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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95年前，五卅运动的烈焰成为义和团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这场由上海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开创、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的斗争，也包括两次北方工人阶级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其中之一是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另一件就是大连人民为李吉祥被害案进行的抗争。
“福纺”工人的抗争
李吉祥是大连“福纺”纱厂工人。这座“福纺”纱厂就是以后的大连纺织厂，当时全名“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是日本资本家在大连乃至全东北开办的大型企业之一。自1925年开办时起，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就以剥削残害中国工人为能事，当时全厂职工共计1200余名，其中女工占56%、童工占38%。他们“处于花絮纷飞、满室烟雾的场所之中，每天工作不下十二小时;而且经常被日本资本家和工头殴打，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是经常的事”，而平均每月工资仅7.5元，其中还要扣除5元伙食费。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就在工厂刚刚开工的1925年3月20日，日本工头田中定三寻衅滋事，将中国工人李吉祥刺死。
李吉祥被害时，家中尚有高龄父母和怀孕待产的妻子，不久妻子即因悲痛过度而流产。面对如此家破人亡的惨剧，大连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群情激愤，与李吉祥朝夕相处的“福纺”工友更是怒不可遏，共产党员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们勇敢地站在了斗争最前线。“福纺”锻工、大连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侯立鉴振臂高呼：“中国工人是人，要有生存的权利！”随即率领愤怒的工友们在厂内搜捕凶手田中定三，当得知田中定三已逃往黑石礁时，又率工友徒步追击数十里，终于将隐藏在日本妓院里的田中定三抓捕归案，并迫使日本警察署收监关押。
随后，大连中华工学会一面对李吉祥家属进行慰问救助，一面向“福纺”厂长角野久造提出3条要求：严惩凶手，给予李吉祥家属抚恤和赔偿，全厂停工为李吉祥送葬，日本厂长和工头均须参加。角野这个侵华日军军官出身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正义要求蛮横拒绝。工学会按照党的指示，随即领导全厂工人进行了总罢工。
当时大连乃至全东北最大的中文媒体《泰东日报》，在老同盟会员、东北地区国民党左派骨干傅立鱼和日本进步人士金子雪斋的领导下，密切关注李吉祥一案，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记载了“福纺”职工和社会各界为严惩凶手而进行的斗争。
瞿秋白的高度关注
经过《泰东日报》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李吉祥案迅速传遍全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当时设在广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刊《工人周刊》第106期，对李吉祥案做了报道。当时正在上海领导党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仗义执言，于5月18日草成《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上海——青岛——大连》一文，24日发表于《向导》第116期。在文中，瞿秋白依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刊《工人周刊》的资料，親笔记载了李吉祥被害经过：
大连郊外周水子福纺织工厂日人职工田中定三近竟惨杀中国工人李吉园（原文如此，经考证大连当时报纸记载应为李吉祥）。李吉园这次被日人打死，原因系为保护中华工友潘仁顺。潘仁顺与田中定三因口角之争互相用武，该厂当事者不问是非曲直蛮将潘仁顺开除;然田中尚泄不了蛮愤，暗中联合日工欲毒打潘仁顺;潘闻讯不好，哀恳同事李吉园等保护出逃，斯时田中竟率日人五六名由后追上，不问黑白即与李某等动武。双方正在殴斗之际，田中竟由腰内抽出利刃。此时华工等见田中施用凶器，深恐受其杀伤，遂相偕逃避;惟有李吉园竟受彼日人等五六名围在中心，大加暴打，被摔倒复起者数次，最后一次，李某竟受彼如狼似虎之日工人等五六名协力按倒在地，田中用利刃照准李某之腹部暴刺数刃，而李某则大呼数声，立即亡去。最可恨者，彼日人五六名见李某已死，尚用力暴蹴良久，及肠饭蹴出，方各自散去。田中知事不佳，乃奔回宿舍将衣服脱换逃去，该地官厅并不深究，华人无不发指眦裂。（见《工人周刊》一百〇六期）
在文中，瞿秋白愤怒谴责：“此种事实，可见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竟是普遍全国的现象……显然是以牛马奴隶对待中国人。”他正告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呵，你们不要太乐观了！中国民众不是这种屠杀政策所吓得住的。中国民众必定要推翻你们派来的中国总督，打倒你们的帝国主义！”
工人阶级的胜利
