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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前不久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重要的是培育环境。中国过去这些年经济发展有个特点，就是地方竞争。过去各地竞争招商引资、竞争GDP，以后应把重心放在通过竞争形成创新中心。
寻找中高速增长底部过程中的区域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吉林、云南、山东等多个省份表态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走向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刘世锦：地方政府在逐渐适应改革的新常态。比如，2013年已经有一些省市没完成过去的增长指标；2014年与过去相比，大部分省市的增长速度有所调整。过去，地方政府的“速度情结”比较明显。最近两三年，随着经济增长的回落以及对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的理解，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影响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期”的涵义已经发生变化。以创新为例，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创新的机会，整个创新资源在流动，最后可能在全国形成几个创新中心。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深圳这几年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创新中心。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下行到什么时候才能触底？对此要有符合逻辑的分析。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和出口拉动，高投资中基础设施、房地产又占一半左右。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回落的触底，取决于高投资的变化，高投资的触底又依赖于“三只靴子”的逐渐落地，即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的落地。现在三只靴子中的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触底，如果房地产触底，高投资的底基本上就触到了。目前大家感到下行压力大，是因为仍然处在逐步寻找这个中高速增长底部的过程之中。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地区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还面临发展不足的问题。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如何加速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呢？
刘世锦：过去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为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采取的办法是建设开发区、工业园区。但是这条路空间已经不大了，因为在欠发达地区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数已经过剩了。所以，欠发达地区要侧重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比如，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对全社会有利，收益怎么衡量，怎么补偿，要有统筹设计。同时，绿色发展应该有特定的金融支持，比如绿色银行、绿色基金、绿色证券等。应当通过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通过绿色发展带动落后地区加快赶上的新路子。
新常态下的改革、开放、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未来几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如何最大限度地快速释放改革红利 。具体地说，如何以负面清单方式推动市场开放？
刘世锦：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完善市场体系的一个重大创新性举措。2014年7月，上海自贸区开始试验，虽然有所进展，但步子迈得不是太快。随着自贸区试点的逐步扩展，其试行的负面清单制度也逐步在其他地方推广。中美正在进行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就是按照负面清单这一大的原则来讨论的。如果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对外开放就会取得新成就。用开放推动改革，在今后几年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要放开一些垄断行业，让大投资者参与。中国现在垄断最严重的还是一些基础产业，在这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
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列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清单，即列出“什么事情不能干”的清单，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干，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当然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与负面清单相对的，是正面清单。所谓正面清单，就是允许搞的、鼓励搞的，也都要列出一个单子，要经过政府审批，要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创新社会中，能够搞的项目范围是非常不确定的，谁能说得清楚？不仅每年不一样，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不一样。卖商品，你是在百货公司卖，还是在大购物中心卖；是在实体店卖，还是在网上卖；是通过一般的网上支付，还是通过最新的微信支付，变得非常快。如果一定要经过管理者点头，经过他们允许，审批后才能搞，一定会把许多有希望、有前途、有竞争力的项目和企业排除在外。所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最大的好处是给创新留下了空间，给不确定性留下了空间。也就是说，给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留下了空间。
还有一点，政府鼓励搞的行业和项目，往往也有很大的后遗症。目前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如光伏发电、精品钢材等，都是前几年的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受到过政府鼓励的产业。搞鼓励类项目，事实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认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远见，看得更准，对投资项目更负责任。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市场经济就成了多余的，改革也是多余的。因为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搞什么行业、项目，都是政府计划出来的，最后搞不下去了，才要改革。对鼓励类项目，政府有关部门感兴趣，有的企业也感兴趣，因为拿到批条、路条后，可以搞到银行贷款，搞到别人没有的优惠政策。结果是破坏了公平竞争，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不是双赢多赢，而是双输多输。
下一步，关键是如何落实负面清单制度。今后，市场准入审批制度改革中，思路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在推进改革中，着眼点不应再是看减少了多少项审批，而是看还剩下多少审批事项，这些审批事项是否和应否属于负面清单，保留的理由是什么。这项改革的方向和方法都是明确的，不必再等，每个地方都可以先试点，然后大面积推开。
中国经济报告：新常态下，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有何影响？
