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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工匠之神，即精神品质方面，充分理解工匠精神的理念精髓，抱持工匠精神的本质，建立起诚信待人、敬岗爱业、专注做事、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之心；工匠之术，即技能方面，指精通自己的职业，掌握科学精湛的技能与方法，不断提高做事能力，将工匠精神落到实处。
工匠之神、工匠之术，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工匠精神，首重在神，术是担当；没有“神”，练不成“术”；没有“术”，支撑不了“神”。作为图书编辑，既要有“神”，也要有“术”，对书稿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是“工匠型编辑”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
一、工匠之神，首重精神
工匠精神，指的是止于至善、踏实务实、精益求精、注重细节、执着专一地做文化，它是一种耐心、专注的坚守精神，是一种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是一种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更是一种追求极致、永不妥协的做事精神，是一个人职业精神与品德修养的完美结合。
就出版业而言，编辑首先要充分认识出版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共性和特殊性所在，从而对自己的职业树立起敬畏之心。从职业精神上看，出版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都要求细致严谨、重视技能、专注干事的职业习惯。但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是，出版的产品形式是图书，是一种文化产品，一旦出版，影响的是千万读者，因此对书稿的语句规范、表达严谨、知识准确、资料真实方面，更加需要保持敬畏之心，抱持对书稿进行字斟句酌、严谨推敲的“工匠精神”。
中国的出版业从来不缺乏工匠精神，老一辈的出版家和编辑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老一辈出版家郑振铎先生用短短百余字介绍一本书：“辑自遗著，凡二八〇篇，近四十万言。内容广泛，涉及唐代至清代古籍：珍本、刻本和抄本，包括小说话本、杂剧、诗词、杂记、版画。附有书影多幅”。这种介绍不仅体现了写作功底，还代表着一种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张静庐先生以出版为手段，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奉献一生，这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代表着工匠精神。周振甫先生发现毛泽东误将“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酎”、把“原驰蜡象”中的“蜡”写成“腊”后，指出并经毛泽东同意进行了订正，这种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态度更是完美阐释了工匠精神。范用先生保存2000多封作者的来信，并像档案整理那样，将它们贴在自制的16开牛皮纸本上竟达52本，这种对作者的尊重、真诚与作者交往的职业素养，同样代表着工匠精神。年轻一辈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马静女士，用20多年时间做出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为了记录调度和进度而手工制作的工艺流程表，达2米多长，更是代表着工匠精神在当代的传承。
当前，网络使得文字的表达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文字的输出变得快速而自主化，文字的阅读也变得海量而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未经编辑审读加工过的、真伪难辨的信息进入了公众阅读的视野。这给图书出版带来了一些新的难度变化，一些网络集成式书稿进入了编辑的工作领域，写作敷衍了事、随意从网络上节取资料等，兼之个别出版单位为了经济效益而盲目追求出版速度，如果编辑不重视稿件的编辑与制作，不以工匠精神求质量，就会导致大批质量低下的出版物进入市场。这种情况下，图书编辑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和制作时，务必要严于审读加工、校对整理，要树立起“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和毅力。
二、工匠之术，业之担当
作为图书编辑，不仅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更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编辑技能，要精通出版，要不断提高编校能力，学习科学独到的方法技能。这就是编辑的工匠之术，而编辑加工的过程正是工匠之神和工匠之术的完整体现。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内容为王”更应该成为出版业的生产目标指向。要想做到“内容为王”，编辑的编辑加工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
