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迅速从战争年代的党中央通讯社转变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外交工作开展，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引人瞩目，这就迫切需要新华社在国际和对外新闻传播中担负起更大的责任。除解放战争时期已在香港、伦敦、布拉格、平壤创建的分社和出稿站外，1950年至1955年间，新华社又先后在莫斯科、新德里、柏林、河内、雅加达、华沙、仰光建立了驻外分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新华社在朝鲜建立了志愿军总分社。朝鲜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是新中国对外交往和外交斗争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中国均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记者团前往采访报道，这一方面是出于外交宣传上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和加强国际、对外新闻报道队伍。在这几次重大外交和国际报道中，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和外文干部比较集中的中央新闻宣传机构，是组成中国记者团的主要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仅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斗争中运筹帷幄，而且在宣传报道方面给予了很多具体的关怀和指导。毛泽东曾亲自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消息，并就记者采访问题作出指示。周恩来经常亲自指导和修改新华社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他常在午夜出题目，凌晨审稿，几乎成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夜班总编辑”。
除了来自朝鲜战场的新闻报道之外，关于停战谈判的报道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焦点。1951年7月10日，新华社以平壤电头播发了《朝鲜停战谈判举行首次会议》的新闻，报道了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于当日上午10时在开城举行的消息。在此之前，新华社相继播发了双方将举行停战会议的声明、往来电报等消息。这是新华社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报道的开端。这场谈判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较量与斗争丝毫不逊于战场，其间的新闻战也同样十分精彩。
为更好地报道朝鲜停战谈判，在北京的新华总社国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组，负责处理朝鲜停战谈判的有关稿件，组长是蒋元椿，在这个临时组工作过的还有王殊、姚云、江瑞熙等。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方谈判代表团设立了新闻处，负责新闻发布等工作，处长是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在新闻处工作的，还有他的助手段连城，以及由新华总社派出的李启、李获昌和从事报务工作的卫玉林等。
朝鲜停战谈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当时在开城聚集了大批中外记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从朝鲜前线调集了部分军事记者赴开城采访，还从国内组织了不少记者前往采访。
早在朝鲜停战谈判之前，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以及记者阎吾、高向明、邓蜀生等已到达开城，进行会外动态的采访报道。邓蜀生于谈判开始后不久调回国内，其余3人于1952年1月返回志愿军总分社。之后，志愿军总分社又曾派周沙尘、王殊到开城采访报道。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组织了近20名中外记者赴开城采访，记者团团长为《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张沛。中外记者团于1951年7月25日到达朝鲜开城。不久，由于停战谈判逐渐陷入僵局，我方代表团决定留下4位外国记者（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迪、匈牙利《自由人民报》记者米赖依和波兰记者普拉茨基）和几位中国记者（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和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等）继续采访还有新华社报务员王梯云和译电员刘茂俭、朝语翻译崔彬等协助工作，其他成员返回国内。
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中，斗争异常复杂而尖锐。谈判开始后一直断断续续，时谈时停，边谈边打，最后因双方在战俘安排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出现了半年之久的休会。1953年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7月27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日22时全线正式实行停火。
1953年五六月间，根据新华总社指示，志愿军总分社记者陈伯坚、徐熊、胡修亚到达开城，组成记者组，配合沈建图进行谈判会场外的动态报道。不久，普金再次被调到开城，主持遣返战俘和监督停战的报道工作。志愿军总分社又增派了李翼振、阎吾、高向明、张结、王玉章、石峰、路云和丁德润等记者到开城工作。
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左三）和胡修亚（左二）1953年在朝鲜开城
为了报道交换战俘和实行停战，国内各大新闻单位派出大批记者赶赴开城采访。我方谈判代表团决定组建中国记者团，并指定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普金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徐肖冰分别担任正、副团长，陈伯坚任秘书长。新华社记者是组成中国记者团的主要力量，除志愿军总分社的12人外，还有总社临时增派来的于民生、于云先、方德、赵文节（闻捷）、姚云、谭岱生、谢丁、古凡，英文记者黄龙、李炳衡（李平）、曾建徽、吴继淦，摄影记者钱嗣杰、曹兴华、刘东鳌、葛力群、张杰、蔡忠植等，以及一批电务、译电人员。
此时，各媒体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报道的稿件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从1953年6月1日到7月30日，新华社发自开城的稿件有300多条，充分报道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及有关情况。7月27日，新华社播发了《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发表公报，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已经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本社记者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经过》《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向部队发布的停战命令》等消息。在此前后，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也达到了最高潮。