由于相隔千里，瞿秋白撰文时，并不知道李吉祥案的后续发展，也不了解大连人民已经以英勇斗争，证明了“中国民众不是这种屠杀政策所吓得住的”。在中华工学会领导下，“福纺”罢工持续25天之久，导致厂房建设和车间生产完全停顿，愤怒的工人和附近村民甚至准备进一步破坏机器。在大连乃至全国舆论面前，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更是千夫所指，加之当时正是生产旺季，罢工导致的损失有增无减，在威胁利诱均无效果的情况下，角野久造只得全部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在李吉祥出殡之日，“福纺”全厂停工，工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簇拥着李吉祥的灵柩走向大辛寨子墓地。在日本殖民统治已经20年的大连，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之下，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角野久造——昔日高举战刀砍向中国人的日本兵、今朝敲骨吸髓唯恐不及的“大掌柜”，不得不臂缠黑纱，率领一群同样垂头丧气的日本职员和工头们，向一个中国“苦力”低下那“高贵”的头。
安葬抚恤料理妥当后，日本殖民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加之罪证确凿，终将杀人凶手田中定三提交司法审判，处以有期徒刑5年。1925年5月8日，《泰东日报》以《周水福纺工厂杀人事件行公判 被告者监禁五年》为题刊发了消息。此举虽未实现杀人者偿命，但毕竟开创了在大连日本人杀害中国人而被判刑坐牢的先例。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李吉祥案刚刚有所交代之际，日本资本家又于5月15日在上海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点燃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导火索。大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惊闻噩耗，立即以追悼会、募捐、停止娱乐等各种方式，和全国人民一起展开了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仅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的款项即达8000多银圆。
不甘心失败的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气急败坏之余，待“五卅”高潮过后，又借李吉祥案向大连人民反扑。在角野久造的策划下，殖民当局将已入狱服刑的田中定三秘密“保释”并送回日本。不料真相随即败露，加之角野又借日本“金票”升值之机，将“福纺”工人的伙食费由5元涨至6元，致使工人无以为生，最终引发轰动全国的1926年“福纺四二七百日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以及李大钊、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大获全胜，角野久造被撤职调回日本，从此结束了在中国作恶多端的可耻生涯。至此，李吉祥案尘埃落定，大连工人阶级以英勇的斗争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人道人权。
“福纺”工人的抗争
李吉祥是大连“福纺”纱厂工人。这座“福纺”纱厂就是以后的大连纺织厂，当时全名“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是日本资本家在大连乃至全东北开办的大型企业之一。自1925年开办时起，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就以剥削残害中国工人为能事，当时全厂职工共计1200余名，其中女工占56%、童工占38%。他们“处于花絮纷飞、满室烟雾的场所之中，每天工作不下十二小时;而且经常被日本资本家和工头殴打，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是经常的事”，而平均每月工资仅7.5元，其中还要扣除5元伙食费。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就在工厂刚刚开工的1925年3月20日，日本工头田中定三寻衅滋事，将中国工人李吉祥刺死。
李吉祥被害时，家中尚有高龄父母和怀孕待产的妻子，不久妻子即因悲痛过度而流产。面对如此家破人亡的惨剧，大连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群情激愤，与李吉祥朝夕相处的“福纺”工友更是怒不可遏，共产党员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们勇敢地站在了斗争最前线。“福纺”锻工、大连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侯立鉴振臂高呼：“中国工人是人，要有生存的权利！”随即率领愤怒的工友们在厂内搜捕凶手田中定三，当得知田中定三已逃往黑石礁时，又率工友徒步追击数十里，终于将隐藏在日本妓院里的田中定三抓捕归案，并迫使日本警察署收监关押。
随后，大连中华工学会一面对李吉祥家属进行慰问救助，一面向“福纺”厂长角野久造提出3条要求：严惩凶手，给予李吉祥家属抚恤和赔偿，全厂停工为李吉祥送葬，日本厂长和工头均须参加。角野这个侵华日军军官出身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正义要求蛮横拒绝。工学会按照党的指示，随即领导全厂工人进行了总罢工。
当时大连乃至全东北最大的中文媒体《泰东日报》，在老同盟会员、东北地区国民党左派骨干傅立鱼和日本进步人士金子雪斋的领导下，密切关注李吉祥一案，发表了大量新闻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记载了“福纺”职工和社会各界为严惩凶手而进行的斗争。