以书稿中的资料核查为例，如果编辑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工匠精神，或粗粗带过，或从网上随意核对而不核查纸质权威版工具书，又缺少一定的方法技巧，就会致使书稿中出现大量知识性及资料性错误。那么，如何运用工匠之术，解决这一问题呢？
1.人名、地名、书名、专业名词的核查
在书稿中，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名词，是容易发生知识性错误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个是书稿作者不可能是“万能资料库”，也会发生记忆错误和知识短缺，造成以讹传讹；二是现代文字输入法容易导致同音同形字的失误。笔者以自身在编辑加工中遇到的实例进行说明。
（1）人名错误
例1：黄励（1905-1953），又名黄鹂，化名张秀兰，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县的一个贫民家庭。
例2：乐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旁，童仆坐在墙角，手拿烛火。
例3：道光年间的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是他的授业恩师。
例4：朱载靖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北曲的重要戏曲著作。
例5：成丰十一年湘军中发生朱品隆、唐训义不支援友军的事情，连曾国藩都感叹湘军将不复再用。
在以上例子中，如果编辑仅从表象来看，認为没有明显的错字，而不去细究的话，就会贻笑大方了。例1中，“黄鹂”应为“黄丽”，这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有明确的叙述：“黄励，幼名黄益智，又名黄丽，湖南益阳人。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城一个贫民家庭里。”例2中，如果不了解乐正是一个复姓，就会把“乐正子春”误读为乐子春，但只要找到《礼记·檀弓上》中《曾子寝疾》这一篇章，就能找到修正的依据。
但是，编辑在核查时，经常会遇到手头工具书和资料不足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巧妙地利用网络。如例3中，可先从网络上查到，岳麓书社于2013年出版过《欧阳厚均集》，找到该书封面，就会发现上面用的是“均”字；也可以从网上查到欧阳厚均的书法作品，就能发现，其书法作品上的落款，也是“欧阳厚均”四字，据此就可以确认正确用字。 例4中，查找《太和正音谱》的封面可知，朱载堉应为朱权，另外该书开篇就有“丹丘先生涵虚子编”的字样，由此可以确认。朱权（1378-1448），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封宁王，号腥仙，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而朱载堉（1536-1611），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靖世子”。朱载堉的生活时代晚于朱权150多年，由此可见，如果不做甄别、不做核查，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了。
又如例5中，单单从“唐训义”三个字入手，可能无法查到有关其人的具体记载。这时候就可以利用上下文中提到的其他人或事件入手，如可首先利用网络查到朱品隆的事迹，他曾经攻打太平军，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之一，由此联想到《清史稿》中的《洪秀全传》，经过网络查找，再经过纸质核查，发现《洪秀全传》中出现了“唐义训”的人名，他是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也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也屡次攻打太平军。由此，再结合稿件的主要内容，可确认“唐训义”即为“唐义训”之误。
（2）地名错误
地名也是书稿中经常出现的错误，图书编辑要对这类名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养成见到地名便高度警觉、宁查勿放的习惯。
例1：元狞四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真颜山赵信城。
例2：1933年，钱瑛被捕，被关押在老虎桥南京模范监狱中。
例3：1920年许包野辞别了父亲、妻子，次年法国里昂大学求学，学哲学也学法律。
在繁体字转为简体字的过程中，一些不易识别的字，在重新录入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谬误的。因此，在书稿的编辑加工中，但凡涉及古代典籍，一定要提醒自己去查對原文。例l中，“真颜山”应为“窴颜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即有这个地名，音“diān”，与“真”相去甚远，其谬大矣！而在例2和例3中，皆是对具体名称不做详察、不够严谨的例子。老虎桥监狱是通俗的说法，它的名称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屡经变化，1933年时被称为“江苏第一监狱”。编辑在进行书稿加工时，一定要注意同一地方在不同时代的名称变化。再加上近年来一些城市或地区的名字发生了或回归原名或更改新名的情况，因此遇到地名时，要心里有个弦，提高警惕性。
