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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中央报刊主管单位工作会议，会议宣布，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将推动第一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重点是文化艺术类、生活类、科普类报刊。早在两年前的2009年4月，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各地制定经营性报刊转制方案，推动经营性报刊出版单位逐步实行转制。
2007年至2010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正好是中国报业的改革，指导老师唐绪军先生是新闻出版总署报业专家顾问团顾问，同时还担任中国报业协会会刊《中国报业》执行主编。笔者在学习期间也在《中国报业》杂志社担任编辑，亲历了中国部分报刊转企改制的过程。
本文主要以笔者比较熟悉的报业转企改制为研究的对象，谈谈中国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截至目前，本文所列举的报社不一定都完成了转企改制，但它们都是面向市场的报社，它们的经历代表了报社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后三种可能的结果。对一部分没有市场经验的报社来说，这种转企改制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带来各种困难，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冲击，很多人会感到失去了体制内的庇护感以及心理优越感。实际上，自从1992年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尤其在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市场也为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无论是对报社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转制既是必然的，也是有利的。
报社在转制后有三种发展的可能：第一，迅速适应市场经济，适时调整自己，独立地获得更大的发展；第二，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专长，与其他企业合并，报社融入新的企业之中；第三，破产清算，报社的各种资源重新进入市场，寻找新的企业和产业门类。报社转制之后的发展，不论是属于以上的哪种可能，对报社和报社中的个人都是有利的，因为以上三种可能都会使报社原有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使社会的总产出增加，这样的结果会使企业和个人的收益都得到增加。如果一家报社属于非公益性质，但又没有能力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盈利，它就没有理由一直靠纳税人的钱供养。
第一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
如果报社在转制后，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自己之定位，满足受众某方面的需求，它一定会在转制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农村地区的报业为例。农村地区一向是报业势力难以企及的地方，以往大多数面向农村的报纸不了解农民的需求，报道的题材、角度甚至遣渊造句都与农民的实际生活有很大的隔膜。而农村地区对信息又有很大的需求，在经济方面，他们希望了解政府的惠农政策，学习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希望了解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以调整自已的训划。在生活方面，他们希望学习和运用法律知识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想学习各种实用的生活知识，比如医学常识等。他们也需要报纸反映他们的诉求，推动有利于他们的立法。城市的企业也需要了解农村的市场需求和消费特点。农村中的知识阶层，比如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既不同于城市的市民，也不同于农村中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这些条件都为报社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此，从理论上说，农村市场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报纸。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报纸被定义为“舆论的喉舌”“宣传的工具”，办报者都是在城市中成长和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他们对农村生活非常陌生。报纸创办和管理的手续也极其严格，加之农村地区居住点分散，订阅和发行的难度都很大，这一切不利因素共同制约着农村报业市场的发展。这样，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除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在文化知识上的差距也逐渐拉大。
报业完全走向市场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驱使一批有能力的报业人才开发农村的报业。目前已有一批农村报刊显示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河南科技报》主要面对农村市场，其自费订阅率已经达到95％以上，报社于2001年创办“科技110”，24小时接听农村读者的来电咨询，然后在报纸的“科技110回音壁”中进行集中解答，为农民提供所需的科技知识。报社还直接参与农产品的销售活动，河南中牟曾出现过大蒜销售困难的问题，报社获知情况后积极联系客户，帮助蒜农销售300多吨大蒜。如江西科技出版社主办的《农村百事通》，也因成功地服务于涉农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现在每年能盈利400多万元。这些报刊所获得的利润与之对整个农村地区的贡献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在对农民知识的提升、农民观念的改变、引导农民适应市场经济方面，部分地取代了政府的作用，而政府甚至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
总之，当报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独立市场的主体后，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大部分报社会在新的报业体制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市场的力量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报业引导到服务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中国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中，中央部委所主管的报刊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2009年11月12日，中国文化报社改制成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中国第一家整体转企改制的中央部委主管报社，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两年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公司向文化产业全面拓展；在国外，与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新闻媒体和文化单位开展了互访、交流和合作。
2011年5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整体转制，成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注销事业单位，重新在工商总局注册登记，全员签劳动合同，完全进入社保，报社120多名在编员工全部转成企业编制。副社长王冰认为，转制后，报社将有更大的发展平台，在市场运营的空间也会更大。
