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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出版作为一种新兴的出版方式，对其研究虽然不多但呈逐渐增长之势，在对新事物的起始研究中必然也与新事物的产生一样会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修正研究中的偏向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 对我国手机出版研究现状概述
2000年1月世界第一部手机小说《阿由的故事》可以说是手机出版的开端。2001年7月《扬子晚报》推出短信版“扬子随身看”掀开了我国手机出版的序幕。新事物的出现必有对其研究上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手机出版，在概念上纷争不大，相关定义比较接近。如所谓手机出版，就是以手机为媒介的出版行为，是网络出版的延伸。…手机出版是将已加工后的数字作品以无线通信技术为手段按照特定的付费方式向手机用户发布的一种出版形式。从手机出版的方式和时间来看，手机出版是新事物；从能涉及手机出版的研究领域来看，数字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方面的论著都可能谈到手机出版的内容。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直接以手机出版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论著。同时，鉴于我国手机出版出现的时间，本文对我国手机出版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所选取的研究时间段为2001年至2010年，研究对象为这lO年来直接以手机出版为研究主题的论著。在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方法上是以2001年到2010年为搜索时间间距，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篇名”为搜索前提输入“手机出版”，再点“精确”进行搜索得出的相关论著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一方法，显示出60篇文章，通过甄别，其中属于研究论文的有48篇(其余12篇不属于学术研究性质，故排除之)。在这48篇论文中，硕士论文有4篇，博士论文为O篇，著作没有。仅从这一数据来看，我国在手机出版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同时，从发表年份来看，2001年至2004年没有“手机出版”方面的论文发表，这48篇论文都处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其中2005年到2007年也仅ll篇，可见，对手机出版这一新事物在开始并没有引起研究上的关注。
(二)我国手机研究呈现的具体状态
从具体内容来看，这48篇论文主要体现为6个方而，其中主要以“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分析”为研究内容的论文有22篇，所占比例最大。另外，以“盈利模式分析”为主要研究内容的5篇，以“新旧形式合作分析”为主要研究内容的7篇，以“规范、版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6篇，理论分析类4篇，其他方面4篇。通过进一步对这48篇论文进行多个视角的分析，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呈现出下述状态：
1.从研究内容与方向上来看
对于新事物，在对其研究上往往离不开新事物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对策以及未来趋势等几个方面，手机出版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其研究重点依次是手机出版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怎样与传统出版方式对接以及版权保护等。从上述数据可看出大部分研究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手机出版的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发展趋势上，再就是新旧出版形式如何合作和新的出版方式涉及的规范和版权保护上等。从这6个方面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针对于手机出版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上，而这一出版形式对文化、政治、人类生活与思维方式上的影响缺乏研究上的关注。
2.从作者来源与刊物来源来看
在48篇论文中，作者来自高校的有37篇，来自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3篇，来自出版社的3篇，来自传媒集团的1篇，来自刊物编辑的两篇，来自记者的两篇。从作者来源看，高校的老师和硕士生是手机出版研究的主力，但从这些作者的学校和身份看，缺乏相关专业处于第一梯队的著名高校及知名学者。
从刊物来源看，48篇论文中，刊登在《编辑之友》的4篇、《出版发行研究》的7篇、《中国出版》的7篇，《出版广角》和《出版参考》各3篇，《中国编辑》两篇，来自硕士毕业论文4篇，来自各类大学学报6篇。从刊物来源看，这类论文大都集中发表于本专业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基本是学术刊物。因而，结合作者来源与刊物来源可以得知，有关手机出版方面的研究书斋特色明显，实务界人士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3.从论文作者的重复率来看
从这48篇论文的作者来看，只有两篇论文为同一作者所写，即《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研究》和《手机出版的受众需求分析》，但这两篇论文又不是同一方向的研究；再就是樊丽、王亚男二人合著的有两篇：《手机出版中的编辑把关意识》和《手机出版内容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这两篇论文的研究方向也不一致。而《手机出版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高云鹏赵燕瑚)和《手机出版活动中的著作权保护》(于晓丽高云鹏)两篇论文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可以相互代替。除了这6篇论文以外，其余论文皆为不同作者所写。
