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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和昆德拉,这两个不同国籍的当代小说家,在面对人的存在这一人类永恒话题时,都通过作品从不同侧面作出了一番独到的思考。然而,因为人生经验不同,理论准备各异,他们对人的存在的阐释方式也各放异彩,有趣的是,尽管他们探究这一存在的切入点时有不同,最终却彼此融合并朝着同一精神指归探询。
关键词:余华 米兰·昆德拉 形而下 形而上 马太受难曲 复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1986年,已经发表数篇唯美短篇小说的余华在一次机缘中阅读到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这篇小说对余华创作走向成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余华自己曾如是言:
“我要感谢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当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如何写作,然后又窒息了我的才华时,卡夫卡出现了,卡夫卡是一个解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
由于从卡夫卡的创作叙述中汲取了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叙述资源,余华写出了一篇在当代文坛引起不小惊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无可否认,这篇小说不仅在叙述姿态上对余华以往创作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有力地颠覆,更重要的是将人的存在这一普遍性主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余华的创作因此而开拓出一片更为深广的思想空间。同样在创作精神上深受卡夫卡影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敏锐的艺术思辨以及深厚的理论学养为根基,对文学之最终精神指向——人的存在问题执着地进行探究和拷问。
然而,余华和昆德拉虽然在创作精神上因卡夫卡的精神指引而趋于共通,但对人的存在问题的表述形式却自有不可重复的个性。
一 形而下与形而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中的这句名言,道出了“形上”与“形下”的区别,表明了超出形体之上的是一种抽象原理,具有形体的东西叫做具体事物。“‘形而上’是超验的,抽象的,永恒的;‘形而下’是经验的,具体的,有时间性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不仅属于哲学探讨的范畴,在文艺的精神气质或表现形式中,这两者也始终贯注其中,不可或缺。文学作品往往以具体事件或情节为文本核心,然而一部真正对世界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却是在文本中渗透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存在状况作出形而上的严肃思考。
余华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的现代派大师的创作精神影响,其中卡夫卡的影响首当其中。因为有了《乡村医生》的阅读经验,余华的作品开始呈现出一种令人非常讶异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主要体现在叙事形式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一改前期完全凌驾于日常经验之上的叙事风格,将笔触从超验的形而上的书写伸向经验生活,伸向具体的人的“活着”过程。然而在此之前,余华发表了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创作理论作品,声称只有精神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此后他在创作中以寻找精神真实的表现形式为重要旨归。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乃至《兄弟》,最初是从人活着的原初状态入手,对生命的自然本性作最为真实的观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仅仅是作者犹如演员在演戏过程中所需要的道具一般,凭借这一真实现象,折射出一种高于日常经验的超验的人类存在景象,从而通往形而上之路。福贵、许三观、李光头,他们都在各自的人生中书写着行动哲学,对于生命的真谛或意义,他们没有作任何直接的形而上的思考或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华偏好于观察人类的行动,从形而下的角度书写人类的存在。他的作品几乎没有隐含作者,没有任何深邃的哲理阐释,有的只是人物自己的声音。很显然,这仅仅是余华的一种叙事策略。对人类的存在作终极关怀与探询,这是一个作家最为根本的使命,余华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余华的随笔《内心之死》中,可以找到他对人的存在是如何关注的答案,也印证了他的作品最终是指向形而上的思考。
昆德拉是个善于讨论的思辨型小说家,他的作品往往从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入手,然后层层进入他所表现的“存在”以及多种“存在的可能性”的世界里。昆德拉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将对托马斯的轻重选择推向了对立和两难的境地,这一境地正构成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基本存在境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个哲学命题上找到印证,它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共有的经验。究竟是选择轻还是选择重,昆德拉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予阐释,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昆德拉拒绝对绝对的认同,坚持对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认识和发现,这也是他热衷于探讨卡夫卡和塞万提斯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二 诗与思
