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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河北广播媒体的《燕赵传奇》、广东广播媒体的《林兆明的艺术人生》、沈阳广播媒体的《祖先的传承》、陕西广播媒体的《文化三秦》等一大批带有文化气息的优秀广播节目的涌现，是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的一种社会自觉与担当，更为重塑中华文化自信而展现了广播媒体的标本作用。本文阐述了此类优秀节目在主体特质、内容生产以及受众收受等层面给予的文化传播学观照。
【关键词】传承文化 文化自信 传播学观照 文化共鸣 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当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承袭中华文化传统、捍卫中华文化精髓、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个民族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有清醒的认知，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的自豪，并相信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强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日益多元复杂的话语场域中，各种文化思潮、文化观念交汇碰撞，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力渗透，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处于不断被裂解、重构甚至颠覆、销蚀的风险之中。因此，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重振文化自信是刻不容缓的前置性命题。
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历来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之一，近两年来更是勇敢地走在了传承中华文化传统、捍卫中华文化精髓的前沿。201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联合推出系列专题节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以下简称《印记》），用编创者的话说：这是一档“以人文视角呈现文化流变，以广播纪录片的形式雕刻文化印记”的用心之作。作品构建的包括“抢救方言”“匠人传奇”“地名故事”“职业传承”等在内的9个专栏的大体量专题，选择“致敬”的视角，以寻访探秘、发现梳理为基本叙事方式，对方言魅力、曲种沿革、人文风物、习俗渊源等中华瑰丽的文化宝藏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全景式的呈现。作品充溢着对中华文化的崇敬、对中国故事的表达和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其精道的选材、丰富的内容、真诚的态度、丰沛的情感以及鲜明的个性，加之淡定平和的调性与主流宏大的内容所形成的对应性美感，都彰显了新生代广播节目内容生产的全新风貌。这档节目的成功推出，是主流媒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践行重振民族文化自信使命的又一范本。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到河北广播媒体的《燕赵传奇》、广东广播媒体的《林兆明的艺术人生》、沈阳广播媒体 《祖先的传承》、陕西广播媒体《文化三秦》等一批优秀广播节目的涌现，代表着广播这一媒体的内容重构，是自觉的文化引领，在海量信息充斥、鱼龙混杂的今天，这一股清新的气息让人们神清气爽，耳聪目明。当今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优秀文化与落后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在这样的语境下，各种文化必然发生接触、碰撞、交融、整合。然而，融汇、整合并不是放弃责任，任其自流，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为谁提供平台、如何引导舆论场，这是关乎民族文化走向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认识得早、抓得紧、路子正，谁就会占据文化制高点。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旗帜鲜明地主动担当起传承优秀文化的责任，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大好事情。
从这些节目（尤以《印记》为代表）的主体特质、内容生产以及受众收受等层面给予文化传播学理的观照，得到启示有三。
一、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决定其社会文化导向功能的实现
所谓“文化自觉”，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界定是：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作为信息传受关系中巨大的中介性存在，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直接影响着它在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中文化导向功能的实现。