在朝鲜停战谈判斗争中，遣返战俘问题是最复杂艰难的问题，也是新闻报道领域中方与西方传媒斗争的一个焦点。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战俘的报道，揭露美方破坏和拖延停战谈判以及迫害和扣留战俘的罪行，宣传志愿军对战俘的人道主义政策，反映战俘在战俘营的生活和他们的思乡反战情绪，揭露敌人诬蔑我方虐待俘虏的谎言。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关于被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的报道。迪安是朝鲜战争期间朝中方面俘获敌方的最高级将领，美方以及迪安的家属都以为他早已阵亡。1951年12月18日，在朝中方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迪安。在公布战俘名单之前，新华社记者徐熊、摄影记者钱嗣杰、英文记者李炳衡等到战俘营进行采访，并拍摄了迪安同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用筷子吃饭、练太极拳、做体操和散步等活动的照片。迪安还活着的消息和照片，通过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迪传递给美联社、合众社和《星条旗报》记者，迅速被美国各家报纸采用，震动了美国朝野。 新华社朝鲜停战谈判报道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署名“吴敏”、“江南”的评论。新华社的国际报道中，通常根据外国通讯社电讯中提供的材料，撰写一些述评性稿件，但不署个人的名字。1953年5月，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他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姓名，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开始时不妨先用一个集体笔名，因为稿件是好几个人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以后就好办。周总理关于培养名记者的指示提出后，在新华社报道中开始不断出现特派记者“吴敏”和“江南”的名字，他们撰写的文章犀利有力，体现了我方的政策和策略，揭露了敌方的阴谋，在宣传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我方关于朝鲜问题和停战谈判的权威性报道。“吴敏”和“江南”的稿件分别由在新华社开城谈判代表团和北京总社的采编人员撰写，但一般都用开城电头。“吴敏”的主要写作者是在开城的沈建图。“江南”是北京所写评论性新闻的笔名，主要执笔者是蒋元椿，多由周恩来通过他的秘书给社长吴冷西打电话布置任务，甚至连评论的要点和可利用的材料都指点明白，并亲自修改稿件。后来这两个名字成为集体笔名，吴冷西和处理朝鲜停战报道的“临时组”的编辑等，都用它们写过稿件。据统计，从1953年5月到1954年1月，新华社共播发署名为“吴敏”和“江南”的评论文章约150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有7位同志牺牲在朝鲜，其中记者高健飞、周斯杰是参加停战谈判报道时因翻车或触雷牺牲的。经过朝鲜停战谈判报道这样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新华社很多记者都提高了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能力和水平，其中一些人后来成长为优秀的驻外记者。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为做好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工作，中国新闻界组成了当时向国外派出的人数最多的记者团赴日内瓦采访，记者团成员包括国内主要新闻单位抽调的约30名记者、编辑以及技术人员等，团长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副团长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吴文焘和《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李庄。吴冷西还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兼发言人。
参加这次日内瓦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有沈建图、李慎之、言彪、蒋元椿、陈适五、张辛民、李平、杨翊、刘东鳌，译电员有王箭锡、丁乙、刘茂俭、刘诗奎。除负责会议议程报道外，新华社还侧重于采写有关的述评性新闻，充分报道了中国对有关问题的主张与立场，以及亚洲人民反对西方大国推行殖民主义斗争的新形势。在北京新华总社，国际部主任黄操良领导一个临时组专门日夜处理前方报道团发回的稿件，并组织新华社国外分社积极进行配合报道。
日内瓦会议期间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左一）和记者沈建图（右二）、言彪（右一）等的合影
吴冷西晚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和评价日内瓦会议的新闻报道：“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我们又派出了庞大的记者团，不仅有我们当时的驻外记者，而且有来自国内各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有声有色地报道会议中的辩论，也丰富多彩地论述会场外的周旋，第一次把有世界各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中，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卓越形象和外交魅力，传播到全世界。”
按照代表团的分工，会议日常报道由新华社负责。李慎之、言彪、蒋元椿等以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名义参加了全体大会，他们按日撰写评述性的会议综合新闻，客观介绍会议情况。新华社其他记者以及中国各报社和电台的记者，则根据各自特长，从不同角度，分别采写与会议有关的评论、综述、通讯、特写、散记、花絮等，再加上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形成了中国媒体对日内瓦会议的全面、立体式报道。沈建图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再次发挥他的才干，采写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会议评论。除了做好会议报道外，新华社还搜集有关各方对会议的反应和外国媒体对会议的相关报道，为代表团提供参考。
