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陈变话水驿

　　春秋时期，吴越、荆楚毗居江南湿地，境内水网密布，河川纵横。为固邦安本，防范敌军入境，凡主要的水运要道与江河湖口，均陈兵戍边，设驿栖憩。吴王夫差凿通邗沟后，便在沿途险要之地设置驿站，以保障邗沟水运畅通与往来兵船给养。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为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创制了邮驿制度，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邮驿通道。驿站十里设一亭，亭内置亭长管理。刘邦在发迹之前，就在沛县担任泗水亭长。秦代的驿站不仅具有军需后勤保障的作用，而且还肩负着传递朝廷公文与书函的职责。两汉之际，驿站内设有驿馆，并委派驿使署理内务，还征发当地百姓充当驿卒、驿夫。唐代诗人王建的《水夫谣》，“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描写了官府役使百姓充任驿夫的悲惨境遇。宋代以后，缘于驿站所传递的公文、邸报皆属官府要件，且战时需置办军需粮草，为纾民困、严防机密，遂由军卒替代百姓充当驿夫。
　　江南山峦叠嶂、江河纵贯，水驿尤为发达。三国时的孙吴，就在沿河的通衢要冲广置水驿。孙刘联军为抗曹军，双方在柴桑（今江西九江）水驿密商军情。东晋时，江州（今江西九江）、夏口（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荆州）等沿江各主要城镇与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往来，俱仰赖水驿。当时，陆道日行不过百余里，而水道则奇速，最快可日行三百里。驿道两旁还栽有垂柳，民间唤其为“官柳”。迨至南朝，江南水驿愈发重要，为防范北兵奇袭，府兵皆驻守水道要冲，溯江而上，水驿甚至可直抵吐谷浑（今川藏一带）、交趾（今越南一带）等边陲僻壤。南朝还在沿海港口设立有海上驿站，以加强与海外诸国的往来。刘宋之际，中国与高丽、日本的海上通使十分频繁，两国“乘舶泛海，使驿常通”，驿使或经登州（今山东蓬莱）南渡，或抵达四明（今浙江宁波）北上。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凿通，凡运河沿线均置水驿，江南水驿系统得以完备。据《唐六典》所载，唐开元年间，每30里设一驿，全国共有馆驿1643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诗人韦迢在《潭州留別杜员外院长》中写有“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唐代，朝廷明文规定，驿站应履行递送官文、传檄军情、接送官吏、安抚边民、平息内乱、羁捕逆犯、赈恤灾民、运输物资等职责。驿站犹如天网，可通津达海。唐代驿站最盛时置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驿站差役2万余人。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商贸往来日益繁盛，舟车辐辏，不绝于途，水驿两旁渐为民商货运关口。宋代还出现了快递业。即急递铺，主要用于传递军事情报，内置步递、马递、急脚递等。北宋熙宁年间，出现了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快若箭镞，每天可日行五百里。当时，在江陵与桂林之间就设有若干水递铺，衙署利用两湖及广西沿江数千渔民、樵夫充任“水递铺夫”。元代疆域辽阔，领土广袤，驿站更是星罗棋布、脉络相通，不少地方可做到朝令夕至，声闻毕举。元代，驿站被唤为蒙古语的“站赤”，《元史·兵志》中就载有“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急递铺演变成了“通远铺”。
　　明清时期，邮驿制度日臻完善。明永乐年间，明廷增设诸多新驿站，两京之间有运河沟联，新设水驿多达41处。明代徽州商人程春宇著有《士商类要》一书，其中收录有南北大运河全部驿程的《水驿捷要歌》。行经水驿的商贾廛旅，以通俗易懂的歌谣，很快就记住了重要的交通节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原为银川驿卒，后因朝廷裁汰驿站，李自成无以生计，遂参加高迎祥的农民军。明代几乎在所有干线上都开通了驿站，置有递运所。除担负驻地指定运输路线的任务外，还要做好海、河运输的集散工作。驿站的主管叫“驿丞”，是没有品级的小吏；杂役被称作“驿卒”。王阳明曾在贵州龙场驿站担任驿丞。
　　清中期的邮递系统甚为发达，但主要为官府服务，民间邮递则仰赖票号、镖局。清代的驿站分为驿、站、铺三部分，且不受行政区划所限。“驿”是官府招待官眷和转运官方物资的场所，“站”是传递朝廷邸报、文书以及军事情报的场所，“铺”是地方衙署递送公文、信函的场所。
　　晚清以降，在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租界等地，出现了近代邮政制度。1866年，清政府准许海关总税务司署兼办邮政，并成立了邮务办事处，署理具体事务。起初，海关邮政主要是为了方便各国驻华使馆的邮件往来，随后扩展至外侨。此后，海关邮政还代办清政府的往来公函及华人的私人信件等业务。为顺应时代所需，清政府于1890年着手建立了大清邮政。此后，清政府推行官制改革，光绪皇帝于1896年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局，配发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下设邮政局专司邮政事务。1911年，邮传部全权接管全国邮政事务，邮政从海关脱离，一概业务呈交邮政总局署理。民国后，驿站制度彻底被邮政制度所取代。

