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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存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民办教师，如今早已走进历史。这个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群体，无疑对中国农村基础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教育部官员曾说，没有民办教师，中国的文盲要多好几亿。
可是，如何从时间上定义这个群体，似乎没有统一答案。
1978年后，全国开始把控民办教师入口关，各地随后制定文件，明确了各自吸收民办教师的截止时间。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不同步。关门最早的省份是浙江，为1978年12月，其次是福建省，在1979年2月，其他省多在1980年左右，最晚的则到1986年。
陕西省民办教师关门时间为1981年7月底。
然而，这个日期对延安800多名民办教师而言，却成了心里始终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800多人，大多是1981年7月底以后开始任教的，且持有延安地区（现延安市）颁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他们中的多数在三尺讲台上站了20多年。
“延安把我们耽误了！”高竹梅的声调不高，但底气十足，她是这800多人中的一员。这个来自延安市子长县、拥有城镇户口的中年女教师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身为县中学校长的父亲告诉她，先安心做民办教师，总有一天会等来转正机会。可是，20多年过去了，机会渐行渐远，等来的却是“被清退”的消息。
高竹梅曾无数次地假设过：如果延安有关部门在她任教之初便明确告诉她自己只是代课教师，不会有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或者在1997年教育部刚下发“97年32号”文件时，就能把文件精神传达给他们，“至少我还有时间去抉择，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岗位上？”
然而，自从希望的羽翼被“民办教师”与“代课教师”编织而成的丝网捆住之后，再有力的奋争也无济于事了。
逝去的，注定要被历史打上沉甸甸的“铅封”。
1981这扇门
到底是不是民办教师？这个问题，800多个“高竹梅”曾在各自的县里寻找答案，在市里寻找答案。他们甚至到国家教育部、国家信访局去寻找，得到的回复都是：“你们是不是民办教师，这个还要回到你们延安市去问。”
而延安市教育局给他们的答复是：“根据政策，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民办教师，而是代课教师。”之所以这样说，依据是陕西省教育厅2003年下发的文件，“我省已于2000年底以前，按照‘关、招、转、辞、退’的五字方针，全部解决了1981年7月底前任教并持有省证的民办教师问题。”显然，目前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种说法了。
“之前的民办教师也说的是1981年7月底前任教并持有省证的民办教师。”陕西省教育厅师资师办处处长罗侃淳参与了当时全省民办教师清退的整个过程，他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持有延安市教育局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的，按照陕西省政策，不属于民办教师行列。
“为何这个门槛要定在1981年？据我们了解，有的省份定在1985年。”高竹梅认为，如果陕西省的政策可以放宽到1985年，这样就能把他们这些拿市证的人囊括在转正行列。
根据罗侃淳的说法，其他省份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关门”时间不同。至于为何定在1981年，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但按照省教育厅的说法，总是要设个截止的时间点。
“既然不承认我们是民办教师，延安市教育局为何会在1992年给我们颁发市证？”在一封题目为“延安市持市证民办教师的请求”中，教师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根据规定，持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并在教育部门备案的就应承认。
关于这个问题，2006年延安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就已经向媒体透露，“当年正是为了控制民办教师人数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人都充斥到教师队伍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延安市教育局才给广大教师颁发了市证。发证时，我们也没有对任何一位老师承诺过类似‘拿市证就有机会转正’之类的话。”
虽然没有承诺，但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转正的路已经被堵死。这些教师一直认为转正是有希望的。
1998年教师节，子长县教育局开展工作表彰大会，高竹梅也是受表彰的一位。她清楚地记得，一位地区教育局领导在会议开始后上台讲话鼓励他们：“你们好好干，将来都会慢慢转成公办教师的！”当时，高竹梅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句大大的空话。
