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以博学誉名。不管是他的创作、诗歌批评，还是考据，成就均不菲。《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目前学界研究杨慎多在探究其尊崇六朝之论，并将其置于明正德嘉靖时期的复古文学思潮背景下，与前七子一味推举盛唐、尊杜甫的文学主张相比较，从而将杨慎的文学理论个性化。本文只关注杨慎诗歌批评本身，从他的诗论中去发掘其深刻的辨体意识。
　　辨体，就是根据文学作品的不同行文结构、声韵、章法等对文学进行梳理分类归总，属于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概念。根据中国传统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将“辨体”分为两部分：一是文体之辨，即体裁论，如诗体、赋体等;二是风格论，如体裁风格论、时代风格论等。辨体批评萌芽于魏晋，到明代大盛。而究其原因大抵是“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严”。
　　其中茶陵派领袖李东阳，提出了“以声论诗”的理论去论述诗文辨体。他从诗歌自然之声调的特质出发，分析诗文不同体的关系。杨慎师从李东阳，继承了老师的辨体思维，并将这种清晰的辨体意识渗透于其丰富的诗论观中。下面我将从“诗不可兼史”和“诗之高者，汉魏六朝”两个观点去分析。
　　一、诗不可兼史
　　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诗史”一词，最早是唐人孟启用来评价杜诗记事详备的赞语。宋元明诗人又从美刺和忠君等角度为杜甫“诗史”诗的内涵进行补充，使其深入人心。但杨慎凭借着敏锐的辨体意识对“诗史”这一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诗文不同体，诗不可作史去用，史也不能成为诗。他指出“六经各有体”“《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等。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杨慎在《升庵诗话》评点中对于杜甫的批评。虽然被后世冠以“六朝派”诗人的称号，杨慎本人对于唐诗尤其盛唐诗是极其赞赏的，也并没有完全否定杜甫的诗歌成就。但是他大力批评杜诗中大量铺叙陈写时事的现实主义诗歌，即所谓的“诗史”诗，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等。杨慎认为这些诗属于传统诗歌的“变体”。很明显，他这是从诗歌的本体层面上出发而去进行的文学评价。和李东阳以声调来区分诗文不同，杨慎侧重于从诗歌本质论和诗歌审美论去强调诗歌和其他文本的根本区别。
　　（一）“诗缘情”的本质论
　　杨慎认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就在于“诗缘情而绮靡”。其中“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机缘，即“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从诗歌产生的起源来论，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具有这种特质，之后抒情便一直作为诗歌艺术的关键因素而传承下来。因此从这一立场出发，杨慎把情感抒发作为他论诗写诗时的第一个基本要素。他并不反对诗歌作品中的风景、叙述和描写，但忌讳喧宾夺主。所以针对杜甫过于现实质朴的“诗史”诗及后世竞相学习的风气，杨慎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在杨慎看来，历史文学的关键在于真实，不在于流露情感。这与他对于诗歌的要求恰好矛盾，因此他认为诗歌无法成为“史诗”。
　　（二）“诗绮靡”的审美论
　　明代以来的文坛，宋代程朱理学的思潮影响一直存在，性理诗也一直受到创作者的偏爱。接着复古派高举汉魏盛唐的旗帜，一直秉承“文以载道”的观点，一大批寓意政治、讽喻现实的诗歌又异军突起。诗歌要么承载义理，要么沦为政治工具。杨慎针对这两种极端的倾向，选择以“艺”论诗。他将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点放在了其本身的艺术程式上，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选择。《升庵诗话》：“然论辞赋不当如此，以六经言之，《诗》则正而葩，《春秋》则谨严。今责十五国之诗人曰‘焉用葩也，何不为《春秋》之谨严’？则《诗经》可烧矣！止取穷理，不取艳词，则今日五尺之童能写仁义礼智之字，便可胜相如之赋，能抄道德性命之说，便可胜李白之诗乎？”以六经为例，杨慎认为《诗经》就该“正而葩”，“葩”即华美之意。诗歌不仅要旨意雅正，文辞上也需要华丽的修饰。相比之下《春秋》作为历史散文则只需要谨严，即事实的严谨和文风的客观。假若写诗只去论述事理，那么人人皆能为诗，司马相如之艳赋和李白之丽辞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是对明代文人轻视文学本身的批判，也是杨慎“诗赋之美”文体观和艺术观的坚持。
