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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和今年7月，我参加了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长征·踏歌寻根”报道组对长征出发地江西省于都县、福建省长汀县，和长征会师地、落脚地甘肃省会宁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陕西省延安市的两次采访。在采访中，我一直在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与敌人围追堵截的浴血奋战中，在跨越艰难险阻的跋山涉水中，红军官兵是怎么开展宣传工作的？他们以哪些宣传形式、宣传手段，在凝聚队伍、鼓舞士气的同时，把“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告诉了千百万穷乡僻壤、闭目塞听的群众呢？
这个问题的由来，是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精辟论断。他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通過对一处处红色遗址、一个个长征纪念馆的采访和查阅图书资料，我从一幅幅红军官兵创作的漫画、一曲曲红军官兵高唱的战歌、一个个镌刻书写的红色标语、一首首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激情的诗歌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红军长征本是一场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官兵“不但善于用枪杆子打坍敌人，而且是宣传鼓动家。”（陈士渠语），他们把一次军事征程扩大为“宣传征程”，利用标语、口号、漫画、传单、歌曲、戏剧、诗词等多种艺术手段，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团结了广大群众，传播了革命思想。
长征万里 战歌嘹亮
红军是在嘹亮的歌声中迈上战略转移去远方的征程的。2017年11月18日，在江西省于都县“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我看到了陆定一同志在渡过于都河后写下的《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音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首歌和《十送红军》等红色歌曲一起，至今仍在于都县人民之中传唱着。
在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人撰写的《红军长征记》一书中，记载了很多红军官兵在战斗间隙创作战歌、高唱战歌前进的故事。
曾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同志长征中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他在“离开老家的一天”一文中写道：“在离开红色苏区的时候，指导员在政治鼓动后说：‘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答道：‘好！’。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
莫休在“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中写道：“为着免除战士们的枯寂疲劳，特派人至各单位教前日过江时所编的歌，于是渺茫的沙滩上，浮起了一片歌声……‘金沙流水闪金光，胜利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战胜了困难，克服一切疲劳，下决心我们要渡江。’——这个欢快而轻松的歌，很快便在各单位唱熟了。”
在这本书里，还记载了陆定一、贾拓夫、黄镇、彭家伦等同志创作的《长征歌》《红军入川歌》《两大主力会合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提高红军纪律歌》《战斗鼓动曲》等歌曲的词谱。
在歌声中高扬革命意志、在歌声中冲锋陷阵、在歌声中凝聚军心民心，一首首战歌成为红军宣传的有力武器。看到这里，我就理解了肖华将军创作《长征组歌》的内心动力之源。肖华在参加长征时只有18岁，过草地时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1964年4月，他因病疗养期间，回忆起那些在长征路上倒下的战友，夜不能寐，奋笔疾书，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长征组歌》初稿。大型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公演后，以深刻凝炼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讴歌了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颂扬了长征这一传奇的壮丽史诗，成为了凝聚民族精神的红色经典。
“红军的大道理”让群众“看得明白”
2015年11月21日，我们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复村，参观了红屋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办公地——九坑十八井群体建筑。红军第九军团当年在这里留下的“中华民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等10余幅抗日漫画至今清晰可见。中复村红色旅游宣传员钟鸣告诉我们，当年红军留下的几十幅抗日宣传漫画，已经成为了中复村珍贵的历史文物。
至今，在长征经过的地方，仍能见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宣传漫画。在贵州遵义县枫香坝存留的一幅宣传红军运动战的宣传漫画中，以红军战士为背景，山头高插“运动战”的旗帜，旁边写着：“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在遵义县苟坝黄村一幅中央红军绘制的宣传画中，写着“打大胜仗，消灭国民党顽敌，为创造新苏区”“打倒王家烈”的文字，中间倒地的漫画人物就是当时的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四川古蔺县观文镇有一幅扩军宣传缎画“当红军去”。该画画在长方形的粉红色缎面上，描绘了两名红军战士在树立的“加入红军报名处”木牌前，正在欢迎群众来参加红军，画面旁写着“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
红军创作的漫画，既有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对红军纪律的宣传，也有对敌人丑恶嘴脸的辛辣讽刺，还有对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的生动介绍。漫画中稚拙的笔画、滑稽的形象，不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军、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还充分表达了红军官兵充满乐观的大无畏精神。一幅幅通俗易懂的漫画，把“红军的大道理”让群众“看得明白”，也成为了记录长征重要事件的艺术载体。
