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从来不是封闭的空间，文学阐释亦然。文學固有的“不可表达”因素不会限制人们的理性探索，恰恰相反，它成为阐释行为的内驱力。言说不可言说者，这是文学阐释的永久性困境，也是其魅力之所在。
　　当前，文学阐释的开放性已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有关人类和人类生存处境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能被快速地引入文学领域，这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观照文学的新视角，打开了新视界。但不可否认，文学批评的表面繁荣并没有带来有效阐释的大量涌现，一些阐释正在远离文学，其合法性值得商榷。
　　总的来看，这些有关文学的“非法”阐释，其共同表征体现在：
　　文学样品化。阐释者从预先设定的理论切入，文学作品被当作理论有效性的证明。而目前，据以进行文学阐释的理论大体并不来自文学领域，文学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附庸。非文学领域的新成果没有被合理地整合进文学研究，反而使得文学在“他”理论的强行透射下被切割，被碎片化，失却对文学本质的关注。从这种阐释本身的价值来看，以文学投契理论，属归并研究，无法形成真正的综合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无效阐释。
　　背景前景化。文学是境遇性存在，没有一种文学完全自足。最极端、最自我的文学也无法摆脱其生成语境。文学创作当然有复杂的背景，而前景只能是文学文本。对文学的研究也如此。考察文学必然突破文学本身的界阈，不存在纯粹的文学学。施莱尔马赫认为，阐释在于重构被理解的构造物，其中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历史的或比较的重构。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文学置于其所从出的整体语境中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它。这必然涉及背景研究。而一切有关背景的探索都是触碰文学的手段。当背景淹没前景，手段成为目的时，势必形成阐释的异化。
　　知识片断化。文学阐释不排斥理性和理性话语，我们并不赞同米歇尔·沙尤提出的感觉、体验至上论。对文学作品进行理性分析会强化文学经验，在此，一切有利于推进文学认知的知识都应该被有效引入。知识是理性的系统表现，康德说：“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是充分的判断，就叫做知识。”它与意见和信念不同，是有理性的人对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知识有体系，它要求被校验。
　　但是，一些阐释者，在运用知识衡量文学时，往往缺乏对所取知识的整体把握，他们破碎知识体系，抓取利己片断。这当然不能形成对文学的有效判断，反而会引发伪判断。特别是，在援引异质理论时，阐释者忽视理论旅行可能造成的失效问题，不对理论作本土化处理，予以强用，导致阐释失范。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运转，知识出现了信息化转向，大量未经校验的即时性信息被纳入文学阐释领域，阐释者以非真为真去裁定文学，必然导出错误结论。
　　文学的“非法”阐释大体源于文学阐释者自我焦虑的逃避。
　　首先，追求差异性成为阐释者的终极关怀。现代阐释者与传统阐释者在阐释目标的设定上有所不同。传统的阐释是“去蔽”行为，阐释者的焦虑在于趋近目标的欲望与事实上不可抵达之间的矛盾，正如雪莱所说：“我们可以从诗中掀开一层一层的罩纱，但永远不能露出最里面的赤裸裸的意义之美。”文学探源的最终结果是走向虚无。
　　而现代阐释学清醒地认识到解释的当下性。强调一切文本与一切阐释者都处于时间中，文本与阐释者的历史身份决定了阐释的无限可能。文本的每一次被“打开”都意味着新的精神的黏合，其间，并不存在最优解读和“真理”阐释。施莱尔马赫说“任何对于作品的考察都不能穷尽作品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种阐释都只具有暂时的意义，而解释本身则是无边的。
　　在阐释的正确性和创造性的取向中，现代阐释者显然更注重后者。伽达默尔说：“用以解释的语词，是解释者的语词，它并不是被解释文本的语言和词汇。这一事实表明，占有或领会并不是对流传下来的文本的纯粹募集或单纯重复……展开某一文本的含义并用语言的方式使之表达出来的解释，同既存的文本相比表现为一种新的创造。”阐释是与被解释文本相关的“第二文本”，它有其存在的独立性。因此，现代阐释不再指向文本而指向自我，成为自我见解的表白，或者说，它以文本为中介，但宣告的是自我意识。
　　阐释的焦虑不再源于趋近“本相”的无力，而更多来自于自我话语的确立，其本质就是阐释者间差异性的确立。也就是说，对于阐释者，重要的不再是“我”与文本、“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而是围绕文本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性游戏。追求差异性成为解释者不可遏止的冲动。
