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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空间概念是现代社会的“大问题”，从空间概念出发，能够洞见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键区别。当代社会理论家鲍曼基于空间概念所形成的分析，从空间与权力、公共空间的形态与变异、空间与社会治理以及寻找政治等方面，对现代社会进行了精细的阐述。在此阐述中，可看到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空间结构安排以及社会治理等迥异于传统社会的特点，这对理解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空间 权力 社会治理 鲍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92-10
一、作为“大问题”的空间概念20世纪以前，空间概念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我们信奉的是历史的思维方式。①这一事实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地改观，以吉登斯、福柯以及鲍曼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对空间概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在吉登斯和鲍曼那里，“空间”无疑是不可替代的理论和现实“大问题”，它直接关涉到“现代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评论》一书中，吉登斯写道，“一切社会互动都是由各种社会实践组成的，存在于时间-空间，并由人的力量以一种熟练和有见识的方式来组织。”②因而，吉登斯呼吁将时间性与空间性注入到社会理论的核心，将结构化理论结合并包括于时间-空间的各种关系之中。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他亦试图将空间概念纳入到社会理论当中，基于空间来分析社会转型、权力运作和现代社会治理。换言之，在鲍曼看来，空间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诸问题已变得在政治上更具决定性。“在现代强权习性的推进下，社会格局现代化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和保持这种控制。因此，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就是以重组空间的名义打一场旷日持久之战。这场重大战役的赌注就是赢得控制地图绘制室的主动权。”③
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基于对空间的精确控制。资本主义的扩展首先需要破除的便是农业和手工业者的“共同体”空间，这个空间静止而缺乏生气，但它牢牢地将人控制在道德集体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劳动力，因此，它需要拆解掉旧有的共同体，使劳动者从共同体的庇护中走出来，走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力。与此同时，精英阶级需要建构新的“共同体”来对抗各种不确定性的危险、对抗流浪者所构成的潜在侵犯、对抗他者的敌视，他们要建构“我们感觉”。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工程完成对空间的绝对控制，尤其涉及到对人无情的“监视”，“全景监狱”以及数据库超级系统得到极度发展。
在空间中随意流动的可能性，是衡量现代权力的标志，它决定了人们权力的性质和数量，也决定了社会的类型和发达程度。对于鲍曼来说，无法轻易地离开特定空间的人们，是缺乏权力的群体，而能够轻易地摆脱空间限制的人们，则是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空间到达另外一个空间，并从这种空间转移中获得无穷的利润，而不负有对特定空间的责任。“精英分子的‘全球性’指的就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意味着逃避和躲避。冲突一旦发生，地方制度卫士总会有高高兴兴故意扭头不看的地方。”②[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2、43页。这构成全新的“全球流动性等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支配者有足够的余地和自由，而被支配者的自由则被严格地限定。因此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空间相对静止和僵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空间得到精确地测定、控制空间的方式得到进化、空间被压缩的社会形态。正是在此种现代情形下，地区性空间丧失了其意义生产能力，它们的意义是由精英人物以及发达资本主义来予以定义的，这无疑是现时代最强大的权力政治，它傲慢、强势、难以逆转。所以鲍曼说，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
在他对流动的现代性的分析中，涉及到了对具体的公共空间的分析，比如法国巴黎的保卫广场、大型的消费场所、乌有之乡以及虚幻的空间。但这些公共空间并不具备解放的意涵，更多的只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图像。因此，现时代是一个公共空间被异化的时代，我们看似有诸多“公共空间”。但在这里，多的是匆匆过客，是消费者的欲望满溢，并没有政治性辩驳，亦无公共性参与，更遑论革命性改变。正如鲍曼所言，真正的城市公共空间在缓慢却无情地缩减，城市居民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撤离了惨淡的广场，公共空间陷入空前的荒芜。②我们见到的大型空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以商业性元素装点起来，是一个消费者空间，而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者空间，因此，它不具备“公共性质”。行动者本质上是消费者群体，他们的行动为了获得即刻的满足，并无长远的规划和公共性精神。正因为无法真正参与、无法真正型塑政治行动者，我们无从看到希望。但鲍曼依然对政治充满期待，他希望在消费者时代“寻找政治”。
在《寻找政治》中，鲍曼力图在消费主义时代寻求现代人的自由和自主。依循哈贝马斯的路线，依然要回到公共领域中来，重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成为鲍曼所谓的寻找政治的主线索。“将私人困境重新锻造成为公共问题的技艺正有被荒废、被遗忘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私人困境往往被这样来认识：难以使这些私人困境的‘混杂物’，意即它们的‘积聚之物’，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力图使这种转换再度成为可能，是本书讨论的目的。”④⑤[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7、3、4页。基于现代性的难题，他认为，“倘若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纽带不复存在，或者，永远无法再建这一纽带，换言之，倘若没有简便易行的方式，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那么，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就将同步增长。”④在公共空间中，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它们不是沉浸于自我陶醉式的快乐，它们的相遇寻找的是集体操控的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样才能重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以及“共同价值”。⑤也因此，政治活动的目标不是什么“完美社会”，而是尽可能自由与正义的社会。 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最关键的危机不是空间区隔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是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旁观者。在鲍曼看来，面对人类的种种苦难，我们可能会做出同情的表示，但这不是集体承诺，而是一种临时的和区域性的安慰。这于事无补，我们依然是旁观者，全球依然处于伦理真空状态。唯有集体行动、集体的承诺和对话，才能消除冷漠和沉默，根治全球伦理真空所造成的恐惧和危机。正如鲍曼所言，“争取把自身转变成行动者的旁观者有能力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们有能力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英]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鲍曼的空间理论，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存在着亲缘关系。他哀叹于人类命运的可悲前景，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行动者的集体承诺之上，他排除了激进革命的可能性，而寻求在生活政治而非解放政治中实现人类的解放。他对现代性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理解身处的社会和命运，不无助益。
二、空间与权力
如何理解权力，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鲍曼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工具的滞后，所谓“很远”和“很久”是两个内涵同一的概念。在那时，距离是用身体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来衡量的，并没有统一的度量工具存在。②④⑤[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26、28、30页。也就可以说，“人体自远古以来就是‘万物的度量衡’”。②在这样的社会中，空间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伸延，而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中，基于有机的社会联系，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国家和政治力量，对这些空间范围也只能望而止步，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不清晰性。甚至于这些地方性社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形象，使得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可能是无功而返、得不偿失的。
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空间是静止的、固态的，并且与时间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时间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的。就权力形态而言，鲍曼认为，由于空间与时间测量的“人格化”，与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一样是形形色色的繁复，所以地方性权力与权威总是有机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不受或者少受外界强制力量的影响。这一论述，与吉登斯对于部落社会的阐述极其相似。[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鲍曼认为，“只要度量衡依然保持人格化，而且以五花八门、相互毫不协调的地方性实物作为基准点，那么，它们就可以作为盾牌为人类社团服务：人类社团可以躲在盾牌背后，避开好奇的眼光和侵入者的敌意。”④言外之意就是，在前现代社会，正规权力运作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这就给地方性权力留下了巨大的余地，各种分立的地方性权力广泛存在，集体性国家权力无法得到进一步扩展。