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著名外交家黄镇在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越沪定桥的情景，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感人场面，沿途的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灵感，一一被他用速写定格在纸上。他有感于“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照亮”而创作的“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被陆定一称为“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帧杰作”。黄镇也被周恩来称为“红色漫画家”。黄镇后来回忆说：“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中。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24张。”1938年，这24幅画作被拍成照片，转送到上海。作家阿英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作品出版，取名为《西行漫画》，封面选用的是黄镇所绘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猎猎旗帜下巍然屹立的画像。《西行漫画》在上海地区和新四军中广为流传，产生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
书写革命标语，也是红军官兵开展宣传的一个有力手段。长征中，党中央为了把撰写宣传标语工作推行下去，多次提出具体要求和动员。
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载文《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提出：“为着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因此我们号召各连队写标语竞赛。”1935年3月10日，《红星》报再次载文《写标语》，提出：“在所有的墙上、窗、房内、屋外，到处写满。写的时候，不当仅用粉笔，要用各种颜料，写得清楚触目，不易抹去。”陈云在刊于《共产国际》杂志上的“英勇的西征”文中写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3条标语。”
红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也参加了书写标语工作。董必武在“路途上，他脚不停，手也不停，遇到一块好墙壁，他往往会打开墨盒，提起毛笔，在上面书写起标语来。”
2016年7月24日，在甘肃省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我们看到了一幅“活捉胡宗南，打倒帝国主义”的红军标语照片。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幅标语是由被称为“红军标语第一人”的刘瑞龙同志拟定的。刘瑞龙曾担任过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拟定和指挥镌刻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岩上的石刻标语“赤化全川”4个大字，字高5.5米，宽4.7米，笔划深0.35米，宽0.7米，里面可卧一人，字间距为7.1米，是最大的一幅红军长征标语，被誉为“石刻标语之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共留下大小石刻标语15000余条，都是由刘瑞龙主持策划的，至今仍保存着4000余条。
短小精悍、琅琅上口的标语是红军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人民群众从标语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红军。
“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
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写道：“我们不能长久滞留一地，而需要经常前进；晚上进村，早上就离村。可是我们还是在民众中做了很大的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各师各部队的政治部以及每一连，都有一股专门担任地方民众工作。党、团、工会及群众团体，都派出优秀干部担任红军经过地方的民众工作。”
在一次次人头攒动的群众集会上，红军宣传文艺战士用话剧、快板等艺术形式宣传红军主张、教育鼓舞民众。在长征途中，红军官兵创作演出了《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干人的心》《一只破草鞋》等话剧。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題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毛主席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指出的。长征不仅是红军官兵坚定的革命理想的展示，而且是多姿多彩、活力充沛的文化创造力的艺术呈现。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等诗词，就是长征期间文学艺术创作的巅峰典范。时至今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诗句，仍在激荡着我们的心灵。
2016年7月25日，在位于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六盘山巅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讲解员讲述了毛主席创作《清平乐·六盘山》的故事。
1935年10月7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登上了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纵览群山，看到红旗漫卷，大雁南飞，豪情满怀，随口吟诵出歌谣一首：“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当晚，毛主席在油灯下，记下了在六盘山山巅上吟诵的歌谣，并取名为《长征谣》。
1949年7月底，上海解放不久，上海《解放日报》拟发表这首诗。在发表之前，毛主席对原诗作了较大的修改，形式由自由体诗改为规范的词《清平乐》，题目由《长征谣》改为《清平乐·六盘山》。1949年8月1日，《清平乐·六盘山》首次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登上位于六盘山长征纪念馆馆顶的露台，我们被一座高大雄伟的词碑震撼了。词碑之上，金色大字镌写着毛主席手书的《清平乐·六盘山》。蓝天白云之下，群山簇拥之中，阳光灿烂照耀，金色词文洋溢着红军官兵聛睨敌人围追堵截、自然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直欲破壁凌空，巡游九天：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从来龙虎兴风雨，岂有蝼鼠窃台阁。红旗漫卷山河水，日月莹辉奏弦歌。纵览红军官兵在长征途中的丰富多彩的宣传作品、艺术创作的“艺术范儿”，这蓬勃的艺术创作活力来自对党的领导的坚定信心、来自对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心，来自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心，来自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这种铸就坚不可催的钢铁红军的精神动力，也是我们坚守文化自信，提高宣传艺术水平，把理想信念播撒到人民群众之中，落地生根开花的永恒动力源泉。