余华以一篇忧伤凄美的《星星》开始其创作生涯。这篇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一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篇带有鲜明的唯美气息的成长小说,颇有汪曾祺《受戒》的神韵,又透示出川端康成的婉约之美。严格地说,这是一篇情节相对简单、思想内涵也非常有限的作品,但它在叙述上却简约精致,无论是对少年活泼聪颖的个性叙写,对少年内心深处执拗、委屈、忧伤与憧憬的展示,还是对琴声与外界自然的描写,都显示了余华较好的艺术感觉以及叙述的诗意性。虽然余华最终是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等冷酷、血腥的作品而被文坛所关注。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个初长成人的少年初涉世界的故事。成人世界的丑恶与变幻莫测,对少年的心灵无疑产生了重重的一击。这样一个冷漠的故事,作者却是从少年美好的憧憬开始的叙写,从稀有的诗意语言叙述中,指向虚伪、丑恶的人类世界,最终让人引发关于人性恶这一主题的思性层面的思考。《一九八六年》是一个虚妄的献祭,在冷漠的大众面前,心怀启蒙情结的主人公无疑与鲁迅笔下的启蒙知识分子具有类似的悲剧意味,这是我们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能感受到的,然而作者却是从诗意的语言叙述入手:
“整个小镇被一片滴答的声音所充塞,那声音像是弹在棉花上一样美妙无比……于是关闭了一个冬天的窗户都纷纷打开来了,那些窗口开始出现了少女的嘴唇,出现了一盆盆已在抽芽的花。”
诗意的叙述在这个作品中只是一个叙事策略,这种诗意与《星星》、《竹女》等早期作品中的诗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诗意将作品的主题意蕴更加深刻地凸显出来:启蒙者的自戕,本是一场凤凰涅式的祭礼,一场意在拯救人格之完整的精神仪式,却最终不幸地沦为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屠杀。这场屠杀似乎象征了一个畸形社会畸形时代对于个人的戕害,对于完整人格的戕害。
小说是什么?它是“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这一定义极为准确地把握了昆德拉小说的思想髓质与审美特征。文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昆德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克尔恺郭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通常是以哲学思考的形式开始的。例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探讨的是永恒轮回,《慢》的开篇探讨的是人类对缓慢的乐趣的消失,对现代男欢女爱之情的急迫展示与古代的诗意梦幻的男女情愫轻柔流淌进行对比,由此直抵现代人类的存在境况。当然,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理论素养,再加上具有独特的诗性艺术感觉,昆德拉在小说创作时总是能自如地畅游在文学和哲学之间。他既擅长思辨式的议论,从《搭车游戏》、《生活在别处》到1990年以后的作品,都没有少过他滔滔不绝的思辨议论,也从不忘记语言的优美诗意,他的作品,似乎为他所崇敬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那句“诗与思的对话正是人类追忆和重返精神故园的道路”作出了完美的注脚。
三 “马太受难曲”与大复调
叔本华说:“一切艺术都希望达到音乐的状态。”这句话道出了音乐在艺术类别中的统领作用和核心地位,也表明了音乐在其他艺术类别中具有广泛的亲和力。余华也认为:“没有任何艺术能和音乐相比。”的确,任何一首经典性的音乐,总是会通过自身特殊的旋律组合,非常巧妙地击中人类情感中某些隐秘的体验,让人们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状态中,感受到生命的震颤与欢愉。
1993年,余华开始系统聆听西方古典音乐,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上了许多乐曲。这一时期的音乐熏陶对余华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一熏陶最直接的成果。这篇小说的结构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线性叙述。最显著的特征是,这部小说极其注重重复的艺术,比如描写一乐、二乐、三乐的出生,语言只有少许变化,但情节气氛却有着精妙的差别。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出,余华创作时受到巴赫《马太受难曲》的精神牵引。《马太受难曲》结构非常简单,将近三个小时的长度,却只有一两首歌曲的旋律。而《许三观卖血记》是一个长篇,就是围绕12次的卖血,每次的卖血都是为解决生活的困苦而为。这些重复真的只是简单的重复吗?不,它是更深沉力量的展示,这些看似简单的旋律,后面却蕴藏着人生所有的痛苦、欢乐、宁静和辉煌,表达了人类文学中最为延绵不绝的主题。
