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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倦了教科书里的宏大叙事，有一天李远江突发奇想，他想让学生去挖掘“他的故事”（his story），让历史的记忆变得有温度，可触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学生写史”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一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都是老师在不断向学生灌输一种模式化的历史观，学生学历史就是为了考试拿高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这个问题困扰了“半道出家”的历史老师李远江挺长一段时间。历史似乎离小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了。书中记载的，大多数是王侯将相、精英群体的生活，几千年来，芸芸众生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沙子，被牺牲、被遗忘，连配角都算不上。
厌倦了教科书里的宏大叙事，有一天李远江突发奇想，他想让学生去挖掘“他的故事”（his story），让历史的记忆变得有温度，可触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学生写史”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蜕变：从历史老师到历史记者
国字脸、黑框眼镜，微胖，李远江笃定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199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后，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履历里已经有从教、从商、从文三段不寻常的经历，“历史”是贯穿其间唯一不变的一条主线。而每一次的职业身份转换，都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反思。
李远江对历史的兴趣“萌芽”于初中。当时授课的历史老师暂时离开，学校将高中部的一名语文老师借调来上课。这位老师很懂得掌握教学与“胡侃”的时间：一堂课45分钟，前20分钟把课本里的知识重点梳理一遍，剩下的25分钟用来讲述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历史掌故、人物趣闻，甚至是野史。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好玩”，新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大开眼界。
大学毕业后，李远江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北海中学（现合并至北京四中）教政治。“拿骗不了自己的东西去骗学生”，两年下来，李远江越教越没劲，恰好一名历史老师怀孕请假，他主动请缨，转调历史课组。“教孩子们学着去探寻真相，比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要有意义得多。”
李远江沿袭了初中“代课”历史老师的教学方法“侃大山”，把大部分课堂时间放在历史细节的还原上。他经常提醒学生，历史不是纯粹客观的，每个人都是基于自身立场去看待历史。
那时候，他只提供多元的表述，让学生去思考判断。学生思维很活跃，他们会以在课外看电视剧或玩游戏的方式了解历史，然后追问李远江。
“刘备明知道阿斗智力有问题，当了皇帝也不会治国，为啥不再多生一个儿子继承皇位？”
“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杀了很多追随他的功臣，他为什么不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呢？”
“如果朱棣在争夺皇位中失败了，还会有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吗？”
……
当学生提问时，李远江愣住了，这些“雷人”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数次被“问倒”，他非但不觉得没面子，反而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这些年来，他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将知识“运”给学生。与很多照本宣科的老师相比，他不仅“运”砖头，还“运”瓦块、水泥、黄沙钢筋等其他“材料”。
可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必然论”的僵化思维指引下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对历史的认知几乎是空白的、模糊的。除了教书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去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的现状呢？两年之后，李远江走上一条“从商”之路，到一家出版社负责历史教学软件的编写。不过，5年来，除了“能挣更多的钱”外，他感觉自己对历史的认知仍停留在教学领域内，思维并没有跳出“圈子”。
2007年，《国家先锋历史》（即《看历史》）杂志创刊，李远江再度跳槽，弃商从文。不过，头几个月十分痛苦难熬，他写的稿子几乎都被主编“打回来”，理由是“像学术论文般干涩难懂”。主编提醒他：写稿之前要问问自己，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在那个时代会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为什么？
