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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的学生在研究生考试论坛上留言，提醒后来的报考者：“同赵老师谈话，最好讲讲社会上发生的事儿，即便是较为沉重的话题，也无妨一说。赵老师对此一向用心……”
一代人真会有点共有、共通的脾性，赵武这代人，对外界的观察会多过对自己的留意；对事态人心的体量会先于对“小情小感”的观察。他们，带着一些过分懵懂的心，跃入必须要成熟的年纪。命运，显得不易把握，更大的力量在生活的孔隙间暗涌着，催促他们走到应该要抵达的位置上去。
赵武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文艺家庭”。母亲在黄梅戏团唱戏，父亲是电影厂里的技术工人。既如此，幼年时的赵武便已涉足到文艺的圈子里了——唱戏和摆弄电影拍摄器材，成了他的主要功课和业余嗜好。
不晓得是不是受了其名字地暗暗影响，赵武自幼就学了武术。习武之人，身板自然要硬朗一些，对于外界的一些不公、不道，逼人躬身的促狭情形，大概也会敏于感应一点。当年，赵武专攻的是老生。小男孩扮上上了年岁的妆容，俨然一个谙熟世事之人。相由心生，赵武的眉目间倒是真的有了几份“苍劲”。
在当年，看电影是一桩大事，影院里笼和了多少人的欢喜，赵武近水楼台先得月，各个影片的胶片看了一卷又一卷，只可惜时事所限，银幕上的世界纵然千变万化，却也有点单薄，调性过分统一，真实的世界，也许比银幕上的天地要辽阔一点？
赶上了恢复中专的年代，赵武自然就进了“戏专”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黄梅戏团，三年之后，转到“群文馆”一般的单位里做文职，又过五年，全国高考已经恢复，赵武也去尝试，生活中隐隐有了一点大的转机。之后的情况是：考中，随后北上，八十年代末又折转南下，一路就到了上海，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戏剧和电视导演”。到此，一个热血的年代稍稍平稳安静下来，银幕上的风景也逐次打开，而电视，一种当时而言尤其新鲜的媒体，正在试图取代电影，成为一代人情感的投影。与电影结缘甚早的赵武，赶上了电视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
然而，电视的世界纵然再是美妙神奇，可用的技术纵使再是推陈出新，更为牵动赵武心弦的，却仍是戏剧舞台上的动静。后者，更为狭窄局促，更少人问津，更欠缺鼓噪人心的力道，但它更为迷人，更有它本身代代传递着的，纵使时光荏苒仍不容许消耗的激情。在“黑匣子”里，在一个社会与人心的边缘地带上，在一个心灵敞开无所忌惮的世界里，赵武想要探找到更多的东西。
术业有专攻，读完本科的赵武留校深造，继续念了电视导演方面的研究生，此后的教学与实践，也就更多的偏向于电视了。但幼时的经历，以及眼下的实际，又将赵武带回了戏剧世界。
眼下，新的一代人，新的世相。当年那种懵懂已经驱散了，热血也变得温凉，年轻人的触角开始内敛，自我成为核心——“我”的喜怒哀乐如此要紧，以至它们需要浓墨重彩地被彰显出来，需要时时刻刻地被惦念与关照。然而，“我”的感受虽然如此磅礴，“我”的力量竟仍旧渺小柔弱啊。无力的感觉，从四面八方袭来，关于升学、就业、婚姻、买房、生子、升迁……“我”疲于奔命，“我”丧失自我。
绝对有不在少数的人，被这局面困住，不晓得如何超脱；也有那么多的人，似乎超然了，好像已经赢得了一些成功，可仍然摆脱不掉一层又一层的束缚，无力再无力……就这样，“我”学习趋利避害，“我”喜欢“笑”，爱上喜剧，忘乎所以地追求刺激，寻找欢欣的一瞬一息。“我”不能够施力啊，那么，“我”就逃避吧，“我”就到那个更安全的，却也更无意义的，更缺少慰藉的地方去。
但是，纵使这一切的“无奈”都无法脱卸，戏剧的世界仍旧是一个底线，一个心灵坚实的堡垒。赵武就要找到那个堡垒，那个在戏剧诞生之初，就一直在释放着能量，给予人们以心灵提点与照顾的堡垒。在那里，赵武要让自己获得安顿，更让周遭的人领会或者观察到一些东西——在面对一些无法摆脱的不妙处境时，人可以拿着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并非面对他者，而是去面对自己。
因而今年七月间，赵武协同同为上戏教授的剧本翻译家范益松，推出了一台与眼下常见的舞台作品有所区别的戏——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欧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James Gaines）的小说改变的话剧《生死一课》（A Lesson before Dying）。这是赵武回归舞台的第一步，也是“人文主义戏剧”排演计划的第一步，不久以后，赵武的团队还将陆续拿出几出同样意涵深远的好戏。
《生死一课》的情节并不复杂：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南部，黑人的地位仍显尴尬。一个叫做杰斐逊的黑人青年于无意间卷入了一次命案，陪审团在并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将那青年定位罪人。于是，“正义的”法律行驶起来——杰斐逊被判死刑，数月后执行。
当然，他是清白的。可是，为他辩护的律师不在这点上据理力争，而是以黑人智能低下，“和猪几乎是一类的”为理由，请求陪审团动点善念网开一面。这样一来，在监牢之中的杰斐逊竟真如猪一样地安排自己的剩余日子——他无奈地，无力地，等待着死亡地来临。
他匍匐在地上，不愿与其养母交流。对不可免的死刑，他大概是不能理解的。他试着去说服自己：“自己是猪，自己该死”。他的养母不想让儿子这样赴死，便请来了中学教员格兰特，一个正在筹划去往北方，“逃离”家乡的人。她请求格兰特为杰斐逊上“最后一课”，告诉后者应该“如何做人，人又应该如何赴死”。格兰特的工作在并不情愿的前提下开始。待到他的工作不得不结束之时，他的确不辱使命——他使得杰斐逊有了赴死的勇气，却也因此对自己的生活有了重新地审查——想要逃避的格兰特，选择了留下来，留在南方，继续当教员，去用行动，迎接先前不愿意去接受，也不情愿去创造的人生价值。