而例3则属于“错把冯京当马凉”的失误。这里的里昂大学，应为里昂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海外求学为名，通过募捐经费，加上庚子赔款余额，利用当时对华友好的法国里昂市长哀里欧捐赠的一座旧兵营开办的，由蔡元培组织。1919-1920年，全国18个省的1600多名青年先后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一部分就准备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因此，这个学校与法国里昂大学不是一回事，不能张冠李戴。
（3）专业名词错误
除了人名、地名以外，专业名词也是书稿中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方面。例如，在一本书稿中，把“彩臂金龟”写成了“彩臂紧龟”，把“墨脱缺翅虫”写成了“没脱缺翅虫”，把“苍蝇的楫翅”写成了“苍蝇的辑翅”，将“水果释迦”写成“水果市佳”。显然，这些都是由于同音而出现的错误，如果不进行核对，则传递给读者的就将是错误的知识信息。
（4）书名错误
书名错误在书稿中也是屡见不鲜。应对这类错误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找到相关的封面，就可以确认正确用字。笔者曾在一本社科文化类书稿中发现了若干处书名错误，显然，这是由于责任编辑警觉性不足、没有进行核查之故。例如，将胡应麟的《庄岳委谈》写成了《庄狱委谈》，据分析，这是因为其中“岳”字的繁体为“嶽”，从而与“狱”发生了误用；将王植的《崇德堂稿》写成了《崇得堂稿》。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将“杨恩寿《词余丛话》”写成了“杨恩焘《词余业录》”，书名和人名都发生了错误。在审读时，笔者运用了反复核查法。比如在核查“杨恩焘《词余业录》”是否正确时，反复利用其中的人名和书名关键字进行网络搜索，如用“杨恩焘与词余”“杨恩与词余”等，然后再将查到的正确人名和书名进行最终确认，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用字，纠正了这一错误。
（5）出处错误
在历史类教辅图书中，有不少材料题，经常出现材料出处的错误，主要涉及作者名和书名，或书名错误，或书名不全，或作者名错误，或张冠李戴，或标注不严谨。如果不加核对，则错误百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题目的设计者本身在引用材料时不够严谨；二是由于各网站经过转发和重新录入造成，再由作者随意使用而致。
例1：清人黄遵宪在《蚕客篇》中写道：“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人错。”经查，篇名应为《番客篇》。
例2：谢肇制《五杂俎》，作者的名字应为谢肇涮；董猬《救荒活民书》，作者的名字应为董。
例3：“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出自《吕氏春秋·审时》，而不是《荀子·王制》。
2.引文成了书稿编辑加工的重灾区
在很多书稿中，引文，尤其是古籍引文，成了编校的重灾区。分析原因，一是由于作者在使用引文时太过随意，大多出于方便之故从网络上摘取或复制而来；二是编辑没有对引文进行严格的核查。从以下例子中可见一斑。
例1：武王之弟封于今河南淇县一带，镇扶（抚）殷移（遗）民。
例2：天子适诸侯，日巡狞（狞）；诸侯朝天子，日述职。一不朝则几（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
例3：国初时，有一妪名为黄道婆者……人际手脚，竞相座位（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贷他郡，家既就殷。
例4：旦得名之始，必係（系）姐家（字）之误。
例5：时至而作，竭（渴）时而止。
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找到原文出处，找到权威版的纸质图书，就很容易发现错误并进行更正。关键的问题在于，图书编辑要有这种核查意识，要有追求细节、穷根究底的精神。
还有一些引文在阅读时就能引发警觉，判断出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从而引领核查行为。例如，在讲到花旦的来历时，作者引用了一句“当场之妓曰狟”，其中的“狙”应为“狙”，“狟”字音“háun”，而“狟”字音“dàn”，以此音传之后世而变为“旦”。只要编辑认真识读这两个字，就能引发核查动机。再比如，“草青临水地，白头见花人”一句，根据诗词对仗原则，第二句的第二个字应与第一句的第二字均为表示颜色的字，经查，果不其然，第二句应为“头白见花人”。
因此解决书稿资料审查的问题，首要的一点是，权威版的工具书不可或缺。编辑能够以工具书为师，以自身的知识储备为基础，以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判断力为抓手，就能够科学有效、准确无误地进行资料核查。
另外，现代社会，网络为我们核查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网络虽不可尽信，但却可以巧妙利用，通过合理质疑、多方甄别、交叉印证，从而准确地查到自己想查到的东西。例如，在不知道人名、地名或史料在史书的哪一册中时，可以先利用网络找到史料所在的册数和章节，然后进行纸质核查；又如前面提到的封面查找法或图片查找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些“点对点”的核查；又如，在利用网络核查时，要使用“多项查找法”，查找一首诗时，可将其题目、作者、句子进行交替查找，以寻求多方信息，再从中判断出正确信息，进行核查。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在图书的编辑加工中，工匠精神应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做事理念；同时，这也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所在。只有抱定对图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抱定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抱定“不懂就问，不会就查，永远不自以为是，永远不放过任何一个陌生词汇”的理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才能做好编辑加工这一工作。