瞿秋白的高度关注
经过《泰东日报》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李吉祥案迅速传遍全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高度重视。当时设在广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刊《工人周刊》第106期，对李吉祥案做了报道。当时正在上海领导党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仗义执言，于5月18日草成《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上海——青岛——大连》一文，24日发表于《向导》第116期。在文中，瞿秋白依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刊《工人周刊》的资料，親笔记载了李吉祥被害经过：
大连郊外周水子福纺织工厂日人职工田中定三近竟惨杀中国工人李吉园（原文如此，经考证大连当时报纸记载应为李吉祥）。李吉园这次被日人打死，原因系为保护中华工友潘仁顺。潘仁顺与田中定三因口角之争互相用武，该厂当事者不问是非曲直蛮将潘仁顺开除;然田中尚泄不了蛮愤，暗中联合日工欲毒打潘仁顺;潘闻讯不好，哀恳同事李吉园等保护出逃，斯时田中竟率日人五六名由后追上，不问黑白即与李某等动武。双方正在殴斗之际，田中竟由腰内抽出利刃。此时华工等见田中施用凶器，深恐受其杀伤，遂相偕逃避;惟有李吉园竟受彼日人等五六名围在中心，大加暴打，被摔倒复起者数次，最后一次，李某竟受彼如狼似虎之日工人等五六名协力按倒在地，田中用利刃照准李某之腹部暴刺数刃，而李某则大呼数声，立即亡去。最可恨者，彼日人五六名见李某已死，尚用力暴蹴良久，及肠饭蹴出，方各自散去。田中知事不佳，乃奔回宿舍将衣服脱换逃去，该地官厅并不深究，华人无不发指眦裂。（见《工人周刊》一百〇六期）
在文中，瞿秋白愤怒谴责：“此种事实，可见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竟是普遍全国的现象……显然是以牛马奴隶对待中国人。”他正告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呵，你们不要太乐观了！中国民众不是这种屠杀政策所吓得住的。中国民众必定要推翻你们派来的中国总督，打倒你们的帝国主义！”
工人阶级的胜利
由于相隔千里，瞿秋白撰文时，并不知道李吉祥案的后续发展，也不了解大连人民已经以英勇斗争，证明了“中国民众不是这种屠杀政策所吓得住的”。在中华工学会领导下，“福纺”罢工持续25天之久，导致厂房建设和车间生产完全停顿，愤怒的工人和附近村民甚至准备进一步破坏机器。在大连乃至全国舆论面前，日本资本家及其走狗更是千夫所指，加之当时正是生产旺季，罢工导致的损失有增无减，在威胁利诱均无效果的情况下，角野久造只得全部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在李吉祥出殡之日，“福纺”全厂停工，工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簇拥着李吉祥的灵柩走向大辛寨子墓地。在日本殖民统治已经20年的大连，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之下，终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角野久造——昔日高举战刀砍向中国人的日本兵、今朝敲骨吸髓唯恐不及的“大掌柜”，不得不臂缠黑纱，率领一群同样垂头丧气的日本职员和工头们，向一个中国“苦力”低下那“高贵”的头。
安葬抚恤料理妥当后，日本殖民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加之罪证确凿，终将杀人凶手田中定三提交司法审判，处以有期徒刑5年。1925年5月8日，《泰东日报》以《周水福纺工厂杀人事件行公判 被告者监禁五年》为题刊发了消息。此举虽未实现杀人者偿命，但毕竟开创了在大连日本人杀害中国人而被判刑坐牢的先例。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李吉祥案刚刚有所交代之际，日本资本家又于5月15日在上海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点燃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导火索。大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惊闻噩耗，立即以追悼会、募捐、停止娱乐等各种方式，和全国人民一起展开了声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仅募捐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的款项即达8000多银圆。
不甘心失败的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气急败坏之余，待“五卅”高潮过后，又借李吉祥案向大连人民反扑。在角野久造的策划下，殖民当局将已入狱服刑的田中定三秘密“保释”并送回日本。不料真相随即败露，加之角野又借日本“金票”升值之机，将“福纺”工人的伙食费由5元涨至6元，致使工人无以为生，最终引发轰动全国的1926年“福纺四二七百日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以及李大钊、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罢工最终大获全胜，角野久造被撤职调回日本，从此结束了在中国作恶多端的可耻生涯。至此，李吉祥案尘埃落定，大连工人阶级以英勇的斗争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人道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