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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经典《论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又以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显示出超时代的魅力。而“和谐为本的人际观”、“安民主义思想”和“弘扬正气的政治观”则构成了《论语》和谐社会观的基本构架。
关键词:和谐社会观 《论语》 体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是先秦时期孔子的学生记录孔子及其门徒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也是代表着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具哲学意蕴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和社会观,于是两千年里中华子民均以儒家思想的伦理框架作为本民族的精神内核,共同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凝聚着民族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论语》一直是儒家学者教化子弟的经典读本,《论语》以其精深的思想内涵和超前的社会价值观引领着先民的道德方向,因而在传统道德观和现代社会观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并有力地推动着古代和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而《论语》里所阐述的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使它显示出超时代的魅力,本文将具体分析《论语》里的和谐社会观点,来阐述和谐文化在《论语》中的体现。
一 和谐为本的人际观
《论语·颜渊》里记载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这就是司马牛与子夏的对话: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司马牛与子夏的个人谈话,然而其中却包含着孔子的人文思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这段话的核心,它表现了古人对自然顺从和敬畏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一直是孔子所主张的,孔子曾说过“畏天命,畏大人言”(《季氏》)、“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何不可求,吾从所好”(《述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些话都表明孔子对于超越自然的力量有一种天生的敬畏,认为人类应当敬畏天地,而且孔子深以顺从自然为美德。而现在经由子夏之口说出来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汇总,或者说是一种更生动传神的说法。生生死死,富贵荣华,皆在上天无声而细腻的安排之中,在这种顺应天命、驯服于自然之力的理念之下,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平和淡定,对于上天安排给自己的一切都欣欣然,这其中自然包括自己是否拥有手足同胞的问题。子夏在这里显然是借助于老师一贯的教导来开导师兄弟司马牛,让他接受并正确看待自己没有手足兄弟的现实,懂得一切在人生中皆有可能,一切皆由命运来定夺的道理,明白了这一点,司马牛的心情就会平静得多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一句颇具影响力的名言,它体现的是孔子所一贯主张的“仁爱”精神,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即爱与自己没有血亲之人,将对于血缘亲属的爱普及到天下人的身上,那么自己就会获得了更多的手足兄弟,也就把亲情普及到四海之内,于是天下大同,人人相亲,世界因此而充满了和谐美。而要达到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愿景,子夏也指出了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修身之法,举止有度,待人恭敬,做事小心,行为没有偏差,这样的人就有了人格的魅力,就是人人心向往之的君子,当然,他也就拥有了普天之下的兄弟手足。因此在《论语·学而》里借有子之口,进一步阐明了修养礼节对于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认为,社会应当以“和”为最高要求,而想达到“和”这个境界,就要有“礼”,“礼”就是古代人类的修养,“以礼节之”,就是今人所说的“礼节”,而通过礼节和修养,使先王之道畅达,使社会更加美好。
二 安民主义思想
安民,可是说是一切治国者的终极目的,无论治国者采用哪种治国方略,其目的都在于富民安邦,使国家昌盛,因此安抚百姓使国家太平,就成了治国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论语·季氏》有云: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认为,“不均”与“不安”是治理邦国、安抚百姓的大患,也是国家失去和谐的根由。而此“不均”指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而“不安”指的是民心的不稳定。“不均”固然有分配制度上的原因,更有财物不充裕的原因;同样,“不安”也许是各种制度造成的,也许是国君对百姓的教化不足而造成的,所以要消除“不均”和“不安”,孔子认为有三个方案可行:
1 富民以安民
物质需要乃是人类的第一大需求,难以想象在极度贫困中生活的百姓还能怀着安宁的心情,无怨无怒地对待自己的境遇,贫不能安国,贫不能安民,贫穷必生出种种为生计而抗争的祸乱,这是古往今来的至理,也是孔子早就认识到的,因此孔子说:“好勇疾贫,乱也。”(《泰伯》)为了使百姓不生叛乱之心,治国者首选的方案就是使民富足,所以孔子在到达卫国境内时脱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子适卫冉有仆,曰:‘庶之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以加?’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以加?’曰:‘教之。’”(《子路》)
在这里,孔子把“富之”放在了“教之”的前面,说明孔子明白首先让百姓物质富裕充足、保障了基本生存之后进行精神教化的道理,同时也说明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教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当物质充足时,百姓的生活才能稳定,才能有孔子所希望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和谐社会。正如学者袁定安所言:
