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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奇人选编的奇书。
先说奇人李应宗。此人出身贫寒，原来只有小学文化，青少年时代以拖板车卖黄泥为生，后来在一个区粮站当司磅员，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春，此人路见不平一声吼，朝粮站科级领导“鸣放”了一通，结果恰好上级有“右派”指标下达，于是这个楞头楞脑毛小伙惨遭横祸，被“补充”进入全国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大军的行列，叨陪于末座。这年夏天，血气方刚的李应宗在枪兵押解下，被投入由湖南省公安厅管辖的株洲新生工程队强制实行劳动教养，因而又和两千多位省直属机关及长沙市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伍。关进集中营前，他以为是去参加劳动锻炼，故而随身携带一支系着金黄穗子的竹笛以供消遣。他身强体壮，和那群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相比，重活累活不在话下，被誉为“大力神”。但他属教养分子，因此仍需“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在新生工程队，他这个工人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可不能“领导一切”了。
再说奇书。奇书就是《新生备忘录》。所谓《新生备忘录》，就是由新生工程队官方办的一份名曰《新生快报》选编而成的集子，这份油印小报并不保密，也不收回。其宗旨是贯彻“强制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督促右派分子加速改造好逸恶劳和反社会主义思想，发布改造政策，表扬先进，批判落后，交换心得。因为编报人是官方指定的原文化单位的右派，投稿人绝大多数也是右派，这份由官方控制的小报办得也还生动活泼。它总共出版四百期，然而看过以后人们也就随手丢弃了；也有人用它滚“喇叭筒”作卷烟纸用，多数则用来擦屁股肥田了事。
奇人李应宗奇就奇在他在许多艰难岁月里居然保存了这四百期油印小报。“文革”期间，造反派抄他的家，唯独这份被造反派称为供他“继续留着改造学习”的《新生快报》被允许保存下来幸免于难。这当然就是奇事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烈火中，许多珍贵的东西都灰飞烟灭，恰恰这一摞旧报劫后余生。人们都惊异老天爷能够让他留下这份出“火”文物，这就更令人拍案惊奇了。再以后到了一九九八年，朱正先生撰写自传《小书生大时代》，因其一九五八年和李应宗同为患难之交，故仰仗奇人提供的原始资料，得以补正当年的史实。为此，朱正先生在该书《后记》表示了对李应宗的谢忱。孰料这样一来，又引起“历史备忘书系”主编李辉先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份很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建议整理出版。果真是沧海桑田，世事更替。在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中，于是，这本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反右派斗争和劳动教养内幕的史料便呈现于世人面前了。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苦难的历史是苦难的人群书写的。“金缕玉衣”固然弥足珍贵，“秦砖汉瓦”也是构筑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原本枯黄发裂的《新生快报》一当重新选编问世，它散发出来的是一页页载满辛酸屈辱、苦涩怪诞的沉重与苍凉。人们读后也许会问：“这就是当年右派分子的自白吗？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履历吗？”在《新生快报》近百万字的各类文章的字里行间，人们随时可以触摸到一群失去自由的人被扭曲的心灵轨迹。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老实巴交，惟命是听，因其太天真，也最易受骗上当；因其对一切寄予美好的期望，故总是以为天下一切人都充满仁慈。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他们以为真的盼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于是不少忠义之士兴高采烈地“大鸣大放”，诚心实意地参加整风运动痛击“三害”。但是，等到春天突然消失，阳谋变成阴谋，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他们还来不及警醒，遭痛击的对象恰恰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脑袋立即被戴上中国特制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推出人民的队伍，视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因惊骇而恐惧，而当一纸文件宣布他们虽属“敌我矛盾，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文字稍加玩弄一番，他们又依稀从铁门露出的间隙里看到渺茫的希望。