最让人关注的是，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也宣布将改革人事制度。2010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召开新进人员聘用合同管理工作动员会，宣布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从2010年开始对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管理，未来报社还将按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统一部署，逐步推进全员聘用制改革。，12’
第二种情况：在兼并收购之后发展壮大
报业走向市场之后，如果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经营不善，则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它有可能被其他机构收购。收购的情形有很多种，就一般情况来说，收购者拥有更强的经营能力和更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种更完善的经营模式和充裕的资金注入一个濒于倒闭的报社之后，它的资源要素会被重新整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效能。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使然：它使资源要素流人生产力最强的人之手，并获得最大的社会产出，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 产品和服务。但有一个前提，即报社的产权必须是清晰而独立的。
报社在我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府部门的喉舌，这已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桎梏。例如某报业集团要收购邻近省份某个地市的报社，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可能不会把这当做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易，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喉舌被人夺走，自己的舆论阵地被人攻占，他们以后再试图用报纸来歌颂自己的政绩进而获得升迁的资本就不那么便利了。这样一来，报业的生产力就被束缚了，而体制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就我国的现状而言，允许大型报业集团的跨地域收购有多重积极意义。大型报业集团一般地处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大都市，有明显的信息和人才优势，事业的扩展必然伴随着知识、信息、观念和人才的流动，这种流动一般是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一个大型报业集团也能为落后地区报社的人才提供更大的驰骋空间，使它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更迅速地成长起来。当落后地区报社的产权独立并被纳入大型报业集团以后，报社的舆论监督会获得改进，这又能促进落后地区执政水平的提高。
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行政区域都有几个相连的其他行政区域。各种原因使行政区域的市场分工与商品交流十分困难。像江苏省的苏南与苏北差距就很大，不考虑行政因素，如果苏南地区与毗邻的浙江、上海进行分工与合作，交易成本会更低；而苏北地区与毗邻的山东、皖北进行分工与合作，交易成本也会更低。同样，鄂豫皖交界处、云贵滇交界处、广东广西交界处都可以进行分工与合作，建立共同的市场。但是这些交界处行政整合的困难很大，效率也不高。在行政整合一时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地区间的信息整合要容易得多。报社的收入主要靠广告，报社自然会成为商品供求信息的枢纽。大型报业集团整合的范围拓展以后，商品信息交流的空间也会大大获得拓展，报业集团所覆盖的范围就能更深入地开展分工与合作。因此，报业集团的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撑。
尽管在我国报业集团的跨地域收购还存在很多困难，但这一趋势不可阻挡。目前各种形式的报业合作已经有很大的进展，尤其是省内的报业资源整合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2006年6月30日，广东肇庆《西江日报》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南方日报》与《西江日报》共享新闻信息资源，《南方日报》对《西江日报》的组建架构进行重新调整，还派员对《西江日报》的员工进行培训。双方联手经营，以协议签订前一个年度《西江日报》的经营收入为基数，增量部分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外迁项目可以优先向肇庆转移，并能享受肇庆市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合作的成效十分明显，《西江日报》的采编业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从2006年9月8日改版到2007年9月7日的一年，广告收入1420万元，比前一年度增长了42％。合作两年来，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15％，个人订户增长了5倍，报纸零售增加了1倍。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报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报业的生产力，所以，尽管当前报业面临着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但报社体制改革完成之后，报业被束缚的生产力会得到释放，报业仍会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第三种情况：破产清算
报社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之后，如果因经营不善而陷于倒闭，又没有其他公司愿意收购，它的最终结局就是破产清算。一般大企业的破产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但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历练，人们已能够接受企业破产的现实。而报社破产往往被赋予一种政治意义，人们会认为“喉舌”哑了、“舆论阵地”陷落了，这也是导致报社只生不死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则大量的新闻资源会被低效地使用，甚至白白被浪费掉，而其他需要资源的产业又受到抑制。
如果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破产”，大脑中会浮现一种消极的画面。其实，报社的破产或任何一个企业的破产都不是像一个自然人死亡那样彻底消亡，而只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用。一个报社有印刷设备、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关系网络。报社倒闭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源会全部消失，印刷设备、采编设备和办公室这些固定资产在清算拍卖后，可继续使用。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企业中最活跃、最有潜力的要素，报社工作人员一般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他们能更快地掌握新技能，从事新兴的行业。在报社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也会使其在重新就业时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些人进入新的行业后，会创造更大的社会产出，客观上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所以，报社的破产远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