媒体的社会文化导向功能一直都在传播研究者的视野中。1967～1974年间，理论家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和拉里·克劳斯（Larry Krauss）在一项有关“文化指标”的研究中谈到，（大众传播）通过信息大规模的生产与分配，提供给受众分享，从而创造了它的受众；而它提供的信息流逐渐培养了公众对社会的印象，这意味着（受众）的世界观被媒体所培养；大量传播的信息以及连带其中的潜在信息可能形成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制造出广泛流行的“文化意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这个可能的社会后果，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不断地被各种形式证明其强大的存在：全媒体的互联互通，自媒体的急速增长，舆论空间呈现多元共生的态势，民间舆论场内众声喧哗，社会文化思潮变幻多端。主流媒体实现社会文化导向功能的现实环境就是如此。
那么，如何在复杂纷繁的传播环境中践行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责？如何选取独到的文化视角、准确地表达文化思想？如何在留驻手段现代化的进程中持守传播内容的文化品质？个人认为这一切均取决于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由此升华出的人文情怀，一种对百姓的生活、对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命运，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与关爱。《印记》等广播节目在这一层面的表现可圈可点：渐行渐远的艺术瑰宝，一路遗落的人文风物，大隐于野的工艺高人，走向式微的方言、习俗等，都在由“消逝”提示的危机感、紧迫感中凸显出来，警醒我们予以关注、抢救，修缮、传承，以保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人文情怀充分拓展着这部作品的高度与厚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自觉应该是媒体责任感、使命感生成的逻辑源头。在高度文化自觉下，主流媒体以社会价值观建设为己任，引导社会文化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形成和谐的舆论环境。主流媒体实现社会文化导向功能的现实路径理应如此。 二、传播受众的文化心态建设取决于文化共鸣的形成
还是以《印记》为例，被冠以“广播纪录片”的《印记》所有9个系列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走进历史、贴近生活、亲近百姓，体现积极的文化价值追求，倾注真情向所有历史书写者、文明创造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最大文化含量、最广文化涵盖的基础上获得受众的文化认同，进而产生更高层级的精神共鸣。
一般情况下，广播节目的内容生产能在准确把握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及时的、鲜活的、实用的信息，使之与时代同步、与听众有关系，对听众有益处、使听众感觉有趣味；换言之，就是让听众喜闻乐见即可。有了这样的内容，广播媒体的传播致效就有了基本的基础。但对于与受众实现情感互动、精神共鸣的文化认同目标的实现，还必须在受众文化心理把握与文化心态建设层面予以深度的考量。从《印记》文本结构及言说角度看，它正是沿着“文化寻根”和“现代怀旧”这一路径，建构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唤醒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审美体验，实现与受众间的文化共鸣的。
例如：《印记》通过对地域/地方文化的挖掘与呈现，唤醒文化归属感。文化寻根中对文化的挖掘与阐释，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文化时期和特定地理板块构建的时空中进行的。鲜明的地域/地方文化意识是民族文化意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很大程度体现在地域色彩上。靠一定程度的封闭性维持的地域/地方文化的源流、特色、风俗、气质，加之对地域专有属性或意义的附着，都能成为唤醒归属感的有效诉求。如《印记》中的“方言季”，作品十分诚恳的记录、发现、梳理、提炼，在人与地域环境关系的互动表达中显现文化与人性的张力，形成对文化归属的召唤。又如：《印记》还通过对生活经验、审美体验的还原/再造，唤醒与受众间的文化共鸣。作为一种情感化、体验式、想象式的审美活动——怀旧，《印记》成功地让受众在信息的收受、分享过程中加以实践。作品激发的基于回忆的想象性建构，充满美好与和谐完整，因而极易引发共鸣。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说：“过去总会被合法化”，过去的日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所以，《印记》所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拯救”也就成为受众强烈的共同意愿了。
故此，主流媒体在中华文化传播推广中，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建构中，只要切实顺应了受众文化心态发展变化规律、满足了受众社会文化预期，就能真正使主流文化价值观念浸润公民的心田，并内化为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忠诚与自豪、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强烈热爱与崇敬。