他们害怕坠入黑暗的深渊，为“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所震慑。因此，当他们被流放、驱逐、关押于集中营实行劳动教养时，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甘愿朝死路上走。命运掌握在“弃暗投明”这个意念中，而当权者又牢牢掌握着他们的意念和命运。“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造成了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被制服时的莫大悲哀。这群被侮辱、被损害、被欺骗、被玩弄、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为着早日回归人民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下，不得不在难以忍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以期获得专政机关的信赖与满足。渴望争取宽大处理，企盼飞出高墙迎接自由，逼迫他们的人格被扭曲了，尊严被玷污了，并为着迎合专政者的意旨而自我作贱。所有这些本不是真实的真实，构成那个时代荒谬绝伦的史实而难以抹去。因此，读着这本人生大悲大难的《新生备忘录》，不得不叫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历史造就了李应宗这个奇人。正是因为工人阶级产生了这么一个右派分子，他恍然从原有的阶级本性出发，悉心保存了这些当时可供当权者欣赏的怪异史料。不过，“近墨者黑”也是常理，被投入劳动教养且长期混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由于互称“同犯”、“同学”，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在理智和情感上为之“蜕变”了。理智和情感这个东西，有时并不太按道理和逻辑而运行。看来，历史这个东西有时也是这样翻来覆去的。当时，集工人阶级和右派分子于一身的李应宗也积极向《新生快报》投稿，因此，这部不太合道理和逻辑的史料，就显示出它本身独具的、多阶级性的多元视角。这种多元视角，也就是《新生备忘录》的独特所在。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从一个特殊角度提供了十分值得研究的文本。它完全可以放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如果说《新生备忘录》具体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是怎样被逼迫以“左”的姿态去对待改造。中国是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反右有特色，右派改造当然也有特色。当百家争鸣变为两家争鸣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只有挨批挨打的份儿，东风只能压倒西风，扫帚一到，灰尘照例要被扫掉的。在当时“一言堂”的铁腕政策威慑下，右派分子这些“灰尘”岂堪一击？为此，一大批戴着深度眼镜的小书生只能屈辱地“认罪认错”接受改造，拼命劳动，以期早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不得不指望尽快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张贼皮，“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们彷徨、苦闷，因此，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用笔、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这种貌似忠诚，真假难辨的言行在新生工程队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充斥于《新生备忘录》里。在永不停歇的交心运动中，他们可以赤裸裸地戮杀自己：“从前我们是颗黑心，犯下各种滔天罪行，张牙舞爪地攻击党，整天到晚地危害人民。”为了减轻痛苦，少受折磨，又不得不大唱高调：“劳动教养办法实在好，教我们脱胎换骨作新人。”“管教干部耐心教育我们，劳动生产改造我们，我们要做勤劳善良的人，誓把黑心变红心。”这些荒谬丑陋的语言和极“左”的高调出自原本斯文的知识分子口中、笔下，其中包含多少难以言诉的凄凉、辛酸和无奈。在集中营里，规定了要“吾日三省吾身”，于是，苦难的人们在低着头推车时所想的“走不完的路，运不完的土，吃不完的苦”也不得不视为反动谬论，在交心运动中狠狠地作自我批判，其目的无非是拉“左”的大皮保护自身罢了。朱正先生在劳动教养时一直小心谨慎，但由于对研究鲁迅生平情有独钟，因此，曾在休工时和“同学”谈论过《鲁迅传略》一事，但是却遭到另一“同学”的“揭发”，被认为“一切必须服从思想改造要求，不务正道的人应该受到批判”。为此，朱正先生昧心作出“检讨”。类似这样的个人“交心”，相互“揭发”，在《新生备忘录》中不胜枚举。然而，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他们不这样做行吗？况且这群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试想，究竟有多少人是在真心诚意鞭笞自己的良心或恶心恶意落井下石呢？