因为中国记者团人少事繁，那时成员间的大致分工也只能是相对的。每当情况变化，工作需要，不管什么任务，大家都抢着去干。据新华社记者杨翊后来回忆：“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各国记者近2000人。相形之下，中国记者为数很少，任务繁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缺乏国际采访经验，而且是第一次来到西方世界，对报道这样的重要的国际会议，既感到紧张，又觉得新鲜。因之大家工作十分努力，夜以继日，不辞辛劳。白天在外采访，结交朋友，了解情况，收集材料，赶写急稿；晚间除撰稿、发稿外，还要汇总资料，小结工作，听取中国代表团关于会议进展情况的介绍与分析，安排第二天的计划，往往要到深夜才能上床休息，有的人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会议达成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从容自若、卓越睿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赢得了不少国家代表与新闻媒体的赞誉，展现了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努力推进世界和平的诚意。周恩来也十分关心中国记者团的工作，常在繁忙的会内会外活动之余，对于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并审阅重要稿件。日内瓦会议讨论的问题情况复杂，参加者包括来自富有外交斗争经验的美、英、法、苏等国家，会议进程曲折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记者团：要严守组织纪律，贯彻代表团的意图；记者在报道中要多用事实，少发议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以免情况变化时陷于被动。他还鼓励大家刻苦学习、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
由于美国代表的阻挠，此次日内瓦会议没有就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最终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宣言规定在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实行停火、撤军和举行自由选举，并确定了首先在越南北部停止敌对行动的具体时间。7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签字的消息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全文，还发表了特派记者述评《日内瓦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充分反映了这次会议对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意义。7月26日，新华社转发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伟大的胜利，艰巨的斗争》，社论强调日内瓦会议的重大成就“是全世界和平力量对于战争势力的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新华社大量报道了中国和世界舆论欢呼日内瓦会议胜利及欢迎印度支那停战的消息。新华社驻越南记者也发回了越法两军实现停火和执行日内瓦会议协议的相关报道。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从召开到结束历时约3个月。这次会议的报道比较全面和充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由于时间长、任务重、要求高，加上准备仓促，缺乏国际报道经验，报道总体上的难度是很大的。但中国记者团的同志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表扬和各方好评。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政府派团参加的又一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全力报道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会议，中国派出了以新华社为主、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参加的记者团前往万隆采访。
但在会议之前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4月11日，由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从香港起飞赴印尼途中突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遇难人员包括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还有中外记者7名，分别是：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李炳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斐德。
这起事件后来证实是国民党特务直接针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一次暗杀行动。周总理原定乘坐该机前往雅加达，后因应邀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所以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在这起事件中牺牲的沈建图、黄作梅和李平，是新华社派赴印尼采访万隆会议的主要记者。沈建图是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的开创者之一，时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编委会委员兼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是新华社海外分社的创始人之一，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平是新华社对外部记者，时任对外部国际组副组长。他们都是新华社对外报道和国际报道的骨干，其中沈建图40岁，黄作梅39岁，李平26岁。他们的牺牲，使新华社痛失三位优秀的新闻记者，特别在外文干部非常缺乏的上世纪50年代，这一损失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正如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稍微熟识这三位同志的人，都不难理解他们的殉难对于新华社来说是怎样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从已知的档案和个人回忆材料来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前新华社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前方报道的工作人员主要有：沈建图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全面负责万隆会议的前方报道工作，黄作梅、李平负责会议文字报道，钱嗣杰负责摄影报道，刘茂俭负责译电工作，雅加达分社彭迪、钱行、谭岱生三位同志负责会外报道。钱嗣杰、刘茂俭两人本应与沈建图等同志一起飞赴印尼，但他们作为记者团的“先遣队”于4月1日到香港后，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临时通知他们第二天搭乘荷兰“芝万谊”号轮船，陪同外交部的两位信使先到雅加达再继续转往万隆，因而躲过了这一劫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立即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新华社迅速展开报道，及时充分地反映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有关各方的反应。在强烈谴责敌人罪行和沉痛悼念遇难同事的同时，新华社也采取了进一步加强万隆会议报道的紧急应对措施。