三、传播效果的达成取决于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从传播科学的基础理论出发，所有媒介形态传播致效的要素都是一样的。具体到内容生产，就是厘清节目定位、内容、听众构成及收受特点、节目形式。广播人成功的经验是：高效的传播=在对的时间、把对的信息、用对的方式、传达给对象公众。这里的“对”就是坚持“听众意识”前提下的传播规律的研究。
所谓听众意识，就是在传播活动中要了解听众、研究听众、服务听众。研究听众收听习惯、收听类型、收听时间、收听频率、选择意愿、忠诚度、听众构成等个体特征、群体特征，推测听众的收听期待，选择恰当的传播内容、适当的传播模式进行传播，以满足听众的多元需求，并能够构建与听众间互动的双向交流关系，增强广播的媒介黏性。
说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记》，可以感受到，随着媒体竞争压力的加大，广播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频率专业化”“时段板块化”“节目主持化”“栏目对象化”“参与互动化”寻求在形式上的变革和突破； 在节目创意策划、设计制作中，也更注重从节目内容、风格样式到广播元素的充分调动，注重节目的艺术品质。《印记》从广播文本创作、广播元素应用等层面，都表现了编创者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广播艺术丰富的表现力。
《印记》《林兆明的艺术人生》《燕赵传奇》《祖先的传承》《文化三秦》等节目的文本结构严密，逻辑清晰，神采飞扬，情感表达与理性阐释并重；在音乐手段运用上，渲染与铺陈并重，音乐、音响剪辑精致而贴切，加之广播技术赋予文字以别样的图景，编创者的文化素养与艺术追求便跃然纸上。从表现手法论，能深入浅出才是好作品。因为不管你表达的思想多么深刻，针对性多么强，首先要保证听众能够听得懂、愿意听。这些作品都具有亲切自然不失规整、平易朴实不乏精巧的行文方式以及基于这个平易基础之上的文采与抒情、思考与提升使作品臻于胜人一筹的境界。
广播是声音的载体，包含了语言（包括同期声）、音响（包括现场实况）和音乐等多种元素。因此，声音是广播最大的魅力所在。《印记》等在对声音效果的追求上，在力图带给听众全新的听觉审美享受的目标驱使下做了积极的努力。无论从音乐选配、整体布局、音效转换处理，还是主持人对气氛的营造，都格外用心，处理细致入微，音效转切流畅，使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综上，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传播与推广，主流媒体任重道远。《印记》等这些优秀广播节目的标本意义在于：传播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的建立，与受众间的文化共鸣的激发，以及传播形式与手段的创新，是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彩、提振中国精神、重振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注释
陈晓燕 《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的弘扬》，《江右论坛》，2007年第10期，第104页。
储双月 《转型期中国怀旧电影的再现策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3页。
许洁 《话说微广播——〈百集系列微广播——善行河北〉》，《采写编》，2014年第5期，第58页。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编辑：刘浩三）
【关键词】传承文化 文化自信 传播学观照 文化共鸣 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当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承袭中华文化传统、捍卫中华文化精髓、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个民族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有清醒的认知，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的自豪，并相信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支撑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强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在日益多元复杂的话语场域中，各种文化思潮、文化观念交汇碰撞，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力渗透，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处于不断被裂解、重构甚至颠覆、销蚀的风险之中。因此，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重振文化自信是刻不容缓的前置性命题。
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历来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之一，近两年来更是勇敢地走在了传承中华文化传统、捍卫中华文化精髓的前沿。201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联合推出系列专题节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以下简称《印记》），用编创者的话说：这是一档“以人文视角呈现文化流变，以广播纪录片的形式雕刻文化印记”的用心之作。作品构建的包括“抢救方言”“匠人传奇”“地名故事”“职业传承”等在内的9个专栏的大体量专题，选择“致敬”的视角，以寻访探秘、发现梳理为基本叙事方式，对方言魅力、曲种沿革、人文风物、习俗渊源等中华瑰丽的文化宝藏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全景式的呈现。作品充溢着对中华文化的崇敬、对中国故事的表达和对中国精神的弘扬。其精道的选材、丰富的内容、真诚的态度、丰沛的情感以及鲜明的个性，加之淡定平和的调性与主流宏大的内容所形成的对应性美感，都彰显了新生代广播节目内容生产的全新风貌。这档节目的成功推出，是主流媒体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践行重振民族文化自信使命的又一范本。