“伦理道德常随境遇而转移,人民如果贫穷不能生存,怎么安常守素!……怨贫疾贫是造事生乱的因子,历来政治家故莫不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务,民生问题得到解决,而后可与人民共治。”
至于如何使更多的百姓脱贫,孔子认为关键在于“均”,也就是平均分配财物,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使更多百姓的生活达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程度,而不能让少数人占有多数的物质,在社会中产生贫富差距,导致“不均”现象的产生。为了抑制暴富者,达到资产的平均分配,就要采取老子所说的方法:“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来使社会财富平均分配达到最大化。
2 教化以安民
当百姓已有了温饱之后,就应当进入教化民众的阶段,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精神文明阶段,对于百姓精神的建设,《论语》认为应当以立信为首要目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
由此可以明确看到,《论语》认为民可以无食,可以轻视生死,但缺少信誉则无以安身,所以缺少信誉比缺少食物更可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信誉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宁,当然也可以带来充沛的物质和食物。这种信誉,既是指国君对百姓的承诺的诚信度,也是指百姓对国家、百姓对个人之间的交往的诚信度,如果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高度守信誉的氛围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凝聚力,也有抗击外辱和富强国家的信心。所以国君要做到:“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百姓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反复地对自己进行考问:“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为政》)
3 修兵以安民
除了给百姓衣食、教百姓守信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国策是保证国家的安全,使其不受外来战争的侵扰,使百姓生活于安康和平之中。对于这一点,在《论语》里也有明确的体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民也。”(《子路》)
把兵与食并提,说明一个国家修兵的重要性不在于备足食物之下,当一个国君教化自己的百姓要守信誉时,同时也要教导百姓做好抗击侵略者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教化内容,就等于把百姓置于对战争的毫无警惕之中,使之盲目地相信和平,因此也就等于抛弃了百姓,抛弃了社会的安宁与和谐。而应付战争是需要训练和准备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准备,所以《论语》提倡对百姓进行习武训练:“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通过训练以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也就给和谐社会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三 弘扬正气的政治观
《论语》最多的论述就是为政者要心怀仁德,弘扬正气,在自己的国家里树立良好的影响,形成一种道德的良性循环,以达到和谐社会之目的。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云:“正人必先正己。”《论语》里所说的正已,就是要执政者端正自己的言行,多做造福于社稷、顺从民意、遵循道德规范的事情,以君王亲历亲为给百姓做出表率,树立社会正气,自然就会形成“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社会局面。而《论语》又认为,由为政者身先示范所形成的道德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超越刑法、超越杀头的威慑力,而把百姓引向自觉有秩地遵守道德的方向来: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学而》)
可见道德的力量远远大于刑罚,它使百姓向善而举止规范,如:
“季康子问道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先进》)
在这里孔子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将君子之德比为风,而小人之德比为草,风行草上,草必伏之,以草对于风的顺从来比喻君子对大众的感染力,君行德政,民必百川归海般地顺从,正如《论语全解》的作者所云: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夫上之化下无可见之迹,而俗日迁,故喻以风,民性含仁,而众柔不能自立,故喻以草,草惟风之偃,民惟上之从。”
又如: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
很显然,弘扬正气,改善社会氛围是一种施政的最高境界,也是去除社会不良因素的治本良药。具体到弘扬正气的策略,《论语》又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
1 任人为贤:孔子一贯认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人,如果治政者都是贤才,那么国家将政治清明,百业俱兴,于是《论语》有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
这五人指的是禹、后稷、契、皋陶、伯益,他们各怀特长,再加上舜任人有方,所以才创造出“天下治”的大好局面。
2 节用爱民:孔子认为治国之要旨,在富民的同时,还要关爱百姓,关爱百姓的具体表现就是珍惜农时和节俭。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在中国古代这个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不伤农时,让百姓安心耕作,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物质上的节俭,也是对数量尚不充足的生产物资的爱惜,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在孔子以后,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视为治国的理念和信条。
综上所述,《论语》里的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是超前的,对于今日之社会来说,仍具有可借鉴性,仍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领会。
参考文献:
[1] 袁定安:《论语与做人》,世界书局,1943年版。