　　二、诗之高者，汉魏六朝
　　论诗推崇汉魏六朝是杨慎对于诗歌本体生命价值的重构。明中叶，前七子复古派成为文坛主流，大力尊唐学杜、推举朱学。这导致大批追随者作诗浮于表面，为求附庸随意托文。他们没有看到不同诗歌体式自身所特有的生命力，将其统一固化为可以简单摹写的艺术形式，非但没有学到盛唐诗的分毫优秀，还泯灭了六朝诗的存在价值。因此，杨慎通过溯源不同诗体的流变发展和分析其不同的类别特征得出“诗之高者，汉魏六朝”的诗论，并以此试图将诗歌的独特性地位提高，使其免于千篇一律。下面主要从四言诗、绝句和律诗三种诗歌体式去分析。
　　（一）四言诗
　　杨慎论四言诗，将其追溯至《三百篇》，以为其体式简约，推崇高古天然之风。首先，四言诗是最古老最正统的诗体，它的本质应该是雅正高古的文学形貌;其次，它形式简单，四言一句，因此读起来简约流畅;最后，它要求简单的文字下蕴含着丰沛的文意，颇有古人“一言论得失”的效果。
　　（二）绝句
　　关于绝句，杨慎编订了《绝句辨体》分八体以辨之，又有《绝句衍义》以析之。《绝句辨体》有八卷，划分标准是对句和用韵。杨慎认为其中除了“散起”之外，其余七体在六朝就已出现，并举出了一系列诗句去印证它的起源。《升庵诗话》“江总怨诗”条，杨慎更是表现出对六朝绝句“高妙奇丽”的欣赏：“六朝之诗，多是乐府，绝句之体未纯。然高妙奇丽，良不可及。”可知杨慎不仅将绝句更细致地进行了分类，也提出了关于绝句体艺术特质的建设性观点。
　　（三） 律诗
　　 1.五律
　　对于五言律诗，杨慎专门编纂了诗集选本《五言律祖》。他以选诗的方式传达了自己“五律乃源于六朝”的观点，也从中表明了他对于五言律诗的艺术倾向。《升庵诗话》云：“五言律起句最难，六朝人称谢朓工于发端。……虽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为法。”这句话强调了五言律诗不仅要求对仗工整、声韵和谐，关键更在起句与整首诗歌的典雅高古上。可见杨慎对于五言律诗的审美追求是艺术整体的统一，而非声律的严苛。
　　2.七律
　　七律的写作在唐朝十分盛行，成就也几乎达到顶峰。因此杨慎在辨析其体式时，更多从小巧之处入手。例如杨慎比较看重七律的起句，如引韵起句、侧句入诗、对偶起句、散句起诗。其中关于七律中的排律，他说明得更加详尽。七言排律，属于七律的特例，在对仗、换韵、粘对方面与七律相似，但是在量上比七律有所扩大。《升庵诗话》：“‘黄河曲渚通千里，浊水分流引八川’……此六朝诗也。七言律未成而先有七言排律矣，雄浑工致，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杨慎表示这两句诗句法平仄合律，对偶整洁，声韵协调，布局谨慎，充分体现了排律诗的特殊性和优势。
　　除了上述一些典型诗歌体式的溯源以及特质分析之外，杨慎也提及了乐府、五言古诗等。但是出于对抗明代盲目学习唐诗的鄙陋，他将眼光更多地放在了近体诗上，因此此处不再摘出。从表面上看，杨慎呼吁“诗之高者，汉魏六朝”是为了批评前七子复古派的主张，其实未必。杨慎并非反对复古，他利用自己敏锐的辨体眼光、独到的理论去考据分辨不同诗歌的发展变化，反而为明代诗人诗歌复古提供了更加完善的视野，不再使他们局限于一朝一派一体中。诚然，杨慎尽力推举六朝诗歌，为其“鸣不平”，主要是为了与当时盛行的尊唐尊杜的复古诗风相抗以求得明代诗歌发展的平衡。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平反”的过程中确实利用了敏锐的辨体思维去给当时僵化的诗坛带来一股新的生气。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楊慎的辨体意识不仅涉及不同文体的差别，还蕴含于诗歌内部不同体式的分类中。他从诗歌这一文体的本质论、审美论出发，强调“诗不可兼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在其高举六朝诗旗帜的论辩中，又从时代溯源、体式溯源的角度将四言诗、绝句和五、七言律诗的形成发展以及各自的特质辨别清楚。杨慎作为明代六朝派先驱，清晰的辨体思维是其进步诗学观念的基础，这对于明代晚期以及清代六朝派的发展都有着引领启发的重要意义。把握住杨慎在诗学批评中的辨体意识，不但有利于更加透彻地领会其诗学主张，也能给杨慎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切入点，使他的诗学研究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