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到河北广播媒体的《燕赵传奇》、广东广播媒体的《林兆明的艺术人生》、沈阳广播媒体 《祖先的传承》、陕西广播媒体《文化三秦》等一批优秀广播节目的涌现，代表着广播这一媒体的内容重构，是自觉的文化引领，在海量信息充斥、鱼龙混杂的今天，这一股清新的气息让人们神清气爽，耳聪目明。当今的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系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优秀文化与落后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在这样的语境下，各种文化必然发生接触、碰撞、交融、整合。然而，融汇、整合并不是放弃责任，任其自流，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为谁提供平台、如何引导舆论场，这是关乎民族文化走向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认识得早、抓得紧、路子正，谁就会占据文化制高点。作为主流媒体的广播，旗帜鲜明地主动担当起传承优秀文化的责任，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大好事情。
从这些节目（尤以《印记》为代表）的主体特质、内容生产以及受众收受等层面给予文化传播学理的观照，得到启示有三。
一、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决定其社会文化导向功能的实现
所谓“文化自觉”，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界定是：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作为信息传受关系中巨大的中介性存在，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直接影响着它在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中文化导向功能的实现。
媒体的社会文化导向功能一直都在传播研究者的视野中。1967～1974年间，理论家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和拉里·克劳斯（Larry Krauss）在一项有关“文化指标”的研究中谈到，（大众传播）通过信息大规模的生产与分配，提供给受众分享，从而创造了它的受众；而它提供的信息流逐渐培养了公众对社会的印象，这意味着（受众）的世界观被媒体所培养；大量传播的信息以及连带其中的潜在信息可能形成的社会后果之一是制造出广泛流行的“文化意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这个可能的社会后果，在新的传播环境中不断地被各种形式证明其强大的存在：全媒体的互联互通，自媒体的急速增长，舆论空间呈现多元共生的态势，民间舆论场内众声喧哗，社会文化思潮变幻多端。主流媒体实现社会文化导向功能的现实环境就是如此。
那么，如何在复杂纷繁的传播环境中践行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责？如何选取独到的文化视角、准确地表达文化思想？如何在留驻手段现代化的进程中持守传播内容的文化品质？个人认为这一切均取决于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及由此升华出的人文情怀，一种对百姓的生活、对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命运，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与关爱。《印记》等广播节目在这一层面的表现可圈可点：渐行渐远的艺术瑰宝，一路遗落的人文风物，大隐于野的工艺高人，走向式微的方言、习俗等，都在由“消逝”提示的危机感、紧迫感中凸显出来，警醒我们予以关注、抢救，修缮、传承，以保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人文情怀充分拓展着这部作品的高度与厚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自觉应该是媒体责任感、使命感生成的逻辑源头。在高度文化自觉下，主流媒体以社会价值观建设为己任，引导社会文化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形成和谐的舆论环境。主流媒体实现社会文化导向功能的现实路径理应如此。 二、传播受众的文化心态建设取决于文化共鸣的形成
还是以《印记》为例，被冠以“广播纪录片”的《印记》所有9个系列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走进历史、贴近生活、亲近百姓，体现积极的文化价值追求，倾注真情向所有历史书写者、文明创造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最大文化含量、最广文化涵盖的基础上获得受众的文化认同，进而产生更高层级的精神共鸣。