在格兰特地“帮助”下，也在神父地祷告中，以及在养母地观照下，杰斐逊实践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他独自走到了电椅跟前，在不公正的世界中，在尚且懵懂的心灵内，释放出了无法不令人垂泪的生命光芒，即便那光是如此朦胧，即将被吹熄……
赵武将这一线光芒放大，使之成为了全剧里面的价值核心，且围绕它，回应了有关“生命尊严”的大题目。对于剧本本身，赵武也做了几番微调。一些同这儿有关的话语，在灵光一闪中被添加到剧本里。一些角色的功能被强化，使得角色心态地转变更显合理……在引介国外戏剧的过程中，做些调整，形成聚焦式的表现，可在确保不折损戏之原味的基础上，使戏与社会情境更为调和。
戏剧的题中之意，并非提供浮泛的嬉笑、制造情绪上的动荡。它要探照生命中更显幽暗、更为深邃的一种面貌，它要表现之，凸显之，探讨之；它要对此发出诘问，在独特的空间中，戏剧将一些思考显影还原，也将社会生活中无法不面对，却又有些难于周全表现的东西提供出来。观者能从此类戏剧中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个无法说清道明的题目，但戏剧本身给予人的力量，已经在不经意间，于观者、演者、导者的身上烙下了印记。
是的，它在我们的身上留下印记，也给予赵武新的起点，为其后续的“人文主义”戏剧的实践开启方向。
赵武，这位曾经的习武者；曾在舞台内外度过其热血时代的人；自小对电影着迷，又正为电视出力的人；试图将周遭的生活纳入到其视线内，直面它们，也直面自己的人。现在，已在“人文主义”戏剧的领域内开始了他的实践。
《首席ELITE》对话赵武
您在选择剧目时，或者选择创作题材时，有什么倾向吗？是什么促使你选择执导“人文主义”戏剧？
主要还是思想倾向，思想倾向是一种很主要的艺术选择。想要做人文戏剧的做早原因是因为出现了很多不对劲的社会现象，比如一些老人跌倒搀扶被人误解，还有孩子出车祸被漠视，我觉得我们的人格尊严好像出了点问题，我们对人生的定义、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观念都有点扭曲了。
上海戏剧学院还是比较以艺术追求为己任的学府，所以我们有一小部分教授就在聊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上海的戏剧市场化比较明显，整个中国都在走市场化的路线，有多少人能够关注到人格尊严的问题？现在电影也有在做这方面的，但是电影本身就是商业化的，所以似乎只有戏剧能在这方面有所发挥。如果需要原创剧本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我们希望在当下人格尊严观念极度匮乏不健全的情况下，及时地推出一些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团队中正好有一位剧作翻译家，我请他过来帮忙。他问需要什么样风格的剧本，我们说要严肃的，我们不是搞喜剧，也不是想搞悲剧，就是要选择在人格尊严和人性方面有足够的思考，有力的作品，高文化的作品。然后，他就给我做了推荐，我就在阅读中选出了几个不错的剧本，于是，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系列，然后就有了“人文主义”系列经典戏剧。
“人文主义”戏剧和眼下的商业戏剧在主题上很不一样，这样的严肃戏剧，在市场运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现实的问题是怎么去融资，谁来给我们这个文化行为做资助，怎么让我们这个项目成功，我就想了个口号——“为我们的人格尊严保险”，呼吁人人都有义务在每一张戏票里为自己买一份“保险”，这样我们就希望一些保险公司能为我们做一些资助，后来还是没走通这条路。后来就商量，先试探性地去做，先把这个思想推出去。其次就是文化风格上的定位，以及观众是否会买账的问题。像现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主导，多见商业剧，商业化电影，缺少有思想力度的作品。我想，人们会愿意带着精神思考走进舞台的。其实思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只是在于你会不会思考、能不能分享思考的快乐。
这样说来，你的选择是比较小众的。
不敢说很大众。小众是我们的起点，但如果这个观念推广地好的话，就会带动整个社会文化群体去推行。我们在做的是“文化公益”的事情，可能会遇到得不到商业市场的认可的现实障碍。但，至少在精神需求层面，这件事情是极其有意义的。我们做过市场调查，发现现在的市场上缺少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是唯一在做这类尝试的。北京比较活跃，北京整个文化氛围更加浓烈，包容量也更大。上海就比较偏重于经济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必须在上海做一些尝试。我还是相信这样的思想取向的作品，是我们当下思想界应该要引起重视的，所以我们就把它诉诸于行动。
接下来打算如何推进“人文戏剧”计划？《生死一刻》以后，还会继续推出四部戏，都是关于人格尊严的。有讲述二战时期纳粹统治下的毕加索的，讲他作为一个艺术大师，怎么面对强权，这部可看性很强。还有一个是讲南美集权时期对人理性的破坏的，讲述在被强权侵害多年之后，一种人格捍卫的意识觉醒了，也诉诸于行动了。我们接下来去要做的戏，名字字取材是舒伯特尔一首曲子，叫《死神与少女》，讲的就是毕加索与纳粹文化部的一个女官员的一些心理斗争。
个人有经历过人格尊严方面的故事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比如说，因为某些事受些小小的委屈啊、因为某种特色体质会遇到不一样的眼光啊，外地人来到上因为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受到排斥啊，还有一些贫富差距啊，权利分配不平衡啊，甚至性别差异引发的歧视。当然，我想国家对于这些问题，都会及时提成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要对适婚年龄人群提供一些应有的权利，但即使这样做，问题总还是有的，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很多这种事情。