所以，从上述情况来看，作为独著者的就一人，这说明对手机出版的研究中，缺乏对这一问题长期关注的学者，自然也就难以对手机出版有深入的研究。
二 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所搜集的这些文献在研究方向和作者来源等方面的情况分析得知，我国手机出版研究主要存在着下述四个主要问题。
1.研究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
通过对48篇论文的题目以及内容进行分析，这些论文在研究上的同质化现象比较明显。其同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向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仅从标题来看，对手机出版的“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分析”方面的研究就有22篇论文，占研究总量的45.83％。如《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手机出版的发展现状及其策略探讨》《我国手机出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我国手机出版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手机出版内容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手机出版产业现状及运营模式的比较分析》《3G时代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的现状及关键问题分析》等，这些大同小异的论文题目折射的是研究方向上的同质化。
二是研究内容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通过对22篇有关“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分析类”的论文中，在对手机出版的“现状、问题、对策、发展趋势”所分析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如对手机出版存在的问题分析上，论文《3G时代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的现状及关键问题分析》谈到的问题主要是版权保护问题、数字出版技术创新问题、盈利模式的探索问题、阅读习惯的培养问题、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论文《手机出版发展中的四大问题》指出的四大问题是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消费者不习惯、盈利模式不清晰。论文《手机出版的四大瓶颈及突破对策》指出的问题是读者对手机这种新的载体的阅读不习惯、手机出版还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手机通信的高昂收费让读者望而却步、管理制度的缺失。从上述三篇论文所谈到的问题来看，指出的问题基本一致，而其余相关论文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也基本呈现这种状态。
再如谈到策略时，拿几篇硕士论文来看，《我国手机出版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指出的策略是：①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②建立清晰的盈利模式；③做好手机出版业务的宣传与推广工作；④改进手机出版业务相关技术；⑤注重手机出版业专业人才的培育；⑥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与完善。《手机出版：21世纪出版的新样态》在谈到策略时指出要从运营模式、盈利模式、业务推广、技术策略、管理与控制几个方面着手。《手机出版的传播学思考及其发展研究》提到策略时，认为：一要创新内容资源，提供个性服务；二要减少渠道障碍，方便用户订阅，三要引入广告机制，提升盈利空间；四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监督；可见，策略上的建议也是大体略同。
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存在同质化问题，如在分析版权保护方面，《手机出版活动中的著作权保护》一文中谈到如何有效进行著作权保护：一是完善互联网出版的相关立法；二是积极推行数字版权自愿登记制度；三是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四是加强权利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手机出版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认为：一要完善互联网出版的相关立法；二要积极推行数字版权自愿登记制度；三要建立和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两篇论文在内容框架上也比较接近。
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同质化问题使得这些论文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替代性，既造成了研究上的重复，也造成研究方向分布的不合理。
2抽象的“应然”分析多，具体的深入分析少
从48篇论文的整体内容来看，对手机出版这一现象缺乏深入研究，多停留在表层。综观10年来的研究论文，宏观抽象地给出一二三条解决问题的“应然”策略是这些论文的共性，这些策略与建议多是谈论在大方向上应该如何如何，缺乏微观上的深入研究，具体到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则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林升梁和吴美珍在对《中国内地广告伦理道德研究综述》中指出“可以说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摇旗呐喊”“应完善广告相关法律”“应加强行业自律”，对如何完善广告法制建设、如何加强行业自律的研究鲜少，极少能提出相关建设性建议。这种研究现状也反映了我国内地目前广告管理问题从实践上到理论研究中都是处于迷惘之中……二人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手机出版的研究中。可以说，宏观上对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效果不显著，因为这些策略缺乏现实指导性与操作的可行性。如《手机电子杂志对学术期刊实现手机出版的启示》一文提出的策略为：一是构筑平台，实现集团化出版，二是根据期刊特色，制订编辑规范，三是争取同步出版，改善出版效果，四是发扬公益精神，淡化盈利概念。论文从四个方面抽象而宏观地给出理想上的“应然”策略，而在这四个方面具体该如何做以及这样做时存在哪些问题，问题又该如何解决等却没有深入论及。
