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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政党政治形态，其形成有其自身的思想资源支撑。从制度生成的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历史积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是其现实根基，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是其重要借鉴。清晰界定和准确把握这些生成资源，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效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条件;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D62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5.007
总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资源来自四大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其形成的理论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积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是形成的现实根基，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为其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基
谈到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等多党合作思想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曾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早在1840 年恩格斯即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概念，他在篇名为《不来梅通讯》的文章中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P130）此后，类似表述频繁出现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如《共产党宣言》提到，“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2]（P285）这些著述主要阐释了共产党必须同其他政党建立多党合作关系的基本观点。纵观《共产党宣言》，在多党合作思想理论方面，无不显露出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他工人政党;二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同其他民主政党结成联盟;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与其他政党联合时，必须坚持领导权。[3]这些理论思想无不深深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从而影响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模式的选择。
作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列宁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4]（P225）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积极争取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后因其坚持敌对立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最终不得不形成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局面。正如列宁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5]（P30-31）可见，列宁非常重视争取同盟军的问题，强调要加强多党合作。
毛泽东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深入研究，形成了系列多党合作思想，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1940年7月，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中提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6]（P760）从而将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方针。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不搞苏联的一党制，而是要建立多党联合政府。“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7]（P1069）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8]（P1437）正是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有力指导下，我们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积淀
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运用是全方位的，突出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非常注重团结统一，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同时，突出以天下为公的理念，表现出的特征即是家国同构、家国情怀。因而，新型政党制度正是迎合了中华文化的这一核心要义，重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协作，围绕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的中心工作展开合作，才能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另外，“大一统”思想强调要有中心，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也就解释了在中国政党制度的架构中为什么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要始终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和运用了中国“和合”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和合”，“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理念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和全面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精诚团结、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协商建立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无间的政党关系进一步稳固，逐渐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伟大征程中携手前进，这些正是“和合”思想的生动写照。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也铸就了绵长悠远的传统政治文明。一直以来，传统政治文明注重“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社会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必定会对我国当代政党制度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庸”寻求在当时当地条件下最适宜的“中”，“和谐”主张“以和为贵”，“合作”顾名思义要加强协作与团结，不难看出，这些文化元素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宣示的理念不谋而合，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深受传统政治文明的影响。
总之，“大一统”“多元一体”“和衷共济”“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准备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另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收获了新的现代性意蕴。
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根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生长起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现实根基，脱离了这个基础，新型政党制度是不可能生长起来的。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步步铸就了当今中国的政党制度形态，也是在联合斗争、协商建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步步结成亲密的友党关系。
民国初年就开始了多党合作的实践和尝试。1905年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序幕。“孙中山的学说无疑是民国时期的主旋律，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并在本质上是主张共和与民主的。”[9]（P2） 20世纪初，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仿效英美在中国推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犹如“昙花一现”，多党制试验很快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点，美籍华人学者费正清分析指出，“第一是没有共同目标……第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最后一点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10]（P208）作为历史当事人，孙中山后来在评论中国实行多党制这段历史时也感慨道：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但是学不好，反而学坏了！”[11]（P319） 20世纪20年代后期，蒋介石政府彻底抛弃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转而实施国民党一党专制，这种反动独裁统治无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在大陆宣告破产。可以说，是形势的发展、现实的需要将寻求合适的政党制度的重担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P1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同样如此，正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迎合了当时具体国情，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其实，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或者说“两条道路”的战略抉择。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其实质是要维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与之相对应，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论联合政府》）。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民主党派是走中间路线的，幻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实践的发展、是残酷的环境让民主党派认清了现实，进而彻底放弃“中间路线”，逐步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统治的基本格局。正如周恩来所说：“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我国革命的性质给了我们这个便利。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13]（P347-348）
正因如此，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适应革命、建设、改革和民族复兴伟大斗争新胜利的现实需要。回顾百余年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不难发现，“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智慧的结晶，是顺乎时代发展和人民迫切要求的顺势之为，因而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4]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P54）近現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深入总结，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来源和现实基础。
四、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成果：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借鉴