在《生死一课》的执导过程中，怎么平衡理性跟感性之间的关系？
用艺术形象来演绎一段不公平的故事，比用文字来表现更加直观。我们在实际处理时，会做一些联想。比如《生死一课》里面提到的关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这是一个感性的问题，我们就会对此做一些思考，把它与其他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黑人被歧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性问题，像贫富问题、社会地位问题，比如官员与非官员之间的区别，都会引发歧视，实际上，一旦有了区别，往往就会产生某种歧义，在歧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就会强化先前的认知，让歧视更进一层。我们常会去做类似的思考。
为什么您选择的剧本都是国外的？
在原创剧本方面，大家的创作取向还是有取舍的。其实越过国界看，国外还是有很多精品的文学艺术创作，题材也是很丰富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选取更好的作品来传播给国内的观众，让大家共享这种文化成果。我想这个做法挺好的，也是比较合适的。其实，艺术创作就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有了好的，适合的作品，可以由大家共同分享。
会碰到较大的文化差异吗？
肯定会遇到，这就要求我们导演按照当下的一些具体情况来做处理，稍微改动一下，比如这部戏里面的一些细节，他可能在主题定位上面跟我们的有些不一样，因为他更多的还是局限在黑人和白人之间，那我们其实是淡化了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强调一个生命在一个濒临精神绝望的情况下如何在拥有爱的社会环境下，使得他能面对困难，战胜精神危机。这出戏除了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还可以看作是一出征服精神绝望的戏。通过种种爱的力量，来使得有这样的，精神上的绝望的人去征服它、战胜它！精神绝望有很多种，戏中的主人公，当然是被错判为死刑犯了，但我们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受冤屈、受不公平对待的人群，这样看，这出戏就有现实的力度了。
怎么定位自己的方向？
我是长期处于一个创作前沿的，虽然我的身份是戏剧教授，但实际上我教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创造与实践，因为我本身是教影视导演的，每天都和创造打交道，而且要指导学生创造这样，自己也就要有一定的创造经历来保持你的创作精力和创作活跃度。戏剧是我创作领域的比较重要的一块，因为戏剧可以让我更多地去选题，接触演员——我们吸纳了很多人才，然后团结他们，说服他们。当然，目前来说，影视这方面仍然是我比较看重的一部分，包括电影、微电影还有电视剧。电视剧方面目前来说可能还要暂缓一点，目前，基本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戏剧上面，可以说是拯救慢慢消失的严肃戏剧市场吧。当你在拯救的同时你也在圆自己的一个梦，这个梦肯定是人类最理想的梦——拯救是我们人类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拯救”的这样一个追求，我觉得人性文化都是美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是在做一件我最喜欢的事情，我热爱我的事业。
话剧市场现在可谓是百花齐放，特别现在大家都倾向于话剧，可能这跟我们慢慢开放的文化市场有关系。现在大家都跟风地去排一些诙谐幽默的搞笑剧，笑完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过度评论别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些大家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模糊的东西，去唤醒当下人们的良知，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追求，人总要有自己的理想，没有任何理由。我要给上海奉献一个重口味的戏剧，戏是很凝重的，表演是很用力的，让你看完后不是特别轻松的。
怎么样让戏剧的口味重起来？
这就是一个阅历、资历、知识储备等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了，或者说，得依靠一种审美功力。你活在当下，自觉得去做一些公益的事，于大众有益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不能让每个孩子都去看一些商业性的剧，我们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新娱乐采访时问我为什么选择沉重的题材的时候，我回答说“历史有时候是重复的”。曾经也发生过类似人格不受尊重的事情，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我没有任何的，对当下刻意地去批评的意思，只要有人类存在，肯定会有各种各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是平衡的问题。那么平衡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艺术的手段去协调好。
平时会有一些什么爱好？
比较喜欢摄影，我有个外号叫“数码狂人”，一般是社会写真，静态摄影，捕捉生活中的瞬间，积累一点创作素材。创作是无时不在的，比如一段时间比较流行自拍，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故事叫《自拍》，自拍是人对自我尊严的一个充分的再次肯定。也拍过一些微电影，给上海武警总队拍过一个军旅题材的短片，然后在全国拿了二等奖；写作也是我的爱好，虽然不是专业编剧，但一直都在做一些创作，我认为作为一个导演，编剧是必备的一门职业技术。