在鲍曼看来，征税部门为了扩充税源，首要的任务是使分立空间的度量规则化、同一化。只有在空间具有清晰性、透明性的前提之下，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才能形成与运作。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空间的战役。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空间规划和地图制作权的控制，这种控制就等同于权力的生成。起源于15世纪的美术透视画法为现代空间概念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现代空间概念与空间组织重构的转折点。美术透视法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建构一种“非人格化”的空间视角，使得观察者对空间的理解都建基于同一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观察者的眼睛是一切透视的出发点，“它决定了视野内一切物体的大小和相互间的距离，而且依然是确定物体位置和空间的唯一基准点。”⑤这里的关键是，谁是观察者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观察者要进入某一特定的观察点。它假设在某一特定的观察点所进行的观察，所看到的是相同的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对于权力关系鲍曼认为，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衡量权力关系的一个尺度，表示着权力两极的不平衡状态。在前现代社会，正是因为对空间衡量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方性社区的权力得以普遍存在，集团的权力行使职能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且所行使的权力也是不彻底的。在透视法则被运用，进而地区或全国性的地图出现后，权力关系被重新建构。对于拥有制作地图并控制地图解释权的一方来说，它的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制止其他的对空间的解释与理解，防止其他解释中心的出现；同时，它也要使得自己的、对空间的理解法则成为普遍性的原则，这样才能导致空间的同一衡量标准的出现。这样对他来说，所有空间就是确定的、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另外一方来说，恰恰相反，这样的空间是不确定的、无法理解的，同时也就是模糊的。 与前现代社会的情形相对立，现代的以地图为衡量标志和表征形式的空间关系得到了彻底的重组。确定/不确定的双方改变了相互的地位与身份，权力关系于是也得以置换。因此，由于空间组织的变换，就权力关系而言，前现代社会代表的是分散的个体化权力形态；现代社会代表的是全国性的或者说是民族性的“非个人性”的权力形态。在这里，空间性质从纯粹自然性的地方性认同转变为社会性的普遍性认同，空间性质变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权力关系的重构与重组。
在鲍曼的空间话语中，关于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分析饶有趣味、富有启发。就权力双方而言，谁能使空间对自己而言是确定的，而对对方而言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不能理解的，那么谁就拥有支配对方的权力。地图的功效就在于，拥有地图制作权的一方可以清晰地剖析地方性的空间，而地方性空间的居住者却无法清晰地透视全部地域。更关键的还在于，被透视的地方性空间由于失去了理解自身空间的标准，也就丧失了自身意义生成的能力。这样，权力双方支配与被支配的格局就更为确定了。
就国际关系而言，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占有更多的领土空间，能够到达更为遥远的区域，意味着国家权力和实力的伸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限定在如何确定疆域领土的划界之上，而非其他标准。因为在国家主权者看来，疆域就是权力，空间的广阔就是权力的强大，这两者之间没有很明显的区分。15～16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就是这一空间理念的具体表现与运用。对于企业等经济实体而言，空间概念也隐含着权力与实力等涵义。鲍曼在描述一些以规模见长的企业时，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这些企业的巨大规模，以及它们特意夸大其规模以表征其实力的做法。[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以上所述，只是空间与权力的抽象关系形态。与此同时，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构成与转换，也是全球化社会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分化的一个特征。这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与前述的分析密不可分。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遥远的距离可以在瞬时到达，时间与空间已产生了分化。而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空间的多远就意味着时间上的多远，两者并没有产生分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时间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空间则逐渐居于次要地位。交通与网络技术的发达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被整合进了一个巨大的关系与互动网络之中，任何地方性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世界范围。
注意到这些并非新颖之处，属于鲍曼特色的地方在于，他从全球化趋势之中发现了权力格局的巨大落差。他认为在全球化的外衣之下，不但隐含着区域之间的权力格局，也隐含着个体之间的权力大小。不同的区域，基于不同的发展程度，就成为权力链条上的不同环节，那些在市场中处于不发达一端的区域，它的意义是由发达地区来定义的，它的权力和行动能力被严重地制约。而对于个人，那些有条件在不同空间之间往来的人拥有社会的主导权力，而那些被固定于一地、无法也没有能力与条件离开的本土居民，则处于权力的弱势一方，同时被前者所剥削。[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在鲍曼看来，有条件在各地穿梭的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不受空间制约，有权力在世界来回往返；相反，固定于一地的人，则受着空间的限制，不能随意离开。这是一种独特的空间分层。
精英阶层权力的形成得益于他们在空间之中随意往返的能力。他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可以随时转移地方，而不必负有任何对当地社会的义务。不能离开的固定居民，则必须面对这一切。因而，这种权力关系的演化是以精英阶层的剥削与固定于一地的居民的被剥削为代价而形成的。就现代空间而言，谁可以自由地离开一个地方，谁就可以自由地逃离种种后果，谁就能够成为权力的支配者。鲍曼分析道，“那些‘投资者’——即拥有投资所必需的资本和资金的人——具有的流动性，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对雇员的责任、对弱小者及子孙后代的义务、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自我再生的义务）之间新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无条件的分离。一言以蔽之，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繁衍的责任它们统统不必担负。”④[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3页。鲍曼称这一现象为“在外地主”现象，表征着基于空间的权力不平等。④
正是由于空间的重组，使得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关系发生了转换，进而导致权力关系的变动。同时，全球空间之间也在相互影响。强势空间对于本土空间的负面作用日益加剧了本土空间的堕落与衰败。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流动性导致了权力与义务之间的严重不对等，马太效应急剧显现出来。在这一情景之下，鲍曼认为，“由于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全球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社会梦想/慰藉，原来也不过如此。”③④⑤[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6、16、19页。
三、公共空间的形态与异化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极力阐述的一个概念，但他也看到，公共领域在不断地被异化，这与社会世界的理性化相关。鲍曼则将社会的普遍理性化与“大屠杀”联系起来，进行了令人震撼的论述。[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在鲍曼的文本中，现代社会虽然有诸多的公共空间，但却缺乏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公共性”，更多的是消费者空间，因而，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空间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等大型人造空间的建立，在改变空间自然形态的同时，也在重组新型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形态与传统的自然空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社会，空间性是根据无中介的普通人体的能力来组织的；而在现代社会，空间被“加工/集中/组织/标准化”，真正地从人体的能力之中解放出来，通过技术的力量、它的速度将空间重新组织了起来。③这种空间组织的集中表现就是大型都市社区的出现以及都市群落的不断扩伸，“由这种技术规划出来的空间是不大相同的：它是建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是人工的，不是天然的；它以硬件为媒介，而不是直接通到湿件的；它是合理化的，而不是社区化的；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④
现代化的大型城市空间，产生的不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实现的社会平等与社会的良性沟通，而是经过重组的、新的两极分化。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性的社区逐渐失去它往昔的意义与权力；同时，在城市社区中，各个空间也积极地进行重组，实现分化与整合。人工空间的建造，是社会精英统治的需要，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因而在这样的空间中，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与权力成为一个首要问题。对于这样的空间形态，鲍曼引用弗卢斯蒂的比喻，区分了几种比较典型的社会空间。一是“易滑空间”，“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间，因为这儿的路径蜿蜒崎岖，就像迷宫一样”；一是“多刺空间”，“由于各种防卫装置，如在墙上用来对付闲人的喷水龙头，阻止人坐靠的凸起倾斜的墙面等，要靠近这里很不容易”；还有就是“神经质空间”，“由于巡回检查和遥控技术的运用，这儿的监测系统非常活跃，人在里面，一举一动都被监视。”⑤在现代的城市空间中，空间被封闭起来，被私人化，缺乏公共性。