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被指定全力主持万隆会议的报道工作。此外，为增加报道力量，新华社还临时抽调了印度新德里分社首席记者张维冷到万隆参与报道，并电告雅加达分社首席记者彭迪，要求分社同时担负起会议报道的部分任务。这样，当时新华社参加万隆会议报道的前方工作人员共有7名，包括李慎之、彭迪、张维冷、钱行、谭岱生、钱嗣杰、刘茂俭。参加万隆会议报道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还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吴文焘，《人民中国》杂志的张彦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吴梦滨等。
据李慎之回忆，日内瓦会议后，他虽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但周总理参加国际会议时，他通常都担任负责起草文件的秘书之一。万隆会议前他本来也要与记者团一同到印尼，但行前周总理要他跟在身边，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所以他虽然拿的是记者护照，但实际身份是中国代表团秘书。万隆会议的具体报道任务由后来新组建的记者团来完成，周总理让他管理记者团，所以记者团的一些事务都向他请示，他主要负责稿件的最终审定，具体工作的实施由彭迪负责。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讨论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和平和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宣布亚非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原则立场。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项国际关系原则。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充分发挥了外交家特有的才能和魅力，坚持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对所有与会国家包括持敌对情绪的国家表示尊重、做好转化工作，为排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干扰，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协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谦逊平和、温文尔雅又落落大方的谈吐和气质，赢得了亚非各国代表的广泛赞扬。在周总理的率领下，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开拓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新华社全方位报道了万隆会议的有关情况及各方面的反应，并详细报道了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多次发言及外交活动，从而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和平外交的总政策，宣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新华社前方报道人员的工作相当紧张和繁忙，据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回忆，采访万隆会议时，他集采访、冲洗、放大、寄稿等多项工作于一身，7天的会议，他有整整5天5夜没合眼，也记不清吃了几顿饭，记者团其他同志工作的紧张忙碌程度也大都如此。为进一步提高新闻时效，北京新华总社和前方报道组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重要新闻先发简讯，再发详细消息；又如总社实行的编辑组分段编稿、分段送审，审稿人直接审对外稿，翻译人员一面翻译一面核对的方法，还有编辑、翻译、审稿人集中办公等，报道时效大大提高。
万隆会议的报道是对新华社对外和国际报道能力、水平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于1955年10月向新华社提出了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指示。从此，新华社在向世界性通讯社迈进的过程中加快了步伐，一大批驻外分社建立起来，更多的外文干部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国际报道和对外报道力量均有显著加强。
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仅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斗争中运筹帷幄，而且在宣传报道方面给予了很多具体的关怀和指导。毛泽东曾亲自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消息，并就记者采访问题作出指示。周恩来经常亲自指导和修改新华社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他常在午夜出题目，凌晨审稿，几乎成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夜班总编辑”。
除了来自朝鲜战场的新闻报道之外，关于停战谈判的报道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焦点。1951年7月10日，新华社以平壤电头播发了《朝鲜停战谈判举行首次会议》的新闻，报道了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于当日上午10时在开城举行的消息。在此之前，新华社相继播发了双方将举行停战会议的声明、往来电报等消息。这是新华社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报道的开端。这场谈判前前后后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较量与斗争丝毫不逊于战场，其间的新闻战也同样十分精彩。
为更好地报道朝鲜停战谈判，在北京的新华总社国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组，负责处理朝鲜停战谈判的有关稿件，组长是蒋元椿，在这个临时组工作过的还有王殊、姚云、江瑞熙等。
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中方谈判代表团设立了新闻处，负责新闻发布等工作，处长是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在新闻处工作的，还有他的助手段连城，以及由新华总社派出的李启、李获昌和从事报务工作的卫玉林等。
朝鲜停战谈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当时在开城聚集了大批中外记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从朝鲜前线调集了部分军事记者赴开城采访，还从国内组织了不少记者前往采访。