摄影、微电影、话剧间会有些关联吗？我的话剧里会有一些电影的感觉，但是电影里面不会有话剧的影子，因为电影还是需要比较流畅的，但是话剧是比较古老的艺术门类。所以，我会把一些新鲜的元素运用到话剧里面，但不会把一些话剧比较古老的元素运用到电影里面去。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运用。这部话剧我就比较重视整部剧的流畅度，视听效果要好。我用做电影的录音室来做，我其实已经加入了电影制作团队来做这个话剧。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各方面都要求都是很高的，比如说铁门的声音，他是经过很多音效的合成，不是单纯的一个铁门的声音，有厚重感、空间感，因为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晶，戏剧只是一个人力的结合，但毕竟是一个久远的农耕文明产生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产物，而电影则是靠先进的技术来完善的，想好莱坞的音乐剧都很棒，他都是很多方面的结合。
您有没有特别欣赏的导演？
比较欣赏瑞典的一个导演，叫伯格曼，他的经历跟我很相似。他是瑞典皇家剧院的戏剧导演，同时也拍摄了很多很棒的电影，我从学生时代就把他作为一个楷模。
您有宗教信仰吗？
我很早就入党了，已经不去考虑信仰宗教。但是，把宗教作为一个文化事实来说，你还是要有所了解的，比如说基督教的教义，佛教的情怀，它们跟信仰其实并不是一回事。能够形成信仰的观念都有它的一定的价值，所以我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对它加以尊重。如果说一个信仰对人类没有太多裨益的话，它自然而然会被社会淘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对这些还是要有一些取舍。我读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书籍，让我对死亡有所认知，其实死亡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有些人对死亡很恐惧，后来我发现对死亡其实没必要恐惧的，在出生前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形态，而死亡可能就是你另外一个身份的开始。现在，我对死亡就抱着一个很正常的态度。
有印象深刻的旅程吗？
去拜谒伯格曼居住的小岛，法国的小岛。伯格曼居住的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而且岛上没多少人，他就逸居在那，我是专门去拜谒他的墓地和他的工作室的。可能瑞典那边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拍电影的人一定会引起很高的关注，而伯格曼呆过的小岛上很空旷，没什么人。我想在那种场景下，你思考的肯定更多的是关于人性的问题，这是地域形成的一种气质、一种文化。这个在英国人丹纳写的《艺术哲学》里面就有特别到位的描述——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人、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艺术家，这个是特别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我一般会要求学生们把丹纳作为对艺术认知的启蒙老师。
您从小就学习戏曲，现在还会去关注戏曲吗？
我曾经也想重新去做戏曲，但可能也是一些协助行为，因为我以前的同班同学，他们做的戏都是精品，但演不了几场，所以他们的收入不会太高，所以我就会想一些办法能增加他们的演出场次、但又不通过那种铺张浪费的方式。后来剧本弄出来了，但我要赶着写书，所以就推荐给了另一个导演。这出戏是已经策划好了的，叫《红楼探春》，我当初发挥我们戏剧学院的优势为，他们创造了这部戏，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排。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到城乡去演出，这样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收入。
您觉得戏剧可能步入社会底层吗？
可能会增加一些底层的文化，让底层的人多些关注，比如做一些民工题材的戏。但民工题材有两种，一种是以宣传的口径做出来的，那种戏，民工是不会看的。反过来，像是东北的二人转，如果稍微改良一下，各种各样娱乐大众的方式能够被允许存在的话，他一定会有很多观众。所以，戏剧要是真想做到社会底层去，肯定需要具备一些底层文化的内容。一些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他们在审美取向上可能只是停留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水平，如果让他掏钱进剧场，可能就不太现实。
您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现在我越来越理性了，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把你想表达的事情趁着还能去做的时候去把它做好，比较务实。会拍一些好的电影，这些电影不是商业大片，但一定不会失去他的商业性，接下来就是想去探讨一些“人文主义”的东西。我做话剧的同时也想做一些严肃的，成本不是很高，但一定会有不错地反响的电影，演员就会用话剧演员。另外，接下来还想要做的3D的话剧电影，就是用3D影像来呈现话剧，实现数字化的话剧。因为我跨越了话剧和影视界，所以应该可以做得到。这些都在计划之中了。
比较欣赏哪方面的文学作品？
蛮多的，学习比较多的还是《复活》，俄罗斯文化是启蒙的东西，而且引导你怎么去从事人生的旅途。中国当代也有很多很不错的作家，像余华、迟子建、毕飞宇。
喜欢绘画方面的作品吗？
作为摄影艺术，对绘画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比较喜欢西洋画，写实有具体意向的作品。因为我少年时候比较喜欢户外书法，因为比较有力度，现在比较喜欢看。