公共空间的话题也是人类的生存性问题，具体到鲍曼而言，则是一个在现代人造的城市空间中，人的交往与沟通方面的问题。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的聚居地，充满着不确定与不安全感，寻求确定与意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人人都渴望确定性与安全，并为此孜孜以求，人类从未轻易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人不可避免地要与各色人等进行接触，是否沟通以及如何沟通是鲍曼关注的问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亲密互动所构成的公共空间，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异化了的过程。因为，在城市社区中，和陌生人的交往是一项程序化的事情，需要学会一套相当特殊和熟练的技巧，在表面的熟络之下，隐含着应付式的现代交往规则。塞纳特将这些技巧归为“礼仪客套”（civility）规则的完整技巧，他说，“那就是，相互设防而又能让每一个人和谐相处的社交活动。戴着面具是礼节客套的核心所在。面具使得远离那些戴着面具的人的力量背景、不自在和个人感情的、纯粹的社交应酬成为可能。因为礼仪客套的目标，是要掩饰并保护自己，它正使得每一个运用它的人自己负累重重。”[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8页。在此情形下，城市公共空间就不复往日的重要性了。 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鲍曼区分了四种现代公共空间。第一种公共空间是“展示型公共空间”，以法国的巴黎保卫广场为代表，它坐落在塞纳河右岸，是由密特朗总统亲自设计的大型广场。在这一广场之中，它所演绎的逻辑是展示权威与力量，而不是提供城市居民交流的场所，它给游客的第一印象就是要让他们产生敬畏与灰心的感受。环绕在大型广场的建筑物，都是让人观看而不是为了让人进入的，从外表上看，它们是傲慢和不易损伤的，这是一个封闭性的、严禁进入的堡垒，“它们促使每一个沉湎于广场的平坦和恢弘的人，都以它们为榜样并产生同样的感觉”，②③④⑤⑥⑦⑧[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0、151、152、155-156、160、160、161、161页。面对广场的建筑物时，留给人的只是空旷乏味的物的感知，而不会是温情脉脉的人的情感；这一公共空间是权威的外化，是行政力量的昭示，是一种社会统治的艺术手段。广场建立在地铁出口边，进进出出的人流都会看见这一建筑物，鲍曼分析指出，之所以将这一建筑物面向流动的人，就是要告诉他们，城市不是居留之所，社会是永远在流动的，流动是衡量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杆。
第二种公共空间是现代社会涌现出来的大型消费场所，目的是要服务于消费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让城市居民变成一个消费者。②鲍曼对消费场所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在他看来，我们正在逐渐进入一个消费社会，消费场所是一个同质化了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没有协商，也没有更多的交流，所实现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同样的感受，也就是说，在这里，有的只是“行动”，而没有“互动”。在消费场所，所体验到的是一系列的个体化的感觉，这里的消费者，“是人群的聚合（gatherings）而不是人的整合（congregations）；是人的群集（clusters），而不是人的集体（squads）；是人的集中（aggregates），而不是人的总体（totalities）。无论它们多么的拥挤，在这些集体消费场合，没有任何‘集体性’（collective）的存在。”③在购物天堂里，所有的消费者都被同化，是被消除了差异的存在，有着一种“同样如此”的感觉。在这里，他们似乎找寻到了令人舒心的归属感——成为某一集体或团体的一个成员的安慰性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普遍身份的认同感，只是一种体验和经验的伪造品。”④
第三种公共空间鲍曼称之为“乌有之乡”，这是“一个毫无身份、关系和历史的象征性体现物和表达物的空间，例子包括机场、高速公路、无个性特征的旅馆房间，公共交通工具。”⑤和传统社会相比，“乌有之乡”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占据许许多多的空间，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之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之中。和前面两类公共空间相同的是，“乌有之乡”也是对“定居”思想的打击，它反对和鄙视常驻某地或者是移居到一个特定的地域。在“乌有之乡”中，差异被忽视了，人人都感觉到一种宾至如归的体认，即使对于已有的差异，也被认为只是身体或者体型上的不同，而这些是不影响彼此在此地作短暂逗留的。人为地将各自之间的差异做了同化处理，将自己与他人拉到了同一个层次之上，以创造一个近似和谐相处的情景，这是与前面两种公共空间不同的地方。不管有什么样的差异，他们都统一要遵循相同的行为方式与准则，“而且引发统一的行为方式的暗示，对他们所有人而言，都必须是明确清楚的，不论他们在日常活动中选择的或习惯使用的是什么语言。”⑥也就是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因交易成本过高所导致的协商与妥协的萎缩在这里并不存在，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协商与妥协等一系列沟通的必要。在“乌有之乡”中，公众需要掌握的就只是那么几条被简化的戒律，根本不需要繁文缛节式的礼仪客套的技术。因而，鲍曼深有感慨地说，“既然它们总是占据大量的公共空间并以它们的方式来重新塑造它们，那么，可以学到礼仪客套艺术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⑦
第四种公共空间鲍曼命之为“虚幻空间”，这一概念是由凯西基维茨和斯特拉首先提出并加以使用的，按照他们的理解，虚幻空间是指，“没有被赋予任何意义的地方。它们不必通过围栏或障碍物来和外界加以隔绝。它们不是禁止进入的地方，但是，它们的不可进入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不可见到的。”“如果意义的创造是一个模仿、领会、消除诧异和创造意义的行为，那么我们对虚幻空间的经历就不包含意义的创造。”⑧它们不具有意义，并非因为它们是虚幻的，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任何意义，人们也不会相信它们会包含有任何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被掩饰了，所以难以觉察和辨别，这些存在的差异也就不能被人看到。在每一个城市社区中，有许多居民，他们的头脑中都会存在着这个城市的地图，在其中，就有虚幻空间的存在。虽然在地图上，为了体现出意义，这些虚幻空间是被遗漏和忽视了的，在地图上删除这些地方，就能将其他地方的意义体现出来。“虚幻空间是人们没有进入的、人们感觉到消失了的、敏感的地方，而且从人的外表看来，他会感到惊奇、困惑并有些许的恐惧。”②③④[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3、166-167、167、167页。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也将“虚幻空间”列作公共空间的一类，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存在着的，并且是人来人往的城市区域，只是它们被刻意地遮蔽住了，不可见而已。
四、空间与社会治理
基于空间的社会治理，鲍曼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分析。在现代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与社会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努力在寻求同一性、消除差异性，用尽量少的规则来统一我们的行动。在这里，陷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谋求的同质性越是有效，越是强烈，在面对陌生人时要让自己感到自在，就越是困难，差异看起来也就越具有威胁性，所产生的焦虑也就越令人不安。在鲍曼看来，这种无所适从的窘境现在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让人不可摆脱，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没有的现象。在这样的陌生性环境中，如何去寻求安全以及获得对社会的基本信任，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往昔，我们对于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命运有着普遍的认同，这些构成为社会的信仰基础，然而，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中，这种所谓的“普遍的善”的理念被怀疑、质疑，甚至被否定。因此转而寻求身份上的认同。鲍曼认为，“在公众的身份认同中而不是在共同利益的达成一致中，去寻求安全可靠性，是最为明智的而且是最为有效和有利的可行之道。”②在身份认同之下所形成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正如裘金所言，“共同命运这一最终理想的精疲力竭，加强了社会阶层的吸引力。”③安全的获得，还是在空间意涵上进行的，获得一个合适的职位首先意味着地域上的分离，意味着分离的、“可以防御的空间”的权利，在这一地域中，允许进入其中的只是那些具有“相同身份”的人，其他人无权进入。分离的空间被戒备森严的边防岗哨所环绕，在这一地域中的人拥有权利受到这些保护，因为地域的分离其目的就是要寻求邻里的同质性。④其言外之意就是寻求分离的空间地域，并受到特别的保护与安全系统的照顾。 身份认同和地位集团的形成是空间治理的一个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更为普遍的空间治理形式是隔离与疏远。典型代表是监禁，监禁是空间束缚的最极端和最彻底的方式，也是精英阶层最主要的治理手段。“先是空间隔离，再是强制禁闭，几世纪以来这几乎成了对付一切分歧，尤其是不可能或不希望在习惯性的社会交际网络内调解的分歧的发于内心的、本能的方式。空间隔离的最深刻含义就在于禁止或中止交流，从而造成强制性的永久疏远分离。”[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4页。在传统社会中，日常性的、亲密的社会关系是主要的交往形式，无所谓隔离与疏远，问题的解决主要采取习惯等方式，法律产生不了很大的作用。相反，在现代社会中，正是通过空间的分划，对空间进行隔离与疏远，禁止空间外的人员进入其中，从而达致社会惩罚与社会分层的功效。
就社会治理的手段而言，福柯所阐述的全景监狱曾经得到了广泛运用。全景监狱是由边沁首先构想出来的，其构造原理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⑦[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4、255页。这是一种空间安排的策略，使得各个单位可以被随时观看和辨认，而可见性只是对监督者而言的，对于囚犯来说，正是因为处于这一可见性中而被取消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从而确保了秩序的存在。“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⑦在监督者看来，这是一种可以计算和坚实的繁复状态；在被囚禁者看来，这是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这种建筑和机制产生了非常的后果，它使得被囚禁者处于一种持续被监视的状态中，他们完全暴露在可见性之下，无法确定何时不被监视。无法确定的效应就是时时可能被监视，这样导致了权力自动地在发挥作用。“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6页。这种权力观念的深刻涵义是，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是权力实在性的一个前提，这与鲍曼对权力的阐述相似。正如福柯所言，“全景监狱技术在从以地方为基础、自我监视、自我调节，以人类耳目的先天才能来衡量的整合机制向国家管理、超地区、比人类先天才能所及广阔得多的领土整合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③④⑤⑥[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7、48、49、50、52页。
鲍曼认为，在现代社会，全景监狱已失去了往昔的功效。因为，现代社会永远处于流动不息的状态，不可能和以前一样固定于一地的、具有可被训练与监视的方便性了。“我们的身体与网络、数据库和信息高速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③与全景监狱区别的地方有很多，数据库等所构成的超级监视体系，被监视者是这一体系中的主要的、并且是心甘情愿的因素。就两者的功效而言，鲍曼认为，“全景监狱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逃出严密警戒的空间，而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以虚假借口和没有正式证明的情况下闯入其内。数据库拥有有关你的信息越多，你就越可自由自在地活动。”④所以，在鲍曼看来，数据库是一种选择、分隔和排斥的工具，通过这些程序，全球人被留下来了，而本地人则被淘汰出去。这是一种流动性的载体，可以让全球人在全球范围之内有着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相反，全景监狱则是想方设法要将人们束缚在本地之上，限制他们在空间之中的自由。全景监狱是一种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机制，这是福柯所注意到的；但在现代的权力格局之中，另外一种新的权力格局，也即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权力机制在形成，这一现象被称为是“对视监狱”。⑤这里的少数人是社会名流，他们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被无数的人们在观看。在对视监狱中，少数人的权威是由他们的遥不可及所获得的，鲍曼论述到，“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既崇高又平庸，既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又给普天下的下等人树立了一个为之效仿或梦想效仿的光辉榜样。”⑥