对于手机出版研究存在的“浅层次化”问题，还可以从大部分论文的共同结构模式得到佐证，这种结构模式为：首先对“手机出版是什么”作为一个部分进行阐述，然后用一部分对“手机出版现状或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归类，最后把“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作为一部分。这种结构模式加之论文字数的限制，自然使研究难以具体深入(这48篇论文除4篇硕士论文外，基本都在5000字左右)，用5000字左右来组织这种论文结构模式的话，其定义阐述、概况介绍的内容就占很大篇幅，结果就容易使研究出现“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种情况。
3.作者来源分布不合理，一以贯之的研究者少
本文上述部分谈到，在48篇论文中有37篇的作者来自高校，这说明了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在作者来源分布上不尽合理，出版界和手机出版运营商方面对研究不够重视，特别是运营商，没有来自这方面的人士对手机出版进行研究。而高校研究队伍对这一操作性极强的新事物因各种条件限制，其本身就难以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这必然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与深入度。同时，文中上述也提到在手机出版的研究中作者重复率极低，这又显露出问题所在，就是对手机出版这一新事物缺乏对之一以贯之进行深入专注研究的学者，这必然导致对手机出版研究质量上难以提高，从而出现研究上的表层化现象。学者关世杰对中国学术研究存在问题的评判用在我国手机出版研究的现状上很合适：“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手机出版进行长期跟踪的专注研究。
4.重“器”的方面研究，轻“道”的方面研究
手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第五媒体，截至2010年3月，中国手机用户累计达到7.87亿，手机如此高的普及率决定了其对使用者的巨大影响力。如今，手机出版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新的技术媒介有着自己独特的出版和传播方式。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手机出版的影响同样如此。同时，在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和制度下，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必然与其他几种大众媒体一样会与政治发生关联。再者，手机出版具有更强的商业性质，这决定其影响的多面性。美国著名传播理论家雪莉·贝尔吉指出：“媒介是以营利为中心的产业……媒介既反映又作用于它们运作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机构。”因而，手机出版必然会与处于其中的人们的思想信仰以及思维方式发生关系，也会与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传播发生关系。所以，对于手机出版这一新的事物应该少不了对它的这方面研究。如手机出版对文化传播方式与文化接受心理以及接受习惯有何影响、对文化自身的形态有哪些影响、对政治参与及管理上有哪些影响、对公共领域有何影响、对受众的精神信仰有何影响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研究。
但是从48篇论文来看，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体现为重视手机出版在技术、盈利模式等“器”的问题上应该如何解决，而手机出版对政治、文化以及人的思想等这些属于“道”的方面缺乏关注。这是研究上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重点，但现状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三 结语
虽然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存在上述问题，但毕竟手机出版才刚过10年.其在实践上也有一个被认可的过程，在研究上也是如此，存在这些问题也符合研究规律。再者，实践走在理论之前也是常有的事。但理论研究不能过于滞后，对于手机出版，笔者认为应该研究的领域有四：一是对其历史的研究，由于手机出版的历史较短，可以忽略；二是对其技术运用与存在问题的研究；三是对其本身理论的研究。四是这种新事物出现后对个人、政治以及社会等的影响研究。而现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个方面，还没有上升到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手机出版对社会对受众对政治的深层次上的影响，这是以后手机研究应注意的领域。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手机出版：21世纪出版业的新机遇[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工作)，2005(5).
[2]郝振省.2005—200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155.
[3]林升梁，吴美珍.中国大陆广告伦理道德研究综述[J].广告大观：理论版，2009(3).
[4]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大传播，2006(12).
[5][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序言)[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
[6][美]雪莉·贝尔吉.媒介与冲击[M].赵敬松，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2.