长亭短驿甚分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富庶的江南经济推动了江南水驿的勃兴。驿站从最初传递信息，后延展至“军事、钱粮、急务、事给”，功能日益综合化。
　　文书传递。缘于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借水为道、行舟代马”是江南民众出行的主要方式。水驿宛若人体经脉，成为官府传递文书、飞报军情、传达政令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陆路快马，日行不过二百里；顺水行舟，日行可达三百里。若是采用水路相兼的方式，速度则更快。因此，江南信息传递俱仰赖水路。
　　住宿接待。“驿”最初是人员中途更换马匹或小憩的场所。随着驿路的不断延伸，驿站也兼具招待、住宿等功能：

　　一是帝王巡游接驾。隋炀帝杨广因酷爱江南琼花，三下扬州，泛舟巡游，沿途馆驿无不悉心接待，以致民怨鼎沸。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屡下江南，运河馆驿成为接驾侍主的主要场所。二是接待官吏及眷属。官吏衙役出差办事，往往借宿馆驿，赴任的外放官员及家眷亦可暂厝。三是接待朝贡使节。域外各国或外藩使臣入朝觐见，或藩商廛旅过渡，多居馆驿。四是接待旅行官员。明清时期，水驿成为高级别官员巡游江南、借宿小聚的场所。明代地理学家、嘉靖朝状元罗洪先冬游金陵，抵镇江，镇江诸友至乐亭饯别，“是夜宿炭渚驿”。
　　仓储运输。随着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漕运成为维系朝廷命脉的所在。凡江南贡赋、钱粮、物产等，皆仰赖漕运，驿站成为官漕仓储和转运的主要场所。苏州府的姑苏驿坐落于胥门外，这里是江南贡赋、土产北上的必经要道。

驿火照江红两岸

　　与陆驿相同，水驿亦置有驿丞管理。据《明史·官职志》记载：“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支直于府州县、而籍其出入。”
　　水驿依据人员与船舶的数量，分置不同等级。据《唐六典·水部郎中》所载：“水驿也分繁闲等第：繁冲者船四，夫十二人；闲驿船三，夫九人；更闲则船二，夫六人。凡水陆相兼之驿，驿马须过河渡津者，增设驿船。如白马津，船四，夫三；同州龙门关则船一，夫三。”
　　江南水驿建筑别具风格，除建有陆驿常规陈设外，还置有驿亭、仪门、正厅、厢房、后堂、厨房、库房、浴室等。
　　水驿临水处常设驿亭，以作奉迎侍客、官眷休憩之用。吴江平望驿“前临运河，后枕莺湖，湖之浒为亭”，苏州姑苏驿“右有皇华亭，左有月洲亭，相去百步，为使客憩息之所”。
　　仪门为礼仪性建筑，设在正堂前，以烘托正堂，严明官阶。吴江平望驿在驿亭之内就设有仪门。
　　正厅又名正堂或官厅，是驿丞平日办公、管理驿务的场所。
　　厢房为往来使客休憩或驿站办公及服务所用。驿站的厢房数量没有定例，可根据情况自行修造。
　　正厅之北设有后堂。嘉兴西水驿在洪武元年（1368）重建时，修有后堂，亦修“为轩、为室”。扬州广陵驿“后堂淮海奇观楼，楼下匾曰礼宾轩”。
　　驿站还设有厨房、库房、浴室等生活设施。有的水驿还置有药馆，“凡往来有疾者，于此给药”。

胥江月影映横塘

　　一幅《盛世滋生图》，看尽江南第一都会—姑苏的锦绣繁华。苏州城内商铺鳞次栉比，往来商民人烟稠密，邮驿、民信十分发达。《苏州府志》记载：“驿递之制，见于诸司，执掌甚详。苏为江南要路，凡使传公移水陆行者，昼夜憧憧不绝，铺舍之设皆當列焉。”明代时，苏州府置有水陆驿站九处。横塘驿是明代遗存至今最完整的驿站古建，它位于苏州市郊横塘彩云桥侧畔，毗邻京杭运河，是目前运河上仅存的驿亭遗迹。
　　据《横塘驿亭重修记》记载，横塘驿亭始建于明代，具体修筑时间不详，现存驿站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所筑。横塘驿亭面南背北，临胥江而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面阔4.6米，进深5.5米，高4.7米。四角有石柱4根，南北各有木柱两根，六梁架，歇山卷棚式九脊板瓦顶。驿亭周围以砖筑墙，南北各辟一门，东西各开一窗。亭南门前的左右石柱上镌刻有对联一副—“客到烹茶旅社权当东道，灯悬待月邮亭远映胥江”，对联边题有“同治十三年六月”。驿亭前立有一石牌，上书“横塘驿站”。进门处的墙上嵌有一块竖碑，上刻“宁浙酒业福禄会公助……首募夏礼周”。
　　清代最盛时，横塘驿配有70名马夫、70匹快马、20条快船、60名水手、230名水夫。据《苏州府志》所载，横塘驿原本“北有延实馆，后有楼日昭赐，右有皇华亭，左有月洲亭，相去有布最北为丞厢”，如今已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