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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堀克己，生于1941年9月24日，自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日本《朝日新闻》工作。
1990年至1993年，横堀克己升任日本《朝日新闻》北京支局支局长，1993年至2001年，任《朝日新闻》资深评论员。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积极促进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他曾采访过我国许多知名人士乃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过众多客观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与评论，在中日两国的外交界和新闻界均享有极高的影响与名望。
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从《朝日新闻》退休的横堀克己再次来到中国，任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改稿专家，从2002年4月起，担任《人民中国》杂志社的高级编辑顾问。2002年9月，横堀克己亲自策划并撰写了一篇题为《翻开历史新篇章——再现毛泽东 田中角荣会谈的情景》的特集，此文获外文局2002年度好文章一等奖。十六大和两会期间，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让日本读者了解十六大和两会，横堀克己主动承担了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和朱镕基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译稿工作，同时为《人民中国》网介绍中国共产党历次大会的资料等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2003年，横堀克己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的近一半时间——14年里，我都生活在北京，如今，我仍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认真”
最初接触改革开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10个月后的1979年10月18日。我作为朝曰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改革开放的主角——邓小平副总理(时任)。身着淡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就改革开放的目的与现状侃侃而谈，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上的吊灯，说：
“电灯泡应该能用800个小时，但是，(在如今的中国)有的灯泡只能用二三百个小时，(指着吊灯中不亮的灯泡)有的用上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说到这里，邓小平放声大笑起来。
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质量很差，甚至有些灯泡只要电压增强钨丝就断。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即使减少生产数量，也要提高质量，(工业)基础要更加牢固。”
此外，关于引进外资，邓小平这样说道：
“中国希望加快发展。我们希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也希望加速两国的经济合作。为此，吃点亏也是可以的，但要少吃亏为好。”
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心存疑虑，怀疑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否只是一个口号，或者只是一种简单的方针转换。但是，邓小平的发言翔实具体、充满信心。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像他这样如此坦率地讲话，事先并没有要求记者提交提问内容，他能够不看笔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作答。我感到，这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认真”的了。
起步稳健
当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商品并没有一下子涌进市场。1980年12月，我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赴任北京。我最先买的是被褥和冰箱。买被褥除了需要现金还需要布票，而外国人是无法得到布票的，幸好保洁员分给了我一些，我才最终买到了被褥。
冰箱在当时还没有那么普及。在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友谊商店里只有两台外国产的冰箱，但上面都挂上了“已售出”的标签。我只能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台中国国产的冰箱。翻看日记，写着售价916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成日元的话，约是12万日元。我支付的是外汇兑换券。
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周围竟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不满100元，冰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必，是我这个用奇怪的票子而不是人民币购买冰箱的日本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心。
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我将这样的新闻传回东京总部，却受到了编辑部主任的斥责：“这之前汽车都在黑暗中行驶?”
我说不是。我想他或许无法相信我所说的话，便小声回答：“汽车是开着小灯行驶的。”
之所以不开前灯，有这样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了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大多汽车的前灯光线无法上下切换，“怕晃眼引发危险”所以不开前灯。确实，当年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最初，中国的老百姓也对改革开放半信半疑。“文革”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随着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心理也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化上了淡妆。在朝日新闻北京支局工作的一位中国年轻女性在蓝色的中山装里穿上了花衬衫，她时常站在镜子前，解开中山装的纽扣，偷偷欣赏一下自己的花衣裳。
自由市场遍地开花，还有人从近郊的农村赶来出售蔬菜和鲜鱼。在那之前的北京，每到冬天，提起蔬菜只会让人想到白菜。道路两旁的白菜堆积如山。鱼也都是冷冻的带鱼。很多骑自行车的人都把买的带鱼挂在车把上。随着自由市场的出现，人们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活鱼了，那里洋溢着自由的空气和人们的活力。
外资终于“动真格”
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落实，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眼看着一天天富了起来。翻盖新房的农民层出不穷。经济方面，中国引入了市场原理，工人也不再端铁饭碗。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最先对开放政策做出反应的是香港和海外的华侨资本。但是，外资方面特别是日本的企业却迟迟没有动静。日本企业的负责人纷纷询问：“会不会突然哪天政策改变，合资企业就被国有化了呢?”