以上所论及的对视监狱只是空间控制的一种形式，在现代社会，监狱的作用发生了改变，现代监狱对空间的处理与控制是较全景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景监狱的重要意义，就是确保囚犯参加一定的活动，能够遵循一定的程序，做一些事情，其目的是教养，使他们可以在走出监狱之后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而在现代监狱中，通过对空间的隔离与疏远，囚犯在里面做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了，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现代监狱是控制全球化背景下的、被遗弃的人们的治理手段，是社会精英权力的极端运用。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职责是保持本土安全，全球资本寻求在安全的地方进行投资；否则，流动的资本随时可以离开。这体现出全球性与本土性价值之间日益对立的特性。现代的监狱不仅意味着禁锢于一地，还意味着驱逐，把陌生人拒之门外，把危险携带者转移到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法逃离的空间之外，这就是监狱的功效。只有在对空间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上，社会治理才成为可能。
五、在集体生活中寻找政治
以上论述，充满着睿智的洞见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让我们对人类命运产生不可抑制的关切。在这个时代，最不能回避的便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我恰恰认为，问题很少有错，有错的更可能是答案。我还以为，最糟的回答就是回避问题。”[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页。这是左派政治的优势之处。因此，之于鲍曼，提出问题是最可贵的理论品格，回避问题才是最为致命的理论缺陷，身处矛盾重重的现代社会，直面问题才能有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回避问题则将这种微弱的可能性都扼杀了。所以，鲍曼提出了诸多“大问题”，且试图回答这些“大问题”，他的回答是在“寻找政治”的维度上进行的，同样深刻而具非凡的敏锐力。
现代人的命运被不断撕裂，越来越个体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和道德都丧失了，人类命运面临着暗淡的前景。人类生活在确定的不确定性、安全的不安全性中，惶惶不可终日。空间的无限伸延，使昔日的情感和道德共同体趋于解体，而所建构的新共同体，封闭而同质化，它排除异己、敌视陌生人，它无法承担情感、道德以及公共性的功能，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人类骗局。精英们在这个新的共同体中，自得其乐，越来越丧失集体行动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关注个人的利益，无视责任和义务，公共利益的观念渐行渐远。因此，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群的不断分裂、撕裂，小团体越来越小、同质性越来越高、门槛越来越清晰，各自封闭起来，相互冷漠而敌视，现代社会充斥着种种的不信任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消解，便慢慢滋生出使社会解体的倾向。 此种人类处境带来的是“恐惧”。“人们摆脱了16世纪时的那种恐惧，进入了一个不被盲目而不可预测的命运困扰的世界——这就是现代所有恐惧的温床。”②③[英]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195页。换句话说，恐惧处在黑暗中，无时无处不在，但我们无从把握。鲍曼指出，现代性试图消除任何的不确定性、建构全新的确定性，但这种人类的社会工程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便是恐惧无处不在，人类对之无可奈何。“恐惧最令人恐慌之时，是在它弥漫开来、呈分散之势时，这时的恐惧模糊不清、无依无支、自由飘荡，谁也不知它从何而来又当如何处置；恐惧莫名其妙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所害怕的威胁似乎处处可窥见，却又无处得见。‘恐惧’是我们给予这种不确定性的名号，我们以之称呼我们的无知。”②这种恐惧难以预测和把握，这是一种全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比之于其他的不确定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随时可能摧毁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人类对之束手无策，焦虑、脆弱而不堪一击。鲍曼区分了三种恐惧的危险。其一是威胁人身及其所属品德危险，其二是威胁社会秩序的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危险，其三是威胁个体在世界上位置的危险。人类在此种种危险面前，充满恐惧。鲍曼最后说，“对付高涨的恐惧并最终消除它的危害的方法的唯一有前途的开始就是洞察恐惧，洞察其根源。”③
通过对恐惧的分析，鲍曼试图指出，在个体化的时代，人类无法团结起来致力于对上述社会难题的解答，在消费社会中，我们与政治越来越疏离。[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当代人类处境的艰险正在扩散弥漫，它们所引起的各种歧见亦是如此。这些歧见四处流布，根本不可能将其结合、固定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以摆脱共同的敌人，而只是令痛苦加剧。”⑥⑦⑧[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5、57、64、6页。我们完全缺乏“处理/解决”个体问题的集体方式，个体只是聚合在一起的公众，他们没有得到有效地整合，无法采取集体一致的行动。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鼓掌或吹口哨，赞扬或责骂，羡慕或嘲弄，怂恿或阻扰，纠缠或唠叨，煽风点火或泼冷水，他们绝不可能承诺去做个体自身无法做的事：即，替满腹牢骚的个体解决问题，为他们担当责任。”⑥这样的个体无法形成正式机制，去解决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些意见的杂和，纷纷扰扰，制造分歧，形成不断分化的小群体，无法整合成政治和社会力量，去面对问题、承担责任。
民族国家在面对现代难题时，同样无能为力。在鲍曼看来，现今的政治制度日益放弃其在议程与法则之设立中的作用，但这不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扩展。相反，这仅仅意味着设定议程与法则的功能，从政治制度中分离出去，给予了其他势力，这些势力主要是指与金融、商品市场有关的势力。“当今政治过程的危机的关键，与其说是价值的缺失或价值多元引发的混乱，不如说是缺少一个有效机制，该机制足以替任何价值体系或任何持久、巩固的选择议程从事立法、促进、确立、维护的工作。”⑦政治将其权力转让给了各种流动的势力，让它们去决定人们的选择和实践，市场和货币的力量在今天势不可挡，这与政治的退却不无关系。
在种种现代性困境面前，鲍曼并未放弃希望，而是在寻找出路，“个体自由只能是集体活动之结果。”⑧他找到的出路便是通过“寻找政治”来获得集体行动和集体承诺的可能性。什么是“寻找政治”？在我们看来，是要回到集体行动上去，通过集体行动来应对个体化时代的“恐惧”。集体行动能够将私人困扰转变为公共关注的问题，这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通过这种途径，将问题呈现出来，将个人苦难呈现出来，进而通过公共的关注和辩驳，使得这些问题得到严肃地关注，从而能够进入到政治议程，得到解决的方案。
在政治日益隐退的时代，鲍曼依然寄希望于政治，他将目光集中在对共和主义的依赖上。共和主义者认为共和乃是生产公共之善的工厂，且是惟一具有生产公共之善之能力的工厂，共和主义者的善的社会，只存在于未来，需要通过共和之活动才可能达致。而个人的批判、理性、判断是共和在生产公共之善的过程中惟一可用的资源。自由之三和弦，即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由是共和主义生活的先决条件。②④⑤⑥[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54-155、155、157、161、190页。鲍曼认为，共和要成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公民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而且还是一种赋予的力量，是参与的自由；这一制度以永远不会有结果而又不会稍稍减弱的热情与活力，试图在个体的免于干预的自由与公民的干预权利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这样，个体才能通过参与、回应，真正地使自己融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和的共同体。②因此，共和主义的个体，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参与公共活动，维护社会价值，争取个人权利，而又具有合作和社会精神，他们是积极的公民。“而人之天性中那种能够超越一己之私、投身公益的美德，要求给予公民‘独立’、‘自治’以足够的施展空间，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家提供的不同方案之间作出最符合公益的选择。”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同时，鲍曼意识到，共和主义者关注的不是他的祖国是谁，而是他的祖国如何避免错误，“就其正确而言，它是我的祖国，若它拒绝改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它便不是我的祖国。”④这与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后者的口号是“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祖国。”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共和实行的条件已不再具备，因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在流动性权力的打压之下日益虚弱，“共和的武器已全然被全球权力所制服或收缴，至少也被屈服于全球压力的国家所驱逐。”⑤鲍曼寻求普遍性，所谓普遍性是指，“普遍性不多不少恰恰意味着跨种类的交流并达致相互理解的能力——再重复一次，其意义在于‘懂得如何做下去’，而且，还懂得在面对他人的不同做法（他有权利这样做）时，自己如何做下去。”⑥这种普遍性超越了主权或半主权的共同体的限制，为共和创造了实行的必要条件。
六、结语