这一点虽然说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这些“同犯”、“同学”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也并无积蓄甚深的个人恩怨，之所以有相互揭发之举，大都无非是借此相互提个醒，共度难关，以免遭受皮肉之苦或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而已。对此，正如朱正先生后来所说：“假如我真的真心诚意痛改前非，那么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对于那种境况下的各种批评，我的经验是，一句话也不要相信。”朱正先生对于当时“同学”的种种心态，事后还特意作了这样的说明：“待到后来大家熟识了，才知道别人的情况也同他差不多，才没有了那层顾忌。在交往中我们发现，彼此的共同语言、共同兴趣还不少，成了很好的朋友。”这番话道出了这群难友难隐的、但很是真实的境遇。
当极“左”思潮统治中国的时候，所谓的右派思想是笼中之鸟，惟有似是而非地迎合“左”，才能保全“右”，这是那个时代当权者惩治忠良之士所得到的丰硕成果。它反常，又真实，但它不完全是右派分子心灵的释放。“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真真假假，构成了《新生备忘录》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知识分子右派这个群体为命运而抗争所作的心灵挣扎，如今看来，真令人在怜悯之余产生深深的同情和理解。作孽啊！
如果说从“左”看右揭示了右派改造的真像，那么，对右派实行劳动教养及其实施的全过程，在《新生备忘录》中则连篇累牍地有十分详尽的报道。反右派运动的始末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就在反右高潮稍退之时，一九五七年八月，上层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右派分子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指出，这些反动分子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内部也有。对于这样的人，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这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由于这个决定具有立法性质，数十万右派也就因此课以刑罚了。而要全面了解右派怎样被收容教养，《新生备忘录》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最全面、最翔实、最原始的档案。
劳动教养是从苏联移置而来的，但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它和劳动改造不同，劳改有刑期，而当时对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则无期。这真是一副“杀手锏”。因此，管教干部对劳教人员的训话总离不开这样的语句：只要你们积极改造，认罪悔罪，不要多久，你们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究竟时间是多久？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然而，这又确实是专政机关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于是，“强迫劳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捉摸不定的标准。新生工程队的正式称呼是“湖南省第一劳动教养队”，它和广州铁路局第四工程队签定了承包京广复线株洲枢纽工程，由此可知，乙方没有完成甲方任务，是不能结束劳动教养的。可见，右派劳教的期限也就没有个确数，何况这期间还会遇到调遣、转移新工地等等可能呢？因此，作为“帽子”提在管教机关手里的右派分子，只能把自己当作廉价劳动力看待。何时是归程？浑无际涯。于是在新生工程队便有了“安心改造，以队为家”、“在工程队干一辈子”这样的口号。在集中营里，右派分子属于剥削阶级，他们和劳动阶级有着对抗性矛盾，承认罪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就是拼命劳动。新生工程队就劳动纪律、劳动强度、作息时间、评比办法、奖惩规定、伙食标准等都制定了带有强制性的规章加以约束，而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只能延长扩大而不能缩减，打夜战、放卫星、打擂台恰恰是专政机关求之不得的事情。此外，思想教育中的“大破大立”又贯串于劳动的全过程里，因此“阳光底下搞生产，灯光底下搞破立”即成为劳教的真实写照。可以这样说，作为所谓“剥削阶级”的右派分子，他们在新生工程队不知被专政机关剥削了多少血汗。所有这些发生在劳教场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均一一收集于《新生备忘录》里。它对五十年代的“法制”作了生动的诠释。
所幸的是，历史前进的步伐终于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场反右斗争及对右派实行劳动教养的残酷惩罚作为一个沉重的教训已永远钉在令人反思的昭示柱上。历史在前进，中国的法制在日益健全和完善。在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罚的种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六章“强制措施”中，都没有“劳动教养”这个刑科了，劳动教养的存废问题看来迟早是要解决了。有鉴于此，《新生备忘录》的出版，不论是对史学界和法学界，无疑都是一个可供旁征博引的负面教材。
