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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
《生死场》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屠刀正不断在中国的领土上挥舞，然而在《生死场》里群众如何坚决地反抗侵略、抵御外辱的场面很少，更多的篇幅则是在描写底层群众的普通生活，尽管在后几部分介入了日本侵略的事情，但是在这其中穿插的大部分还是底层群众在面临敌人入侵时候的自我本真的生活状态，或许正因为此，胡风才会觉得作者“对于题材的组织力度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迫力”[1]。萧红对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有着深刻的感受，这也成为她挖掘女性的悲剧的源泉，她自己曾说说：“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萧红从童年开始就受着女儿身的限制，她的童年是痛苦而孤单的，她的女儿身让张家大失所望，对男性子嗣的渴望不得的怨气都迁怒到了萧红的身上，最后被父亲逐出家族。后来，感情唯一的寄托爱情也遭受了重重的打击，萧军、端木均不是她的归属，她的家园再一次消失的无影无踪。在萧红有限的创作力，永远弥漫的是女性的悲剧，这或许成了萧红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萧红作品的魅力源所在。萧红通过自己的这种人生感受传达出了自己对生命、对女性生存意义的哲理思考，同时也彰显了自己对女性苦难人生的深切关怀与同情。《生死场》更是全面体现萧红女性特有的情感与她个人化体验完美融合为一体的佳作，生与死、男人与女人着这部作品中都是萧红对生存状态探寻追问的最好代表。
摩罗认为：《生死场》是一部断裂的文本，前十章是一个文本，后七章是一个文本，而《生死场》重点要展现的是前十章。但是我认为《生死场》更像是萧红有意描绘的一幅散点透视画，人物与人物穿插在每个章节，即可独立成文又可融为一体。一个个零散的生活画面组成了一部《生死场》，展示了落后的原始的乡村妇女们的悲惨生活。女人总是摆脱不了被折磨、被摧残直至死去的命运，永远摆脱不了疾病、难产、自杀各种各样的死去的形式，在《生死场》里受压迫的妇女由于受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的毒害，她们缺乏自主反抗的意识，不敢主动反抗，甚至于被动反抗也不敢放手一试，在这种双重的压迫下，她们又将这种状态内化成一种自然的状态，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封建礼教与男权的双重社会组成了一个吃人的社会，而在这吃人社会里生存的封建礼教化了的女性却在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中轮回，自我挣扎，在害与被害中步入死亡的深渊。男权社会的掌控力始终笼罩在文本的上空，即使在外族侵略，民族尊严高于一切的生死存亡关头，父权制无形之中也在發挥着它不可估量的作用。北村老婆婆为了因抗敌牺牲的儿子找李青山拼命，她哭诉自己：“十九岁守寡，守了几十年，守这个儿子”[2]，最后老婆婆因儿子牺牲生活没有了盼头，居然带着三岁的孙女上吊自杀了，她这一次没有选择继续守着她的孙女。王婆的三岁的女儿摔死在铁犁上，她没有哭闹，而是在她深爱土地上继续劳作，可是当她得知自己的儿子死了后，她却服毒自尽，同样是面对生命的逝去，她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长期男权的压抑下，女性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沦为了男权的帮佣，心甘情愿的受到约束限制。在父权制社会里，女人已经麻木，虽然偶尔会意识到男人的“恶”却因为惮于反抗的后果，“笑一下，赶快又把笑脸收了回去，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3]，只能忍气吞声，无能为力，渐渐地成为了男人世界的附属品。在长期的重压下，女人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女人就该有女的样子，嫁人生子服务于男人，这是女人该经历的，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意识恰恰又助长的父权制的气焰，更进一步的加深巩固了男尊女卑的理念。金枝为了生存步入都市，希望去到都市里摆脱农村的生存困境、敌人的糟蹋。但是不幸的是，金枝遭到了城市男人的诱骗强奸，令人惊讶的是被强奸后的金枝没有受到同性的安慰同情，反而受到了她们无情的嘲笑和漠然，“惯了就好了！那怕什么，弄钱是真的”[ 《萧红大全集》 新世界出版社 第37 页][4]，男权社会已将女性征服，她们至少认为依靠肉体依附男人，总归会得到点。却没有想过要联合起来反抗，争取改变这种受人拿捏的地位，这种无知、漠然正是女性逆来顺受的结果，也是女性最大的悲剧。当金枝把用身体赚的钱拿给母亲时，金枝的母亲却只看到了金枝手里的钱，却没有安慰金枝受伤的心灵，精神上却没有任何关心，她只想到了钱，拿着金枝赚回来的钱，一心想着说着让金枝赶紧继续回城赚钱去，母亲的这个角色在这里没有了一丝丝的温暖与慈祥，完全是冰冷的、冷漠的，而金枝面对这样的母亲却也没有悲哀没有反抗，麻木到了没有任何的怨言与自我保护的行为，女性这社会这个双重的大熔炉中，熔化了自己的个性，完全与熔炉融为了一体。