　　阐释者关注阐释场阈的空间占位，这使得阐释不再是累积式的纵深深入，而成为平面化的无限播撒，播撒的结果是与文本的实质性失联。
　　文学阐释的焦虑还在于阐释者对诗性价值的自我怀疑。毫无疑问，文明的奠基者是诗性的，但是，哲学的崛起使诗的社会正当性受到挑战。早在古希腊就展开了诗与哲学之争，其间，为诗辩护的声音日益虚弱，正如维柯所言，哲学一发展，诗歌就衰落。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起，正当性与理性、知识三者的关系就被确定下来。利奥塔说：“正是从柏拉图开始，科学的正当化问题同立法者的正当化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在西方，特别是近代以来，人们更加崇尚经过理性推理、加工，经过检验的科学知识，并把科学知识看作是维持正当的生活、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在当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权阈不断扩张，它们不仅是社会理性化的标志，也成为争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主要工具。
　　尽管当代思想家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力量的无限膨胀表示了担忧，并努力解构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为标志的理性传统，但唯知识论的思维模式并没有被克服。用理性知识描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事实仍被认为是最恰切的方式，唯知识论的幽灵也依然飘荡在文学阐释的上空。唯知识的宰制使得文学研究者倾向于否弃切实的文学审美经验，人为拔高理性知识的文学阐释效用。
　　事实上，历史上也有一些思想家意识到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的不可通约，试图在审美判断中恢复情感与想象。如18世纪，度波神父出版《诗歌与绘画的批评性反思》，强调诗歌、历史、道德等领域的差异，试图挣脱笛卡儿的唯理主义，把文学艺术从哲学和科学中解放出来。维柯也认识到文学与哲学的抵牾扞格，他说：“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崇高到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尽管写了些诗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却没有创造出能与诗人们相媲美或比其优秀的作品来，甚至妨碍了崇高的诗的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文学阐释的主导声音仍然是唯知识论的文学控制。
　　唯知识论在文学阐释领域的通行，带来了学科等级化的谬见，文学成为弱势学科，而文学阐释者也逐渐丧失了独立话语权。针对文学艺术的阐释过度仰赖理论理性的现象，桑塔格批评说：“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她认为，“我们的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消失”。
　　因此，摆在文学阐释者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诗学自信的建立，构造属于文学的理论范式。当然，这种自信并不是要把文学重新推向神坛，历史证明，任何企图以文学引导社会运行的想法都是乌托邦。诗学的自信应当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肯定文学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充分认识到文学与人类自身存在的切己相关性。
　　现代的文学阐释处境给阐释者带来了新的焦虑，逃避焦虑导致阐释者对理论，特别是文学场外理论的期许和依赖，并由此逐渐偏离了文学本身。而我们认为，文学的阐释必须以文学为目的。胡塞尔强调“回到事物本身”，对阐释文学来说，“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文学，回到作品。文学的有效阐释是对文学的“点亮”过程，我们必须在独异性中理解每一部作品，而不只是以文学为工具确立概念或法则。文学所带来的知识是“实例性知识”，与文学相关的洞见都不应该离于特殊的“这一个”。
　　显然，我国当下的学术理念仍受西方影响，如上阐释弊端亦多见于中国学界。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注重文学感受力方面曾作出过卓异的示范，我们未来的文学阐释是不是可以借重传统范式，寻索出一条回归文学的道路。这或许会成为解困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