以历史的眼光剖析从“左”看右，让我们明白那段历史是多么荒唐而绝情。而这种荒唐与绝情，恰恰是《新生备忘录》的价值所在。
先说奇人李应宗。此人出身贫寒，原来只有小学文化，青少年时代以拖板车卖黄泥为生，后来在一个区粮站当司磅员，属于典型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春，此人路见不平一声吼，朝粮站科级领导“鸣放”了一通，结果恰好上级有“右派”指标下达，于是这个楞头楞脑毛小伙惨遭横祸，被“补充”进入全国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大军的行列，叨陪于末座。这年夏天，血气方刚的李应宗在枪兵押解下，被投入由湖南省公安厅管辖的株洲新生工程队强制实行劳动教养，因而又和两千多位省直属机关及长沙市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伍。关进集中营前，他以为是去参加劳动锻炼，故而随身携带一支系着金黄穗子的竹笛以供消遣。他身强体壮，和那群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相比，重活累活不在话下，被誉为“大力神”。但他属教养分子，因此仍需“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在新生工程队，他这个工人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可不能“领导一切”了。
再说奇书。奇书就是《新生备忘录》。所谓《新生备忘录》，就是由新生工程队官方办的一份名曰《新生快报》选编而成的集子，这份油印小报并不保密，也不收回。其宗旨是贯彻“强制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督促右派分子加速改造好逸恶劳和反社会主义思想，发布改造政策，表扬先进，批判落后，交换心得。因为编报人是官方指定的原文化单位的右派，投稿人绝大多数也是右派，这份由官方控制的小报办得也还生动活泼。它总共出版四百期，然而看过以后人们也就随手丢弃了；也有人用它滚“喇叭筒”作卷烟纸用，多数则用来擦屁股肥田了事。
奇人李应宗奇就奇在他在许多艰难岁月里居然保存了这四百期油印小报。“文革”期间，造反派抄他的家，唯独这份被造反派称为供他“继续留着改造学习”的《新生快报》被允许保存下来幸免于难。这当然就是奇事了。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烈火中，许多珍贵的东西都灰飞烟灭，恰恰这一摞旧报劫后余生。人们都惊异老天爷能够让他留下这份出“火”文物，这就更令人拍案惊奇了。再以后到了一九九八年，朱正先生撰写自传《小书生大时代》，因其一九五八年和李应宗同为患难之交，故仰仗奇人提供的原始资料，得以补正当年的史实。为此，朱正先生在该书《后记》表示了对李应宗的谢忱。孰料这样一来，又引起“历史备忘书系”主编李辉先生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份很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建议整理出版。果真是沧海桑田，世事更替。在充满戏剧性的变化中，于是，这本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反右派斗争和劳动教养内幕的史料便呈现于世人面前了。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苦难的历史是苦难的人群书写的。“金缕玉衣”固然弥足珍贵，“秦砖汉瓦”也是构筑历史不可缺少的部分。原本枯黄发裂的《新生快报》一当重新选编问世，它散发出来的是一页页载满辛酸屈辱、苦涩怪诞的沉重与苍凉。人们读后也许会问：“这就是当年右派分子的自白吗？这就是他们的人生履历吗？”在《新生快报》近百万字的各类文章的字里行间，人们随时可以触摸到一群失去自由的人被扭曲的心灵轨迹。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老实巴交，惟命是听，因其太天真，也最易受骗上当；因其对一切寄予美好的期望，故总是以为天下一切人都充满仁慈。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他们以为真的盼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于是不少忠义之士兴高采烈地“大鸣大放”，诚心实意地参加整风运动痛击“三害”。但是，等到春天突然消失，阳谋变成阴谋，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他们还来不及警醒，遭痛击的对象恰恰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脑袋立即被戴上中国特制的“右派分子”帽子，被推出人民的队伍，视为十恶不赦的敌人。他们因惊骇而恐惧，而当一纸文件宣布他们虽属“敌我矛盾，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文字稍加玩弄一番，他们又依稀从铁门露出的间隙里看到渺茫的希望。他们害怕坠入黑暗的深渊，为“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所震慑。因此，当他们被流放、驱逐、关押于集中营实行劳动教养时，其中绝大部分人都不甘愿朝死路上走。