昆德拉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浓郁的音乐色彩,《慢》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音乐性方面表现得更为彻底。但是他的小说通常没有传统小说“单线构成”的结构方式,而是采用复调方式进行叙事。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昆德拉指明,复调是指两个或多个声部同时展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轻与重、灵与肉作出的反复探讨,其中包含的是主人公们对生命的不同感受与反复的质疑。托马斯虽然在日常人伦中践行着他所崇尚的自由精神,也即生命之轻,于是和萨宾娜长久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肉体和精神关系,可是当他和特丽莎接触之后,内心却升腾起一种朴素真实的代表生命之重的感情。这种感情更为让人温暖。然而托马斯又在这两种感情中不断撕裂冲撞,他的内心似乎充满了许多种声音的呐喊。身为画家的萨宾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甚至表现出比托马斯更为决绝的自由精神,对媚俗的贬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当她身体力行地履行自己的生命憧憬后,却颓然败下阵来,最终意识到“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这两个主人公对轻与重、灵与肉的不断选择和抗拒的过程,就是他们存在境遇的多重可能的展示,这种展示构成了他们生命多声部交响的可能。在《慢》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多种声部的碰撞:贝尔克、伊玛居拉塔、文森特、朱丽等一群被欲望所牵引却又被阉割的现代物质与学问的拥有者,他们失却了人类最珍贵的真挚与朴素的幸福;而古代的骑士和T夫人的一夜情缘,却震撼并直抵人心的柔软深处;“我”和薇拉,恰是对生命有着自己深刻体认和感受的思索者,他们的存在可能无法根本性地改变人类的存在境遇,可是有了他们,人类寻求精神家园的希望就永远存在。
四 结语
人的存在际遇始终是有深度的作家热切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余华和昆德拉这两位极具人类使命感的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追索更是显得尤为迫切。尽管探寻的路径有所迥异——余华从形而下、诗意与“马太受难曲”式的简单朴素的叙述入手,而昆德拉则以形而上、思辨与大复调的现代叙述方式切入,但他们最终都是朝着人类的精神存在进行思考、挖掘和探索,并试图为我们的存在方式提供充满希望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雷颐: 《“形而上”与“形而下”》,《上海文学》,2003年第5期。
[3]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5] 余华:《世事如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6] 余华:《现实一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7]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陈文娟,女,1977—,江西靖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研究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何敏,女,1978—,江西临川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余华 米兰·昆德拉 形而下 形而上 马太受难曲 复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1986年,已经发表数篇唯美短篇小说的余华在一次机缘中阅读到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这篇小说对余华创作走向成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余华自己曾如是言:
“我要感谢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当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如何写作,然后又窒息了我的才华时,卡夫卡出现了,卡夫卡是一个解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
由于从卡夫卡的创作叙述中汲取了一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叙述资源,余华写出了一篇在当代文坛引起不小惊动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无可否认,这篇小说不仅在叙述姿态上对余华以往创作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有力地颠覆,更重要的是将人的存在这一普遍性主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余华的创作因此而开拓出一片更为深广的思想空间。同样在创作精神上深受卡夫卡影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敏锐的艺术思辨以及深厚的理论学养为根基,对文学之最终精神指向——人的存在问题执着地进行探究和拷问。
然而,余华和昆德拉虽然在创作精神上因卡夫卡的精神指引而趋于共通,但对人的存在问题的表述形式却自有不可重复的个性。
一 形而下与形而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中的这句名言,道出了“形上”与“形下”的区别,表明了超出形体之上的是一种抽象原理,具有形体的东西叫做具体事物。“‘形而上’是超验的,抽象的,永恒的;‘形而下’是经验的,具体的,有时间性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不仅属于哲学探讨的范畴,在文艺的精神气质或表现形式中,这两者也始终贯注其中,不可或缺。文学作品往往以具体事件或情节为文本核心,然而一部真正对世界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却是在文本中渗透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存在状况作出形而上的严肃思考。