“9分”竟然可以转正
在延安市，让这800多名教师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件事。
2000年10月28日，延安市举行了一次小学教师招聘考试，通过的可以成为公办教师。多名教师回忆，这次考试像他们这样持有市级民办教师任用证的人群是可以报考的，但必须具备大专学历。
“当时很多人都花钱买假证，目的就是为了参加考试。”没有大专学历的高竹梅回忆，自己曾与几名老师连夜乘火车赶往西安，按照朋友提供的联系方式，在陕西省师范大学门口跟办假证的人取得联系，花了500元办了个假的大专学历证书。这样一折腾，路费加上办证费将近一年的工资就没了。当时，高竹梅的工资一个月仅有80元。
据说，参加此次考试的有1千多人，而经市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查后，仅有331人符合报考资格。而最后公布的结果却是这331人全部考试合格，并被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多名受限于大专学历而未能报考的老师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批转正的人中，有的考试分数只有9分。
“如果我们有考试资格，肯定比他们考得好。”安塞县的民办教师李涛和高竹梅都不理解，凭借“9分”的考试成绩最后竟然可以转正。
陕西省教育厅负责人认为，这次考试属于“好心办坏事”。依据政策，2000年“民转公”的大门已经关闭，陕西省为了能够解决更多的优秀民办教师转正问题，又给地方一些公办名额。但是，僧多粥少，只好将门槛提高到有大专学历。
考试之后的几个月内，高竹梅等一些教师陆续拿到了真正的大专学历，但他们却再没等到报考的机会。 “小学教师用人标准中明确规定，只要取得中师学历就可以任小学教师，正是因为看到这一规定，我也就没有再继续攻读大专。”李涛认为，这个考试报考标准违反了《教师法》规定的“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毕业及其以上学历”的规定。
事实上，当时低廉的工资也让很多教师根本上不起大专。李涛给《民生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上大专除了要花费3年时间，学费和资料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节省每年也得花销6000元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为上学来回奔波的路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
据这些教师计算，教龄在20年以上的代课教师，直到2000年左右年收入也不超过3万元。
因不具备大专学历而导致无法参加最后一次转正考试，自然成了这群人心中永远的痛。“如果知道这是个必要条件，就是砸锅卖铁也会在考试之前读个大专出来。”高竹梅感到非常遗憾。
代养费的平衡术
转正成公办教师的梦想越来越渺茫，适当提高待遇如今成为这个群体的诉求。
2006年11月，延安市政府出台意见规定：对持有原延安地区民办教师任用证或连续教龄在20年以上的代教人员，目前已无岗可上或本人不愿继续执教者，执行退养政策，每月发放200元生活补助。
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宏录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延安市200元的退养费在陕西省范围内已经是最高标准，其他市县有的仅为60元。”
2006年，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志富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透露，“教育局第一次向市政府提出200元的退养标准时，当即遭到反对，理由是你们只考虑到教师要拿补助，其他农林牧副渔等部门的‘八大员’（售货员、服务员、理发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炊事员、售票员）问题怎么解决？政府一下子怎么能拿出那么多钱？”
杨宏录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个费用是由市财政统一发放，200元的标准最终也是由市教育局和市财政局等多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
“如果市财政给不了那么多，能否放权给各县，让县政府或教育局再多给我们一点补助。”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诉求，是因为延安市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县，曾经也想过给代课教师增加退养费，但遭到了市里的拒绝。
延安市“拒绝”的理由是，延安市各县区财政收入极不平衡，一旦给富裕县开了口子，穷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很可能会向政府提出“公平对待、向其他县区看齐”的请求，上访问题将没完没了。
如此看来，200元的代养费几乎没有上调可能。《民生周刊》记者在一份退养协议上看到：退养标准属一次性政策规定，与今后各类社会公职人员调资加薪等没有关系。
8年过去了，这些被辞退的民办教师过着每个月200元的生活，外面高速飞涨的物价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