坦诚地说，鲍曼的分析并非完美无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空间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鲍曼是否有高估的嫌疑？人类的行动能力，可否具有抵制空间消极意义的潜能，而非仅仅剩下“恐惧”的情绪。鲍曼似乎并没有看到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结构主义的情绪过重。第二，全球化对地方性的建构，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地方丧失了生成意义的能力，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是否准确？地方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也正是其更为清晰地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过程，因为全球化恰恰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使得地方能够观照自身、重新建构自己。第三，在鲍曼的批判性分析中，他具有的批判意识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批判并不一定就需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里可能存在着误区。人类共存的意识和愿望依然强烈，人类的本真性伦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功效应该体现为建设。政治左派在批判的同时，往往有夸大问题之嫌疑，而没有意识到，面对这些现代性问题，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弹性和调和能力，以及人类本身的潜能，没有意识到民族国家在这个巨变中强大的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空间 权力 社会治理 鲍曼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92-10
一、作为“大问题”的空间概念20世纪以前，空间概念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我们信奉的是历史的思维方式。①这一事实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地改观，以吉登斯、福柯以及鲍曼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对空间概念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在吉登斯和鲍曼那里，“空间”无疑是不可替代的理论和现实“大问题”，它直接关涉到“现代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评论》一书中，吉登斯写道，“一切社会互动都是由各种社会实践组成的，存在于时间-空间，并由人的力量以一种熟练和有见识的方式来组织。”②因而，吉登斯呼吁将时间性与空间性注入到社会理论的核心，将结构化理论结合并包括于时间-空间的各种关系之中。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他亦试图将空间概念纳入到社会理论当中，基于空间来分析社会转型、权力运作和现代社会治理。换言之，在鲍曼看来，空间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框架较之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诸问题已变得在政治上更具决定性。“在现代强权习性的推进下，社会格局现代化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和保持这种控制。因此，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就是以重组空间的名义打一场旷日持久之战。这场重大战役的赌注就是赢得控制地图绘制室的主动权。”③
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基于对空间的精确控制。资本主义的扩展首先需要破除的便是农业和手工业者的“共同体”空间，这个空间静止而缺乏生气，但它牢牢地将人控制在道德集体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劳动力，因此，它需要拆解掉旧有的共同体，使劳动者从共同体的庇护中走出来，走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劳动力。与此同时，精英阶级需要建构新的“共同体”来对抗各种不确定性的危险、对抗流浪者所构成的潜在侵犯、对抗他者的敌视，他们要建构“我们感觉”。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在理性的指导下，通过社会工程完成对空间的绝对控制，尤其涉及到对人无情的“监视”，“全景监狱”以及数据库超级系统得到极度发展。
在空间中随意流动的可能性，是衡量现代权力的标志，它决定了人们权力的性质和数量，也决定了社会的类型和发达程度。对于鲍曼来说，无法轻易地离开特定空间的人们，是缺乏权力的群体，而能够轻易地摆脱空间限制的人们，则是现代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可以轻易地从一个空间到达另外一个空间，并从这种空间转移中获得无穷的利润，而不负有对特定空间的责任。“精英分子的‘全球性’指的就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意味着逃避和躲避。冲突一旦发生，地方制度卫士总会有高高兴兴故意扭头不看的地方。”②[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2、43页。这构成全新的“全球流动性等级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支配者有足够的余地和自由，而被支配者的自由则被严格地限定。因此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社会是空间相对静止和僵化的社会，现代社会则是空间得到精确地测定、控制空间的方式得到进化、空间被压缩的社会形态。正是在此种现代情形下，地区性空间丧失了其意义生产能力，它们的意义是由精英人物以及发达资本主义来予以定义的，这无疑是现时代最强大的权力政治，它傲慢、强势、难以逆转。所以鲍曼说，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
在他对流动的现代性的分析中，涉及到了对具体的公共空间的分析，比如法国巴黎的保卫广场、大型的消费场所、乌有之乡以及虚幻的空间。但这些公共空间并不具备解放的意涵，更多的只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图像。因此，现时代是一个公共空间被异化的时代，我们看似有诸多“公共空间”。但在这里，多的是匆匆过客，是消费者的欲望满溢，并没有政治性辩驳，亦无公共性参与，更遑论革命性改变。正如鲍曼所言，真正的城市公共空间在缓慢却无情地缩减，城市居民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撤离了惨淡的广场，公共空间陷入空前的荒芜。②我们见到的大型空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以商业性元素装点起来，是一个消费者空间，而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者空间，因此，它不具备“公共性质”。行动者本质上是消费者群体，他们的行动为了获得即刻的满足，并无长远的规划和公共性精神。正因为无法真正参与、无法真正型塑政治行动者，我们无从看到希望。但鲍曼依然对政治充满期待，他希望在消费者时代“寻找政治”。
在《寻找政治》中，鲍曼力图在消费主义时代寻求现代人的自由和自主。依循哈贝马斯的路线，依然要回到公共领域中来，重构公共性和公共空间成为鲍曼所谓的寻找政治的主线索。“将私人困境重新锻造成为公共问题的技艺正有被荒废、被遗忘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私人困境往往被这样来认识：难以使这些私人困境的‘混杂物’，意即它们的‘积聚之物’，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力图使这种转换再度成为可能，是本书讨论的目的。”④⑤[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7、3、4页。基于现代性的难题，他认为，“倘若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纽带不复存在，或者，永远无法再建这一纽带，换言之，倘若没有简便易行的方式，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那么，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就将同步增长。”④在公共空间中，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它们不是沉浸于自我陶醉式的快乐，它们的相遇寻找的是集体操控的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样才能重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以及“共同价值”。⑤也因此，政治活动的目标不是什么“完美社会”，而是尽可能自由与正义的社会。 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最关键的危机不是空间区隔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是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旁观者。在鲍曼看来，面对人类的种种苦难，我们可能会做出同情的表示，但这不是集体承诺，而是一种临时的和区域性的安慰。这于事无补，我们依然是旁观者，全球依然处于伦理真空状态。唯有集体行动、集体的承诺和对话，才能消除冷漠和沉默，根治全球伦理真空所造成的恐惧和危机。正如鲍曼所言，“争取把自身转变成行动者的旁观者有能力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们有能力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英]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鲍曼的空间理论，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存在着亲缘关系。他哀叹于人类命运的可悲前景，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行动者的集体承诺之上，他排除了激进革命的可能性，而寻求在生活政治而非解放政治中实现人类的解放。他对现代性的深刻洞见，对于我们理解身处的社会和命运，不无助益。
二、空间与权力
如何理解权力，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鲍曼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工具的滞后，所谓“很远”和“很久”是两个内涵同一的概念。在那时，距离是用身体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来衡量的，并没有统一的度量工具存在。②④⑤[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26、28、30页。也就可以说，“人体自远古以来就是‘万物的度量衡’”。②在这样的社会中，空间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伸延，而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中，基于有机的社会联系，形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国家和政治力量，对这些空间范围也只能望而止步，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不清晰性。甚至于这些地方性社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和形象，使得对它的任何侵犯都可能是无功而返、得不偿失的。
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空间是静止的、固态的，并且与时间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时间与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一的。就权力形态而言，鲍曼认为，由于空间与时间测量的“人格化”，与人类丰富的实践活动一样是形形色色的繁复，所以地方性权力与权威总是有机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不受或者少受外界强制力量的影响。这一论述，与吉登斯对于部落社会的阐述极其相似。[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鲍曼认为，“只要度量衡依然保持人格化，而且以五花八门、相互毫不协调的地方性实物作为基准点，那么，它们就可以作为盾牌为人类社团服务：人类社团可以躲在盾牌背后，避开好奇的眼光和侵入者的敌意。”④言外之意就是，在前现代社会，正规权力运作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这就给地方性权力留下了巨大的余地，各种分立的地方性权力广泛存在，集体性国家权力无法得到进一步扩展。