工匠之神、工匠之术，二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工匠精神，首重在神，术是担当；没有“神”，练不成“术”；没有“术”，支撑不了“神”。作为图书编辑，既要有“神”，也要有“术”，对书稿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是“工匠型编辑”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
一、工匠之神，首重精神
工匠精神，指的是止于至善、踏实务实、精益求精、注重细节、执着专一地做文化，它是一种耐心、专注的坚守精神，是一种严谨、负责的敬业精神，是一种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更是一种追求极致、永不妥协的做事精神，是一个人职业精神与品德修养的完美结合。
就出版业而言，编辑首先要充分认识出版这个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共性和特殊性所在，从而对自己的职业树立起敬畏之心。从职业精神上看，出版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都要求细致严谨、重视技能、专注干事的职业习惯。但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是，出版的产品形式是图书，是一种文化产品，一旦出版，影响的是千万读者，因此对书稿的语句规范、表达严谨、知识准确、资料真实方面，更加需要保持敬畏之心，抱持对书稿进行字斟句酌、严谨推敲的“工匠精神”。
中国的出版业从来不缺乏工匠精神，老一辈的出版家和编辑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老一辈出版家郑振铎先生用短短百余字介绍一本书：“辑自遗著，凡二八〇篇，近四十万言。内容广泛，涉及唐代至清代古籍：珍本、刻本和抄本，包括小说话本、杂剧、诗词、杂记、版画。附有书影多幅”。这种介绍不仅体现了写作功底，还代表着一种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张静庐先生以出版为手段，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奉献一生，这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代表着工匠精神。周振甫先生发现毛泽东误将“把酒酹滔滔”中的“酹”字写成“酎”、把“原驰蜡象”中的“蜡”写成“腊”后，指出并经毛泽东同意进行了订正，这种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态度更是完美阐释了工匠精神。范用先生保存2000多封作者的来信，并像档案整理那样，将它们贴在自制的16开牛皮纸本上竟达52本，这种对作者的尊重、真诚与作者交往的职业素养，同样代表着工匠精神。年轻一辈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马静女士，用20多年时间做出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为了记录调度和进度而手工制作的工艺流程表，达2米多长，更是代表着工匠精神在当代的传承。
当前，网络使得文字的表达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文字的输出变得快速而自主化，文字的阅读也变得海量而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未经编辑审读加工过的、真伪难辨的信息进入了公众阅读的视野。这给图书出版带来了一些新的难度变化，一些网络集成式书稿进入了编辑的工作领域，写作敷衍了事、随意从网络上节取资料等，兼之个别出版单位为了经济效益而盲目追求出版速度，如果编辑不重视稿件的编辑与制作，不以工匠精神求质量，就会导致大批质量低下的出版物进入市场。这种情况下，图书编辑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和制作时，务必要严于审读加工、校对整理，要树立起“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和毅力。
二、工匠之术，业之担当
作为图书编辑，不仅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态度，更要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编辑技能，要精通出版，要不断提高编校能力，学习科学独到的方法技能。这就是编辑的工匠之术，而编辑加工的过程正是工匠之神和工匠之术的完整体现。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内容为王”更应该成为出版业的生产目标指向。要想做到“内容为王”，编辑的编辑加工能力就变得尤为重要。
以书稿中的资料核查为例，如果编辑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工匠精神，或粗粗带过，或从网上随意核对而不核查纸质权威版工具书，又缺少一定的方法技巧，就会致使书稿中出现大量知识性及资料性错误。那么，如何运用工匠之术，解决这一问题呢？
1.人名、地名、书名、专业名词的核查