一 对我国手机出版研究现状概述
2000年1月世界第一部手机小说《阿由的故事》可以说是手机出版的开端。2001年7月《扬子晚报》推出短信版“扬子随身看”掀开了我国手机出版的序幕。新事物的出现必有对其研究上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手机出版，在概念上纷争不大，相关定义比较接近。如所谓手机出版，就是以手机为媒介的出版行为，是网络出版的延伸。…手机出版是将已加工后的数字作品以无线通信技术为手段按照特定的付费方式向手机用户发布的一种出版形式。从手机出版的方式和时间来看，手机出版是新事物；从能涉及手机出版的研究领域来看，数字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方面的论著都可能谈到手机出版的内容。
(一)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直接以手机出版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论著。同时，鉴于我国手机出版出现的时间，本文对我国手机出版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所选取的研究时间段为2001年至2010年，研究对象为这lO年来直接以手机出版为研究主题的论著。在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方法上是以2001年到2010年为搜索时间间距，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篇名”为搜索前提输入“手机出版”，再点“精确”进行搜索得出的相关论著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一方法，显示出60篇文章，通过甄别，其中属于研究论文的有48篇(其余12篇不属于学术研究性质，故排除之)。在这48篇论文中，硕士论文有4篇，博士论文为O篇，著作没有。仅从这一数据来看，我国在手机出版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同时，从发表年份来看，2001年至2004年没有“手机出版”方面的论文发表，这48篇论文都处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其中2005年到2007年也仅ll篇，可见，对手机出版这一新事物在开始并没有引起研究上的关注。
(二)我国手机研究呈现的具体状态
从具体内容来看，这48篇论文主要体现为6个方而，其中主要以“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分析”为研究内容的论文有22篇，所占比例最大。另外，以“盈利模式分析”为主要研究内容的5篇，以“新旧形式合作分析”为主要研究内容的7篇，以“规范、版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6篇，理论分析类4篇，其他方面4篇。通过进一步对这48篇论文进行多个视角的分析，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呈现出下述状态：
1.从研究内容与方向上来看
对于新事物，在对其研究上往往离不开新事物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对策以及未来趋势等几个方面，手机出版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其研究重点依次是手机出版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怎样与传统出版方式对接以及版权保护等。从上述数据可看出大部分研究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手机出版的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发展趋势上，再就是新旧出版形式如何合作和新的出版方式涉及的规范和版权保护上等。从这6个方面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针对于手机出版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上，而这一出版形式对文化、政治、人类生活与思维方式上的影响缺乏研究上的关注。
2.从作者来源与刊物来源来看
在48篇论文中，作者来自高校的有37篇，来自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3篇，来自出版社的3篇，来自传媒集团的1篇，来自刊物编辑的两篇，来自记者的两篇。从作者来源看，高校的老师和硕士生是手机出版研究的主力，但从这些作者的学校和身份看，缺乏相关专业处于第一梯队的著名高校及知名学者。
从刊物来源看，48篇论文中，刊登在《编辑之友》的4篇、《出版发行研究》的7篇、《中国出版》的7篇，《出版广角》和《出版参考》各3篇，《中国编辑》两篇，来自硕士毕业论文4篇，来自各类大学学报6篇。从刊物来源看，这类论文大都集中发表于本专业的刊物上，这些刊物基本是学术刊物。因而，结合作者来源与刊物来源可以得知，有关手机出版方面的研究书斋特色明显，实务界人士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3.从论文作者的重复率来看
从这48篇论文的作者来看，只有两篇论文为同一作者所写，即《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研究》和《手机出版的受众需求分析》，但这两篇论文又不是同一方向的研究；再就是樊丽、王亚男二人合著的有两篇：《手机出版中的编辑把关意识》和《手机出版内容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这两篇论文的研究方向也不一致。而《手机出版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高云鹏赵燕瑚)和《手机出版活动中的著作权保护》(于晓丽高云鹏)两篇论文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可以相互代替。除了这6篇论文以外，其余论文皆为不同作者所写。
所以，从上述情况来看，作为独著者的就一人，这说明对手机出版的研究中，缺乏对这一问题长期关注的学者，自然也就难以对手机出版有深入的研究。