在鲍曼看来，征税部门为了扩充税源，首要的任务是使分立空间的度量规则化、同一化。只有在空间具有清晰性、透明性的前提之下，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才能形成与运作。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空间的战役。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空间规划和地图制作权的控制，这种控制就等同于权力的生成。起源于15世纪的美术透视画法为现代空间概念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现代空间概念与空间组织重构的转折点。美术透视法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建构一种“非人格化”的空间视角，使得观察者对空间的理解都建基于同一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观察者的眼睛是一切透视的出发点，“它决定了视野内一切物体的大小和相互间的距离，而且依然是确定物体位置和空间的唯一基准点。”⑤这里的关键是，谁是观察者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就是观察者要进入某一特定的观察点。它假设在某一特定的观察点所进行的观察，所看到的是相同的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
对于权力关系鲍曼认为，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衡量权力关系的一个尺度，表示着权力两极的不平衡状态。在前现代社会，正是因为对空间衡量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方性社区的权力得以普遍存在，集团的权力行使职能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且所行使的权力也是不彻底的。在透视法则被运用，进而地区或全国性的地图出现后，权力关系被重新建构。对于拥有制作地图并控制地图解释权的一方来说，它的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制止其他的对空间的解释与理解，防止其他解释中心的出现；同时，它也要使得自己的、对空间的理解法则成为普遍性的原则，这样才能导致空间的同一衡量标准的出现。这样对他来说，所有空间就是确定的、可以理解的，而对于另外一方来说，恰恰相反，这样的空间是不确定的、无法理解的，同时也就是模糊的。 与前现代社会的情形相对立，现代的以地图为衡量标志和表征形式的空间关系得到了彻底的重组。确定/不确定的双方改变了相互的地位与身份，权力关系于是也得以置换。因此，由于空间组织的变换，就权力关系而言，前现代社会代表的是分散的个体化权力形态；现代社会代表的是全国性的或者说是民族性的“非个人性”的权力形态。在这里，空间性质从纯粹自然性的地方性认同转变为社会性的普遍性认同，空间性质变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权力关系的重构与重组。
在鲍曼的空间话语中，关于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分析饶有趣味、富有启发。就权力双方而言，谁能使空间对自己而言是确定的，而对对方而言是不确定的、模糊的、不能理解的，那么谁就拥有支配对方的权力。地图的功效就在于，拥有地图制作权的一方可以清晰地剖析地方性的空间，而地方性空间的居住者却无法清晰地透视全部地域。更关键的还在于，被透视的地方性空间由于失去了理解自身空间的标准，也就丧失了自身意义生成的能力。这样，权力双方支配与被支配的格局就更为确定了。
就国际关系而言，在现代社会的初期，占有更多的领土空间，能够到达更为遥远的区域，意味着国家权力和实力的伸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限定在如何确定疆域领土的划界之上，而非其他标准。因为在国家主权者看来，疆域就是权力，空间的广阔就是权力的强大，这两者之间没有很明显的区分。15～16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就是这一空间理念的具体表现与运用。对于企业等经济实体而言，空间概念也隐含着权力与实力等涵义。鲍曼在描述一些以规模见长的企业时，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这些企业的巨大规模，以及它们特意夸大其规模以表征其实力的做法。[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以上所述，只是空间与权力的抽象关系形态。与此同时，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构成与转换，也是全球化社会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分化的一个特征。这在鲍曼的社会理论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与前述的分析密不可分。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遥远的距离可以在瞬时到达，时间与空间已产生了分化。而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空间的多远就意味着时间上的多远，两者并没有产生分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时间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空间则逐渐居于次要地位。交通与网络技术的发达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被整合进了一个巨大的关系与互动网络之中，任何地方性事情都有可能影响到世界范围。
注意到这些并非新颖之处，属于鲍曼特色的地方在于，他从全球化趋势之中发现了权力格局的巨大落差。他认为在全球化的外衣之下，不但隐含着区域之间的权力格局，也隐含着个体之间的权力大小。不同的区域，基于不同的发展程度，就成为权力链条上的不同环节，那些在市场中处于不发达一端的区域，它的意义是由发达地区来定义的，它的权力和行动能力被严重地制约。而对于个人，那些有条件在不同空间之间往来的人拥有社会的主导权力，而那些被固定于一地、无法也没有能力与条件离开的本土居民，则处于权力的弱势一方，同时被前者所剥削。[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在鲍曼看来，有条件在各地穿梭的人，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不受空间制约，有权力在世界来回往返；相反，固定于一地的人，则受着空间的限制，不能随意离开。这是一种独特的空间分层。
精英阶层权力的形成得益于他们在空间之中随意往返的能力。他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可以随时转移地方，而不必负有任何对当地社会的义务。不能离开的固定居民，则必须面对这一切。因而，这种权力关系的演化是以精英阶层的剥削与固定于一地的居民的被剥削为代价而形成的。就现代空间而言，谁可以自由地离开一个地方，谁就可以自由地逃离种种后果，谁就能够成为权力的支配者。鲍曼分析道，“那些‘投资者’——即拥有投资所必需的资本和资金的人——具有的流动性，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对雇员的责任、对弱小者及子孙后代的义务、对人类生活环境的自我再生的义务）之间新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无条件的分离。一言以蔽之，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繁衍的责任它们统统不必担负。”④[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3页。鲍曼称这一现象为“在外地主”现象，表征着基于空间的权力不平等。④
正是由于空间的重组，使得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关系发生了转换，进而导致权力关系的变动。同时，全球空间之间也在相互影响。强势空间对于本土空间的负面作用日益加剧了本土空间的堕落与衰败。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流动性导致了权力与义务之间的严重不对等，马太效应急剧显现出来。在这一情景之下，鲍曼认为，“由于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全球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社会梦想/慰藉，原来也不过如此。”③④⑤[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6、16、19页。
三、公共空间的形态与异化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极力阐述的一个概念，但他也看到，公共领域在不断地被异化，这与社会世界的理性化相关。鲍曼则将社会的普遍理性化与“大屠杀”联系起来，进行了令人震撼的论述。[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在鲍曼的文本中，现代社会虽然有诸多的公共空间，但却缺乏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政治公共性”，更多的是消费者空间，因而，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空间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等大型人造空间的建立，在改变空间自然形态的同时，也在重组新型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形态与传统的自然空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社会，空间性是根据无中介的普通人体的能力来组织的；而在现代社会，空间被“加工/集中/组织/标准化”，真正地从人体的能力之中解放出来，通过技术的力量、它的速度将空间重新组织了起来。③这种空间组织的集中表现就是大型都市社区的出现以及都市群落的不断扩伸，“由这种技术规划出来的空间是不大相同的：它是建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是人工的，不是天然的；它以硬件为媒介，而不是直接通到湿件的；它是合理化的，而不是社区化的；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④
现代化的大型城市空间，产生的不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实现的社会平等与社会的良性沟通，而是经过重组的、新的两极分化。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性的社区逐渐失去它往昔的意义与权力；同时，在城市社区中，各个空间也积极地进行重组，实现分化与整合。人工空间的建造，是社会精英统治的需要，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因而在这样的空间中，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与权力成为一个首要问题。对于这样的空间形态，鲍曼引用弗卢斯蒂的比喻，区分了几种比较典型的社会空间。一是“易滑空间”，“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间，因为这儿的路径蜿蜒崎岖，就像迷宫一样”；一是“多刺空间”，“由于各种防卫装置，如在墙上用来对付闲人的喷水龙头，阻止人坐靠的凸起倾斜的墙面等，要靠近这里很不容易”；还有就是“神经质空间”，“由于巡回检查和遥控技术的运用，这儿的监测系统非常活跃，人在里面，一举一动都被监视。”⑤在现代的城市空间中，空间被封闭起来，被私人化，缺乏公共性。