《世界首富伍秉鉴的陌路人生》是他第一篇出街的稿子。他尝试改变叙事方式，撇开了伍秉鉴的光辉业绩，着重还原官方代表林则徐、英国商人颠地和伍秉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博弈。“我在查阅了史料后，将自己想象成伍秉鉴，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断追问：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广东十三行商业首领，是如何在清政府和英国列强的双重逼迫中，尴尬生存的？”
最终，报道得到杂志社同仁一致好评。
“同样是历史传播者，老师和记者还是有区别的。老师只要把历史事件的梗概和知识点告诉学生就可以了，但记者不仅要还原事件，更要展现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遭遇，挖掘历史和个体的关系，给读者提供新的认知。”这是李远江在《看历史》工作时最深的体会。
自那以后，李远江告别了“愤青”，学会了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看问题更透彻、更全面和理性。他意识到，每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所做出的努力，都是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尽管这种改变很微小，但积沙成塔，每个个体的改变，将促成整个社会的改变。做历史记者，让他找到重新认识历史的方法，也是他行动的力量之源。
让中学生写史
当下人都活在“自我”认知中，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走入他人的世界认识他人”，似乎很遥远。大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如此。这一点让李远江感触颇深。2011年发起全国中学生写史大赛，他就是想把学生们带入“他人的世界”。
“中学生写史大赛”的灵感来自美国的“国家历史日”。1974年始创于克里夫兰大学的“国家历史日”，如今已成为全美最有影响的中学生历史研究竞赛，每年有70多万名中学生踊跃参与。活动不仅培养了中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推动了国民历史教育，还为历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李远江曾有过一个念想，选拔一批既热爱历史又有很好研究素养的孩子，将来推荐到好的高校去读历史专业。不过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想法，“教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方法，远比培养一群历史研究者更有意义。” 不过，对中学生来说，要当“史官”并不容易，他们此前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
2011年的大赛曾因作品质量低，险遭滑铁卢。第一次大赛的主题被确定为“我写我家”。公告发布后，组委会收到了几百份投稿，仔细一看，让大家哭笑不得：投稿都是一些史料的简单罗列，有的学生甚至把百度百科里的资料 “一字不差”复制粘贴；还有学生把比赛当成“新概念作文大赛”，凭空捏造故事。
大事不妙！李远江和评委们商量，决定到各所学校里进行写作培训。他把重点放在“非虚构写作”的讲解上——写历史不是写穿越小说，也不是写学术论文，比如你爷爷的一个茶壶，是从谁手上买到，后来被典当了，又怎样被奶奶收回来，这样“记流水账”的叙述都可以，但它必须是真实的。
“最早在北京八中培训，有个学生回去跟他爸爸说将来想考历史系。家长投诉到学校，说他们希望孩子将来去学金融，怎么突然想去学历史了？” 李远江笑道，当时很多家长都不理解。不仅是家长，很多老师也不理解。因为这只是一场民间组织的比赛，就算学生获奖，也无法获得教育部门的认可，对将来考试加分毫无益处。
与社会的不认同相比，经费是困扰李远江更现实的难题。他试图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未遂，于是转向寻求企业合作，也屡屡碰壁。
没有经费就自己掏钱。为了节约开支，李远江的生活迅速“屌丝化”：出差能不在外过夜就赶回家住，有火车硬座就不坐飞机。最远的一次，他从北京坐了20多小时火车到广州。再后来，为了节约房租，他举家从二环内搬迁到六环外的昌平区上庄水库边一个平房内，月租1000多元。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苦，李远江总觉得“对不住他们”。
第一届大赛，李远江去了12个城市，给近5000名师生做培训，积累了100多所学校的资源。到第二届，他给这些学校的领导逐一写信，感兴趣的学校可以申请免费培训。2012年3月26日起，他行走数月，足迹到达17个省60来所学校，给两万多学生讲课。
“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是第二届“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主题。经过培训，学生提交上来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善，数量少了一些，但是精品很多，写作方法、研究视角都非常出色。2012年5月，第二届大赛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
两届写史大赛的成功举办，让李远江信心陡增。他带着这些成果继续拉赞助，这次他将“融资”范围扩大到基金会和一些想投身公益行业的企业。他的执着劲儿打动了彩虹助学基金的负责人，对方承诺：“远江，这是件好事，你放手去干，资金问题我们解决。”
今年4月，由《东方历史评论》主办、彩虹助学基金独家资助的第三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启动，主题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送给孩子一个成人礼