在书稿中，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名词，是容易发生知识性错误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个是书稿作者不可能是“万能资料库”，也会发生记忆错误和知识短缺，造成以讹传讹；二是现代文字输入法容易导致同音同形字的失误。笔者以自身在编辑加工中遇到的实例进行说明。
（1）人名错误
例1：黄励（1905-1953），又名黄鹂，化名张秀兰，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县的一个贫民家庭。
例2：乐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旁，童仆坐在墙角，手拿烛火。
例3：道光年间的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是他的授业恩师。
例4：朱载靖的《太和正音谱》，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北曲的重要戏曲著作。
例5：成丰十一年湘军中发生朱品隆、唐训义不支援友军的事情，连曾国藩都感叹湘军将不复再用。
在以上例子中，如果编辑仅从表象来看，認为没有明显的错字，而不去细究的话，就会贻笑大方了。例1中，“黄鹂”应为“黄丽”，这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有明确的叙述：“黄励，幼名黄益智，又名黄丽，湖南益阳人。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城一个贫民家庭里。”例2中，如果不了解乐正是一个复姓，就会把“乐正子春”误读为乐子春，但只要找到《礼记·檀弓上》中《曾子寝疾》这一篇章，就能找到修正的依据。
但是，编辑在核查时，经常会遇到手头工具书和资料不足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巧妙地利用网络。如例3中，可先从网络上查到，岳麓书社于2013年出版过《欧阳厚均集》，找到该书封面，就会发现上面用的是“均”字；也可以从网上查到欧阳厚均的书法作品，就能发现，其书法作品上的落款，也是“欧阳厚均”四字，据此就可以确认正确用字。 例4中，查找《太和正音谱》的封面可知，朱载堉应为朱权，另外该书开篇就有“丹丘先生涵虚子编”的字样，由此可以确认。朱权（1378-1448），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封宁王，号腥仙，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而朱载堉（1536-1611），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又称“端靖世子”。朱载堉的生活时代晚于朱权150多年，由此可见，如果不做甄别、不做核查，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了。
又如例5中，单单从“唐训义”三个字入手，可能无法查到有关其人的具体记载。这时候就可以利用上下文中提到的其他人或事件入手，如可首先利用网络查到朱品隆的事迹，他曾经攻打太平军，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之一，由此联想到《清史稿》中的《洪秀全传》，经过网络查找，再经过纸质核查，发现《洪秀全传》中出现了“唐义训”的人名，他是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也是曾国藩的得力干将，也屡次攻打太平军。由此，再结合稿件的主要内容，可确认“唐训义”即为“唐义训”之误。
（2）地名错误
地名也是书稿中经常出现的错误，图书编辑要对这类名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养成见到地名便高度警觉、宁查勿放的习惯。
例1：元狞四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真颜山赵信城。
例2：1933年，钱瑛被捕，被关押在老虎桥南京模范监狱中。
例3：1920年许包野辞别了父亲、妻子，次年法国里昂大学求学，学哲学也学法律。
在繁体字转为简体字的过程中，一些不易识别的字，在重新录入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谬误的。因此，在书稿的编辑加工中，但凡涉及古代典籍，一定要提醒自己去查對原文。例l中，“真颜山”应为“窴颜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即有这个地名，音“diān”，与“真”相去甚远，其谬大矣！而在例2和例3中，皆是对具体名称不做详察、不够严谨的例子。老虎桥监狱是通俗的说法，它的名称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屡经变化，1933年时被称为“江苏第一监狱”。编辑在进行书稿加工时，一定要注意同一地方在不同时代的名称变化。再加上近年来一些城市或地区的名字发生了或回归原名或更改新名的情况，因此遇到地名时，要心里有个弦，提高警惕性。
而例3则属于“错把冯京当马凉”的失误。这里的里昂大学，应为里昂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海外求学为名，通过募捐经费，加上庚子赔款余额，利用当时对华友好的法国里昂市长哀里欧捐赠的一座旧兵营开办的，由蔡元培组织。1919-1920年，全国18个省的1600多名青年先后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一部分就准备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因此，这个学校与法国里昂大学不是一回事，不能张冠李戴。
（3）专业名词错误