《生死场》男女冲突最激烈的应该是在前九章，作品中男女的关系也凸显了中国自古以来男主女附的关系。不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男性长期以来占据着重要的统治地位，古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都对女性的行为思想进行了约束，女性的自主权遭到了扼杀，男性惩罚规训女子的手段便是生育。在《生死场》的前两部分，充斥着女性生育的普遍痛苦，尤其是“刑罚的日子里”这一章节，四个女人的生产都伴随着生理的苦痛、男人的仇视。临产的女人被醉酒的丈夫泼了一身冷水，“她仿佛是父权制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萧红大全集》 新世界出版社 第21页]。当金枝未婚先孕感到恐惧和无助时，母亲不能给予她安慰，她渴望成业给她关怀，跟她一起度过这个痛苦，可是成业压根什么都不懂得问，只是“本能被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对金枝而言，爱情并不是美好的，相反，在她这里却成了噩梦。而生育更成了一件恐怖的事情，等她确信有了孩子的时候，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战栗起来，她被恐慌把握着了。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金枝将自己的怀孕看成了一种身体的畸形。生育、胎儿是生命意志的最高形式，是初为人夫、人母的喜悦，但是金枝肚子里的新生命并没有给金枝带来初为人母的喜悦。面对这种入侵，她感到了恐慌、焦虑、不安。而这种不安的感觉、心灵与身体双重的压迫，并不是生育自身带来的，而是男人给予的。女人的生育实际上掌控在男人手里，男人是这场刑罚的始作俑者，他们用生育这一女性特有的生理苦痛对女性进行阶段性的体罚，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男性主地位。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她们在男权里只是一件泄欲的工具，从来没有所谓的平等，然而更可悲的是女性自身却被集体无意识所束缚，向外找寻不到平等的参照，向内则探寻不到平等的意义。
萧红对底层女性群眾的悲剧把握是深刻的，寥寥几笔，从最平常的生育入手，她把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压迫下的女性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萧红曾经说：“她的人物比她高”，读《生死场》会感觉作者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叙述生活中的事情，作者没有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在这种波澜不惊的叙述中你看到的是社会底层农民最真实的写照。两个看似断裂的文本却同时都包含了作者对男权社会无声的控诉。萧红以一种看似平淡的讲述口吻叙述着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追求，但在这平淡的笔调压抑下却隐藏着某种无穷的反抗力，一种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参考文献：
[1]《萧红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
[2]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
[3]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年版
作者简介：沈照祯（1992—），女，山东日照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生死场》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屠刀正不断在中国的领土上挥舞，然而在《生死场》里群众如何坚决地反抗侵略、抵御外辱的场面很少，更多的篇幅则是在描写底层群众的普通生活，尽管在后几部分介入了日本侵略的事情，但是在这其中穿插的大部分还是底层群众在面临敌人入侵时候的自我本真的生活状态，或许正因为此，胡风才会觉得作者“对于题材的组织力度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迫力”[1]。萧红对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有着深刻的感受，这也成为她挖掘女性的悲剧的源泉，她自己曾说说：“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萧红从童年开始就受着女儿身的限制，她的童年是痛苦而孤单的，她的女儿身让张家大失所望，对男性子嗣的渴望不得的怨气都迁怒到了萧红的身上，最后被父亲逐出家族。后来，感情唯一的寄托爱情也遭受了重重的打击，萧军、端木均不是她的归属，她的家园再一次消失的无影无踪。在萧红有限的创作力，永远弥漫的是女性的悲剧，这或许成了萧红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了萧红作品的魅力源所在。萧红通过自己的这种人生感受传达出了自己对生命、对女性生存意义的哲理思考，同时也彰显了自己对女性苦难人生的深切关怀与同情。《生死场》更是全面体现萧红女性特有的情感与她个人化体验完美融合为一体的佳作，生与死、男人与女人着这部作品中都是萧红对生存状态探寻追问的最好代表。
摩罗认为：《生死场》是一部断裂的文本，前十章是一个文本，后七章是一个文本，而《生死场》重点要展现的是前十章。但是我认为《生死场》更像是萧红有意描绘的一幅散点透视画，人物与人物穿插在每个章节，即可独立成文又可融为一体。一个个零散的生活画面组成了一部《生死场》，展示了落后的原始的乡村妇女们的悲惨生活。女人总是摆脱不了被折磨、被摧残直至死去的命运，永远摆脱不了疾病、难产、自杀各种各样的死去的形式，在《生死场》里受压迫的妇女由于受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的毒害，她们缺乏自主反抗的意识，不敢主动反抗，甚至于被动反抗也不敢放手一试，在这种双重的压迫下，她们又将这种状态内化成一种自然的状态，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封建礼教与男权的双重社会组成了一个吃人的社会，而在这吃人社会里生存的封建礼教化了的女性却在一个又一个的漩涡中轮回，自我挣扎，在害与被害中步入死亡的深渊。男权社会的掌控力始终笼罩在文本的上空，即使在外族侵略，民族尊严高于一切的生死存亡关头，父权制无形之中也在發挥着它不可估量的作用。