早在朝鲜停战谈判之前，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以及记者阎吾、高向明、邓蜀生等已到达开城，进行会外动态的采访报道。邓蜀生于谈判开始后不久调回国内，其余3人于1952年1月返回志愿军总分社。之后，志愿军总分社又曾派周沙尘、王殊到开城采访报道。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组织了近20名中外记者赴开城采访，记者团团长为《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张沛。中外记者团于1951年7月25日到达朝鲜开城。不久，由于停战谈判逐渐陷入僵局，我方代表团决定留下4位外国记者（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迪、匈牙利《自由人民报》记者米赖依和波兰记者普拉茨基）和几位中国记者（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和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等）继续采访还有新华社报务员王梯云和译电员刘茂俭、朝语翻译崔彬等协助工作，其他成员返回国内。
朝鲜停战谈判的过程中，斗争异常复杂而尖锐。谈判开始后一直断断续续，时谈时停，边谈边打，最后因双方在战俘安排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出现了半年之久的休会。1953年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7月27日，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日22时全线正式实行停火。
1953年五六月间，根据新华总社指示，志愿军总分社记者陈伯坚、徐熊、胡修亚到达开城，组成记者组，配合沈建图进行谈判会场外的动态报道。不久，普金再次被调到开城，主持遣返战俘和监督停战的报道工作。志愿军总分社又增派了李翼振、阎吾、高向明、张结、王玉章、石峰、路云和丁德润等记者到开城工作。
为了报道交换战俘和实行停战，国内各大新闻单位派出大批记者赶赴开城采访。我方谈判代表团决定组建中国记者团，并指定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普金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徐肖冰分别担任正、副团长，陈伯坚任秘书长。新华社记者是组成中国记者团的主要力量，除志愿军总分社的12人外，还有总社临时增派来的于民生、于云先、方德、赵文节（闻捷）、姚云、谭岱生、谢丁、古凡，英文记者黄龙、李炳衡（李平）、曾建徽、吴继淦，摄影记者钱嗣杰、曹兴华、刘东鳌、葛力群、张杰、蔡忠植等，以及一批电务、译电人员。
此时，各媒体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报道的稿件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从1953年6月1日到7月30日，新华社发自开城的稿件有300多条，充分报道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及有关情况。7月27日，新华社播发了《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发表公报，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已经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本社记者报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经过》《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向部队发布的停战命令》等消息。在此前后，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报道也达到了最高潮。
在朝鲜停战谈判斗争中，遣返战俘问题是最复杂艰难的问题，也是新闻报道领域中方与西方传媒斗争的一个焦点。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战俘的报道，揭露美方破坏和拖延停战谈判以及迫害和扣留战俘的罪行，宣传志愿军对战俘的人道主义政策，反映战俘在战俘营的生活和他们的思乡反战情绪，揭露敌人诬蔑我方虐待俘虏的谎言。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关于被俘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的报道。迪安是朝鲜战争期间朝中方面俘获敌方的最高级将领，美方以及迪安的家属都以为他早已阵亡。1951年12月18日，在朝中方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中，第一名就是迪安。在公布战俘名单之前，新华社记者徐熊、摄影记者钱嗣杰、英文记者李炳衡等到战俘营进行采访，并拍摄了迪安同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用筷子吃饭、练太极拳、做体操和散步等活动的照片。迪安还活着的消息和照片，通过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迪传递给美联社、合众社和《星条旗报》记者，迅速被美国各家报纸采用，震动了美国朝野。 新华社朝鲜停战谈判报道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署名“吴敏”、“江南”的评论。新华社的国际报道中，通常根据外国通讯社电讯中提供的材料，撰写一些述评性稿件，但不署个人的名字。1953年5月，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他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姓名，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开始时不妨先用一个集体笔名，因为稿件是好几个人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以后就好办。周总理关于培养名记者的指示提出后，在新华社报道中开始不断出现特派记者“吴敏”和“江南”的名字，他们撰写的文章犀利有力，体现了我方的政策和策略，揭露了敌方的阴谋，在宣传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我方关于朝鲜问题和停战谈判的权威性报道。“吴敏”和“江南”的稿件分别由在新华社开城谈判代表团和北京总社的采编人员撰写，但一般都用开城电头。“吴敏”的主要写作者是在开城的沈建图。“江南”是北京所写评论性新闻的笔名，主要执笔者是蒋元椿，多由周恩来通过他的秘书给社长吴冷西打电话布置任务，甚至连评论的要点和可利用的材料都指点明白，并亲自修改稿件。后来这两个名字成为集体笔名，吴冷西和处理朝鲜停战报道的“临时组”的编辑等，都用它们写过稿件。据统计，从1953年5月到1954年1月，新华社共播发署名为“吴敏”和“江南”的评论文章约150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有7位同志牺牲在朝鲜，其中记者高健飞、周斯杰是参加停战谈判报道时因翻车或触雷牺牲的。经过朝鲜停战谈判报道这样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新华社很多记者都提高了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能力和水平，其中一些人后来成长为优秀的驻外记者。