除了人名、地名以外，专业名词也是书稿中容易出现错误的一个方面。例如，在一本书稿中，把“彩臂金龟”写成了“彩臂紧龟”，把“墨脱缺翅虫”写成了“没脱缺翅虫”，把“苍蝇的楫翅”写成了“苍蝇的辑翅”，将“水果释迦”写成“水果市佳”。显然，这些都是由于同音而出现的错误，如果不进行核对，则传递给读者的就将是错误的知识信息。
（4）书名错误
书名错误在书稿中也是屡见不鲜。应对这类错误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找到相关的封面，就可以确认正确用字。笔者曾在一本社科文化类书稿中发现了若干处书名错误，显然，这是由于责任编辑警觉性不足、没有进行核查之故。例如，将胡应麟的《庄岳委谈》写成了《庄狱委谈》，据分析，这是因为其中“岳”字的繁体为“嶽”，从而与“狱”发生了误用；将王植的《崇德堂稿》写成了《崇得堂稿》。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将“杨恩寿《词余丛话》”写成了“杨恩焘《词余业录》”，书名和人名都发生了错误。在审读时，笔者运用了反复核查法。比如在核查“杨恩焘《词余业录》”是否正确时，反复利用其中的人名和书名关键字进行网络搜索，如用“杨恩焘与词余”“杨恩与词余”等，然后再将查到的正确人名和书名进行最终确认，才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用字，纠正了这一错误。
（5）出处错误
在历史类教辅图书中，有不少材料题，经常出现材料出处的错误，主要涉及作者名和书名，或书名错误，或书名不全，或作者名错误，或张冠李戴，或标注不严谨。如果不加核对，则错误百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题目的设计者本身在引用材料时不够严谨；二是由于各网站经过转发和重新录入造成，再由作者随意使用而致。
例1：清人黄遵宪在《蚕客篇》中写道：“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人错。”经查，篇名应为《番客篇》。
例2：谢肇制《五杂俎》，作者的名字应为谢肇涮；董猬《救荒活民书》，作者的名字应为董。
例3：“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出自《吕氏春秋·审时》，而不是《荀子·王制》。
2.引文成了书稿编辑加工的重灾区
在很多书稿中，引文，尤其是古籍引文，成了编校的重灾区。分析原因，一是由于作者在使用引文时太过随意，大多出于方便之故从网络上摘取或复制而来；二是编辑没有对引文进行严格的核查。从以下例子中可见一斑。
例1：武王之弟封于今河南淇县一带，镇扶（抚）殷移（遗）民。
例2：天子适诸侯，日巡狞（狞）；诸侯朝天子，日述职。一不朝则几（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
例3：国初时，有一妪名为黄道婆者……人际手脚，竞相座位（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贷他郡，家既就殷。
例4：旦得名之始，必係（系）姐家（字）之误。
例5：时至而作，竭（渴）时而止。
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找到原文出处，找到权威版的纸质图书，就很容易发现错误并进行更正。关键的问题在于，图书编辑要有这种核查意识，要有追求细节、穷根究底的精神。
还有一些引文在阅读时就能引发警觉，判断出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从而引领核查行为。例如，在讲到花旦的来历时，作者引用了一句“当场之妓曰狟”，其中的“狙”应为“狙”，“狟”字音“háun”，而“狟”字音“dàn”，以此音传之后世而变为“旦”。只要编辑认真识读这两个字，就能引发核查动机。再比如，“草青临水地，白头见花人”一句，根据诗词对仗原则，第二句的第二个字应与第一句的第二字均为表示颜色的字，经查，果不其然，第二句应为“头白见花人”。
因此解决书稿资料审查的问题，首要的一点是，权威版的工具书不可或缺。编辑能够以工具书为师，以自身的知识储备为基础，以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判断力为抓手，就能够科学有效、准确无误地进行资料核查。
另外，现代社会，网络为我们核查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网络虽不可尽信，但却可以巧妙利用，通过合理质疑、多方甄别、交叉印证，从而准确地查到自己想查到的东西。例如，在不知道人名、地名或史料在史书的哪一册中时，可以先利用网络找到史料所在的册数和章节，然后进行纸质核查；又如前面提到的封面查找法或图片查找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一些“点对点”的核查；又如，在利用网络核查时，要使用“多项查找法”，查找一首诗时，可将其题目、作者、句子进行交替查找，以寻求多方信息，再从中判断出正确信息，进行核查。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在图书的编辑加工中，工匠精神应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做事理念；同时，这也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所在。只有抱定对图书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抱定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抱定“不懂就问，不会就查，永远不自以为是，永远不放过任何一个陌生词汇”的理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才能做好编辑加工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