“你能叫出曾祖父的名字吗？”这是李远江在培训时，向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得到的答案绝大多数是否定的。“我曾祖父又不是名人，谁会记得他？”
李远江告诉他们，你曾祖父不是名人，但他是存在的一个“人”。在历史潮流中，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样的经历，与成功者的经历同样精彩。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的雷宗兴在探究家族高祖郭葆琳的生平时，遭到了长辈的不配合。他的外婆郭庆萍觉得郭葆琳“汉奸”身份让家人吃过很多苦，不愿意提起；三太公郭宪达（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还给郭庆萍打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后来，雷宗兴通过网络资料和郭庆萍保存的历史文献，发现曾祖并非汉奸，而是一名农学家。在李远江看来，大赛已不仅是让中学生记录历史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家庭代际间的互动过程，学生不断追问，激活了长辈的记忆，共同去回答某些历史问题。
“家长和孩子代际上的一种沟通，还包括他自己家族记忆的重建。这个时候实际上家长也获益了。”如今，大赛获得了很多家长的支持，一名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打来电话，激动地说，自从儿子参加了大赛后，他们父子间的交流更多更深入了，他很感激，并要求当志愿者。
江苏扬州中学16岁的高二学生王雨婷，在她的纪实作品《乱世中的抉择》中描写了曾祖父老若。老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名船工，帮八路军运输过药品，在同伴被日本兵抓走后，他解散了船队另谋他路。老若并没有参军打鬼子，他选择了活着。“我有老婆有孩子，他们还指望着我养活，我不能死，不能抛下他们去一腔热血打鬼子。”
“听完曾祖父的故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天天抱怨他们没给我很好的东西，但其实他们能活下来，就已经尽到他们的历史责任了。因为他们不活下来就没有我。”李远江“很惊讶”，无法想象孩子们这么快就能“悟”到写史行动的精髓所在。
“我们以前老讲‘要推己及人，要懂得宽恕’。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没有一次走进别人内心世界的机会，你就永远不会理解历史和个体的复杂性。因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来看世界，看不到别人经历的东西。但只要他进入过一次，再看待他人时，他会去思考：该不该继续把我的观点强加在人家身上？”
李远江觉得，这是他们可以送给孩子的一个成人礼。有机会走入他人的世界，并学会换位思考，某种意义上说，这孩子“成人”了。从史学角度来看，这些参赛文章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充实与社会史、个人史有关的研究，为后人了解近百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重大历史浪潮中的人物命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生们的作品就像形状不一的板块，拼到一起就会呈现出更加真实的历史面貌。他们是在完成属于华人记忆的历史拼图。
“做公益实际上是一个精妙的设计，它让所有参与的人有收获。不管这个收获是物质收获、精神收获还是其他收获，它一定要有它可获取的有价值的东西。”李远江希望把大赛办成“美国国家历史日大赛”那样，让历史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人人都能书写自己的历史。因为，“了解历史是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一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都是老师在不断向学生灌输一种模式化的历史观，学生学历史就是为了考试拿高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这个问题困扰了“半道出家”的历史老师李远江挺长一段时间。历史似乎离小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了。书中记载的，大多数是王侯将相、精英群体的生活，几千年来，芸芸众生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沙子，被牺牲、被遗忘，连配角都算不上。
厌倦了教科书里的宏大叙事，有一天李远江突发奇想，他想让学生去挖掘“他的故事”（his story），让历史的记忆变得有温度，可触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学生写史”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蜕变：从历史老师到历史记者
国字脸、黑框眼镜，微胖，李远江笃定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不安分”的心。1998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毕业后，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履历里已经有从教、从商、从文三段不寻常的经历，“历史”是贯穿其间唯一不变的一条主线。而每一次的职业身份转换，都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反思。
李远江对历史的兴趣“萌芽”于初中。当时授课的历史老师暂时离开，学校将高中部的一名语文老师借调来上课。这位老师很懂得掌握教学与“胡侃”的时间：一堂课45分钟，前20分钟把课本里的知识重点梳理一遍，剩下的25分钟用来讲述与课程内容有关的历史掌故、人物趣闻，甚至是野史。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好玩”，新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大开眼界。