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扩展于世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于世界政党政治而言，是全新的制度模式。前文论述虽主要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经验，但我们不应否认这一制度具有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更不应将之排除在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之外，一定意义上讲，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两党制、多党制。西方政党“Party”是由“Part”演变而来，因而，它代表的只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是部分利益的代表，不可能代表多数人民的利益。同时，西方在野党是以反对党和竞争对手的身份而存在的，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势必带来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另外，西方国家所标榜的“一人一票”大众民主，也逐渐背离实质意义的目标追求而日益僵化，选举政治日益演变为“选举秀”，势必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代表维度，坚持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的政党合作维度，坚持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效果维度，注重吸取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集团利益的经验教训，避免因政党恶性竞争带来的社会动荡，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整合、调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才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多党竞争的另一种选择，对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对于西方民主面临的困局，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案和启示。”[16]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主要以苏联的一党制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为代表。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质与我国一致，它们曾经实行的政党制度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借鉴作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设想实行多党合作制，但终因外部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而后到了斯大林时期，走向了绝对一党制，但最终是以苏共败亡、苏联解体而告终，这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原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起初大多实行多党合作制，后因冷战爆发，加之受苏联影响，逐渐建立起苏联式的一党体制，最终在苏东剧变的大环境下，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终被西方式的多党制所取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注意吸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绝不是一党体制，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提供了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的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协商取代争辩，借助政党协商，发扬协商民主，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治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在讨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成果提供的借鉴功能时，还应辩证地看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世界意义。换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成果之间存有交互关系，一方面，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成果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的制度架构、运行机制，越发显现出的制度效能，所累积的成功经验，也为解决世界各类政党制度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从而能够极大地推进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基金项目
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2019年度招标课题《国家监察法实施背景下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定位及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王小鸿.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論产生的思想渊源[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1）.
[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列宁全集（第3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1]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M].人民出版社，1984.
[14] 张师平.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与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 齐春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5）.
作者简介
张师平，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与政策;
宫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教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 姜杰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条件;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D62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5.007
总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资源来自四大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其形成的理论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历史积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是形成的现实根基，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为其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基
谈到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等多党合作思想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之基。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曾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早在1840 年恩格斯即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概念，他在篇名为《不来梅通讯》的文章中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1]（P130）此后，类似表述频繁出现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中，如《共产党宣言》提到，“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2]（P285）这些著述主要阐释了共产党必须同其他政党建立多党合作关系的基本观点。纵观《共产党宣言》，在多党合作思想理论方面，无不显露出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共产党人应该团结其他工人政党;二是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可以同其他民主政党结成联盟;三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与其他政党联合时，必须坚持领导权。[3]这些理论思想无不深深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从而影响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模式的选择。
作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思想。列宁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4]（P225）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积极争取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后因其坚持敌对立场，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最终不得不形成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局面。正如列宁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5]（P30-31）可见，列宁非常重视争取同盟军的问题，强调要加强多党合作。
毛泽东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深入研究，形成了系列多党合作思想，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1940年7月，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中提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6]（P760）从而将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方针。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不搞苏联的一党制，而是要建立多党联合政府。“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7]（P1069）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8]（P1437）正是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有力指导下，我们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积淀
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运用是全方位的，突出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非常注重团结统一，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同时，突出以天下为公的理念，表现出的特征即是家国同构、家国情怀。因而，新型政党制度正是迎合了中华文化的这一核心要义，重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协作，围绕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的中心工作展开合作，才能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另外，“大一统”思想强调要有中心，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也就解释了在中国政党制度的架构中为什么要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要始终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和运用了中国“和合”文化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和合”，“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理念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和全面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精诚团结、紧密合作，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协商建立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无间的政党关系进一步稳固，逐渐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伟大征程中携手前进，这些正是“和合”思想的生动写照。 ●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也铸就了绵长悠远的传统政治文明。一直以来，传统政治文明注重“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社会制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必定会对我国当代政党制度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庸”寻求在当时当地条件下最适宜的“中”，“和谐”主张“以和为贵”，“合作”顾名思义要加强协作与团结，不难看出，这些文化元素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宣示的理念不谋而合，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深受传统政治文明的影响。