现在比较喜欢谁的字？
苏东坡字里行间的气魄很打动我，因为书法在临帖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书法家的那种气场，比如说颜体字，是有点肥肥的，从容的，而柳体字就有点英气，苏东坡真的是坚韧，历经坎坷，不屈不饶。练字的这些年真的是有很多感悟，有时候你玩世不恭愤世嫉俗，自己都会感受到的。
一代人真会有点共有、共通的脾性，赵武这代人，对外界的观察会多过对自己的留意；对事态人心的体量会先于对“小情小感”的观察。他们，带着一些过分懵懂的心，跃入必须要成熟的年纪。命运，显得不易把握，更大的力量在生活的孔隙间暗涌着，催促他们走到应该要抵达的位置上去。
赵武出生在安徽省的一个“文艺家庭”。母亲在黄梅戏团唱戏，父亲是电影厂里的技术工人。既如此，幼年时的赵武便已涉足到文艺的圈子里了——唱戏和摆弄电影拍摄器材，成了他的主要功课和业余嗜好。
不晓得是不是受了其名字地暗暗影响，赵武自幼就学了武术。习武之人，身板自然要硬朗一些，对于外界的一些不公、不道，逼人躬身的促狭情形，大概也会敏于感应一点。当年，赵武专攻的是老生。小男孩扮上上了年岁的妆容，俨然一个谙熟世事之人。相由心生，赵武的眉目间倒是真的有了几份“苍劲”。
在当年，看电影是一桩大事，影院里笼和了多少人的欢喜，赵武近水楼台先得月，各个影片的胶片看了一卷又一卷，只可惜时事所限，银幕上的世界纵然千变万化，却也有点单薄，调性过分统一，真实的世界，也许比银幕上的天地要辽阔一点？
赶上了恢复中专的年代，赵武自然就进了“戏专”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黄梅戏团，三年之后，转到“群文馆”一般的单位里做文职，又过五年，全国高考已经恢复，赵武也去尝试，生活中隐隐有了一点大的转机。之后的情况是：考中，随后北上，八十年代末又折转南下，一路就到了上海，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戏剧和电视导演”。到此，一个热血的年代稍稍平稳安静下来，银幕上的风景也逐次打开，而电视，一种当时而言尤其新鲜的媒体，正在试图取代电影，成为一代人情感的投影。与电影结缘甚早的赵武，赶上了电视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
然而，电视的世界纵然再是美妙神奇，可用的技术纵使再是推陈出新，更为牵动赵武心弦的，却仍是戏剧舞台上的动静。后者，更为狭窄局促，更少人问津，更欠缺鼓噪人心的力道，但它更为迷人，更有它本身代代传递着的，纵使时光荏苒仍不容许消耗的激情。在“黑匣子”里，在一个社会与人心的边缘地带上，在一个心灵敞开无所忌惮的世界里，赵武想要探找到更多的东西。
术业有专攻，读完本科的赵武留校深造，继续念了电视导演方面的研究生，此后的教学与实践，也就更多的偏向于电视了。但幼时的经历，以及眼下的实际，又将赵武带回了戏剧世界。
眼下，新的一代人，新的世相。当年那种懵懂已经驱散了，热血也变得温凉，年轻人的触角开始内敛，自我成为核心——“我”的喜怒哀乐如此要紧，以至它们需要浓墨重彩地被彰显出来，需要时时刻刻地被惦念与关照。然而，“我”的感受虽然如此磅礴，“我”的力量竟仍旧渺小柔弱啊。无力的感觉，从四面八方袭来，关于升学、就业、婚姻、买房、生子、升迁……“我”疲于奔命，“我”丧失自我。
绝对有不在少数的人，被这局面困住，不晓得如何超脱；也有那么多的人，似乎超然了，好像已经赢得了一些成功，可仍然摆脱不掉一层又一层的束缚，无力再无力……就这样，“我”学习趋利避害，“我”喜欢“笑”，爱上喜剧，忘乎所以地追求刺激，寻找欢欣的一瞬一息。“我”不能够施力啊，那么，“我”就逃避吧，“我”就到那个更安全的，却也更无意义的，更缺少慰藉的地方去。
但是，纵使这一切的“无奈”都无法脱卸，戏剧的世界仍旧是一个底线，一个心灵坚实的堡垒。赵武就要找到那个堡垒，那个在戏剧诞生之初，就一直在释放着能量，给予人们以心灵提点与照顾的堡垒。在那里，赵武要让自己获得安顿，更让周遭的人领会或者观察到一些东西——在面对一些无法摆脱的不妙处境时，人可以拿着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并非面对他者，而是去面对自己。
因而今年七月间，赵武协同同为上戏教授的剧本翻译家范益松，推出了一台与眼下常见的舞台作品有所区别的戏——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欧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James Gaines）的小说改变的话剧《生死一课》（A Lesson before Dying）。这是赵武回归舞台的第一步，也是“人文主义戏剧”排演计划的第一步，不久以后，赵武的团队还将陆续拿出几出同样意涵深远的好戏。
《生死一课》的情节并不复杂：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南部，黑人的地位仍显尴尬。一个叫做杰斐逊的黑人青年于无意间卷入了一次命案，陪审团在并无证据的情况下便将那青年定位罪人。于是，“正义的”法律行驶起来——杰斐逊被判死刑，数月后执行。
当然，他是清白的。可是，为他辩护的律师不在这点上据理力争，而是以黑人智能低下，“和猪几乎是一类的”为理由，请求陪审团动点善念网开一面。这样一来，在监牢之中的杰斐逊竟真如猪一样地安排自己的剩余日子——他无奈地，无力地，等待着死亡地来临。
他匍匐在地上，不愿与其养母交流。对不可免的死刑，他大概是不能理解的。他试着去说服自己：“自己是猪，自己该死”。他的养母不想让儿子这样赴死，便请来了中学教员格兰特，一个正在筹划去往北方，“逃离”家乡的人。她请求格兰特为杰斐逊上“最后一课”，告诉后者应该“如何做人，人又应该如何赴死”。格兰特的工作在并不情愿的前提下开始。待到他的工作不得不结束之时，他的确不辱使命——他使得杰斐逊有了赴死的勇气，却也因此对自己的生活有了重新地审查——想要逃避的格兰特，选择了留下来，留在南方，继续当教员，去用行动，迎接先前不愿意去接受，也不情愿去创造的人生价值。
在格兰特地“帮助”下，也在神父地祷告中，以及在养母地观照下，杰斐逊实践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他独自走到了电椅跟前，在不公正的世界中，在尚且懵懂的心灵内，释放出了无法不令人垂泪的生命光芒，即便那光是如此朦胧，即将被吹熄……