大学毕业后，李远江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北海中学（现合并至北京四中）教政治。“拿骗不了自己的东西去骗学生”，两年下来，李远江越教越没劲，恰好一名历史老师怀孕请假，他主动请缨，转调历史课组。“教孩子们学着去探寻真相，比单纯的意识形态灌输要有意义得多。”
李远江沿袭了初中“代课”历史老师的教学方法“侃大山”，把大部分课堂时间放在历史细节的还原上。他经常提醒学生，历史不是纯粹客观的，每个人都是基于自身立场去看待历史。
那时候，他只提供多元的表述，让学生去思考判断。学生思维很活跃，他们会以在课外看电视剧或玩游戏的方式了解历史，然后追问李远江。
“刘备明知道阿斗智力有问题，当了皇帝也不会治国，为啥不再多生一个儿子继承皇位？”
“明太祖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杀了很多追随他的功臣，他为什么不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呢？”
“如果朱棣在争夺皇位中失败了，还会有后来的郑和下西洋吗？”
……
当学生提问时，李远江愣住了，这些“雷人”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数次被“问倒”，他非但不觉得没面子，反而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这些年来，他充当了“搬运工”的角色，将知识“运”给学生。与很多照本宣科的老师相比，他不仅“运”砖头，还“运”瓦块、水泥、黄沙钢筋等其他“材料”。
可是，长期以来，在“历史必然论”的僵化思维指引下培养出来的年青一代，对历史的认知几乎是空白的、模糊的。除了教书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去改变这种令人“沮丧”的现状呢？两年之后，李远江走上一条“从商”之路，到一家出版社负责历史教学软件的编写。不过，5年来，除了“能挣更多的钱”外，他感觉自己对历史的认知仍停留在教学领域内，思维并没有跳出“圈子”。
2007年，《国家先锋历史》（即《看历史》）杂志创刊，李远江再度跳槽，弃商从文。不过，头几个月十分痛苦难熬，他写的稿子几乎都被主编“打回来”，理由是“像学术论文般干涩难懂”。主编提醒他：写稿之前要问问自己，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在那个时代会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为什么？
《世界首富伍秉鉴的陌路人生》是他第一篇出街的稿子。他尝试改变叙事方式，撇开了伍秉鉴的光辉业绩，着重还原官方代表林则徐、英国商人颠地和伍秉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博弈。“我在查阅了史料后，将自己想象成伍秉鉴，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断追问：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广东十三行商业首领，是如何在清政府和英国列强的双重逼迫中，尴尬生存的？”
最终，报道得到杂志社同仁一致好评。
“同样是历史传播者，老师和记者还是有区别的。老师只要把历史事件的梗概和知识点告诉学生就可以了，但记者不仅要还原事件，更要展现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遭遇，挖掘历史和个体的关系，给读者提供新的认知。”这是李远江在《看历史》工作时最深的体会。
自那以后，李远江告别了“愤青”，学会了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看问题更透彻、更全面和理性。他意识到，每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所做出的努力，都是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尽管这种改变很微小，但积沙成塔，每个个体的改变，将促成整个社会的改变。做历史记者，让他找到重新认识历史的方法，也是他行动的力量之源。
让中学生写史
当下人都活在“自我”认知中，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走入他人的世界认识他人”，似乎很遥远。大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如此。这一点让李远江感触颇深。2011年发起全国中学生写史大赛，他就是想把学生们带入“他人的世界”。
“中学生写史大赛”的灵感来自美国的“国家历史日”。1974年始创于克里夫兰大学的“国家历史日”，如今已成为全美最有影响的中学生历史研究竞赛，每年有70多万名中学生踊跃参与。活动不仅培养了中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推动了国民历史教育，还为历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李远江曾有过一个念想，选拔一批既热爱历史又有很好研究素养的孩子，将来推荐到好的高校去读历史专业。不过现在他已经放弃这个想法，“教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方法，远比培养一群历史研究者更有意义。” 不过，对中学生来说，要当“史官”并不容易，他们此前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
2011年的大赛曾因作品质量低，险遭滑铁卢。第一次大赛的主题被确定为“我写我家”。公告发布后，组委会收到了几百份投稿，仔细一看，让大家哭笑不得：投稿都是一些史料的简单罗列，有的学生甚至把百度百科里的资料 “一字不差”复制粘贴；还有学生把比赛当成“新概念作文大赛”，凭空捏造故事。