虽然资本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与中方合作不顺利，外方“被骗”等纠纷也偶有发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顺利增长，日本企业也逐渐加深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
然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直直线发展。由于中国“反对精神污染”的声音和批判日本教科书的舆论高涨，日本企业担心这会不会对合资企业带来影响。1989年发生的“六四风波”导致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制裁，日本企业也暂时放缓了在中国发展的脚步。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打破了这种困境。巡视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充满了自信。他指示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将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此时，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本解除了此前的对华制裁，真正开始让企业走向中国市场。到这时，日本企业终于“动真格”的了。
1990年我再次到中国工作，看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每天都在向空中不断伸展。俗称“面的”的黄色小面包车川流不息，但没过多久就被取缔了，送到钢铁厂当废铁处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直至今天仍在继续。
不蹈覆辙
2001年春天，我从朝曰新闻社退休，同时，作为《人民中国》的外国专家再次来到北京。在此之前，我都是以一个外国记者或者说以一个“外人”的视角从外部来观察中国的。自那儿以后，我得以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了。当然，由于我是一名外国人，并不是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生活。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差不多”的生活，使我以百姓视角观察社会的机会大大多于从前。
21世纪的北京比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暖和了许多。冬季降雨也不是稀罕事了。空气中已没有了曾经那种煤炭的气味，天空乍一看也干净了起来。然而，似乎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肉眼看不到的污染也正在加剧。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车流的泛滥以及空调的普及吧。由于全球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正在迅速温室化。
虽然上海和北京已然成为国际大都市，但只要去到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就能发现那里的经济是多么的落后。农村则更为贫困。很多地方包括农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贫富差距却明显地在扩大。
河流处处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令人担忧，煤矿坍塌等死亡人数众多的恶性事故频频发生。还有入学难、就业难、房价上涨、物价升高……老百姓的忧心事数不胜数。
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日本也是如此。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开通了，经济快速增长了，然而空气却遭受了污染，河流变成了臭水沟，水俣病等公害肆虐，煤矿事故……这些都和当今的中国极为相似。
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届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并在报告中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持续着年增长率近10％的经济增长，老百姓富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成就应该大加赞赏，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负面影响也渐渐显现。从优先发展经济到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的一次路线大转变。现在，又一个“新改革开放”时代即将开始。
1990年至1993年，横堀克己升任日本《朝日新闻》北京支局支局长，1993年至2001年，任《朝日新闻》资深评论员。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积极促进日中友好事业的发展。他曾采访过我国许多知名人士乃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过众多客观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与评论，在中日两国的外交界和新闻界均享有极高的影响与名望。
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从《朝日新闻》退休的横堀克己再次来到中国，任中国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改稿专家，从2002年4月起，担任《人民中国》杂志社的高级编辑顾问。2002年9月，横堀克己亲自策划并撰写了一篇题为《翻开历史新篇章——再现毛泽东 田中角荣会谈的情景》的特集，此文获外文局2002年度好文章一等奖。十六大和两会期间，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让日本读者了解十六大和两会，横堀克己主动承担了江泽民同志的《十六大报告》和朱镕基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译稿工作，同时为《人民中国》网介绍中国共产党历次大会的资料等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2003年，横堀克己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的近一半时间——14年里，我都生活在北京，如今，我仍居住在这里。身为外国人，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我还是得以置身其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认真”
最初接触改革开放，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10个月后的1979年10月18日。我作为朝曰新闻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改革开放的主角——邓小平副总理(时任)。身着淡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就改革开放的目的与现状侃侃而谈，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上的吊灯，说：
“电灯泡应该能用800个小时，但是，(在如今的中国)有的灯泡只能用二三百个小时，(指着吊灯中不亮的灯泡)有的用上十几个小时就不行了。”说到这里，邓小平放声大笑起来。
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质量很差，甚至有些灯泡只要电压增强钨丝就断。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即使减少生产数量，也要提高质量，(工业)基础要更加牢固。”
此外，关于引进外资，邓小平这样说道：
“中国希望加快发展。我们希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也希望加速两国的经济合作。为此，吃点亏也是可以的，但要少吃亏为好。”
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心存疑虑，怀疑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是否只是一个口号，或者只是一种简单的方针转换。但是，邓小平的发言翔实具体、充满信心。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像他这样如此坦率地讲话，事先并没有要求记者提交提问内容，他能够不看笔记，所有的问题都自己作答。我感到，这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认真”的了。
起步稳健
当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商品并没有一下子涌进市场。1980年12月，我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赴任北京。我最先买的是被褥和冰箱。买被褥除了需要现金还需要布票，而外国人是无法得到布票的，幸好保洁员分给了我一些，我才最终买到了被褥。
冰箱在当时还没有那么普及。在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友谊商店里只有两台外国产的冰箱，但上面都挂上了“已售出”的标签。我只能去当地的百货商店，买了一台中国国产的冰箱。翻看日记，写着售价916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成日元的话，约是12万日元。我支付的是外汇兑换券。
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周围竟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当时，普通工人的月薪不满100元，冰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必，是我这个用奇怪的票子而不是人民币购买冰箱的日本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好奇心。
北京的大街上街灯很少，霓虹灯更是几乎没有。现在想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的汽车竟然关掉前灯在黑暗中行驶。直到1984年3月以后，汽车才可以在夜里打开前灯，我将这样的新闻传回东京总部，却受到了编辑部主任的斥责：“这之前汽车都在黑暗中行驶?”