总之，“大一统”“多元一体”“和衷共济”“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准备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另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收获了新的现代性意蕴。
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新型政党制度的现实根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生长起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现实根基，脱离了这个基础，新型政党制度是不可能生长起来的。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一步步铸就了当今中国的政党制度形态，也是在联合斗争、协商建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步步结成亲密的友党关系。
民国初年就开始了多党合作的实践和尝试。1905年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序幕。“孙中山的学说无疑是民国时期的主旋律，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并在本质上是主张共和与民主的。”[9]（P2） 20世纪初，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仿效英美在中国推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犹如“昙花一现”，多党制试验很快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点，美籍华人学者费正清分析指出，“第一是没有共同目标……第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最后一点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10]（P208）作为历史当事人，孙中山后来在评论中国实行多党制这段历史时也感慨道：中国照搬外国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不但是学不好，反而学坏了！”[11]（P319） 20世纪20年代后期，蒋介石政府彻底抛弃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转而实施国民党一党专制，这种反动独裁统治无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在大陆宣告破产。可以说，是形势的发展、现实的需要将寻求合适的政党制度的重担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P1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同样如此，正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迎合了当时具体国情，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其实，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或者说“两条道路”的战略抉择。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其实质是要维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与之相对应，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论联合政府》）。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刚开始的时候，民主党派是走中间路线的，幻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实践的发展、是残酷的环境让民主党派认清了现实，进而彻底放弃“中间路线”，逐步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统治的基本格局。正如周恩来所说：“党派的存在与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我国革命的性质给了我们这个便利。我们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不能发展，他们想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压迫民主党派，因此他们就要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大党的对立斗争中选择了共产党。”[13]（P347-348）
正因如此，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适应革命、建设、改革和民族复兴伟大斗争新胜利的现实需要。回顾百余年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不难发现，“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我国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智慧的结晶，是顺乎时代发展和人民迫切要求的顺势之为，因而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4]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P54）近現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以及对实践经验的深入总结，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来源和现实基础。
四、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成果：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借鉴
现代政党和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扩展于世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于世界政党政治而言，是全新的制度模式。前文论述虽主要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经验，但我们不应否认这一制度具有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更不应将之排除在世界政党政治实践之外，一定意义上讲，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成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两党制、多党制。西方政党“Party”是由“Part”演变而来，因而，它代表的只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是部分利益的代表，不可能代表多数人民的利益。同时，西方在野党是以反对党和竞争对手的身份而存在的，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势必带来政治体制的不稳定。另外，西方国家所标榜的“一人一票”大众民主，也逐渐背离实质意义的目标追求而日益僵化，选举政治日益演变为“选举秀”，势必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代表维度，坚持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的政党合作维度，坚持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效果维度，注重吸取西方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集团利益的经验教训，避免因政党恶性竞争带来的社会动荡，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整合、调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人才的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有别于西方多党竞争的另一种选择，对于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对于西方民主面临的困局，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案和启示。”[16]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主要以苏联的一党制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为代表。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社会性质与我国一致，它们曾经实行的政党制度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借鉴作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设想实行多党合作制，但终因外部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而后到了斯大林时期，走向了绝对一党制，但最终是以苏共败亡、苏联解体而告终，这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原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起初大多实行多党合作制，后因冷战爆发，加之受苏联影响，逐渐建立起苏联式的一党体制，最终在苏东剧变的大环境下，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终被西方式的多党制所取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注意吸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绝不是一党体制，而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提供了一种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的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避免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协商取代争辩，借助政党协商，发扬协商民主，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是世界其他国家政党政治所不具备的，这也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在讨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成果提供的借鉴功能时，还应辩证地看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世界意义。换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成果之间存有交互关系，一方面，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成果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的制度架构、运行机制，越发显现出的制度效能，所累积的成功经验，也为解决世界各类政党制度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从而能够极大地推进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基金项目
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2019年度招标课题《国家监察法实施背景下民主党派内部监督定位及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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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齐春雷.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05）.
作者简介
张师平，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与政策;
宫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教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 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