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初升，一辆辆绿色的江淮牌小型座位客车驶进湖北仙桃市郭河镇的大街，在美美幼儿园门口停下，车门一开，100多个孩子的欢声笑语顿时被倾泻进幼儿园的小院子里。
　　这些孩子来自五六公里外的各个乡村。这些汽运公司派出的车，会按照合同，在每天一早8点多钟帮她把乡下的100多-个孩子接到镇上来，并在下午5点钟时送回到乡下去。
　　“别小看这校车，它可以在启动内需，刺激消费，扩大就业方面释放出大能量。”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指出。
　　
　　越开越远的校车
　　
　　仙桃市辖下乡村普遍开通校车，是最近一年的事。
　　“不仅是幼儿园，随着农村出生率下降，学龄人口减少，乡村小学、初中的数量都在锐减。”郭河镇前教委副主任王光宜说。市内各乡村的孩子们越来越集中到镇里甚至市里的学校来上学。于是，在散落于广阔地区的乡村家庭和镇上学校之间，校车服务迅速生长。
　　镇上的其他学校，比如新新幼儿园、供销社幼儿园，以及郭河镇第一小学、第二小学也纷纷将幼儿和学生接送业务转给汽运公司。每天一早5点多钟，13辆绿色的江淮牌公交车便全部出动，分10多条线路，到各个乡村去接送孩子。
　　仙桃市凯达运业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说，“现在公司的13辆车每天要跑20多個来回，日接送学生500人次左右。”
　　
　　万亿内需梦
　　
　　事实上，一些关注宏观经济的人士也在这小小的校车上打起了主意。
　　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刘永泰在几年前就提交过关于大力发展校车服务的提案。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他发现又有别的委员提出同样的提案。
　　“在经济低迷情况下，中央和地方采取措施，在全国城乡广泛开通校车服务，将有利于刺激内需，扩大就业。”刘永泰说。
　　“全国32万所小学，1亿多学生，如果每20个学生需要1辆校车接送，总共就需要500万辆，以每辆车售价20万元计算，整体就需要1万亿元。”刘慧勇算账说。
　　他设想，这1万亿元可以分5年支出，即每年采购100万辆汽车，年支出约2000亿元，带动相关配套设施，以及司机工资拿到后的消费，可取得1：4的乘数效应，每年可带动1万亿元的内需，拉动GDP增长0.3个百分点。
　　如果加上幼儿园、中学的校车采购，则每年可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
　　同时，每辆车至少配一名司机，这样光是小学所需车辆就可直接创造出至少500万个就业岗位。以每个司机年薪1.2万元计，每年就是600亿元。这还没有计算随车老师的劳务支出。
　　在刘慧勇看来，发展校车服务，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它拉动内需措施——比如加大农村基建投资——的延伸效应。教育部的统计公报显示，因学龄人口逐年减少，截至2007年，全国小学比1997年的62万多所减少将近一半。开校车作为教育资源优化整合，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配套措施，可谓一举多得。
　　
　　发行“校车债券”?
　　
　　不过，理论上鼓舞人心的计算，距现实操作还有相当的距离。事实上，目前国内各大城市的校车服务发育得并不好。
　　在北京，去年阳光彩虹教育服务公司曾开通灯市口小学、曙光小学等学校的校车业务，但运营不到一年，就因为无法盈利而关闭。“校车服务没有政府的支持政策，靠单纯的市场化运营很难成功。”原阳光彩虹公司校车运营管理中心主任侯洪美总结说。
　　“我们这里最大问题是校车费用太贵。”仙桃市郭河镇大发村的魏凤英抱怨说，自己孙女坐校车一年下来就是800元。
　　据仙桃官方统计，2008上半年，该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727.7元。按此计算，一名幼儿或者小学生，一学期在郭河镇上学的公交开销，占到了月人均现金收入的1／7。负担不可谓不重。
　　对此，刘永泰设想，政府需要出台校车补贴政策，也可以由财政拨专款购买校车，交由专门机构去运营。这一想法有可能获得政策回应——2月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2009年国家财政将“建立农村客运政策性补贴制度”。
　　而刘慧勇想到的办法是发行市政债。“各级财政拿出一点钱，民众买了市政债后还能得到好处，又拉动了经济，对汽车业的帮助比汽车产业振兴政策还直接有效得多。”刘慧勇颇为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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