公共空间的话题也是人类的生存性问题，具体到鲍曼而言，则是一个在现代人造的城市空间中，人的交往与沟通方面的问题。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的聚居地，充满着不确定与不安全感，寻求确定与意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人人都渴望确定性与安全，并为此孜孜以求，人类从未轻易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人不可避免地要与各色人等进行接触，是否沟通以及如何沟通是鲍曼关注的问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亲密互动所构成的公共空间，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异化了的过程。因为，在城市社区中，和陌生人的交往是一项程序化的事情，需要学会一套相当特殊和熟练的技巧，在表面的熟络之下，隐含着应付式的现代交往规则。塞纳特将这些技巧归为“礼仪客套”（civility）规则的完整技巧，他说，“那就是，相互设防而又能让每一个人和谐相处的社交活动。戴着面具是礼节客套的核心所在。面具使得远离那些戴着面具的人的力量背景、不自在和个人感情的、纯粹的社交应酬成为可能。因为礼仪客套的目标，是要掩饰并保护自己，它正使得每一个运用它的人自己负累重重。”[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48页。在此情形下，城市公共空间就不复往日的重要性了。 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鲍曼区分了四种现代公共空间。第一种公共空间是“展示型公共空间”，以法国的巴黎保卫广场为代表，它坐落在塞纳河右岸，是由密特朗总统亲自设计的大型广场。在这一广场之中，它所演绎的逻辑是展示权威与力量，而不是提供城市居民交流的场所，它给游客的第一印象就是要让他们产生敬畏与灰心的感受。环绕在大型广场的建筑物，都是让人观看而不是为了让人进入的，从外表上看，它们是傲慢和不易损伤的，这是一个封闭性的、严禁进入的堡垒，“它们促使每一个沉湎于广场的平坦和恢弘的人，都以它们为榜样并产生同样的感觉”，②③④⑤⑥⑦⑧[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50、151、152、155-156、160、160、161、161页。面对广场的建筑物时，留给人的只是空旷乏味的物的感知，而不会是温情脉脉的人的情感；这一公共空间是权威的外化，是行政力量的昭示，是一种社会统治的艺术手段。广场建立在地铁出口边，进进出出的人流都会看见这一建筑物，鲍曼分析指出，之所以将这一建筑物面向流动的人，就是要告诉他们，城市不是居留之所，社会是永远在流动的，流动是衡量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杆。
第二种公共空间是现代社会涌现出来的大型消费场所，目的是要服务于消费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让城市居民变成一个消费者。②鲍曼对消费场所的研究非常有意义，在他看来，我们正在逐渐进入一个消费社会，消费场所是一个同质化了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没有协商，也没有更多的交流，所实现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同样的感受，也就是说，在这里，有的只是“行动”，而没有“互动”。在消费场所，所体验到的是一系列的个体化的感觉，这里的消费者，“是人群的聚合（gatherings）而不是人的整合（congregations）；是人的群集（clusters），而不是人的集体（squads）；是人的集中（aggregates），而不是人的总体（totalities）。无论它们多么的拥挤，在这些集体消费场合，没有任何‘集体性’（collective）的存在。”③在购物天堂里，所有的消费者都被同化，是被消除了差异的存在，有着一种“同样如此”的感觉。在这里，他们似乎找寻到了令人舒心的归属感——成为某一集体或团体的一个成员的安慰性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普遍身份的认同感，只是一种体验和经验的伪造品。”④
第三种公共空间鲍曼称之为“乌有之乡”，这是“一个毫无身份、关系和历史的象征性体现物和表达物的空间，例子包括机场、高速公路、无个性特征的旅馆房间，公共交通工具。”⑤和传统社会相比，“乌有之乡”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占据许许多多的空间，普遍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之中，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之中。和前面两类公共空间相同的是，“乌有之乡”也是对“定居”思想的打击，它反对和鄙视常驻某地或者是移居到一个特定的地域。在“乌有之乡”中，差异被忽视了，人人都感觉到一种宾至如归的体认，即使对于已有的差异，也被认为只是身体或者体型上的不同，而这些是不影响彼此在此地作短暂逗留的。人为地将各自之间的差异做了同化处理，将自己与他人拉到了同一个层次之上，以创造一个近似和谐相处的情景，这是与前面两种公共空间不同的地方。不管有什么样的差异，他们都统一要遵循相同的行为方式与准则，“而且引发统一的行为方式的暗示，对他们所有人而言，都必须是明确清楚的，不论他们在日常活动中选择的或习惯使用的是什么语言。”⑥也就是说，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因交易成本过高所导致的协商与妥协的萎缩在这里并不存在，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协商与妥协等一系列沟通的必要。在“乌有之乡”中，公众需要掌握的就只是那么几条被简化的戒律，根本不需要繁文缛节式的礼仪客套的技术。因而，鲍曼深有感慨地说，“既然它们总是占据大量的公共空间并以它们的方式来重新塑造它们，那么，可以学到礼仪客套艺术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⑦
第四种公共空间鲍曼命之为“虚幻空间”，这一概念是由凯西基维茨和斯特拉首先提出并加以使用的，按照他们的理解，虚幻空间是指，“没有被赋予任何意义的地方。它们不必通过围栏或障碍物来和外界加以隔绝。它们不是禁止进入的地方，但是，它们的不可进入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不可见到的。”“如果意义的创造是一个模仿、领会、消除诧异和创造意义的行为，那么我们对虚幻空间的经历就不包含意义的创造。”⑧它们不具有意义，并非因为它们是虚幻的，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任何意义，人们也不会相信它们会包含有任何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被人为地遮蔽起来，被掩饰了，所以难以觉察和辨别，这些存在的差异也就不能被人看到。在每一个城市社区中，有许多居民，他们的头脑中都会存在着这个城市的地图，在其中，就有虚幻空间的存在。虽然在地图上，为了体现出意义，这些虚幻空间是被遗漏和忽视了的，在地图上删除这些地方，就能将其他地方的意义体现出来。“虚幻空间是人们没有进入的、人们感觉到消失了的、敏感的地方，而且从人的外表看来，他会感到惊奇、困惑并有些许的恐惧。”②③④[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63、166-167、167、167页。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也将“虚幻空间”列作公共空间的一类，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存在着的，并且是人来人往的城市区域，只是它们被刻意地遮蔽住了，不可见而已。
四、空间与社会治理
基于空间的社会治理，鲍曼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分析。在现代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与社会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努力在寻求同一性、消除差异性，用尽量少的规则来统一我们的行动。在这里，陷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谋求的同质性越是有效，越是强烈，在面对陌生人时要让自己感到自在，就越是困难，差异看起来也就越具有威胁性，所产生的焦虑也就越令人不安。在鲍曼看来，这种无所适从的窘境现在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让人不可摆脱，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没有的现象。在这样的陌生性环境中，如何去寻求安全以及获得对社会的基本信任，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往昔，我们对于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及共同命运有着普遍的认同，这些构成为社会的信仰基础，然而，在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区中，这种所谓的“普遍的善”的理念被怀疑、质疑，甚至被否定。因此转而寻求身份上的认同。鲍曼认为，“在公众的身份认同中而不是在共同利益的达成一致中，去寻求安全可靠性，是最为明智的而且是最为有效和有利的可行之道。”②在身份认同之下所形成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正如裘金所言，“共同命运这一最终理想的精疲力竭，加强了社会阶层的吸引力。”③安全的获得，还是在空间意涵上进行的，获得一个合适的职位首先意味着地域上的分离，意味着分离的、“可以防御的空间”的权利，在这一地域中，允许进入其中的只是那些具有“相同身份”的人，其他人无权进入。分离的空间被戒备森严的边防岗哨所环绕，在这一地域中的人拥有权利受到这些保护，因为地域的分离其目的就是要寻求邻里的同质性。④其言外之意就是寻求分离的空间地域，并受到特别的保护与安全系统的照顾。 身份认同和地位集团的形成是空间治理的一个方面，在现代社会中，更为普遍的空间治理形式是隔离与疏远。典型代表是监禁，监禁是空间束缚的最极端和最彻底的方式，也是精英阶层最主要的治理手段。“先是空间隔离，再是强制禁闭，几世纪以来这几乎成了对付一切分歧，尤其是不可能或不希望在习惯性的社会交际网络内调解的分歧的发于内心的、本能的方式。空间隔离的最深刻含义就在于禁止或中止交流，从而造成强制性的永久疏远分离。”[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4页。在传统社会中，日常性的、亲密的社会关系是主要的交往形式，无所谓隔离与疏远，问题的解决主要采取习惯等方式，法律产生不了很大的作用。相反，在现代社会中，正是通过空间的分划，对空间进行隔离与疏远，禁止空间外的人员进入其中，从而达致社会惩罚与社会分层的功效。
就社会治理的手段而言，福柯所阐述的全景监狱曾经得到了广泛运用。全景监狱是由边沁首先构想出来的，其构造原理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⑦[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4、255页。这是一种空间安排的策略，使得各个单位可以被随时观看和辨认，而可见性只是对监督者而言的，对于囚犯来说，正是因为处于这一可见性中而被取消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从而确保了秩序的存在。“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⑦在监督者看来，这是一种可以计算和坚实的繁复状态；在被囚禁者看来，这是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这种建筑和机制产生了非常的后果，它使得被囚禁者处于一种持续被监视的状态中，他们完全暴露在可见性之下，无法确定何时不被监视。无法确定的效应就是时时可能被监视，这样导致了权力自动地在发挥作用。“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26页。这种权力观念的深刻涵义是，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是权力实在性的一个前提，这与鲍曼对权力的阐述相似。正如福柯所言，“全景监狱技术在从以地方为基础、自我监视、自我调节，以人类耳目的先天才能来衡量的整合机制向国家管理、超地区、比人类先天才能所及广阔得多的领土整合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③④⑤⑥[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7、48、49、50、52页。
鲍曼认为，在现代社会，全景监狱已失去了往昔的功效。因为，现代社会永远处于流动不息的状态，不可能和以前一样固定于一地的、具有可被训练与监视的方便性了。“我们的身体与网络、数据库和信息高速公路结下了不解之缘”，③与全景监狱区别的地方有很多，数据库等所构成的超级监视体系，被监视者是这一体系中的主要的、并且是心甘情愿的因素。就两者的功效而言，鲍曼认为，“全景监狱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逃出严密警戒的空间，而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以虚假借口和没有正式证明的情况下闯入其内。数据库拥有有关你的信息越多，你就越可自由自在地活动。”④所以，在鲍曼看来，数据库是一种选择、分隔和排斥的工具，通过这些程序，全球人被留下来了，而本地人则被淘汰出去。这是一种流动性的载体，可以让全球人在全球范围之内有着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相反，全景监狱则是想方设法要将人们束缚在本地之上，限制他们在空间之中的自由。全景监狱是一种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机制，这是福柯所注意到的；但在现代的权力格局之中，另外一种新的权力格局，也即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权力机制在形成，这一现象被称为是“对视监狱”。⑤这里的少数人是社会名流，他们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被无数的人们在观看。在对视监狱中，少数人的权威是由他们的遥不可及所获得的，鲍曼论述到，“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既崇高又平庸，既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又给普天下的下等人树立了一个为之效仿或梦想效仿的光辉榜样。”⑥