这个问题的由来，是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提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精辟论断。他说：“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通過对一处处红色遗址、一个个长征纪念馆的采访和查阅图书资料，我从一幅幅红军官兵创作的漫画、一曲曲红军官兵高唱的战歌、一个个镌刻书写的红色标语、一首首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激情的诗歌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红军长征本是一场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官兵“不但善于用枪杆子打坍敌人，而且是宣传鼓动家。”（陈士渠语），他们把一次军事征程扩大为“宣传征程”，利用标语、口号、漫画、传单、歌曲、戏剧、诗词等多种艺术手段，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团结了广大群众，传播了革命思想。
长征万里 战歌嘹亮
红军是在嘹亮的歌声中迈上战略转移去远方的征程的。2017年11月18日，在江西省于都县“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我看到了陆定一同志在渡过于都河后写下的《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雩（音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首歌和《十送红军》等红色歌曲一起，至今仍在于都县人民之中传唱着。
在1937年2月由丁玲主编，董必武、陆定一、舒同等人撰写的《红军长征记》一书中，记载了很多红军官兵在战斗间隙创作战歌、高唱战歌前进的故事。
曾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同志长征中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他在“离开老家的一天”一文中写道：“在离开红色苏区的时候，指导员在政治鼓动后说：‘在出发前我们来唱个《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歌好不好？’全体答道：‘好！’。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神圣的土地自由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
莫休在“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中写道：“为着免除战士们的枯寂疲劳，特派人至各单位教前日过江时所编的歌，于是渺茫的沙滩上，浮起了一片歌声……‘金沙流水闪金光，胜利的红军来渡江，不怕它水深河流急，更不怕山高路又长，我们真顽强，战胜了困难，克服一切疲劳，下决心我们要渡江。’——这个欢快而轻松的歌，很快便在各单位唱熟了。”
在这本书里，还记载了陆定一、贾拓夫、黄镇、彭家伦等同志创作的《长征歌》《红军入川歌》《两大主力会合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提高红军纪律歌》《战斗鼓动曲》等歌曲的词谱。
在歌声中高扬革命意志、在歌声中冲锋陷阵、在歌声中凝聚军心民心，一首首战歌成为红军宣传的有力武器。看到这里，我就理解了肖华将军创作《长征组歌》的内心动力之源。肖华在参加长征时只有18岁，过草地时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1964年4月，他因病疗养期间，回忆起那些在长征路上倒下的战友，夜不能寐，奋笔疾书，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长征组歌》初稿。大型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公演后，以深刻凝炼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讴歌了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作战，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颂扬了长征这一传奇的壮丽史诗，成为了凝聚民族精神的红色经典。
“红军的大道理”让群众“看得明白”
2015年11月21日，我们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复村，参观了红屋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办公地——九坑十八井群体建筑。红军第九军团当年在这里留下的“中华民国已到了存亡的关头”等10余幅抗日漫画至今清晰可见。中复村红色旅游宣传员钟鸣告诉我们，当年红军留下的几十幅抗日宣传漫画，已经成为了中复村珍贵的历史文物。
至今，在长征经过的地方，仍能见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宣传漫画。在贵州遵义县枫香坝存留的一幅宣传红军运动战的宣传漫画中，以红军战士为背景，山头高插“运动战”的旗帜，旁边写着：“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在遵义县苟坝黄村一幅中央红军绘制的宣传画中，写着“打大胜仗，消灭国民党顽敌，为创造新苏区”“打倒王家烈”的文字，中间倒地的漫画人物就是当时的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四川古蔺县观文镇有一幅扩军宣传缎画“当红军去”。该画画在长方形的粉红色缎面上，描绘了两名红军战士在树立的“加入红军报名处”木牌前，正在欢迎群众来参加红军，画面旁写着“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
红军创作的漫画，既有对共产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对红军纪律的宣传，也有对敌人丑恶嘴脸的辛辣讽刺，还有对革命对象和革命任务的生动介绍。漫画中稚拙的笔画、滑稽的形象，不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军、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还充分表达了红军官兵充满乐观的大无畏精神。一幅幅通俗易懂的漫画，把“红军的大道理”让群众“看得明白”，也成为了记录长征重要事件的艺术载体。