大事不妙！李远江和评委们商量，决定到各所学校里进行写作培训。他把重点放在“非虚构写作”的讲解上——写历史不是写穿越小说，也不是写学术论文，比如你爷爷的一个茶壶，是从谁手上买到，后来被典当了，又怎样被奶奶收回来，这样“记流水账”的叙述都可以，但它必须是真实的。
“最早在北京八中培训，有个学生回去跟他爸爸说将来想考历史系。家长投诉到学校，说他们希望孩子将来去学金融，怎么突然想去学历史了？” 李远江笑道，当时很多家长都不理解。不仅是家长，很多老师也不理解。因为这只是一场民间组织的比赛，就算学生获奖，也无法获得教育部门的认可，对将来考试加分毫无益处。
与社会的不认同相比，经费是困扰李远江更现实的难题。他试图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未遂，于是转向寻求企业合作，也屡屡碰壁。
没有经费就自己掏钱。为了节约开支，李远江的生活迅速“屌丝化”：出差能不在外过夜就赶回家住，有火车硬座就不坐飞机。最远的一次，他从北京坐了20多小时火车到广州。再后来，为了节约房租，他举家从二环内搬迁到六环外的昌平区上庄水库边一个平房内，月租1000多元。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受苦，李远江总觉得“对不住他们”。
第一届大赛，李远江去了12个城市，给近5000名师生做培训，积累了100多所学校的资源。到第二届，他给这些学校的领导逐一写信，感兴趣的学校可以申请免费培训。2012年3月26日起，他行走数月，足迹到达17个省60来所学校，给两万多学生讲课。
“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是第二届“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主题。经过培训，学生提交上来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善，数量少了一些，但是精品很多，写作方法、研究视角都非常出色。2012年5月，第二届大赛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
两届写史大赛的成功举办，让李远江信心陡增。他带着这些成果继续拉赞助，这次他将“融资”范围扩大到基金会和一些想投身公益行业的企业。他的执着劲儿打动了彩虹助学基金的负责人，对方承诺：“远江，这是件好事，你放手去干，资金问题我们解决。”
今年4月，由《东方历史评论》主办、彩虹助学基金独家资助的第三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启动，主题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送给孩子一个成人礼
“你能叫出曾祖父的名字吗？”这是李远江在培训时，向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得到的答案绝大多数是否定的。“我曾祖父又不是名人，谁会记得他？”
李远江告诉他们，你曾祖父不是名人，但他是存在的一个“人”。在历史潮流中，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样的经历，与成功者的经历同样精彩。
山东师范大学附中的雷宗兴在探究家族高祖郭葆琳的生平时，遭到了长辈的不配合。他的外婆郭庆萍觉得郭葆琳“汉奸”身份让家人吃过很多苦，不愿意提起；三太公郭宪达（郭葆琳唯一在世的儿子）还给郭庆萍打电话，交代说：“叫宗兴不要管这事儿”。后来，雷宗兴通过网络资料和郭庆萍保存的历史文献，发现曾祖并非汉奸，而是一名农学家。在李远江看来，大赛已不仅是让中学生记录历史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家庭代际间的互动过程，学生不断追问，激活了长辈的记忆，共同去回答某些历史问题。
“家长和孩子代际上的一种沟通，还包括他自己家族记忆的重建。这个时候实际上家长也获益了。”如今，大赛获得了很多家长的支持，一名山东电视台的记者打来电话，激动地说，自从儿子参加了大赛后，他们父子间的交流更多更深入了，他很感激，并要求当志愿者。
江苏扬州中学16岁的高二学生王雨婷，在她的纪实作品《乱世中的抉择》中描写了曾祖父老若。老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名船工，帮八路军运输过药品，在同伴被日本兵抓走后，他解散了船队另谋他路。老若并没有参军打鬼子，他选择了活着。“我有老婆有孩子，他们还指望着我养活，我不能死，不能抛下他们去一腔热血打鬼子。”
“听完曾祖父的故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天天抱怨他们没给我很好的东西，但其实他们能活下来，就已经尽到他们的历史责任了。因为他们不活下来就没有我。”李远江“很惊讶”，无法想象孩子们这么快就能“悟”到写史行动的精髓所在。
“我们以前老讲‘要推己及人，要懂得宽恕’。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没有一次走进别人内心世界的机会，你就永远不会理解历史和个体的复杂性。因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来看世界，看不到别人经历的东西。但只要他进入过一次，再看待他人时，他会去思考：该不该继续把我的观点强加在人家身上？”
李远江觉得，这是他们可以送给孩子的一个成人礼。有机会走入他人的世界，并学会换位思考，某种意义上说，这孩子“成人”了。从史学角度来看，这些参赛文章可以弥补正史的不足，充实与社会史、个人史有关的研究，为后人了解近百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重大历史浪潮中的人物命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生们的作品就像形状不一的板块，拼到一起就会呈现出更加真实的历史面貌。他们是在完成属于华人记忆的历史拼图。
“做公益实际上是一个精妙的设计，它让所有参与的人有收获。不管这个收获是物质收获、精神收获还是其他收获，它一定要有它可获取的有价值的东西。”李远江希望把大赛办成“美国国家历史日大赛”那样，让历史走进寻常百姓家，让人人都能书写自己的历史。因为，“了解历史是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