“以前一个月买一袋面和一桶油还能剩点钱，现在买完之后几乎不剩下什么。”对志丹县60多岁的民办教师韩满盈来说，每个月除了政府补给的200元，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他们已经没有工作岗位了，200元只是退养费。”杨宏录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被辞退后，他们就是农民了，他们还有土地，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他们还有子女，也应该赡养他们。”
可是，如何从时间上定义这个群体，似乎没有统一答案。
1978年后，全国开始把控民办教师入口关，各地随后制定文件，明确了各自吸收民办教师的截止时间。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不同步。关门最早的省份是浙江，为1978年12月，其次是福建省，在1979年2月，其他省多在1980年左右，最晚的则到1986年。
陕西省民办教师关门时间为1981年7月底。
然而，这个日期对延安800多名民办教师而言，却成了心里始终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800多人，大多是1981年7月底以后开始任教的，且持有延安地区（现延安市）颁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他们中的多数在三尺讲台上站了20多年。
“延安把我们耽误了！”高竹梅的声调不高，但底气十足，她是这800多人中的一员。这个来自延安市子长县、拥有城镇户口的中年女教师清楚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身为县中学校长的父亲告诉她，先安心做民办教师，总有一天会等来转正机会。可是，20多年过去了，机会渐行渐远，等来的却是“被清退”的消息。
高竹梅曾无数次地假设过：如果延安有关部门在她任教之初便明确告诉她自己只是代课教师，不会有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或者在1997年教育部刚下发“97年32号”文件时，就能把文件精神传达给他们，“至少我还有时间去抉择，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岗位上？”
然而，自从希望的羽翼被“民办教师”与“代课教师”编织而成的丝网捆住之后，再有力的奋争也无济于事了。
逝去的，注定要被历史打上沉甸甸的“铅封”。
1981这扇门
到底是不是民办教师？这个问题，800多个“高竹梅”曾在各自的县里寻找答案，在市里寻找答案。他们甚至到国家教育部、国家信访局去寻找，得到的回复都是：“你们是不是民办教师，这个还要回到你们延安市去问。”
而延安市教育局给他们的答复是：“根据政策，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民办教师，而是代课教师。”之所以这样说，依据是陕西省教育厅2003年下发的文件，“我省已于2000年底以前，按照‘关、招、转、辞、退’的五字方针，全部解决了1981年7月底前任教并持有省证的民办教师问题。”显然，目前已经没有民办教师这种说法了。
“之前的民办教师也说的是1981年7月底前任教并持有省证的民办教师。”陕西省教育厅师资师办处处长罗侃淳参与了当时全省民办教师清退的整个过程，他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持有延安市教育局颁发的民办教师资格证的，按照陕西省政策，不属于民办教师行列。
“为何这个门槛要定在1981年？据我们了解，有的省份定在1985年。”高竹梅认为，如果陕西省的政策可以放宽到1985年，这样就能把他们这些拿市证的人囊括在转正行列。
根据罗侃淳的说法，其他省份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关门”时间不同。至于为何定在1981年，似乎谁也说不清楚。但按照省教育厅的说法，总是要设个截止的时间点。
“既然不承认我们是民办教师，延安市教育局为何会在1992年给我们颁发市证？”在一封题目为“延安市持市证民办教师的请求”中，教师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认为，根据规定，持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并在教育部门备案的就应承认。
关于这个问题，2006年延安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就已经向媒体透露，“当年正是为了控制民办教师人数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人都充斥到教师队伍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延安市教育局才给广大教师颁发了市证。发证时，我们也没有对任何一位老师承诺过类似‘拿市证就有机会转正’之类的话。”
虽然没有承诺，但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转正的路已经被堵死。这些教师一直认为转正是有希望的。
1998年教师节，子长县教育局开展工作表彰大会，高竹梅也是受表彰的一位。她清楚地记得，一位地区教育局领导在会议开始后上台讲话鼓励他们：“你们好好干，将来都会慢慢转成公办教师的！”当时，高竹梅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句大大的空话。
“9分”竟然可以转正
在延安市，让这800多名教师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件事。
2000年10月28日，延安市举行了一次小学教师招聘考试，通过的可以成为公办教师。多名教师回忆，这次考试像他们这样持有市级民办教师任用证的人群是可以报考的，但必须具备大专学历。