一般情况下，广播节目的内容生产能在准确把握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及时的、鲜活的、实用的信息，使之与时代同步、与听众有关系，对听众有益处、使听众感觉有趣味；换言之，就是让听众喜闻乐见即可。有了这样的内容，广播媒体的传播致效就有了基本的基础。但对于与受众实现情感互动、精神共鸣的文化认同目标的实现，还必须在受众文化心理把握与文化心态建设层面予以深度的考量。从《印记》文本结构及言说角度看，它正是沿着“文化寻根”和“现代怀旧”这一路径，建构作品的民族文化特性，唤醒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审美体验，实现与受众间的文化共鸣的。
例如：《印记》通过对地域/地方文化的挖掘与呈现，唤醒文化归属感。文化寻根中对文化的挖掘与阐释，一定是在特定历史文化时期和特定地理板块构建的时空中进行的。鲜明的地域/地方文化意识是民族文化意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很大程度体现在地域色彩上。靠一定程度的封闭性维持的地域/地方文化的源流、特色、风俗、气质，加之对地域专有属性或意义的附着，都能成为唤醒归属感的有效诉求。如《印记》中的“方言季”，作品十分诚恳的记录、发现、梳理、提炼，在人与地域环境关系的互动表达中显现文化与人性的张力，形成对文化归属的召唤。又如：《印记》还通过对生活经验、审美体验的还原/再造，唤醒与受众间的文化共鸣。作为一种情感化、体验式、想象式的审美活动——怀旧，《印记》成功地让受众在信息的收受、分享过程中加以实践。作品激发的基于回忆的想象性建构，充满美好与和谐完整，因而极易引发共鸣。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说：“过去总会被合法化”，过去的日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所以，《印记》所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拯救”也就成为受众强烈的共同意愿了。
故此，主流媒体在中华文化传播推广中，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建构中，只要切实顺应了受众文化心态发展变化规律、满足了受众社会文化预期，就能真正使主流文化价值观念浸润公民的心田，并内化为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忠诚与自豪、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强烈热爱与崇敬。
三、传播效果的达成取决于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创新
从传播科学的基础理论出发，所有媒介形态传播致效的要素都是一样的。具体到内容生产，就是厘清节目定位、内容、听众构成及收受特点、节目形式。广播人成功的经验是：高效的传播=在对的时间、把对的信息、用对的方式、传达给对象公众。这里的“对”就是坚持“听众意识”前提下的传播规律的研究。
所谓听众意识，就是在传播活动中要了解听众、研究听众、服务听众。研究听众收听习惯、收听类型、收听时间、收听频率、选择意愿、忠诚度、听众构成等个体特征、群体特征，推测听众的收听期待，选择恰当的传播内容、适当的传播模式进行传播，以满足听众的多元需求，并能够构建与听众间互动的双向交流关系，增强广播的媒介黏性。
说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印记》，可以感受到，随着媒体竞争压力的加大，广播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频率专业化”“时段板块化”“节目主持化”“栏目对象化”“参与互动化”寻求在形式上的变革和突破； 在节目创意策划、设计制作中，也更注重从节目内容、风格样式到广播元素的充分调动，注重节目的艺术品质。《印记》从广播文本创作、广播元素应用等层面，都表现了编创者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和广播艺术丰富的表现力。
《印记》《林兆明的艺术人生》《燕赵传奇》《祖先的传承》《文化三秦》等节目的文本结构严密，逻辑清晰，神采飞扬，情感表达与理性阐释并重；在音乐手段运用上，渲染与铺陈并重，音乐、音响剪辑精致而贴切，加之广播技术赋予文字以别样的图景，编创者的文化素养与艺术追求便跃然纸上。从表现手法论，能深入浅出才是好作品。因为不管你表达的思想多么深刻，针对性多么强，首先要保证听众能够听得懂、愿意听。这些作品都具有亲切自然不失规整、平易朴实不乏精巧的行文方式以及基于这个平易基础之上的文采与抒情、思考与提升使作品臻于胜人一筹的境界。
广播是声音的载体，包含了语言（包括同期声）、音响（包括现场实况）和音乐等多种元素。因此，声音是广播最大的魅力所在。《印记》等在对声音效果的追求上，在力图带给听众全新的听觉审美享受的目标驱使下做了积极的努力。无论从音乐选配、整体布局、音效转换处理，还是主持人对气氛的营造，都格外用心，处理细致入微，音效转切流畅，使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综上，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传播与推广，主流媒体任重道远。《印记》等这些优秀广播节目的标本意义在于：传播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的建立，与受众间的文化共鸣的激发，以及传播形式与手段的创新，是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彩、提振中国精神、重振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注释
陈晓燕 《全球化时代民族精神的弘扬》，《江右论坛》，2007年第10期，第104页。
储双月 《转型期中国怀旧电影的再现策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3页。
许洁 《话说微广播——〈百集系列微广播——善行河北〉》，《采写编》，2014年第5期，第58页。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编辑：刘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