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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环球人物》杂志创刊。
当时正值第七十八届奥斯卡颁奖在即，面对隔着太平洋扑面而来的好莱坞式疯狂，新生的《环球人物》杂志将目光聚焦在了这场电影盛宴之上，但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小金人”之争。为了揭秘奥斯卡，本刊记者深入好莱坞，采访奥斯卡评委会主席、外语片评委会主席;邀请演员撰文，讲述寻梦奥斯卡的心路历程;采访大导演李安，分享其搏击奥斯卡的背后甘苦……
李安，是那届奥斯卡中风头最劲的一张华人面孔。他耗费8年心血拍摄的《断背山》，席卷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在内的8项大奖提名。那一年，奥斯卡上不可忽视的中国面孔还有陈凯歌、陈可辛和蔡明亮，他们执导的影片《无极》《如果·爱》和《天边一朵云》参与“申奥”，最终虽未入围，但均引起世界关注。
15年后，中国电影人的视线早已超越了好莱坞的范式，中国的电影产业也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今日之中国电影，被认为是“一个新生的奇迹”。
2020年注定是个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年份。因为疫情，全球电影业几乎停滞不前，电影院关闭，电影节延期。直到下半年，中国电影院才迎来开放，最终全年票房达到204.17亿元，比上一年的642.66亿元下降68%，但首次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票仓。
经过“短暂休息”后，中国电影在2021年春节迎来爆发。2月17日，春节档总票房累计超78亿元，总观影人次1.6亿，创中国影史累计票房、人次新纪录。
从2006年全年电影票房26亿元，到2010年进入百亿时代，再到2019年突破600亿元，中国电影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疫情下的逆势增长，再一次彰显着中国电影市场爆炸式生长。“今天的中国电影是一个新生的奇迹。一个是它在全球电影工业衰落，甚至被视为夕阳工业的情况下逆势崛起;一个是世界范围之内，除了美国基本都是经济起飞、电影崩盘，而只有中国的电影和经济同步起飞，它是双重奇迹。”电影学者戴锦华说。
小制作电影的春天
这次春节档的黑马是贾玲导演的《你好，李焕英》，一部典型的“低成本、高收益”喜剧片。故事根据贾玲亲身经历改编，她任第一编剧，还有两位编剧是邢爱娜和孙集斌，其中邢爱娜的成名作是《疯狂的石头》，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宁浩的妻子。
15年前的夏天，成本仅300万元的《疯狂的石头》悄无声息地上映，很快留下“疯狂的传说”：路人自费沿街发票，电影院一场比一场价高。在广东，有影院一天连映20场。最终，《疯狂的石头》取得235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被观众称作“国产电影里程碑”。
电影上映期间，导演宁浩坐到《环球人物》记者对面，讲述了自己与“石头”相遇的故事。那是2005年的春天，香港举行亚洲电影投资会，专供亚洲年轻导演推销自己，每人一间小屋，桌上放摞剧本，等着有兴趣的投资商来挑。宁浩带着5个剧本、两部电影作品去“摆摊”。他一连坐了6天，电影碟片发完了，5个剧本还没推销出去。就在他准备收摊时，刘德华的电话来了，“当时觉得有一个巨大的馅饼砸向了自己”，宁浩说。
后来，便有了《疯狂的石头》以黑马之姿冲进2006年中国电影市场。在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冯小刚的《夜宴》两部大片面前，它与众不同，是典型的“低成本、高收益”。
4年之后，2010年，《疯狂的赛车》（票房1.1亿元）又让宁浩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第四位跻身“亿元票房俱乐部”的电影导演。
也是这一年，在《疯狂的石头》中客串过建筑商的徐峥，遇到了《人在囧途》——一部奠定他在喜剧界地位的喜剧电影。影片上映首周，票房破千万，再创了一个国产小成本影片的高峰。
拍完《人在囧途》，徐峥想拍《囧途2》，但搞不定版权，整日发愁，躲在咖啡馆抽烟。绝境中，他另起炉灶，把故事搬到泰国，讲述“一个聪明的中国商务男在泰国的种种遭遇”，一路上笑料不断。徐峥架构了一种经典喜剧模式：一个聪明人、一个傻子、一个疯子，分别由他本人、王宝强和黄渤饰演，各司其职。
两年后，《泰囧》上映，成为首部破10亿的国产片。当时，徐峥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中阐述了何为好的喜剧，“有好的故事、人物;有恰当的主题，能跟观众达成交流;可以做到让你哭的地方就哭，让你笑的地方就笑。那当中有傻笑也没关系，关键是不能仅为了娛乐而笑”。
再后来，轮到开心麻花团队，他们在电影院里引发了观众一轮接一轮的爆笑，《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等等，近10部作品，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喜剧浪潮。
在这些喜剧浪潮中，走出了一个又一个既不高又不帅，却极接地气的喜剧演员，黄渤、王宝强、沈腾……他们都成了电影票房保障。
主旋律大片成了“主旋律”
中国影史首个“百亿票房电影人”是吴京，将他推上这个位置的是主旋律大片《战狼Ⅱ》。 《战狼Ⅱ》在2017年暑期上映，《环球人物》记者曾两次采访他：一次是电影上映前，他讲自己从出道到拍摄《战狼Ⅱ》，一路在电影中摸爬滚打的故事。一次是电影上映后屡创奇迹——4小时过亿，4天破10亿，10天30亿，23天50亿，他谈起一些外媒对片中个人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的质疑，感到不解：“个人英雄主义有错吗？只允许好莱坞出超人，不允许中国出英雄？我爱国有错吗？”