刘世锦：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无疑将增加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企业数量，扩展业务活动范围。这一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在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向社会发出信号：在放宽准入这件事情上，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动真格了。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严重的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铁路改革，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增加投资，使改革红利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得到更大体现。 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改革中，要重视并加快要素市场建设，而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快农业现代化。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如何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刘世锦：“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须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将土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抵押、担保等权能赋予农民，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征地制度，同时加快完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是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原则，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流，包括人员的交流、资金的交流、土地的交流。对农民来讲，最重要的资产还是土地。因为只有通过交易，土地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否则，土地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实际上不是保护了而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随着大都市生活成本提高、环境变差，不少城里人也有愿望走出去，到位于城市带范围内的小城镇或乡村去居住，大量制造业也会向这些地区布局。因此，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使以往孤岛式的城市布局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并以此拓展新的投资空间。
韩国、日本等是如何创新应对“新常态”的
中国经济报告：像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有没有类似新常态这样的发展阶段？它们是如何应对的？有什么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刘世锦：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一批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相近或相似，其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关注和借鉴。
比如日本，从高速增长回落后，也是非常不甘心的，20世纪70年代曾经搞过增长计划，仍然想保持高增长。为了恢复以往的高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采取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来讲，日本当年有一个广场协议，推动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和破灭。这些措施最后都是不成功的，而且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停滞状态，与这些政策有很大关系。
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进入这样一种阶段，也有恢复高增长的不少政策措施，但未能避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韩国开展了大力度的金融体系、企业体系改革，重视培育新的增长点，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星公司超过日本的电子企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
中国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过渡时期。日韩等经济体在转型期曾经出现的矛盾、问题和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地也有表现。认真研究它们在此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从而制定正确战略和政策，少走或不走弯路，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后发优势，需要足够重视并借鉴。
寻找中高速增长底部过程中的区域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吉林、云南、山东等多个省份表态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走向新常态、适应新常态？
刘世锦：地方政府在逐渐适应改革的新常态。比如，2013年已经有一些省市没完成过去的增长指标；2014年与过去相比，大部分省市的增长速度有所调整。过去，地方政府的“速度情结”比较明显。最近两三年，随着经济增长的回落以及对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的理解，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影响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机遇期”的涵义已经发生变化。以创新为例，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创新的机会，整个创新资源在流动，最后可能在全国形成几个创新中心。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深圳这几年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创新中心。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下行到什么时候才能触底？对此要有符合逻辑的分析。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赖高投资和出口拉动，高投资中基础设施、房地产又占一半左右。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回落的触底，取决于高投资的变化，高投资的触底又依赖于“三只靴子”的逐渐落地，即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的落地。现在三只靴子中的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触底，如果房地产触底，高投资的底基本上就触到了。目前大家感到下行压力大，是因为仍然处在逐步寻找这个中高速增长底部的过程之中。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地区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还面临发展不足的问题。在“十三五”期间，应该如何加速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呢？
刘世锦：过去为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为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采取的办法是建设开发区、工业园区。但是这条路空间已经不大了，因为在欠发达地区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数已经过剩了。所以，欠发达地区要侧重于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激励机制。比如，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对全社会有利，收益怎么衡量，怎么补偿，要有统筹设计。同时，绿色发展应该有特定的金融支持，比如绿色银行、绿色基金、绿色证券等。应当通过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通过绿色发展带动落后地区加快赶上的新路子。
新常态下的改革、开放、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未来几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如何最大限度地快速释放改革红利 。具体地说，如何以负面清单方式推动市场开放？
刘世锦：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完善市场体系的一个重大创新性举措。2014年7月，上海自贸区开始试验，虽然有所进展，但步子迈得不是太快。随着自贸区试点的逐步扩展，其试行的负面清单制度也逐步在其他地方推广。中美正在进行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就是按照负面清单这一大的原则来讨论的。如果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对外开放就会取得新成就。用开放推动改革，在今后几年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要放开一些垄断行业，让大投资者参与。中国现在垄断最严重的还是一些基础产业，在这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