二 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所搜集的这些文献在研究方向和作者来源等方面的情况分析得知，我国手机出版研究主要存在着下述四个主要问题。
1.研究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
通过对48篇论文的题目以及内容进行分析，这些论文在研究上的同质化现象比较明显。其同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向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仅从标题来看，对手机出版的“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分析”方面的研究就有22篇论文，占研究总量的45.83％。如《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手机出版的发展现状及其策略探讨》《我国手机出版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我国手机出版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手机出版内容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手机出版产业现状及运营模式的比较分析》《3G时代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的现状及关键问题分析》等，这些大同小异的论文题目折射的是研究方向上的同质化。
二是研究内容上的同质化现象严重。通过对22篇有关“现状、问题、对策及未来分析类”的论文中，在对手机出版的“现状、问题、对策、发展趋势”所分析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如对手机出版存在的问题分析上，论文《3G时代中国手机出版产业的现状及关键问题分析》谈到的问题主要是版权保护问题、数字出版技术创新问题、盈利模式的探索问题、阅读习惯的培养问题、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论文《手机出版发展中的四大问题》指出的四大问题是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没有相应的管理规范、消费者不习惯、盈利模式不清晰。论文《手机出版的四大瓶颈及突破对策》指出的问题是读者对手机这种新的载体的阅读不习惯、手机出版还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 手机通信的高昂收费让读者望而却步、管理制度的缺失。从上述三篇论文所谈到的问题来看，指出的问题基本一致，而其余相关论文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也基本呈现这种状态。
再如谈到策略时，拿几篇硕士论文来看，《我国手机出版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指出的策略是：①建立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②建立清晰的盈利模式；③做好手机出版业务的宣传与推广工作；④改进手机出版业务相关技术；⑤注重手机出版业专业人才的培育；⑥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与完善。《手机出版：21世纪出版的新样态》在谈到策略时指出要从运营模式、盈利模式、业务推广、技术策略、管理与控制几个方面着手。《手机出版的传播学思考及其发展研究》提到策略时，认为：一要创新内容资源，提供个性服务；二要减少渠道障碍，方便用户订阅，三要引入广告机制，提升盈利空间；四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监督；可见，策略上的建议也是大体略同。
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存在同质化问题，如在分析版权保护方面，《手机出版活动中的著作权保护》一文中谈到如何有效进行著作权保护：一是完善互联网出版的相关立法；二是积极推行数字版权自愿登记制度；三是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四是加强权利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手机出版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认为：一要完善互联网出版的相关立法；二要积极推行数字版权自愿登记制度；三要建立和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两篇论文在内容框架上也比较接近。
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同质化问题使得这些论文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替代性，既造成了研究上的重复，也造成研究方向分布的不合理。
2抽象的“应然”分析多，具体的深入分析少
从48篇论文的整体内容来看，对手机出版这一现象缺乏深入研究，多停留在表层。综观10年来的研究论文，宏观抽象地给出一二三条解决问题的“应然”策略是这些论文的共性，这些策略与建议多是谈论在大方向上应该如何如何，缺乏微观上的深入研究，具体到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则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林升梁和吴美珍在对《中国内地广告伦理道德研究综述》中指出“可以说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摇旗呐喊”“应完善广告相关法律”“应加强行业自律”，对如何完善广告法制建设、如何加强行业自律的研究鲜少，极少能提出相关建设性建议。这种研究现状也反映了我国内地目前广告管理问题从实践上到理论研究中都是处于迷惘之中……二人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手机出版的研究中。可以说，宏观上对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效果不显著，因为这些策略缺乏现实指导性与操作的可行性。如《手机电子杂志对学术期刊实现手机出版的启示》一文提出的策略为：一是构筑平台，实现集团化出版，二是根据期刊特色，制订编辑规范，三是争取同步出版，改善出版效果，四是发扬公益精神，淡化盈利概念。论文从四个方面抽象而宏观地给出理想上的“应然”策略，而在这四个方面具体该如何做以及这样做时存在哪些问题，问题又该如何解决等却没有深入论及。