日内瓦会议的报道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为做好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工作，中国新闻界组成了当时向国外派出的人数最多的记者团赴日内瓦采访，记者团成员包括国内主要新闻单位抽调的约30名记者、编辑以及技术人员等，团长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副团长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吴文焘和《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李庄。吴冷西还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兼发言人。
参加这次日内瓦会议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有沈建图、李慎之、言彪、蒋元椿、陈适五、张辛民、李平、杨翊、刘东鳌，译电员有王箭锡、丁乙、刘茂俭、刘诗奎。除负责会议议程报道外，新华社还侧重于采写有关的述评性新闻，充分报道了中国对有关问题的主张与立场，以及亚洲人民反对西方大国推行殖民主义斗争的新形势。在北京新华总社，国际部主任黄操良领导一个临时组专门日夜处理前方报道团发回的稿件，并组织新华社国外分社积极进行配合报道。
吴冷西晚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和评价日内瓦会议的新闻报道：“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我们又派出了庞大的记者团，不仅有我们当时的驻外记者，而且有来自国内各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和国际问题专家，有声有色地报道会议中的辩论，也丰富多彩地论述会场外的周旋，第一次把有世界各国参加的国际会议中，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卓越形象和外交魅力，传播到全世界。”
按照代表团的分工，会议日常报道由新华社负责。李慎之、言彪、蒋元椿等以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名义参加了全体大会，他们按日撰写评述性的会议综合新闻，客观介绍会议情况。新华社其他记者以及中国各报社和电台的记者，则根据各自特长，从不同角度，分别采写与会议有关的评论、综述、通讯、特写、散记、花絮等，再加上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形成了中国媒体对日内瓦会议的全面、立体式报道。沈建图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再次发挥他的才干，采写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会议评论。除了做好会议报道外，新华社还搜集有关各方对会议的反应和外国媒体对会议的相关报道，为代表团提供参考。
因为中国记者团人少事繁，那时成员间的大致分工也只能是相对的。每当情况变化，工作需要，不管什么任务，大家都抢着去干。据新华社记者杨翊后来回忆：“采访日内瓦会议的各国记者近2000人。相形之下，中国记者为数很少，任务繁重。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缺乏国际采访经验，而且是第一次来到西方世界，对报道这样的重要的国际会议，既感到紧张，又觉得新鲜。因之大家工作十分努力，夜以继日，不辞辛劳。白天在外采访，结交朋友，了解情况，收集材料，赶写急稿；晚间除撰稿、发稿外，还要汇总资料，小结工作，听取中国代表团关于会议进展情况的介绍与分析，安排第二天的计划，往往要到深夜才能上床休息，有的人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会议达成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从容自若、卓越睿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赢得了不少国家代表与新闻媒体的赞誉，展现了新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努力推进世界和平的诚意。周恩来也十分关心中国记者团的工作，常在繁忙的会内会外活动之余，对于日内瓦会议的报道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并审阅重要稿件。日内瓦会议讨论的问题情况复杂，参加者包括来自富有外交斗争经验的美、英、法、苏等国家，会议进程曲折多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指示记者团：要严守组织纪律，贯彻代表团的意图；记者在报道中要多用事实，少发议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以免情况变化时陷于被动。他还鼓励大家刻苦学习、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
由于美国代表的阻挠，此次日内瓦会议没有就朝鲜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最终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宣言规定在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实行停火、撤军和举行自由选举，并确定了首先在越南北部停止敌对行动的具体时间。7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签字的消息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全文，还发表了特派记者述评《日内瓦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充分反映了这次会议对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意义。7月26日，新华社转发了《人民日报》的社论《伟大的胜利，艰巨的斗争》，社论强调日内瓦会议的重大成就“是全世界和平力量对于战争势力的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新华社大量报道了中国和世界舆论欢呼日内瓦会议胜利及欢迎印度支那停战的消息。新华社驻越南记者也发回了越法两军实现停火和执行日内瓦会议协议的相关报道。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从召开到结束历时约3个月。这次会议的报道比较全面和充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由于时间长、任务重、要求高，加上准备仓促，缺乏国际报道经验，报道总体上的难度是很大的。但中国记者团的同志们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表扬和各方好评。
万隆会议的报道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政府派团参加的又一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全力报道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会议，中国派出了以新华社为主、多家新闻单位共同参加的记者团前往万隆采访。
但在会议之前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4月11日，由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从香港起飞赴印尼途中突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遇难人员包括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还有中外记者7名，分别是：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李炳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凤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斐德。