赵武将这一线光芒放大，使之成为了全剧里面的价值核心，且围绕它，回应了有关“生命尊严”的大题目。对于剧本本身，赵武也做了几番微调。一些同这儿有关的话语，在灵光一闪中被添加到剧本里。一些角色的功能被强化，使得角色心态地转变更显合理……在引介国外戏剧的过程中，做些调整，形成聚焦式的表现，可在确保不折损戏之原味的基础上，使戏与社会情境更为调和。
戏剧的题中之意，并非提供浮泛的嬉笑、制造情绪上的动荡。它要探照生命中更显幽暗、更为深邃的一种面貌，它要表现之，凸显之，探讨之；它要对此发出诘问，在独特的空间中，戏剧将一些思考显影还原，也将社会生活中无法不面对，却又有些难于周全表现的东西提供出来。观者能从此类戏剧中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个无法说清道明的题目，但戏剧本身给予人的力量，已经在不经意间，于观者、演者、导者的身上烙下了印记。
是的，它在我们的身上留下印记，也给予赵武新的起点，为其后续的“人文主义”戏剧的实践开启方向。
赵武，这位曾经的习武者；曾在舞台内外度过其热血时代的人；自小对电影着迷，又正为电视出力的人；试图将周遭的生活纳入到其视线内，直面它们，也直面自己的人。现在，已在“人文主义”戏剧的领域内开始了他的实践。
《首席ELITE》对话赵武
您在选择剧目时，或者选择创作题材时，有什么倾向吗？是什么促使你选择执导“人文主义”戏剧？
主要还是思想倾向，思想倾向是一种很主要的艺术选择。想要做人文戏剧的做早原因是因为出现了很多不对劲的社会现象，比如一些老人跌倒搀扶被人误解，还有孩子出车祸被漠视，我觉得我们的人格尊严好像出了点问题，我们对人生的定义、对生命的一种认识观念都有点扭曲了。
上海戏剧学院还是比较以艺术追求为己任的学府，所以我们有一小部分教授就在聊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上海的戏剧市场化比较明显，整个中国都在走市场化的路线，有多少人能够关注到人格尊严的问题？现在电影也有在做这方面的，但是电影本身就是商业化的，所以似乎只有戏剧能在这方面有所发挥。如果需要原创剧本的话，时间肯定来不及，我们希望在当下人格尊严观念极度匮乏不健全的情况下，及时地推出一些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业团队中正好有一位剧作翻译家，我请他过来帮忙。他问需要什么样风格的剧本，我们说要严肃的，我们不是搞喜剧，也不是想搞悲剧，就是要选择在人格尊严和人性方面有足够的思考，有力的作品，高文化的作品。然后，他就给我做了推荐，我就在阅读中选出了几个不错的剧本，于是，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系列，然后就有了“人文主义”系列经典戏剧。
“人文主义”戏剧和眼下的商业戏剧在主题上很不一样，这样的严肃戏剧，在市场运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现实的问题是怎么去融资，谁来给我们这个文化行为做资助，怎么让我们这个项目成功，我就想了个口号——“为我们的人格尊严保险”，呼吁人人都有义务在每一张戏票里为自己买一份“保险”，这样我们就希望一些保险公司能为我们做一些资助，后来还是没走通这条路。后来就商量，先试探性地去做，先把这个思想推出去。其次就是文化风格上的定位，以及观众是否会买账的问题。像现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主导，多见商业剧，商业化电影，缺少有思想力度的作品。我想，人们会愿意带着精神思考走进舞台的。其实思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只是在于你会不会思考、能不能分享思考的快乐。
这样说来，你的选择是比较小众的。
不敢说很大众。小众是我们的起点，但如果这个观念推广地好的话，就会带动整个社会文化群体去推行。我们在做的是“文化公益”的事情，可能会遇到得不到商业市场的认可的现实障碍。但，至少在精神需求层面，这件事情是极其有意义的。我们做过市场调查，发现现在的市场上缺少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是唯一在做这类尝试的。北京比较活跃，北京整个文化氛围更加浓烈，包容量也更大。上海就比较偏重于经济一些。所以我就觉得，必须在上海做一些尝试。我还是相信这样的思想取向的作品，是我们当下思想界应该要引起重视的，所以我们就把它诉诸于行动。
接下来打算如何推进“人文戏剧”计划？《生死一刻》以后，还会继续推出四部戏，都是关于人格尊严的。有讲述二战时期纳粹统治下的毕加索的，讲他作为一个艺术大师，怎么面对强权，这部可看性很强。还有一个是讲南美集权时期对人理性的破坏的，讲述在被强权侵害多年之后，一种人格捍卫的意识觉醒了，也诉诸于行动了。我们接下来去要做的戏，名字字取材是舒伯特尔一首曲子，叫《死神与少女》，讲的就是毕加索与纳粹文化部的一个女官员的一些心理斗争。
个人有经历过人格尊严方面的故事吗？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比如说，因为某些事受些小小的委屈啊、因为某种特色体质会遇到不一样的眼光啊，外地人来到上因为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受到排斥啊，还有一些贫富差距啊，权利分配不平衡啊，甚至性别差异引发的歧视。当然，我想国家对于这些问题，都会及时提成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要对适婚年龄人群提供一些应有的权利，但即使这样做，问题总还是有的，我们生活中会碰到很多这种事情。
在《生死一课》的执导过程中，怎么平衡理性跟感性之间的关系？
