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认为我们的社会中充斥着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中产阶层及劳动阶层的孩子们完全无法享受富人阶层的孩子们拥有的機会及关系。社会中的精英意识和逐渐增强的寡头政治之间存在鸿沟，而这种鸿沟带来的后果是令人沮丧的。
　　如果富人阶层比其他人富裕太多，以至于他们的社会及物质层次和别人截然不同，那么谈论“机会平等”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所谈论的社会是哈佛商学院，其内部普通家庭的学生与富裕家庭的准精英学生之间存在尖锐的内部分歧。但哈佛商学院只是个缩影，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甚至更加严重。最新的纳税人收入数据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讨论的数据是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收集的过去10年的数据。两位经济学家用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数据分析并估算了美国上层社会的收入集中情况。据析，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期，由于资本收益及华尔街商业分红暂时减少，社会顶层的收入受到重创。然而此后，富人阶层的收入强势反弹：2009年之后，那著名的1%群体一手掌握了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95%的收益。事实上，美国最富有的0.1%群体（年收入超过190万美元）掌握了超过60%的收益。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生活在衰退的经济之中，而与此同时，富人们已经基本收回了经济危机中的损失，并且正在急速敛财。
　　说句题外话：这些数据应该能够（但也可能不会）攻破不平等现象是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这种说法。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能够最终进入那吸引人的1%的上层社会。同时，可以说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却在艰难度日。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完成了学业，但却仍然失业或找不到好工作，很多人发现他们在工作中根本用不到付出昂贵代价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那个在星巴克卖咖啡的大学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例子了，但他却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社会顶层能够获得如此巨额的收益？在这一点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这种惊人的高收入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我却发现，这些超高收入人群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金融业，而我们可能还记得，当年，金融危机使这个行业面临崩溃，甚至要拖垮整个经济，只能靠纳税人的钱将其解救出来。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导致财富集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削弱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我们正在年复一年地偏离国家梦想。特权的世袭正在取代平等的机会，金钱的力量正在取代有效的民主。
　　那么，我们能做点儿什么呢？
　　目前，罗斯福新政式的转型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能实现，即不仅通过政府计划，还通过大举增强工人的谈判力来创造中产阶级社会的转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规模小一点的步骤，从而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
　　让我举例解释一下。在周二举行的民主党提名竞选中，比尔·德布拉西奥获胜，有望出任下届纽约市市长。他提议，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群小幅度增税，以此来为所有儿童提供普遍的学龄前教育。向最富的人群征税，至少少量征税，从而为那些家庭不太富裕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有些专家已经指出，德布拉西奥在预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意味着新的经济民粹主义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将撼动我们的整个政治体系。
　　这种说法似乎不够成熟，但我希望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仍在扩大，并且正在毒害着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