“当时很多人都花钱买假证，目的就是为了参加考试。”没有大专学历的高竹梅回忆，自己曾与几名老师连夜乘火车赶往西安，按照朋友提供的联系方式，在陕西省师范大学门口跟办假证的人取得联系，花了500元办了个假的大专学历证书。这样一折腾，路费加上办证费将近一年的工资就没了。当时，高竹梅的工资一个月仅有80元。
据说，参加此次考试的有1千多人，而经市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查后，仅有331人符合报考资格。而最后公布的结果却是这331人全部考试合格，并被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多名受限于大专学历而未能报考的老师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批转正的人中，有的考试分数只有9分。
“如果我们有考试资格，肯定比他们考得好。”安塞县的民办教师李涛和高竹梅都不理解，凭借“9分”的考试成绩最后竟然可以转正。
陕西省教育厅负责人认为，这次考试属于“好心办坏事”。依据政策，2000年“民转公”的大门已经关闭，陕西省为了能够解决更多的优秀民办教师转正问题，又给地方一些公办名额。但是，僧多粥少，只好将门槛提高到有大专学历。
考试之后的几个月内，高竹梅等一些教师陆续拿到了真正的大专学历，但他们却再没等到报考的机会。 “小学教师用人标准中明确规定，只要取得中师学历就可以任小学教师，正是因为看到这一规定，我也就没有再继续攻读大专。”李涛认为，这个考试报考标准违反了《教师法》规定的“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毕业及其以上学历”的规定。
事实上，当时低廉的工资也让很多教师根本上不起大专。李涛给《民生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上大专除了要花费3年时间，学费和资料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节省每年也得花销6000元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为上学来回奔波的路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
据这些教师计算，教龄在20年以上的代课教师，直到2000年左右年收入也不超过3万元。
因不具备大专学历而导致无法参加最后一次转正考试，自然成了这群人心中永远的痛。“如果知道这是个必要条件，就是砸锅卖铁也会在考试之前读个大专出来。”高竹梅感到非常遗憾。
代养费的平衡术
转正成公办教师的梦想越来越渺茫，适当提高待遇如今成为这个群体的诉求。
2006年11月，延安市政府出台意见规定：对持有原延安地区民办教师任用证或连续教龄在20年以上的代教人员，目前已无岗可上或本人不愿继续执教者，执行退养政策，每月发放200元生活补助。
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宏录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延安市200元的退养费在陕西省范围内已经是最高标准，其他市县有的仅为60元。”
2006年，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志富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透露，“教育局第一次向市政府提出200元的退养标准时，当即遭到反对，理由是你们只考虑到教师要拿补助，其他农林牧副渔等部门的‘八大员’（售货员、服务员、理发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炊事员、售票员）问题怎么解决？政府一下子怎么能拿出那么多钱？”
杨宏录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个费用是由市财政统一发放，200元的标准最终也是由市教育局和市财政局等多部门共同协商的结果。
“如果市财政给不了那么多，能否放权给各县，让县政府或教育局再多给我们一点补助。”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诉求，是因为延安市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县，曾经也想过给代课教师增加退养费，但遭到了市里的拒绝。
延安市“拒绝”的理由是，延安市各县区财政收入极不平衡，一旦给富裕县开了口子，穷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很可能会向政府提出“公平对待、向其他县区看齐”的请求，上访问题将没完没了。
如此看来，200元的代养费几乎没有上调可能。《民生周刊》记者在一份退养协议上看到：退养标准属一次性政策规定，与今后各类社会公职人员调资加薪等没有关系。
8年过去了，这些被辞退的民办教师过着每个月200元的生活，外面高速飞涨的物价似乎和他们没有关系。
“以前一个月买一袋面和一桶油还能剩点钱，现在买完之后几乎不剩下什么。”对志丹县60多岁的民办教师韩满盈来说，每个月除了政府补给的200元，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
“他们已经没有工作岗位了，200元只是退养费。”杨宏录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被辞退后，他们就是农民了，他们还有土地，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他们还有子女，也应该赡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