[2] (宋)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吕显昌,男,1951—,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姜万生,男,1954—,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关键词:和谐社会观 《论语》 体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是先秦时期孔子的学生记录孔子及其门徒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也是代表着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具哲学意蕴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和社会观,于是两千年里中华子民均以儒家思想的伦理框架作为本民族的精神内核,共同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凝聚着民族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论语》一直是儒家学者教化子弟的经典读本,《论语》以其精深的思想内涵和超前的社会价值观引领着先民的道德方向,因而在传统道德观和现代社会观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并有力地推动着古代和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而《论语》里所阐述的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使它显示出超时代的魅力,本文将具体分析《论语》里的和谐社会观点,来阐述和谐文化在《论语》中的体现。
一 和谐为本的人际观
《论语·颜渊》里记载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这就是司马牛与子夏的对话: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司马牛与子夏的个人谈话,然而其中却包含着孔子的人文思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这段话的核心,它表现了古人对自然顺从和敬畏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一直是孔子所主张的,孔子曾说过“畏天命,畏大人言”(《季氏》)、“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何不可求,吾从所好”(《述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些话都表明孔子对于超越自然的力量有一种天生的敬畏,认为人类应当敬畏天地,而且孔子深以顺从自然为美德。而现在经由子夏之口说出来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汇总,或者说是一种更生动传神的说法。生生死死,富贵荣华,皆在上天无声而细腻的安排之中,在这种顺应天命、驯服于自然之力的理念之下,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平和淡定,对于上天安排给自己的一切都欣欣然,这其中自然包括自己是否拥有手足同胞的问题。子夏在这里显然是借助于老师一贯的教导来开导师兄弟司马牛,让他接受并正确看待自己没有手足兄弟的现实,懂得一切在人生中皆有可能,一切皆由命运来定夺的道理,明白了这一点,司马牛的心情就会平静得多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一句颇具影响力的名言,它体现的是孔子所一贯主张的“仁爱”精神,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即爱与自己没有血亲之人,将对于血缘亲属的爱普及到天下人的身上,那么自己就会获得了更多的手足兄弟,也就把亲情普及到四海之内,于是天下大同,人人相亲,世界因此而充满了和谐美。而要达到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愿景,子夏也指出了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修身之法,举止有度,待人恭敬,做事小心,行为没有偏差,这样的人就有了人格的魅力,就是人人心向往之的君子,当然,他也就拥有了普天之下的兄弟手足。因此在《论语·学而》里借有子之口,进一步阐明了修养礼节对于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认为,社会应当以“和”为最高要求,而想达到“和”这个境界,就要有“礼”,“礼”就是古代人类的修养,“以礼节之”,就是今人所说的“礼节”,而通过礼节和修养,使先王之道畅达,使社会更加美好。
二 安民主义思想
安民,可是说是一切治国者的终极目的,无论治国者采用哪种治国方略,其目的都在于富民安邦,使国家昌盛,因此安抚百姓使国家太平,就成了治国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论语·季氏》有云: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认为,“不均”与“不安”是治理邦国、安抚百姓的大患,也是国家失去和谐的根由。而此“不均”指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而“不安”指的是民心的不稳定。“不均”固然有分配制度上的原因,更有财物不充裕的原因;同样,“不安”也许是各种制度造成的,也许是国君对百姓的教化不足而造成的,所以要消除“不均”和“不安”,孔子认为有三个方案可行:
1 富民以安民
物质需要乃是人类的第一大需求,难以想象在极度贫困中生活的百姓还能怀着安宁的心情,无怨无怒地对待自己的境遇,贫不能安国,贫不能安民,贫穷必生出种种为生计而抗争的祸乱,这是古往今来的至理,也是孔子早就认识到的,因此孔子说:“好勇疾贫,乱也。”(《泰伯》)为了使百姓不生叛乱之心,治国者首选的方案就是使民富足,所以孔子在到达卫国境内时脱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子适卫冉有仆,曰:‘庶之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以加?’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以加?’曰:‘教之。’”(《子路》)
在这里,孔子把“富之”放在了“教之”的前面,说明孔子明白首先让百姓物质富裕充足、保障了基本生存之后进行精神教化的道理,同时也说明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教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当物质充足时,百姓的生活才能稳定,才能有孔子所希望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和谐社会。正如学者袁定安所言:
“伦理道德常随境遇而转移,人民如果贫穷不能生存,怎么安常守素!……怨贫疾贫是造事生乱的因子,历来政治家故莫不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务,民生问题得到解决,而后可与人民共治。”
