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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和张闻天主要都在外交战线工作，他们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自然比较接近。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张闻天等。
还有件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听他提过。
张闻天则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对我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虽然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看到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认为周恩来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讳，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
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好像一直有打肿脸充胖子、好做表面文章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宾接待上，深怕礼数不周，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使得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
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而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注：缅甸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7℃）。
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鹏飞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
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
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周总理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
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閣。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附注：何方，陕西临潼人，生于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跟随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1956年曾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外交部分的起草。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生活上也注意照顾，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没有急事不要叫醒张闻天等。
还有件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因为他一直管外交，张闻天和毛泽东的许多不同看法可以顺手拈来，但他并未提起，此后也从来没听他提过。
张闻天则不但同意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对我表示不以为然。1956年国内“反冒进”时，张闻天虽然也在外交部大讲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后来看到周恩来遭到反“反冒进”的批判，张闻天不但表示同情，而且认为周恩来不应来外交部一再检讨。至于两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当然也不必隐讳，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我也听见他在部务会议上正式提过。
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1957年初，周总理还在外宾接待问题上没有指名地对张闻天当众发了一顿脾气。
中国好像一直有打肿脸充胖子、好做表面文章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宾接待上，深怕礼数不周，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使得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感到不胜负担，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评。所以有外宾来，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请示外交部，有时外交部派一个科长或科员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里指挥一切。
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不但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
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李颉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举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缅甸文工团访华临行送礼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而这是带回去永远也用不上的（注：缅甸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7℃）。
材料内容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定稿后姬鹏飞批示办公厅送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张闻天从外地回来，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打电话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制止，但吴冷西说不但已经刊出而且已经发出去了。正好当天怀仁堂有晚会，张闻天遇到邓小平，建议全部收回这本《内参》。不料邓小平却满不在乎，说反映一点情况有什么关系，何况还是在《内参》上，用不着收回。
无独有偶，正是在这件事的前后，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张闻天就报请代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审批。但陈云不干，他说这是周总理管的事，还是等他访问回来再说。
在历时三个月访问亚欧十一国之后，周总理一行于1957年2月6日回国。3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一次酒会结束后，周总理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批评分工管礼宾又在场的姬鹏飞，却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乔冠华，发了一顿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没人吭气，只有贺龙和乔冠华跟着敲边鼓，说他们的工资也可以拿出来。
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閣。直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礼宾规格才经过几次改革，逐渐固定了下来，大致与国际惯例接上了轨。
附注：何方，陕西临潼人，生于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跟随张闻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1956年曾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外交部分的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