敏是深圳的器官协调员。她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资料。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
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
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父亲黄宏林捐出了她的器官，袁德珍突然觉得，也许儿子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袁德珍问，能不能把器官捐给小孩子？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田干身体的一部分，一点一点长大，“替田干看看这个世界，替他活下去”。
高敏说，在深圳的器官捐献者常常都是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想得很简单，就像袁德珍说的，我失去过亲人，不想让别人受那种疼。
器官协调员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一个微小的细节就可能改变家属的选择。
在这样伤痛的时刻，他们会变得敏感。高敏见到袁德珍，第一句话是：“妹妹我会帮你。”袁德珍一下觉得有了点依靠。因为是女性，高敏会更感性。她有时候会搂着家属哭。
而彭宣祥习惯的方法是，当去见一群家属时，他会去找“说话能当家的”，因为说服他事情就好办了。彭宣祥发现，往往家属越多说法就越多，在场的家属越少越容易劝说成功。
袁德珍在最后的时刻下不了决心。她在病房外走廊的床上躺了很久，闭着眼一遍遍地把田干的人生从头想到尾。“给不相干的人，我觉得有点心疼。”想了几个小时，袁德珍想到前一晚上梦到两条盘着的小蛇。田干属蛇，两条小蛇也许意味着田干能活在别人身上吧。
一睁眼，看到高敏站在床边，袁德珍叹了口气：“签了吧。”
一场拉锯战
然而家属内心的挣扎并不是器官协调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的是现实带来的种种不可抵达。
5月26日，高敏接到了深圳光明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溢血，仅靠呼吸机维持。高敏问了病人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她觉得希望很大，一边打车，一边向器官捐献的专家团队打电话咨询。
在ICU病房外，高敏见到了病人的妻子和大哥。没说几句话，妻子就问：“捐献能有多少钱？”大哥补充，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家里盖房子欠了八万，还有孩子。高敏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捐献是无偿的，“但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帮你解决困难。”双方都陷入沉默。二哥插话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耗不起了。”高敏顶一句说：“你们这简直就是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她开始讲黄圆圆的故事，甚至讲到黄圆圆捐赠器官后，社会爱心人士捐献了几十万。这种例子并没有减少疑虑。二哥说，如果有帮助，希望能签个协议。高敏立刻接了一句：“不可能。”一家人到外面去商量。高敏说，这其实是一场拉锯战。他们商议的时间，也是在等待高敏的妥协。不过，一开始就当面锣背面鼓地谈钱，她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小时之后，家属回来了。不捐，不再治疗，死亡后火化运回老家。高敏没有再努力。这个捐赠案例失败。
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个案，却暴露出器官协调员常遇到的一个困境：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付出爱心，到底应该得到什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他们？
器官协调员可以在人力上帮捐献者家属们一些。出车祸的，器官协调员帮他们走交通流程；社保、医疗保险，器官协调员协助他们处理；火化时，可以帮忙排队协调。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
因为高敏在深圳是献血明星，和媒体熟悉，在她的帮助下，黄圆圆家欠下的医药费最终由社会捐助解决了。黄圆圆可以，但王圆圆呢？李圆圆呢？深圳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说，不是每个捐献者都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现在的做法是“四个一点”：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
高正荣说，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只能给两万块。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一天一两千块钱维持呼吸机的费用，对打工者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最终会有许多家庭放弃。
最难完成的心愿
捐献的最后一步就是进入手术室了。捐献者被推入手术室后，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
在诸多心愿中，最难完成的是，捐赠者家属常常会提出——让我们见见受捐者。
高敏见到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她说只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母亲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
只有高正荣安排过角膜捐献者家属和受捐者的见面。 整个过程简短而安静。捐赠者家属可以用显微镜看一下受捐者的眼睛。在显微镜下，隐隐能看出一圈暗青色状如尼龙丝的线，那是角膜移植的痕迹。对于家属而言，这是亲人惟一能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不能询问对方的姓名和所在的城市。一切到此为止。
高敏说，她可以理解受捐者的各种顾虑。只是有时候，表现出感恩会让捐赠者的亲属和器官协调员得到更多的快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高敏手中已经有几千份志愿捐赠书。她经常会收到外地的志愿捐赠资料，资料里很多人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年轻。赵丽珍说，等绝大多数人都有了这种观念，一切都自然而然的时候，器官协调员这个角色，就可以消失了。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