命运掌握在“弃暗投明”这个意念中，而当权者又牢牢掌握着他们的意念和命运。“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造成了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被制服时的莫大悲哀。这群被侮辱、被损害、被欺骗、被玩弄、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为着早日回归人民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下，不得不在难以忍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过程中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以期获得专政机关的信赖与满足。渴望争取宽大处理，企盼飞出高墙迎接自由，逼迫他们的人格被扭曲了，尊严被玷污了，并为着迎合专政者的意旨而自我作贱。所有这些本不是真实的真实，构成那个时代荒谬绝伦的史实而难以抹去。因此，读着这本人生大悲大难的《新生备忘录》，不得不叫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然而，我们还得感谢历史造就了李应宗这个奇人。正是因为工人阶级产生了这么一个右派分子，他恍然从原有的阶级本性出发，悉心保存了这些当时可供当权者欣赏的怪异史料。不过，“近墨者黑”也是常理，被投入劳动教养且长期混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由于互称“同犯”、“同学”，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在理智和情感上为之“蜕变”了。理智和情感这个东西，有时并不太按道理和逻辑而运行。看来，历史这个东西有时也是这样翻来覆去的。当时，集工人阶级和右派分子于一身的李应宗也积极向《新生快报》投稿，因此，这部不太合道理和逻辑的史料，就显示出它本身独具的、多阶级性的多元视角。这种多元视角，也就是《新生备忘录》的独特所在。可以这么说，这部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从一个特殊角度提供了十分值得研究的文本。它完全可以放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
如果说《新生备忘录》具体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是怎样被逼迫以“左”的姿态去对待改造。中国是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反右有特色，右派改造当然也有特色。当百家争鸣变为两家争鸣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只有挨批挨打的份儿，东风只能压倒西风，扫帚一到，灰尘照例要被扫掉的。在当时“一言堂”的铁腕政策威慑下，右派分子这些“灰尘”岂堪一击？为此，一大批戴着深度眼镜的小书生只能屈辱地“认罪认错”接受改造，拼命劳动，以期早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不得不指望尽快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张贼皮，“脱胎换骨”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他们彷徨、苦闷，因此，惟一能做到的，就是用笔、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这种貌似忠诚，真假难辨的言行在新生工程队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充斥于《新生备忘录》里。在永不停歇的交心运动中，他们可以赤裸裸地戮杀自己：“从前我们是颗黑心，犯下各种滔天罪行，张牙舞爪地攻击党，整天到晚地危害人民。”为了减轻痛苦，少受折磨，又不得不大唱高调：“劳动教养办法实在好，教我们脱胎换骨作新人。”“管教干部耐心教育我们，劳动生产改造我们，我们要做勤劳善良的人，誓把黑心变红心。”这些荒谬丑陋的语言和极“左”的高调出自原本斯文的知识分子口中、笔下，其中包含多少难以言诉的凄凉、辛酸和无奈。在集中营里，规定了要“吾日三省吾身”，于是，苦难的人们在低着头推车时所想的“走不完的路，运不完的土，吃不完的苦”也不得不视为反动谬论，在交心运动中狠狠地作自我批判，其目的无非是拉“左”的大皮保护自身罢了。朱正先生在劳动教养时一直小心谨慎，但由于对研究鲁迅生平情有独钟，因此，曾在休工时和“同学”谈论过《鲁迅传略》一事，但是却遭到另一“同学”的“揭发”，被认为“一切必须服从思想改造要求，不务正道的人应该受到批判”。为此，朱正先生昧心作出“检讨”。类似这样的个人“交心”，相互“揭发”，在《新生备忘录》中不胜枚举。然而，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他们不这样做行吗？况且这群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试想，究竟有多少人是在真心诚意鞭笞自己的良心或恶心恶意落井下石呢？这一点虽然说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这些“同犯”、“同学”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也并无积蓄甚深的个人恩怨，之所以有相互揭发之举，大都无非是借此相互提个醒，共度难关，以免遭受皮肉之苦或延长劳动教养期限而已。对此，正如朱正先生后来所说：“假如我真的真心诚意痛改前非，那么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对于那种境况下的各种批评，我的经验是，一句话也不要相信。”朱正先生对于当时“同学”的种种心态，事后还特意作了这样的说明：“待到后来大家熟识了，才知道别人的情况也同他差不多，才没有了那层顾忌。在交往中我们发现，彼此的共同语言、共同兴趣还不少，成了很好的朋友。”这番话道出了这群难友难隐的、但很是真实的境遇。