以上所论及的对视监狱只是空间控制的一种形式，在现代社会，监狱的作用发生了改变，现代监狱对空间的处理与控制是较全景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景监狱的重要意义，就是确保囚犯参加一定的活动，能够遵循一定的程序，做一些事情，其目的是教养，使他们可以在走出监狱之后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活动。而在现代监狱中，通过对空间的隔离与疏远，囚犯在里面做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了，重要的是他们在那里。现代监狱是控制全球化背景下的、被遗弃的人们的治理手段，是社会精英权力的极端运用。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国家的职责是保持本土安全，全球资本寻求在安全的地方进行投资；否则，流动的资本随时可以离开。这体现出全球性与本土性价值之间日益对立的特性。现代的监狱不仅意味着禁锢于一地，还意味着驱逐，把陌生人拒之门外，把危险携带者转移到看不见摸不着又无法逃离的空间之外，这就是监狱的功效。只有在对空间进行有效控制的基础上，社会治理才成为可能。
五、在集体生活中寻找政治
以上论述，充满着睿智的洞见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让我们对人类命运产生不可抑制的关切。在这个时代，最不能回避的便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我恰恰认为，问题很少有错，有错的更可能是答案。我还以为，最糟的回答就是回避问题。”[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8页。这是左派政治的优势之处。因此，之于鲍曼，提出问题是最可贵的理论品格，回避问题才是最为致命的理论缺陷，身处矛盾重重的现代社会，直面问题才能有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回避问题则将这种微弱的可能性都扼杀了。所以，鲍曼提出了诸多“大问题”，且试图回答这些“大问题”，他的回答是在“寻找政治”的维度上进行的，同样深刻而具非凡的敏锐力。
现代人的命运被不断撕裂，越来越个体化，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和道德都丧失了，人类命运面临着暗淡的前景。人类生活在确定的不确定性、安全的不安全性中，惶惶不可终日。空间的无限伸延，使昔日的情感和道德共同体趋于解体，而所建构的新共同体，封闭而同质化，它排除异己、敌视陌生人，它无法承担情感、道德以及公共性的功能，不过是一个虚幻的人类骗局。精英们在这个新的共同体中，自得其乐，越来越丧失集体行动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关注个人的利益，无视责任和义务，公共利益的观念渐行渐远。因此，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群的不断分裂、撕裂，小团体越来越小、同质性越来越高、门槛越来越清晰，各自封闭起来，相互冷漠而敌视，现代社会充斥着种种的不信任和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消解，便慢慢滋生出使社会解体的倾向。 此种人类处境带来的是“恐惧”。“人们摆脱了16世纪时的那种恐惧，进入了一个不被盲目而不可预测的命运困扰的世界——这就是现代所有恐惧的温床。”②③[英]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195页。换句话说，恐惧处在黑暗中，无时无处不在，但我们无从把握。鲍曼指出，现代性试图消除任何的不确定性、建构全新的确定性，但这种人类的社会工程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便是恐惧无处不在，人类对之无可奈何。“恐惧最令人恐慌之时，是在它弥漫开来、呈分散之势时，这时的恐惧模糊不清、无依无支、自由飘荡，谁也不知它从何而来又当如何处置；恐惧莫名其妙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所害怕的威胁似乎处处可窥见，却又无处得见。‘恐惧’是我们给予这种不确定性的名号，我们以之称呼我们的无知。”②这种恐惧难以预测和把握，这是一种全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比之于其他的不确定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它随时可能摧毁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人类对之束手无策，焦虑、脆弱而不堪一击。鲍曼区分了三种恐惧的危险。其一是威胁人身及其所属品德危险，其二是威胁社会秩序的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危险，其三是威胁个体在世界上位置的危险。人类在此种种危险面前，充满恐惧。鲍曼最后说，“对付高涨的恐惧并最终消除它的危害的方法的唯一有前途的开始就是洞察恐惧，洞察其根源。”③
通过对恐惧的分析，鲍曼试图指出，在个体化的时代，人类无法团结起来致力于对上述社会难题的解答，在消费社会中，我们与政治越来越疏离。[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当代人类处境的艰险正在扩散弥漫，它们所引起的各种歧见亦是如此。这些歧见四处流布，根本不可能将其结合、固定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以摆脱共同的敌人，而只是令痛苦加剧。”⑥⑦⑧[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5、57、64、6页。我们完全缺乏“处理/解决”个体问题的集体方式，个体只是聚合在一起的公众，他们没有得到有效地整合，无法采取集体一致的行动。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鼓掌或吹口哨，赞扬或责骂，羡慕或嘲弄，怂恿或阻扰，纠缠或唠叨，煽风点火或泼冷水，他们绝不可能承诺去做个体自身无法做的事：即，替满腹牢骚的个体解决问题，为他们担当责任。”⑥这样的个体无法形成正式机制，去解决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些意见的杂和，纷纷扰扰，制造分歧，形成不断分化的小群体，无法整合成政治和社会力量，去面对问题、承担责任。
民族国家在面对现代难题时，同样无能为力。在鲍曼看来，现今的政治制度日益放弃其在议程与法则之设立中的作用，但这不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扩展。相反，这仅仅意味着设定议程与法则的功能，从政治制度中分离出去，给予了其他势力，这些势力主要是指与金融、商品市场有关的势力。“当今政治过程的危机的关键，与其说是价值的缺失或价值多元引发的混乱，不如说是缺少一个有效机制，该机制足以替任何价值体系或任何持久、巩固的选择议程从事立法、促进、确立、维护的工作。”⑦政治将其权力转让给了各种流动的势力，让它们去决定人们的选择和实践，市场和货币的力量在今天势不可挡，这与政治的退却不无关系。
在种种现代性困境面前，鲍曼并未放弃希望，而是在寻找出路，“个体自由只能是集体活动之结果。”⑧他找到的出路便是通过“寻找政治”来获得集体行动和集体承诺的可能性。什么是“寻找政治”？在我们看来，是要回到集体行动上去，通过集体行动来应对个体化时代的“恐惧”。集体行动能够将私人困扰转变为公共关注的问题，这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通过这种途径，将问题呈现出来，将个人苦难呈现出来，进而通过公共的关注和辩驳，使得这些问题得到严肃地关注，从而能够进入到政治议程，得到解决的方案。
在政治日益隐退的时代，鲍曼依然寄希望于政治，他将目光集中在对共和主义的依赖上。共和主义者认为共和乃是生产公共之善的工厂，且是惟一具有生产公共之善之能力的工厂，共和主义者的善的社会，只存在于未来，需要通过共和之活动才可能达致。而个人的批判、理性、判断是共和在生产公共之善的过程中惟一可用的资源。自由之三和弦，即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由是共和主义生活的先决条件。②④⑤⑥[英]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54-155、155、157、161、190页。鲍曼认为，共和要成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公民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而且还是一种赋予的力量，是参与的自由；这一制度以永远不会有结果而又不会稍稍减弱的热情与活力，试图在个体的免于干预的自由与公民的干预权利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这样，个体才能通过参与、回应，真正地使自己融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共和的共同体。②因此，共和主义的个体，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参与公共活动，维护社会价值，争取个人权利，而又具有合作和社会精神，他们是积极的公民。“而人之天性中那种能够超越一己之私、投身公益的美德，要求给予公民‘独立’、‘自治’以足够的施展空间，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家提供的不同方案之间作出最符合公益的选择。”任军锋主编：《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同时，鲍曼意识到，共和主义者关注的不是他的祖国是谁，而是他的祖国如何避免错误，“就其正确而言，它是我的祖国，若它拒绝改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它便不是我的祖国。”④这与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后者的口号是“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祖国。”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共和实行的条件已不再具备，因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在流动性权力的打压之下日益虚弱，“共和的武器已全然被全球权力所制服或收缴，至少也被屈服于全球压力的国家所驱逐。”⑤鲍曼寻求普遍性，所谓普遍性是指，“普遍性不多不少恰恰意味着跨种类的交流并达致相互理解的能力——再重复一次，其意义在于‘懂得如何做下去’，而且，还懂得在面对他人的不同做法（他有权利这样做）时，自己如何做下去。”⑥这种普遍性超越了主权或半主权的共同体的限制，为共和创造了实行的必要条件。
六、结语
坦诚地说，鲍曼的分析并非完美无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空间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性，鲍曼是否有高估的嫌疑？人类的行动能力，可否具有抵制空间消极意义的潜能，而非仅仅剩下“恐惧”的情绪。鲍曼似乎并没有看到行动者的行动能力，结构主义的情绪过重。第二，全球化对地方性的建构，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地方丧失了生成意义的能力，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是否准确？地方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也正是其更为清晰地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过程，因为全球化恰恰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使得地方能够观照自身、重新建构自己。第三，在鲍曼的批判性分析中，他具有的批判意识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批判并不一定就需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这里可能存在着误区。人类共存的意识和愿望依然强烈，人类的本真性伦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的功效应该体现为建设。政治左派在批判的同时，往往有夸大问题之嫌疑，而没有意识到，面对这些现代性问题，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弹性和调和能力，以及人类本身的潜能，没有意识到民族国家在这个巨变中强大的适应能力。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