至于如何使更多的百姓脱贫,孔子认为关键在于“均”,也就是平均分配财物,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使更多百姓的生活达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程度,而不能让少数人占有多数的物质,在社会中产生贫富差距,导致“不均”现象的产生。为了抑制暴富者,达到资产的平均分配,就要采取老子所说的方法:“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来使社会财富平均分配达到最大化。
2 教化以安民
当百姓已有了温饱之后,就应当进入教化民众的阶段,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精神文明阶段,对于百姓精神的建设,《论语》认为应当以立信为首要目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
由此可以明确看到,《论语》认为民可以无食,可以轻视生死,但缺少信誉则无以安身,所以缺少信誉比缺少食物更可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信誉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宁,当然也可以带来充沛的物质和食物。这种信誉,既是指国君对百姓的承诺的诚信度,也是指百姓对国家、百姓对个人之间的交往的诚信度,如果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高度守信誉的氛围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凝聚力,也有抗击外辱和富强国家的信心。所以国君要做到:“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百姓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反复地对自己进行考问:“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为政》)
3 修兵以安民
除了给百姓衣食、教百姓守信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国策是保证国家的安全,使其不受外来战争的侵扰,使百姓生活于安康和平之中。对于这一点,在《论语》里也有明确的体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民也。”(《子路》)
把兵与食并提,说明一个国家修兵的重要性不在于备足食物之下,当一个国君教化自己的百姓要守信誉时,同时也要教导百姓做好抗击侵略者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教化内容,就等于把百姓置于对战争的毫无警惕之中,使之盲目地相信和平,因此也就等于抛弃了百姓,抛弃了社会的安宁与和谐。而应付战争是需要训练和准备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准备,所以《论语》提倡对百姓进行习武训练:“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通过训练以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也就给和谐社会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三 弘扬正气的政治观
《论语》最多的论述就是为政者要心怀仁德,弘扬正气,在自己的国家里树立良好的影响,形成一种道德的良性循环,以达到和谐社会之目的。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云:“正人必先正己。”《论语》里所说的正已,就是要执政者端正自己的言行,多做造福于社稷、顺从民意、遵循道德规范的事情,以君王亲历亲为给百姓做出表率,树立社会正气,自然就会形成“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社会局面。而《论语》又认为,由为政者身先示范所形成的道德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超越刑法、超越杀头的威慑力,而把百姓引向自觉有秩地遵守道德的方向来: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学而》)
可见道德的力量远远大于刑罚,它使百姓向善而举止规范,如:
“季康子问道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先进》)
在这里孔子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将君子之德比为风,而小人之德比为草,风行草上,草必伏之,以草对于风的顺从来比喻君子对大众的感染力,君行德政,民必百川归海般地顺从,正如《论语全解》的作者所云: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夫上之化下无可见之迹,而俗日迁,故喻以风,民性含仁,而众柔不能自立,故喻以草,草惟风之偃,民惟上之从。”
又如: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
很显然,弘扬正气,改善社会氛围是一种施政的最高境界,也是去除社会不良因素的治本良药。具体到弘扬正气的策略,《论语》又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
1 任人为贤:孔子一贯认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人,如果治政者都是贤才,那么国家将政治清明,百业俱兴,于是《论语》有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
这五人指的是禹、后稷、契、皋陶、伯益,他们各怀特长,再加上舜任人有方,所以才创造出“天下治”的大好局面。
2 节用爱民:孔子认为治国之要旨,在富民的同时,还要关爱百姓,关爱百姓的具体表现就是珍惜农时和节俭。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在中国古代这个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不伤农时,让百姓安心耕作,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物质上的节俭,也是对数量尚不充足的生产物资的爱惜,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在孔子以后,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视为治国的理念和信条。
综上所述,《论语》里的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是超前的,对于今日之社会来说,仍具有可借鉴性,仍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领会。
参考文献:
[1] 袁定安:《论语与做人》,世界书局,1943年版。
[2] (宋)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吕显昌,男,1951—,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姜万生,男,1954—,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