当极“左”思潮统治中国的时候，所谓的右派思想是笼中之鸟，惟有似是而非地迎合“左”，才能保全“右”，这是那个时代当权者惩治忠良之士所得到的丰硕成果。它反常，又真实，但它不完全是右派分子心灵的释放。“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真真假假，构成了《新生备忘录》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知识分子右派这个群体为命运而抗争所作的心灵挣扎，如今看来，真令人在怜悯之余产生深深的同情和理解。作孽啊！
如果说从“左”看右揭示了右派改造的真像，那么，对右派实行劳动教养及其实施的全过程，在《新生备忘录》中则连篇累牍地有十分详尽的报道。反右派运动的始末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就在反右高潮稍退之时，一九五七年八月，上层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这个决定，将右派分子定性为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指出，这些反动分子其实在我们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内部也有。对于这样的人，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这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由于这个决定具有立法性质，数十万右派也就因此课以刑罚了。而要全面了解右派怎样被收容教养，《新生备忘录》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最全面、最翔实、最原始的档案。
劳动教养是从苏联移置而来的，但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它和劳动改造不同，劳改有刑期，而当时对右派分子实行劳教则无期。这真是一副“杀手锏”。因此，管教干部对劳教人员的训话总离不开这样的语句：只要你们积极改造，认罪悔罪，不要多久，你们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究竟时间是多久？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然而，这又确实是专政机关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于是，“强迫劳动和思想教育相结合”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捉摸不定的标准。新生工程队的正式称呼是“湖南省第一劳动教养队”，它和广州铁路局第四工程队签定了承包京广复线株洲枢纽工程，由此可知，乙方没有完成甲方任务，是不能结束劳动教养的。可见，右派劳教的期限也就没有个确数，何况这期间还会遇到调遣、转移新工地等等可能呢？因此，作为“帽子”提在管教机关手里的右派分子，只能把自己当作廉价劳动力看待。何时是归程？浑无际涯。于是在新生工程队便有了“安心改造，以队为家”、“在工程队干一辈子”这样的口号。在集中营里，右派分子属于剥削阶级，他们和劳动阶级有着对抗性矛盾，承认罪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就是拼命劳动。新生工程队就劳动纪律、劳动强度、作息时间、评比办法、奖惩规定、伙食标准等都制定了带有强制性的规章加以约束，而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只能延长扩大而不能缩减，打夜战、放卫星、打擂台恰恰是专政机关求之不得的事情。此外，思想教育中的“大破大立”又贯串于劳动的全过程里，因此“阳光底下搞生产，灯光底下搞破立”即成为劳教的真实写照。可以这样说，作为所谓“剥削阶级”的右派分子，他们在新生工程队不知被专政机关剥削了多少血汗。所有这些发生在劳教场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均一一收集于《新生备忘录》里。它对五十年代的“法制”作了生动的诠释。
所幸的是，历史前进的步伐终于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场反右斗争及对右派实行劳动教养的残酷惩罚作为一个沉重的教训已永远钉在令人反思的昭示柱上。历史在前进，中国的法制在日益健全和完善。在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罚的种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六章“强制措施”中，都没有“劳动教养”这个刑科了，劳动教养的存废问题看来迟早是要解决了。有鉴于此，《新生备忘录》的出版，不论是对史学界和法学界，无疑都是一个可供旁征博引的负面教材。
以历史的眼光剖析从“左”看右，让我们明白那段历史是多么荒唐而绝情。而这种荒唐与绝情，恰恰是《新生备忘录》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