余华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的现代派大师的创作精神影响,其中卡夫卡的影响首当其中。因为有了《乡村医生》的阅读经验,余华的作品开始呈现出一种令人非常讶异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主要体现在叙事形式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一改前期完全凌驾于日常经验之上的叙事风格,将笔触从超验的形而上的书写伸向经验生活,伸向具体的人的“活着”过程。然而在此之前,余华发表了一篇题为《虚伪的作品》的创作理论作品,声称只有精神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此后他在创作中以寻找精神真实的表现形式为重要旨归。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乃至《兄弟》,最初是从人活着的原初状态入手,对生命的自然本性作最为真实的观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仅仅是作者犹如演员在演戏过程中所需要的道具一般,凭借这一真实现象,折射出一种高于日常经验的超验的人类存在景象,从而通往形而上之路。福贵、许三观、李光头,他们都在各自的人生中书写着行动哲学,对于生命的真谛或意义,他们没有作任何直接的形而上的思考或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华偏好于观察人类的行动,从形而下的角度书写人类的存在。他的作品几乎没有隐含作者,没有任何深邃的哲理阐释,有的只是人物自己的声音。很显然,这仅仅是余华的一种叙事策略。对人类的存在作终极关怀与探询,这是一个作家最为根本的使命,余华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余华的随笔《内心之死》中,可以找到他对人的存在是如何关注的答案,也印证了他的作品最终是指向形而上的思考。
昆德拉是个善于讨论的思辨型小说家,他的作品往往从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入手,然后层层进入他所表现的“存在”以及多种“存在的可能性”的世界里。昆德拉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将对托马斯的轻重选择推向了对立和两难的境地,这一境地正构成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基本存在境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在这个哲学命题上找到印证,它揭示了跨越时空的人类共有的经验。究竟是选择轻还是选择重,昆德拉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予阐释,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昆德拉拒绝对绝对的认同,坚持对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认识和发现,这也是他热衷于探讨卡夫卡和塞万提斯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二 诗与思
余华以一篇忧伤凄美的《星星》开始其创作生涯。这篇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一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篇带有鲜明的唯美气息的成长小说,颇有汪曾祺《受戒》的神韵,又透示出川端康成的婉约之美。严格地说,这是一篇情节相对简单、思想内涵也非常有限的作品,但它在叙述上却简约精致,无论是对少年活泼聪颖的个性叙写,对少年内心深处执拗、委屈、忧伤与憧憬的展示,还是对琴声与外界自然的描写,都显示了余华较好的艺术感觉以及叙述的诗意性。虽然余华最终是以《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年》等冷酷、血腥的作品而被文坛所关注。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个初长成人的少年初涉世界的故事。成人世界的丑恶与变幻莫测,对少年的心灵无疑产生了重重的一击。这样一个冷漠的故事,作者却是从少年美好的憧憬开始的叙写,从稀有的诗意语言叙述中,指向虚伪、丑恶的人类世界,最终让人引发关于人性恶这一主题的思性层面的思考。《一九八六年》是一个虚妄的献祭,在冷漠的大众面前,心怀启蒙情结的主人公无疑与鲁迅笔下的启蒙知识分子具有类似的悲剧意味,这是我们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能感受到的,然而作者却是从诗意的语言叙述入手:
“整个小镇被一片滴答的声音所充塞,那声音像是弹在棉花上一样美妙无比……于是关闭了一个冬天的窗户都纷纷打开来了,那些窗口开始出现了少女的嘴唇,出现了一盆盆已在抽芽的花。”
诗意的叙述在这个作品中只是一个叙事策略,这种诗意与《星星》、《竹女》等早期作品中的诗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诗意将作品的主题意蕴更加深刻地凸显出来:启蒙者的自戕,本是一场凤凰涅式的祭礼,一场意在拯救人格之完整的精神仪式,却最终不幸地沦为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屠杀。这场屠杀似乎象征了一个畸形社会畸形时代对于个人的戕害,对于完整人格的戕害。
小说是什么?它是“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这一定义极为准确地把握了昆德拉小说的思想髓质与审美特征。文学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昆德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克尔恺郭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通常是以哲学思考的形式开始的。例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开篇探讨的是永恒轮回,《慢》的开篇探讨的是人类对缓慢的乐趣的消失,对现代男欢女爱之情的急迫展示与古代的诗意梦幻的男女情愫轻柔流淌进行对比,由此直抵现代人类的存在境况。当然,因为有着深厚的哲学理论素养,再加上具有独特的诗性艺术感觉,昆德拉在小说创作时总是能自如地畅游在文学和哲学之间。他既擅长思辨式的议论,从《搭车游戏》、《生活在别处》到1990年以后的作品,都没有少过他滔滔不绝的思辨议论,也从不忘记语言的优美诗意,他的作品,似乎为他所崇敬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那句“诗与思的对话正是人类追忆和重返精神故园的道路”作出了完美的注脚。