2009年8月27日上午，中国记协的两位负责人和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来到中华新闻报社，宣布停办《中华新闻报》。它是第一份因“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正常出版”而倒闭的中央级报纸。《中华新闻报》在鼎盛时期有接近10万份的发行量，在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后期定位模糊，各种专刊多而杂乱，管理混乱，甚至出现过敲诈勒索的行为，为此多次遭到投诉。可以看出，《中华新闻报》的经历正是市场力量奖优罚劣的自然结果，那些素质低下、没有新闻操守的员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以后想要立足，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操守，而那些有能力的职员则会找到更好的单位施展才能。也就是说，原《中华新闻报》的资源被分散到各个新的机构，在新机构中它们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创造更大的社会产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现在整体上已呈现萎缩的态势，现在已出现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报业人才流入新媒体行业。有些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主动离开报业，有的则是被动离开。但不管怎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新媒体中都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且不论及报业自身的消长的问题，如果从整个新闻传播事业来看，这种现象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资源在流向生产力更高的部门，我们的传播事业在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便利地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
结论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发现，在一个家庭的消费中，家庭收入越高，其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小，用于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比重会越大。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都会迅速增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4382美元。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已进入文化产业大发展时期。但据披露，目前中国60％～70％的报刊都是亏损的。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因为报刊行业向来是人才集中的领域，而新闻传播业又是公认的新兴产业，有良好的盈利前景。这个数字表明，我国报刊行业的生产力受到制度性束缚。非时政报刊转制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的生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
早在1984年，中国就有学者指出，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他们认为，报社转制为企业后可发挥掌握知识、信息和社会联系的优势，合理利用本单位多余生产力，增加社会收益。他们还建议在小范围内进行报社企业化改革的实验。报业的生存主要靠商业广告，而广告是发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当时我国刚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那种环境还不能为报社的独立生存提供空间，报社转制的其他外部环境也还不具备，比如人们对报社的认知态度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因此，那个时代的转制改革注定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大批都市报脱颖而出，这些新兴的报纸经历了市场经济的生存考验，已经成长为报业经济中最重要的力量，很多都市报已经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实行严格规范的企业化管理。这一过程中关涉到的系列条件都是当前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成功的基础。
2007年至2010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正好是中国报业的改革，指导老师唐绪军先生是新闻出版总署报业专家顾问团顾问，同时还担任中国报业协会会刊《中国报业》执行主编。笔者在学习期间也在《中国报业》杂志社担任编辑，亲历了中国部分报刊转企改制的过程。
本文主要以笔者比较熟悉的报业转企改制为研究的对象，谈谈中国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截至目前，本文所列举的报社不一定都完成了转企改制，但它们都是面向市场的报社，它们的经历代表了报社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后三种可能的结果。对一部分没有市场经验的报社来说，这种转企改制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带来各种困难，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冲击，很多人会感到失去了体制内的庇护感以及心理优越感。实际上，自从1992年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尤其在城市，各种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市场也为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无论是对报社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转制既是必然的，也是有利的。
报社在转制后有三种发展的可能：第一，迅速适应市场经济，适时调整自己，独立地获得更大的发展；第二，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专长，与其他企业合并，报社融入新的企业之中；第三，破产清算，报社的各种资源重新进入市场，寻找新的企业和产业门类。报社转制之后的发展，不论是属于以上的哪种可能，对报社和报社中的个人都是有利的，因为以上三种可能都会使报社原有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使社会的总产出增加，这样的结果会使企业和个人的收益都得到增加。如果一家报社属于非公益性质，但又没有能力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盈利，它就没有理由一直靠纳税人的钱供养。
第一种情况：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壮大
如果报社在转制后，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自己之定位，满足受众某方面的需求，它一定会在转制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农村地区的报业为例。农村地区一向是报业势力难以企及的地方，以往大多数面向农村的报纸不了解农民的需求，报道的题材、角度甚至遣渊造句都与农民的实际生活有很大的隔膜。而农村地区对信息又有很大的需求，在经济方面，他们希望了解政府的惠农政策，学习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希望了解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以调整自已的训划。在生活方面，他们希望学习和运用法律知识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也想学习各种实用的生活知识，比如医学常识等。他们也需要报纸反映他们的诉求，推动有利于他们的立法。城市的企业也需要了解农村的市场需求和消费特点。农村中的知识阶层，比如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既不同于城市的市民，也不同于农村中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这些条件都为报社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此，从理论上说，农村市场可以容纳一定数量的报纸。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报纸被定义为“舆论的喉舌”“宣传的工具”，办报者都是在城市中成长和受教育的知识阶层，他们对农村生活非常陌生。报纸创办和管理的手续也极其严格，加之农村地区居住点分散，订阅和发行的难度都很大，这一切不利因素共同制约着农村报业市场的发展。这样，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除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在文化知识上的差距也逐渐拉大。