我说不是。我想他或许无法相信我所说的话，便小声回答：“汽车是开着小灯行驶的。”
之所以不开前灯，有这样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前为防备外国侵略，北京采取了灯火管制，不开前灯是因为受到了当年政策的影响。还有一种解释是：因为大多汽车的前灯光线无法上下切换，“怕晃眼引发危险”所以不开前灯。确实，当年中国国产汽车的前灯大多无法上下切换光线。
最初，中国的老百姓也对改革开放半信半疑。“文革”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是，随着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心理也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中国的女性开始化上了淡妆。在朝日新闻北京支局工作的一位中国年轻女性在蓝色的中山装里穿上了花衬衫，她时常站在镜子前，解开中山装的纽扣，偷偷欣赏一下自己的花衣裳。
自由市场遍地开花，还有人从近郊的农村赶来出售蔬菜和鲜鱼。在那之前的北京，每到冬天，提起蔬菜只会让人想到白菜。道路两旁的白菜堆积如山。鱼也都是冷冻的带鱼。很多骑自行车的人都把买的带鱼挂在车把上。随着自由市场的出现，人们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活鱼了，那里洋溢着自由的空气和人们的活力。
外资终于“动真格”
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落实，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眼看着一天天富了起来。翻盖新房的农民层出不穷。经济方面，中国引入了市场原理，工人也不再端铁饭碗。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最先对开放政策做出反应的是香港和海外的华侨资本。但是，外资方面特别是日本的企业却迟迟没有动静。日本企业的负责人纷纷询问：“会不会突然哪天政策改变，合资企业就被国有化了呢?”
虽然资本进入了中国市场，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与中方合作不顺利，外方“被骗”等纠纷也偶有发生。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顺利增长，日本企业也逐渐加深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
然而，改革开放也并非一直直线发展。由于中国“反对精神污染”的声音和批判日本教科书的舆论高涨，日本企业担心这会不会对合资企业带来影响。1989年发生的“六四风波”导致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制裁，日本企业也暂时放缓了在中国发展的脚步。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打破了这种困境。巡视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充满了自信。他指示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将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此时，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本解除了此前的对华制裁，真正开始让企业走向中国市场。到这时，日本企业终于“动真格”的了。
1990年我再次到中国工作，看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每天都在向空中不断伸展。俗称“面的”的黄色小面包车川流不息，但没过多久就被取缔了，送到钢铁厂当废铁处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直至今天仍在继续。
不蹈覆辙
2001年春天，我从朝曰新闻社退休，同时，作为《人民中国》的外国专家再次来到北京。在此之前，我都是以一个外国记者或者说以一个“外人”的视角从外部来观察中国的。自那儿以后，我得以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了。当然，由于我是一名外国人，并不是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生活。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差不多”的生活，使我以百姓视角观察社会的机会大大多于从前。
21世纪的北京比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暖和了许多。冬季降雨也不是稀罕事了。空气中已没有了曾经那种煤炭的气味，天空乍一看也干净了起来。然而，似乎北京的空气质量正在恶化，肉眼看不到的污染也正在加剧。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车流的泛滥以及空调的普及吧。由于全球变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正在迅速温室化。
虽然上海和北京已然成为国际大都市，但只要去到沿海地区以外的地方，就能发现那里的经济是多么的落后。农村则更为贫困。很多地方包括农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很多，但贫富差距却明显地在扩大。
河流处处遭受污染，食品安全也令人担忧，煤矿坍塌等死亡人数众多的恶性事故频频发生。还有入学难、就业难、房价上涨、物价升高……老百姓的忧心事数不胜数。
东京奥运会前后的日本也是如此。新干线和高速公路开通了，经济快速增长了，然而空气却遭受了污染，河流变成了臭水沟，水俣病等公害肆虐，煤矿事故……这些都和当今的中国极为相似。
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届党代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并在报告中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持续着年增长率近10％的经济增长，老百姓富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成就应该大加赞赏，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一些负面影响也渐渐显现。从优先发展经济到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的一次路线大转变。现在，又一个“新改革开放”时代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