北村老婆婆为了因抗敌牺牲的儿子找李青山拼命，她哭诉自己：“十九岁守寡，守了几十年，守这个儿子”[2]，最后老婆婆因儿子牺牲生活没有了盼头，居然带着三岁的孙女上吊自杀了，她这一次没有选择继续守着她的孙女。王婆的三岁的女儿摔死在铁犁上，她没有哭闹，而是在她深爱土地上继续劳作，可是当她得知自己的儿子死了后，她却服毒自尽，同样是面对生命的逝去，她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长期男权的压抑下，女性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沦为了男权的帮佣，心甘情愿的受到约束限制。在父权制社会里，女人已经麻木，虽然偶尔会意识到男人的“恶”却因为惮于反抗的后果，“笑一下，赶快又把笑脸收了回去，她怕笑得时间长会要挨骂”[3]，只能忍气吞声，无能为力，渐渐地成为了男人世界的附属品。在长期的重压下，女人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深信不疑，作为一个女人就该有女的样子，嫁人生子服务于男人，这是女人该经历的，这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意识恰恰又助长的父权制的气焰，更进一步的加深巩固了男尊女卑的理念。金枝为了生存步入都市，希望去到都市里摆脱农村的生存困境、敌人的糟蹋。但是不幸的是，金枝遭到了城市男人的诱骗强奸，令人惊讶的是被强奸后的金枝没有受到同性的安慰同情，反而受到了她们无情的嘲笑和漠然，“惯了就好了！那怕什么，弄钱是真的”[ 《萧红大全集》 新世界出版社 第37 页][4]，男权社会已将女性征服，她们至少认为依靠肉体依附男人，总归会得到点。却没有想过要联合起来反抗，争取改变这种受人拿捏的地位，这种无知、漠然正是女性逆来顺受的结果，也是女性最大的悲剧。当金枝把用身体赚的钱拿给母亲时，金枝的母亲却只看到了金枝手里的钱，却没有安慰金枝受伤的心灵，精神上却没有任何关心，她只想到了钱，拿着金枝赚回来的钱，一心想着说着让金枝赶紧继续回城赚钱去，母亲的这个角色在这里没有了一丝丝的温暖与慈祥，完全是冰冷的、冷漠的，而金枝面对这样的母亲却也没有悲哀没有反抗，麻木到了没有任何的怨言与自我保护的行为，女性这社会这个双重的大熔炉中，熔化了自己的个性，完全与熔炉融为了一体。
《生死场》男女冲突最激烈的应该是在前九章，作品中男女的关系也凸显了中国自古以来男主女附的关系。不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男性长期以来占据着重要的统治地位，古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都对女性的行为思想进行了约束，女性的自主权遭到了扼杀，男性惩罚规训女子的手段便是生育。在《生死场》的前两部分，充斥着女性生育的普遍痛苦，尤其是“刑罚的日子里”这一章节，四个女人的生产都伴随着生理的苦痛、男人的仇视。临产的女人被醉酒的丈夫泼了一身冷水，“她仿佛是父权制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萧红大全集》 新世界出版社 第21页]。当金枝未婚先孕感到恐惧和无助时，母亲不能给予她安慰，她渴望成业给她关怀，跟她一起度过这个痛苦，可是成业压根什么都不懂得问，只是“本能被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对金枝而言，爱情并不是美好的，相反，在她这里却成了噩梦。而生育更成了一件恐怖的事情，等她确信有了孩子的时候，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战栗起来，她被恐慌把握着了。金枝过于痛苦了，觉得肚子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金枝将自己的怀孕看成了一种身体的畸形。生育、胎儿是生命意志的最高形式，是初为人夫、人母的喜悦，但是金枝肚子里的新生命并没有给金枝带来初为人母的喜悦。面对这种入侵，她感到了恐慌、焦虑、不安。而这种不安的感觉、心灵与身体双重的压迫，并不是生育自身带来的，而是男人给予的。女人的生育实际上掌控在男人手里，男人是这场刑罚的始作俑者，他们用生育这一女性特有的生理苦痛对女性进行阶段性的体罚，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男性主地位。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形象是空洞的，她们在男权里只是一件泄欲的工具，从来没有所谓的平等，然而更可悲的是女性自身却被集体无意识所束缚，向外找寻不到平等的参照，向内则探寻不到平等的意义。
萧红对底层女性群眾的悲剧把握是深刻的，寥寥几笔，从最平常的生育入手，她把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压迫下的女性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萧红曾经说：“她的人物比她高”，读《生死场》会感觉作者就是简简单单的在叙述生活中的事情，作者没有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在这种波澜不惊的叙述中你看到的是社会底层农民最真实的写照。两个看似断裂的文本却同时都包含了作者对男权社会无声的控诉。萧红以一种看似平淡的讲述口吻叙述着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追求，但在这平淡的笔调压抑下却隐藏着某种无穷的反抗力，一种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参考文献：
[1]《萧红大全集》，新世界出版社
[2]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
[3]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年版
作者简介：沈照祯（1992—），女，山东日照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