三 “马太受难曲”与大复调
叔本华说:“一切艺术都希望达到音乐的状态。”这句话道出了音乐在艺术类别中的统领作用和核心地位,也表明了音乐在其他艺术类别中具有广泛的亲和力。余华也认为:“没有任何艺术能和音乐相比。”的确,任何一首经典性的音乐,总是会通过自身特殊的旋律组合,非常巧妙地击中人类情感中某些隐秘的体验,让人们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状态中,感受到生命的震颤与欢愉。
1993年,余华开始系统聆听西方古典音乐,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地迷恋上了许多乐曲。这一时期的音乐熏陶对余华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这一熏陶最直接的成果。这篇小说的结构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线性叙述。最显著的特征是,这部小说极其注重重复的艺术,比如描写一乐、二乐、三乐的出生,语言只有少许变化,但情节气氛却有着精妙的差别。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出,余华创作时受到巴赫《马太受难曲》的精神牵引。《马太受难曲》结构非常简单,将近三个小时的长度,却只有一两首歌曲的旋律。而《许三观卖血记》是一个长篇,就是围绕12次的卖血,每次的卖血都是为解决生活的困苦而为。这些重复真的只是简单的重复吗?不,它是更深沉力量的展示,这些看似简单的旋律,后面却蕴藏着人生所有的痛苦、欢乐、宁静和辉煌,表达了人类文学中最为延绵不绝的主题。
昆德拉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浓郁的音乐色彩,《慢》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音乐性方面表现得更为彻底。但是他的小说通常没有传统小说“单线构成”的结构方式,而是采用复调方式进行叙事。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昆德拉指明,复调是指两个或多个声部同时展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轻与重、灵与肉作出的反复探讨,其中包含的是主人公们对生命的不同感受与反复的质疑。托马斯虽然在日常人伦中践行着他所崇尚的自由精神,也即生命之轻,于是和萨宾娜长久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肉体和精神关系,可是当他和特丽莎接触之后,内心却升腾起一种朴素真实的代表生命之重的感情。这种感情更为让人温暖。然而托马斯又在这两种感情中不断撕裂冲撞,他的内心似乎充满了许多种声音的呐喊。身为画家的萨宾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甚至表现出比托马斯更为决绝的自由精神,对媚俗的贬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当她身体力行地履行自己的生命憧憬后,却颓然败下阵来,最终意识到“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是超人,不可能完全摆脱媚俗。不管我们心中对它如何蔑视,媚俗总是人类境况的组成部分。”这两个主人公对轻与重、灵与肉的不断选择和抗拒的过程,就是他们存在境遇的多重可能的展示,这种展示构成了他们生命多声部交响的可能。在《慢》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多种声部的碰撞:贝尔克、伊玛居拉塔、文森特、朱丽等一群被欲望所牵引却又被阉割的现代物质与学问的拥有者,他们失却了人类最珍贵的真挚与朴素的幸福;而古代的骑士和T夫人的一夜情缘,却震撼并直抵人心的柔软深处;“我”和薇拉,恰是对生命有着自己深刻体认和感受的思索者,他们的存在可能无法根本性地改变人类的存在境遇,可是有了他们,人类寻求精神家园的希望就永远存在。
四 结语
人的存在际遇始终是有深度的作家热切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余华和昆德拉这两位极具人类使命感的作家,对这一问题的追索更是显得尤为迫切。尽管探寻的路径有所迥异——余华从形而下、诗意与“马太受难曲”式的简单朴素的叙述入手,而昆德拉则以形而上、思辨与大复调的现代叙述方式切入,但他们最终都是朝着人类的精神存在进行思考、挖掘和探索,并试图为我们的存在方式提供充满希望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雷颐: 《“形而上”与“形而下”》,《上海文学》,2003年第5期。
[3]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4]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5] 余华:《世事如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6] 余华:《现实一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7]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陈文娟,女,1977—,江西靖安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研究比较文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何敏,女,1978—,江西临川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