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是指列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领域清单，即列出“什么事情不能干”的清单，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干，即所谓“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当然是市场准入管理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与负面清单相对的，是正面清单。所谓正面清单，就是允许搞的、鼓励搞的，也都要列出一个单子，要经过政府审批，要由政府说了算。在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创新社会中，能够搞的项目范围是非常不确定的，谁能说得清楚？不仅每年不一样，每个月甚至每一天都不一样。卖商品，你是在百货公司卖，还是在大购物中心卖；是在实体店卖，还是在网上卖；是通过一般的网上支付，还是通过最新的微信支付，变得非常快。如果一定要经过管理者点头，经过他们允许，审批后才能搞，一定会把许多有希望、有前途、有竞争力的项目和企业排除在外。所以，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最大的好处是给创新留下了空间，给不确定性留下了空间。也就是说，给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留下了空间。
还有一点，政府鼓励搞的行业和项目，往往也有很大的后遗症。目前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如光伏发电、精品钢材等，都是前几年的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受到过政府鼓励的产业。搞鼓励类项目，事实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认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远见，看得更准，对投资项目更负责任。如果这个前提能够成立，市场经济就成了多余的，改革也是多余的。因为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搞什么行业、项目，都是政府计划出来的，最后搞不下去了，才要改革。对鼓励类项目，政府有关部门感兴趣，有的企业也感兴趣，因为拿到批条、路条后，可以搞到银行贷款，搞到别人没有的优惠政策。结果是破坏了公平竞争，也加剧了产能过剩，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不是双赢多赢，而是双输多输。
下一步，关键是如何落实负面清单制度。今后，市场准入审批制度改革中，思路要有根本性的转变。在推进改革中，着眼点不应再是看减少了多少项审批，而是看还剩下多少审批事项，这些审批事项是否和应否属于负面清单，保留的理由是什么。这项改革的方向和方法都是明确的，不必再等，每个地方都可以先试点，然后大面积推开。
中国经济报告：新常态下，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对企业有何影响？
刘世锦：落实负面清单制度，无疑将增加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企业数量，扩展业务活动范围。这一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在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向社会发出信号：在放宽准入这件事情上，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动真格了。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严重的基础产业和服务业领域，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铁路改革，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进口，打通国内外市场，允许地方炼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勘探市场；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促进创新。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增加投资，使改革红利对稳增长、调结构的作用得到更大体现。 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改革中，要重视并加快要素市场建设，而土地就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为深化农村改革和加快农业现代化。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如何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
刘世锦：“十三五”将是新常态形成并得以稳固的关键时期。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须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将土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抵押、担保等权能赋予农民，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征地制度，同时加快完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提是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原则，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之间的交流，包括人员的交流、资金的交流、土地的交流。对农民来讲，最重要的资产还是土地。因为只有通过交易，土地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否则，土地价值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实际上不是保护了而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随着大都市生活成本提高、环境变差，不少城里人也有愿望走出去，到位于城市带范围内的小城镇或乡村去居住，大量制造业也会向这些地区布局。因此，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改革，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使以往孤岛式的城市布局变为分工合理、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网络型城市体系，并以此拓展新的投资空间。
韩国、日本等是如何创新应对“新常态”的
中国经济报告：像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有没有类似新常态这样的发展阶段？它们是如何应对的？有什么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刘世锦：从国际上看，二战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在内的一批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这是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相近或相似，其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关注和借鉴。
比如日本，从高速增长回落后，也是非常不甘心的，20世纪70年代曾经搞过增长计划，仍然想保持高增长。为了恢复以往的高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采取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来讲，日本当年有一个广场协议，推动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和破灭。这些措施最后都是不成功的，而且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以后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停滞状态，与这些政策有很大关系。
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进入这样一种阶段，也有恢复高增长的不少政策措施，但未能避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后韩国开展了大力度的金融体系、企业体系改革，重视培育新的增长点，在部分高科技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三星公司超过日本的电子企业，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
中国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过渡时期。日韩等经济体在转型期曾经出现的矛盾、问题和挑战，在中国或多或少地也有表现。认真研究它们在此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从而制定正确战略和政策，少走或不走弯路，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后发优势，需要足够重视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