报业完全走向市场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驱使一批有能力的报业人才开发农村的报业。目前已有一批农村报刊显示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河南科技报》主要面对农村市场，其自费订阅率已经达到95％以上，报社于2001年创办“科技110”，24小时接听农村读者的来电咨询，然后在报纸的“科技110回音壁”中进行集中解答，为农民提供所需的科技知识。报社还直接参与农产品的销售活动，河南中牟曾出现过大蒜销售困难的问题，报社获知情况后积极联系客户，帮助蒜农销售300多吨大蒜。如江西科技出版社主办的《农村百事通》，也因成功地服务于涉农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现在每年能盈利400多万元。这些报刊所获得的利润与之对整个农村地区的贡献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在对农民知识的提升、农民观念的改变、引导农民适应市场经济方面，部分地取代了政府的作用，而政府甚至不需要花费任何成本。
总之，当报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独立市场的主体后，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大部分报社会在新的报业体制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市场的力量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报业引导到服务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
在中国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中，中央部委所主管的报刊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2009年11月12日，中国文化报社改制成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中国第一家整体转企改制的中央部委主管报社，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两年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内，公司向文化产业全面拓展；在国外，与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新闻媒体和文化单位开展了互访、交流和合作。
2011年5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整体转制，成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注销事业单位，重新在工商总局注册登记，全员签劳动合同，完全进入社保，报社120多名在编员工全部转成企业编制。副社长王冰认为，转制后，报社将有更大的发展平台，在市场运营的空间也会更大。
最让人关注的是，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也宣布将改革人事制度。2010年7月7日，人民日报社召开新进人员聘用合同管理工作动员会，宣布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从2010年开始对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管理，未来报社还将按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统一部署，逐步推进全员聘用制改革。，12’
第二种情况：在兼并收购之后发展壮大
报业走向市场之后，如果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经营不善，则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它有可能被其他机构收购。收购的情形有很多种，就一般情况来说，收购者拥有更强的经营能力和更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种更完善的经营模式和充裕的资金注入一个濒于倒闭的报社之后，它的资源要素会被重新整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效能。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使然：它使资源要素流人生产力最强的人之手，并获得最大的社会产出，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 产品和服务。但有一个前提，即报社的产权必须是清晰而独立的。
报社在我国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府部门的喉舌，这已成为报业体制改革的桎梏。例如某报业集团要收购邻近省份某个地市的报社，当地的市委市政府可能不会把这当做一种纯粹的市场交易，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喉舌被人夺走，自己的舆论阵地被人攻占，他们以后再试图用报纸来歌颂自己的政绩进而获得升迁的资本就不那么便利了。这样一来，报业的生产力就被束缚了，而体制改革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就我国的现状而言，允许大型报业集团的跨地域收购有多重积极意义。大型报业集团一般地处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大都市，有明显的信息和人才优势，事业的扩展必然伴随着知识、信息、观念和人才的流动，这种流动一般是从发达地区流向落后地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一个大型报业集团也能为落后地区报社的人才提供更大的驰骋空间，使它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更迅速地成长起来。当落后地区报社的产权独立并被纳入大型报业集团以后，报社的舆论监督会获得改进，这又能促进落后地区执政水平的提高。
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行政区域都有几个相连的其他行政区域。各种原因使行政区域的市场分工与商品交流十分困难。像江苏省的苏南与苏北差距就很大，不考虑行政因素，如果苏南地区与毗邻的浙江、上海进行分工与合作，交易成本会更低；而苏北地区与毗邻的山东、皖北进行分工与合作，交易成本也会更低。同样，鄂豫皖交界处、云贵滇交界处、广东广西交界处都可以进行分工与合作，建立共同的市场。但是这些交界处行政整合的困难很大，效率也不高。在行政整合一时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地区间的信息整合要容易得多。报社的收入主要靠广告，报社自然会成为商品供求信息的枢纽。大型报业集团整合的范围拓展以后，商品信息交流的空间也会大大获得拓展，报业集团所覆盖的范围就能更深入地开展分工与合作。因此，报业集团的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撑。
尽管在我国报业集团的跨地域收购还存在很多困难，但这一趋势不可阻挡。目前各种形式的报业合作已经有很大的进展，尤其是省内的报业资源整合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2006年6月30日，广东肇庆《西江日报》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南方日报》与《西江日报》共享新闻信息资源，《南方日报》对《西江日报》的组建架构进行重新调整，还派员对《西江日报》的员工进行培训。双方联手经营，以协议签订前一个年度《西江日报》的经营收入为基数，增量部分由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外迁项目可以优先向肇庆转移，并能享受肇庆市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