对于手机出版研究存在的“浅层次化”问题，还可以从大部分论文的共同结构模式得到佐证，这种结构模式为：首先对“手机出版是什么”作为一个部分进行阐述，然后用一部分对“手机出版现状或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归类，最后把“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作为一部分。这种结构模式加之论文字数的限制，自然使研究难以具体深入(这48篇论文除4篇硕士论文外，基本都在5000字左右)，用5000字左右来组织这种论文结构模式的话，其定义阐述、概况介绍的内容就占很大篇幅，结果就容易使研究出现“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种情况。
3.作者来源分布不合理，一以贯之的研究者少
本文上述部分谈到，在48篇论文中有37篇的作者来自高校，这说明了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在作者来源分布上不尽合理，出版界和手机出版运营商方面对研究不够重视，特别是运营商，没有来自这方面的人士对手机出版进行研究。而高校研究队伍对这一操作性极强的新事物因各种条件限制，其本身就难以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这必然影响到研究的准确性与深入度。同时，文中上述也提到在手机出版的研究中作者重复率极低，这又显露出问题所在，就是对手机出版这一新事物缺乏对之一以贯之进行深入专注研究的学者，这必然导致对手机出版研究质量上难以提高，从而出现研究上的表层化现象。学者关世杰对中国学术研究存在问题的评判用在我国手机出版研究的现状上很合适：“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对手机出版进行长期跟踪的专注研究。
4.重“器”的方面研究，轻“道”的方面研究
手机现在已经被认为是第五媒体，截至2010年3月，中国手机用户累计达到7.87亿，手机如此高的普及率决定了其对使用者的巨大影响力。如今，手机出版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新的技术媒介有着自己独特的出版和传播方式。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手机出版的影响同样如此。同时，在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和制度下，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必然与其他几种大众媒体一样会与政治发生关联。再者，手机出版具有更强的商业性质，这决定其影响的多面性。美国著名传播理论家雪莉·贝尔吉指出：“媒介是以营利为中心的产业……媒介既反映又作用于它们运作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机构。”因而，手机出版必然会与处于其中的人们的思想信仰以及思维方式发生关系，也会与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传播发生关系。所以，对于手机出版这一新的事物应该少不了对它的这方面研究。如手机出版对文化传播方式与文化接受心理以及接受习惯有何影响、对文化自身的形态有哪些影响、对政治参与及管理上有哪些影响、对公共领域有何影响、对受众的精神信仰有何影响等等，这些方面都需要研究。
但是从48篇论文来看，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体现为重视手机出版在技术、盈利模式等“器”的问题上应该如何解决，而手机出版对政治、文化以及人的思想等这些属于“道”的方面缺乏关注。这是研究上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重点，但现状是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被遗忘的状态。
三 结语
虽然我国手机出版研究存在上述问题，但毕竟手机出版才刚过10年.其在实践上也有一个被认可的过程，在研究上也是如此，存在这些问题也符合研究规律。再者，实践走在理论之前也是常有的事。但理论研究不能过于滞后，对于手机出版，笔者认为应该研究的领域有四：一是对其历史的研究，由于手机出版的历史较短，可以忽略；二是对其技术运用与存在问题的研究；三是对其本身理论的研究。四是这种新事物出现后对个人、政治以及社会等的影响研究。而现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个方面，还没有上升到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手机出版对社会对受众对政治的深层次上的影响，这是以后手机研究应注意的领域。
参考文献：
[1]匡文波.手机出版：21世纪出版业的新机遇[J].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工作)，2005(5).
[2]郝振省.2005—200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155.
[3]林升梁，吴美珍.中国大陆广告伦理道德研究综述[J].广告大观：理论版，2009(3).
[4]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对外大传播，2006(12).
[5][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序言)[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
[6][美]雪莉·贝尔吉.媒介与冲击[M].赵敬松，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