吴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父是吴式太极拳传人。他6岁开始习武，17岁拿到全国冠军，21岁时在师傅的推荐下出演电影《功夫小子闯情关》，正式出道。上世纪90年代末，他出演《太极宗师》《小李飞刀》等剧，有了些许名气，但一直不温不火。2008年，吴京从香港回内地，正赶上汶川地震，他去了师兄李连杰的壹基金，在地震现场见识了当代军人的英勇和无畏，萌生了拍解放军题材电影的念头。
主旋律的军事动作片，一直没人拍，一是怕审核通不过，二则成本高。吴京经过几番辗转，终于敲开了这扇门。《战狼》在总政通过后，一路畅通，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还投了资。2013年，《战狼》开拍，坦克、战斗机、导弹、枪械等军队很多现役装备都是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两年后，《战狼》上映，票房5.25亿元。又一个两年过去，《战狼Ⅱ》上映，票房57亿元，登顶中国票房榜首，至今未有超越者。
那一年，吳京高举着五星红旗的画面，成为新一代观众对主旋律最真切的记忆。这张照片也成为《环球人物》2017年第17期（总第356期）杂志的封面图。
《战狼Ⅱ》上映前一年，香港导演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在国庆档上映。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缉毒电影，成为一匹黑马，从原本排片率不高的状态变成了国庆档票房冠军。
在片中，张涵予饰演男主角、特别行动小组队长高刚。2016年第27期（总第332期）《环球人物》正是以他为封面，以“红色硬汉”为主题，讲述这部主旋律大片出炉的台前幕后。“将主旋律大片中的男主角诠释得更符合‘90后’‘00后’的审美，退去高大全，注入小而鲜的活力。”张涵予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警察是英雄，但首先也是普通人。他饰演的高刚也会失败，甚至爆粗口，并不是通常影视作品中人民警察完美无瑕的形象，但恰恰是这种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打动了人心。
“红色硬汉”张涵予亦是出演主旋律大片中的代表性演员。从《集结号》到《风声》，再到《智取威虎山》，他不断讲述着英雄的故事。为什么一直钟情于此？他答道：“有人说‘歌功颂德’没意思，但是有些人，为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很多，甚至是生命，如果不为他们慷慨一歌，这世界上就没人知道他们的英雄故事，甚至会忘记他们的存在，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主旋律大片，就这样成了“主旋律”。此后，《红海行动》《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夺冠》……一部部大片陆续上映，不断刷新多项票房和观影纪录。到了2020年，疫情急剧冷冻电影产业的背景下，依然是主旋律电影上演“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和我的家乡》《八佰》两部影片开启逆势突围，联手献上约60亿元票房。
确立中国的美学标准
2016年，《环球人物》在做“红色硬汉”报道时，曾采访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一级警监王大伟，他在看完《湄公河行动》后，感慨良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警察的影片，基本都讲这支队伍的文化是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爱及无私奉献，赢得了一些中老年观众的认可。《湄公河行动》用商业电影的手法和语言，把时下流行的英雄主义表现出来，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可见，用商业大片讲述英雄主义，成效立竿见影。
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主旋律电影抱有极大的热情。有数据显示，2014年《智取威虎山》上映时，19岁以下观众占比仅有不到4%，20—24岁观众占比也在30%以下;而到了《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19岁以下以及20—24岁观众均已超过12%和32%。
电影工业技术、拍摄模式不断升级，电影类型不断细化，再加上观众的成长和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电影才在票房、观影人次、口碑上连创奇迹。
“我有一个梦想，中国要成为一个电影大国，最后我们能用电影作品确立起中国的美学标准。”戴锦华说，她常年关注中国电影发展。在她看来，高票房电影并不一定意味着在价值传输、与社会对话等方面是成功的，太多的偶然因素都会影响到票房。
到底什么样的对话才是成功的？如何确立中国的美学标准？每个电影人都在探索。
2017年，吴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战狼3》。
2019年，电影《地久天长》柏林电影节捧回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奖后，导演王小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在艺术和市场、自我和商业之间，始终没有找到最平衡的点，“但还是会继续，像初恋一样地敬畏电影、拍电影”。
2020年，宁浩在《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后，再次坐到记者面前。他担任该片其中一个短片《北京好人》的导演，提到自己身上尖锐感的逐渐消失，他有些焦虑，“《疯狂的石头》那会儿，挺自由的。后来票房不停翻红，从10亿到20亿再到50亿，资本都希望创造奇迹，就让电影按照同一种方式进行组织生产。但艺术不应该是追求个性的吗？”
答案也许还在寻找中，这一代中国电影人注定无法停止思考。因为他们在用心拍电影，在用电影讲述中国故事。
《环球人物》以中国电影为主题的部分封面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