合作的成效十分明显，《西江日报》的采编业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从2006年9月8日改版到2007年9月7日的一年，广告收入1420万元，比前一年度增长了42％。合作两年来，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15％，个人订户增长了5倍，报纸零售增加了1倍。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报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报业的生产力，所以，尽管当前报业面临着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但报社体制改革完成之后，报业被束缚的生产力会得到释放，报业仍会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第三种情况：破产清算
报社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之后，如果因经营不善而陷于倒闭，又没有其他公司愿意收购，它的最终结局就是破产清算。一般大企业的破产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但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历练，人们已能够接受企业破产的现实。而报社破产往往被赋予一种政治意义，人们会认为“喉舌”哑了、“舆论阵地”陷落了，这也是导致报社只生不死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则大量的新闻资源会被低效地使用，甚至白白被浪费掉，而其他需要资源的产业又受到抑制。
如果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破产”，大脑中会浮现一种消极的画面。其实，报社的破产或任何一个企业的破产都不是像一个自然人死亡那样彻底消亡，而只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用。一个报社有印刷设备、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关系网络。报社倒闭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源会全部消失，印刷设备、采编设备和办公室这些固定资产在清算拍卖后，可继续使用。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企业中最活跃、最有潜力的要素，报社工作人员一般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他们能更快地掌握新技能，从事新兴的行业。在报社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也会使其在重新就业时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些人进入新的行业后，会创造更大的社会产出，客观上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所以，报社的破产远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可怕。
2009年8月27日上午，中国记协的两位负责人和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来到中华新闻报社，宣布停办《中华新闻报》。它是第一份因“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正常出版”而倒闭的中央级报纸。《中华新闻报》在鼎盛时期有接近10万份的发行量，在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后期定位模糊，各种专刊多而杂乱，管理混乱，甚至出现过敲诈勒索的行为，为此多次遭到投诉。可以看出，《中华新闻报》的经历正是市场力量奖优罚劣的自然结果，那些素质低下、没有新闻操守的员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以后想要立足，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操守，而那些有能力的职员则会找到更好的单位施展才能。也就是说，原《中华新闻报》的资源被分散到各个新的机构，在新机构中它们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创造更大的社会产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现在整体上已呈现萎缩的态势，现在已出现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报业人才流入新媒体行业。有些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主动离开报业，有的则是被动离开。但不管怎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新媒体中都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且不论及报业自身的消长的问题，如果从整个新闻传播事业来看，这种现象其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资源在流向生产力更高的部门，我们的传播事业在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便利地获取信息和发布信息。
结论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发现，在一个家庭的消费中，家庭收入越高，其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重就会越小，用于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消费比重会越大。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都会迅速增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4382美元。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表明中国已进入文化产业大发展时期。但据披露，目前中国60％～70％的报刊都是亏损的。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因为报刊行业向来是人才集中的领域，而新闻传播业又是公认的新兴产业，有良好的盈利前景。这个数字表明，我国报刊行业的生产力受到制度性束缚。非时政报刊转制的积极意义就是它能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的生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
早在1984年，中国就有学者指出，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可以减轻国家负担，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他们认为，报社转制为企业后可发挥掌握知识、信息和社会联系的优势，合理利用本单位多余生产力，增加社会收益。他们还建议在小范围内进行报社企业化改革的实验。报业的生存主要靠商业广告，而广告是发达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当时我国刚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那种环境还不能为报社的独立生存提供空间，报社转制的其他外部环境也还不具备，比如人们对报社的认知态度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因此，那个时代的转制改革注定是充满艰辛和曲折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大批都市报脱颖而出，这些新兴的报纸经历了市场经济的生存考验，已经成长为报业经济中最重要的力量，很多都市报已经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实行严格规范的企业化管理。这一过程中关涉到的系列条件都是当前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