这起事件后来证实是国民党特务直接针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一次暗杀行动。周总理原定乘坐该机前往雅加达，后因应邀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所以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在这起事件中牺牲的沈建图、黄作梅和李平，是新华社派赴印尼采访万隆会议的主要记者。沈建图是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的开创者之一，时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编委会委员兼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是新华社海外分社的创始人之一，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平是新华社对外部记者，时任对外部国际组副组长。他们都是新华社对外报道和国际报道的骨干，其中沈建图40岁，黄作梅39岁，李平26岁。他们的牺牲，使新华社痛失三位优秀的新闻记者，特别在外文干部非常缺乏的上世纪50年代，这一损失的代价是相当沉重的。正如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稍微熟识这三位同志的人，都不难理解他们的殉难对于新华社来说是怎样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从已知的档案和个人回忆材料来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前新华社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前方报道的工作人员主要有：沈建图为中国记者团团长，全面负责万隆会议的前方报道工作，黄作梅、李平负责会议文字报道，钱嗣杰负责摄影报道，刘茂俭负责译电工作，雅加达分社彭迪、钱行、谭岱生三位同志负责会外报道。钱嗣杰、刘茂俭两人本应与沈建图等同志一起飞赴印尼，但他们作为记者团的“先遣队”于4月1日到香港后，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临时通知他们第二天搭乘荷兰“芝万谊”号轮船，陪同外交部的两位信使先到雅加达再继续转往万隆，因而躲过了这一劫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立即引起全世界的瞩目。新华社迅速展开报道，及时充分地反映了事态的最新进展情况及有关各方的反应。在强烈谴责敌人罪行和沉痛悼念遇难同事的同时，新华社也采取了进一步加强万隆会议报道的紧急应对措施。
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被指定全力主持万隆会议的报道工作。此外，为增加报道力量，新华社还临时抽调了印度新德里分社首席记者张维冷到万隆参与报道，并电告雅加达分社首席记者彭迪，要求分社同时担负起会议报道的部分任务。这样，当时新华社参加万隆会议报道的前方工作人员共有7名，包括李慎之、彭迪、张维冷、钱行、谭岱生、钱嗣杰、刘茂俭。参加万隆会议报道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还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吴文焘，《人民中国》杂志的张彦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吴梦滨等。
据李慎之回忆，日内瓦会议后，他虽然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但周总理参加国际会议时，他通常都担任负责起草文件的秘书之一。万隆会议前他本来也要与记者团一同到印尼，但行前周总理要他跟在身边，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所以他虽然拿的是记者护照，但实际身份是中国代表团秘书。万隆会议的具体报道任务由后来新组建的记者团来完成，周总理让他管理记者团，所以记者团的一些事务都向他请示，他主要负责稿件的最终审定，具体工作的实施由彭迪负责。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讨论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和平和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宣布亚非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原则立场。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项国际关系原则。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充分发挥了外交家特有的才能和魅力，坚持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对所有与会国家包括持敌对情绪的国家表示尊重、做好转化工作，为排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干扰，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协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谦逊平和、温文尔雅又落落大方的谈吐和气质，赢得了亚非各国代表的广泛赞扬。在周总理的率领下，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开拓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新华社全方位报道了万隆会议的有关情况及各方面的反应，并详细报道了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多次发言及外交活动，从而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和平外交的总政策，宣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新华社前方报道人员的工作相当紧张和繁忙，据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回忆，采访万隆会议时，他集采访、冲洗、放大、寄稿等多项工作于一身，7天的会议，他有整整5天5夜没合眼，也记不清吃了几顿饭，记者团其他同志工作的紧张忙碌程度也大都如此。为进一步提高新闻时效，北京新华总社和前方报道组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重要新闻先发简讯，再发详细消息；又如总社实行的编辑组分段编稿、分段送审，审稿人直接审对外稿，翻译人员一面翻译一面核对的方法，还有编辑、翻译、审稿人集中办公等，报道时效大大提高。
万隆会议的报道是对新华社对外和国际报道能力、水平的又一次重大考验。在这之后不久，毛泽东于1955年10月向新华社提出了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指示。从此，新华社在向世界性通讯社迈进的过程中加快了步伐，一大批驻外分社建立起来，更多的外文干部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国际报道和对外报道力量均有显著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