用艺术形象来演绎一段不公平的故事，比用文字来表现更加直观。我们在实际处理时，会做一些联想。比如《生死一课》里面提到的关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这是一个感性的问题，我们就会对此做一些思考，把它与其他的现实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会看到黑人被歧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感性问题，像贫富问题、社会地位问题，比如官员与非官员之间的区别，都会引发歧视，实际上，一旦有了区别，往往就会产生某种歧义，在歧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就会强化先前的认知，让歧视更进一层。我们常会去做类似的思考。
为什么您选择的剧本都是国外的？
在原创剧本方面，大家的创作取向还是有取舍的。其实越过国界看，国外还是有很多精品的文学艺术创作，题材也是很丰富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选取更好的作品来传播给国内的观众，让大家共享这种文化成果。我想这个做法挺好的，也是比较合适的。其实，艺术创作就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有了好的，适合的作品，可以由大家共同分享。
会碰到较大的文化差异吗？
肯定会遇到，这就要求我们导演按照当下的一些具体情况来做处理，稍微改动一下，比如这部戏里面的一些细节，他可能在主题定位上面跟我们的有些不一样，因为他更多的还是局限在黑人和白人之间，那我们其实是淡化了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强调一个生命在一个濒临精神绝望的情况下如何在拥有爱的社会环境下，使得他能面对困难，战胜精神危机。这出戏除了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还可以看作是一出征服精神绝望的戏。通过种种爱的力量，来使得有这样的，精神上的绝望的人去征服它、战胜它！精神绝望有很多种，戏中的主人公，当然是被错判为死刑犯了，但我们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受冤屈、受不公平对待的人群，这样看，这出戏就有现实的力度了。
怎么定位自己的方向？
我是长期处于一个创作前沿的，虽然我的身份是戏剧教授，但实际上我教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创造与实践，因为我本身是教影视导演的，每天都和创造打交道，而且要指导学生创造这样，自己也就要有一定的创造经历来保持你的创作精力和创作活跃度。戏剧是我创作领域的比较重要的一块，因为戏剧可以让我更多地去选题，接触演员——我们吸纳了很多人才，然后团结他们，说服他们。当然，目前来说，影视这方面仍然是我比较看重的一部分，包括电影、微电影还有电视剧。电视剧方面目前来说可能还要暂缓一点，目前，基本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戏剧上面，可以说是拯救慢慢消失的严肃戏剧市场吧。当你在拯救的同时你也在圆自己的一个梦，这个梦肯定是人类最理想的梦——拯救是我们人类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拯救”的这样一个追求，我觉得人性文化都是美好的。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是在做一件我最喜欢的事情，我热爱我的事业。
话剧市场现在可谓是百花齐放，特别现在大家都倾向于话剧，可能这跟我们慢慢开放的文化市场有关系。现在大家都跟风地去排一些诙谐幽默的搞笑剧，笑完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过度评论别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些大家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模糊的东西，去唤醒当下人们的良知，这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追求，人总要有自己的理想，没有任何理由。我要给上海奉献一个重口味的戏剧，戏是很凝重的，表演是很用力的，让你看完后不是特别轻松的。
怎么样让戏剧的口味重起来？
这就是一个阅历、资历、知识储备等等方面的共同作用了，或者说，得依靠一种审美功力。你活在当下，自觉得去做一些公益的事，于大众有益的，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不能让每个孩子都去看一些商业性的剧，我们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新娱乐采访时问我为什么选择沉重的题材的时候，我回答说“历史有时候是重复的”。曾经也发生过类似人格不受尊重的事情，现在也有这种情况，我没有任何的，对当下刻意地去批评的意思，只要有人类存在，肯定会有各种各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是平衡的问题。那么平衡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艺术的手段去协调好。
平时会有一些什么爱好？
比较喜欢摄影，我有个外号叫“数码狂人”，一般是社会写真，静态摄影，捕捉生活中的瞬间，积累一点创作素材。创作是无时不在的，比如一段时间比较流行自拍，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故事叫《自拍》，自拍是人对自我尊严的一个充分的再次肯定。也拍过一些微电影，给上海武警总队拍过一个军旅题材的短片，然后在全国拿了二等奖；写作也是我的爱好，虽然不是专业编剧，但一直都在做一些创作，我认为作为一个导演，编剧是必备的一门职业技术。
摄影、微电影、话剧间会有些关联吗？我的话剧里会有一些电影的感觉，但是电影里面不会有话剧的影子，因为电影还是需要比较流畅的，但是话剧是比较古老的艺术门类。所以，我会把一些新鲜的元素运用到话剧里面，但不会把一些话剧比较古老的元素运用到电影里面去。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运用。这部话剧我就比较重视整部剧的流畅度，视听效果要好。我用做电影的录音室来做，我其实已经加入了电影制作团队来做这个话剧。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各方面都要求都是很高的，比如说铁门的声音，他是经过很多音效的合成，不是单纯的一个铁门的声音，有厚重感、空间感，因为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结晶，戏剧只是一个人力的结合，但毕竟是一个久远的农耕文明产生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产物，而电影则是靠先进的技术来完善的，想好莱坞的音乐剧都很棒，他都是很多方面的结合。