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著名外交家黄镇在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飞越沪定桥的情景，长征中军民鱼水情的感人场面，沿途的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灵感，一一被他用速写定格在纸上。他有感于“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照亮”而创作的“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被陆定一称为“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帧杰作”。黄镇也被周恩来称为“红色漫画家”。黄镇后来回忆说：“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中。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24张。”1938年，这24幅画作被拍成照片，转送到上海。作家阿英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作品出版，取名为《西行漫画》，封面选用的是黄镇所绘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在猎猎旗帜下巍然屹立的画像。《西行漫画》在上海地区和新四军中广为流传，产生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
书写革命标语，也是红军官兵开展宣传的一个有力手段。长征中，党中央为了把撰写宣传标语工作推行下去，多次提出具体要求和动员。
1934年11月25日，《红星》报载文《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提出：“为着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因此我们号召各连队写标语竞赛。”1935年3月10日，《红星》报再次载文《写标语》，提出：“在所有的墙上、窗、房内、屋外，到处写满。写的时候，不当仅用粉笔，要用各种颜料，写得清楚触目，不易抹去。”陈云在刊于《共产国际》杂志上的“英勇的西征”文中写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3条标语。”
红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也参加了书写标语工作。董必武在“路途上，他脚不停，手也不停，遇到一块好墙壁，他往往会打开墨盒，提起毛笔，在上面书写起标语来。”
2016年7月24日，在甘肃省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我们看到了一幅“活捉胡宗南，打倒帝国主义”的红军标语照片。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幅标语是由被称为“红军标语第一人”的刘瑞龙同志拟定的。刘瑞龙曾担任过红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拟定和指挥镌刻在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岩上的石刻标语“赤化全川”4个大字，字高5.5米，宽4.7米，笔划深0.35米，宽0.7米，里面可卧一人，字间距为7.1米，是最大的一幅红军长征标语，被誉为“石刻标语之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共留下大小石刻标语15000余条，都是由刘瑞龙主持策划的，至今仍保存着4000余条。
短小精悍、琅琅上口的标语是红军宣传群众、鼓舞斗志、瓦解敌军的重要武器。人民群众从标语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红军。
“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
陈云在“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写道：“我们不能长久滞留一地，而需要经常前进；晚上进村，早上就离村。可是我们还是在民众中做了很大的工作”“红军总政治部各师各部队的政治部以及每一连，都有一股专门担任地方民众工作。党、团、工会及群众团体，都派出优秀干部担任红军经过地方的民众工作。”
在一次次人头攒动的群众集会上，红军宣传文艺战士用话剧、快板等艺术形式宣传红军主张、教育鼓舞民众。在长征途中，红军官兵创作演出了《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干人的心》《一只破草鞋》等话剧。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題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是毛主席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指出的。长征不仅是红军官兵坚定的革命理想的展示，而且是多姿多彩、活力充沛的文化创造力的艺术呈现。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等诗词，就是长征期间文学艺术创作的巅峰典范。时至今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诗句，仍在激荡着我们的心灵。
2016年7月25日，在位于宁夏自治区固原市六盘山巅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讲解员讲述了毛主席创作《清平乐·六盘山》的故事。
1935年10月7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登上了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纵览群山，看到红旗漫卷，大雁南飞，豪情满怀，随口吟诵出歌谣一首：“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当晚，毛主席在油灯下，记下了在六盘山山巅上吟诵的歌谣，并取名为《长征谣》。
1949年7月底，上海解放不久，上海《解放日报》拟发表这首诗。在发表之前，毛主席对原诗作了较大的修改，形式由自由体诗改为规范的词《清平乐》，题目由《长征谣》改为《清平乐·六盘山》。1949年8月1日，《清平乐·六盘山》首次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登上位于六盘山长征纪念馆馆顶的露台，我们被一座高大雄伟的词碑震撼了。词碑之上，金色大字镌写着毛主席手书的《清平乐·六盘山》。蓝天白云之下，群山簇拥之中，阳光灿烂照耀，金色词文洋溢着红军官兵聛睨敌人围追堵截、自然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直欲破壁凌空，巡游九天：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从来龙虎兴风雨，岂有蝼鼠窃台阁。红旗漫卷山河水，日月莹辉奏弦歌。纵览红军官兵在长征途中的丰富多彩的宣传作品、艺术创作的“艺术范儿”，这蓬勃的艺术创作活力来自对党的领导的坚定信心、来自对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心，来自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心，来自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这种铸就坚不可催的钢铁红军的精神动力，也是我们坚守文化自信，提高宣传艺术水平，把理想信念播撒到人民群众之中，落地生根开花的永恒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