您有没有特别欣赏的导演？
比较欣赏瑞典的一个导演，叫伯格曼，他的经历跟我很相似。他是瑞典皇家剧院的戏剧导演，同时也拍摄了很多很棒的电影，我从学生时代就把他作为一个楷模。
您有宗教信仰吗？
我很早就入党了，已经不去考虑信仰宗教。但是，把宗教作为一个文化事实来说，你还是要有所了解的，比如说基督教的教义，佛教的情怀，它们跟信仰其实并不是一回事。能够形成信仰的观念都有它的一定的价值，所以我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对它加以尊重。如果说一个信仰对人类没有太多裨益的话，它自然而然会被社会淘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对这些还是要有一些取舍。我读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书籍，让我对死亡有所认知，其实死亡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有些人对死亡很恐惧，后来我发现对死亡其实没必要恐惧的，在出生前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形态，而死亡可能就是你另外一个身份的开始。现在，我对死亡就抱着一个很正常的态度。
有印象深刻的旅程吗？
去拜谒伯格曼居住的小岛，法国的小岛。伯格曼居住的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而且岛上没多少人，他就逸居在那，我是专门去拜谒他的墓地和他的工作室的。可能瑞典那边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拍电影的人一定会引起很高的关注，而伯格曼呆过的小岛上很空旷，没什么人。我想在那种场景下，你思考的肯定更多的是关于人性的问题，这是地域形成的一种气质、一种文化。这个在英国人丹纳写的《艺术哲学》里面就有特别到位的描述——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人、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艺术家，这个是特别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我一般会要求学生们把丹纳作为对艺术认知的启蒙老师。
您从小就学习戏曲，现在还会去关注戏曲吗？
我曾经也想重新去做戏曲，但可能也是一些协助行为，因为我以前的同班同学，他们做的戏都是精品，但演不了几场，所以他们的收入不会太高，所以我就会想一些办法能增加他们的演出场次、但又不通过那种铺张浪费的方式。后来剧本弄出来了，但我要赶着写书，所以就推荐给了另一个导演。这出戏是已经策划好了的，叫《红楼探春》，我当初发挥我们戏剧学院的优势为，他们创造了这部戏，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排。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到城乡去演出，这样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收入。
您觉得戏剧可能步入社会底层吗？
可能会增加一些底层的文化，让底层的人多些关注，比如做一些民工题材的戏。但民工题材有两种，一种是以宣传的口径做出来的，那种戏，民工是不会看的。反过来，像是东北的二人转，如果稍微改良一下，各种各样娱乐大众的方式能够被允许存在的话，他一定会有很多观众。所以，戏剧要是真想做到社会底层去，肯定需要具备一些底层文化的内容。一些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他们在审美取向上可能只是停留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水平，如果让他掏钱进剧场，可能就不太现实。
您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现在我越来越理性了，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把你想表达的事情趁着还能去做的时候去把它做好，比较务实。会拍一些好的电影，这些电影不是商业大片，但一定不会失去他的商业性，接下来就是想去探讨一些“人文主义”的东西。我做话剧的同时也想做一些严肃的，成本不是很高，但一定会有不错地反响的电影，演员就会用话剧演员。另外，接下来还想要做的3D的话剧电影，就是用3D影像来呈现话剧，实现数字化的话剧。因为我跨越了话剧和影视界，所以应该可以做得到。这些都在计划之中了。
比较欣赏哪方面的文学作品？
蛮多的，学习比较多的还是《复活》，俄罗斯文化是启蒙的东西，而且引导你怎么去从事人生的旅途。中国当代也有很多很不错的作家，像余华、迟子建、毕飞宇。
喜欢绘画方面的作品吗？
作为摄影艺术，对绘画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比较喜欢西洋画，写实有具体意向的作品。因为我少年时候比较喜欢户外书法，因为比较有力度，现在比较喜欢看。
现在比较喜欢谁的字？
苏东坡字里行间的气魄很打动我，因为书法在临帖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书法家的那种气场，比如说颜体字，是有点肥肥的，从容的，而柳体字就有点英气，苏东坡真的是坚韧，历经坎坷，不屈不饶。练字的这些年真的是有很多感悟，有时候你玩世不恭愤世嫉俗，自己都会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