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注视”下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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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假期,旅游似乎会成为一个既轻松又沉重的话题。轻松,源于人们对于旅游一般性的想象,因旅游总是和休闲、度假、放松等词眼相关;沉重,则来自当下中国场景中那些几乎和旅游形影相随的描述:堵车、拥挤、宰客……然而,健忘或许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沉重归沉重,下个假期到来的时候,人们总还是容易忘了先前的痛,义无反顾投身于如潮的人流中。
  “景观”乡村
  不过,在这个极为强调分众化和个人体验的时代,和其他领域相似,旅游也呈现出更为细致和个性的人群与市場细分。尤其对于那些将旅游作为一种文化接触和交往方式的人们来说,旅游的体验和文化感知功能愈加凸显,旅游中的文化互动与感受成为旅游者重要的一种个人诉求。
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族居民。 摄影/郭嘉亮

  相较众多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方式,乡村或少数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厚的民族风情,使得人们更易将其想象为“遥远的异邦”或“世外桃源”。旅游者在这些地方所获得的体验和感受往往和自身所处的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别样生活”与“文化震撼”因而成为不少人刻意去追寻的目标。
  然而,真正进入乡村的旅行却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如何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触摸到乡村生活的脉搏,进而把握乡村文化的精髓,这成为旅游者在旅行中的一个挑战。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消费社会的崛起为其提供了一种极为贴切和高效的解决之道,即:符号的消费。
  如果从消费行为社会意义表达的角度来看,消费显著地表现为一种意义的认同和价值观的彰显。消费社会中物和景观的大量堆积,使得这些符号化的商品也随之膨胀,昔日的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迅速被裹挟进这一潮流中,乡村被塑造成各类“景观”,成为了承载符号的所在。依凭于各类直观和鲜明的文化符号系统,旅行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抓住乡村生活和文化的核心。
  在这点上,有学者曾作出精辟分析:“‘乡村’的基本内部动力来自于‘地方力量’,‘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来自于地缘性知识体系和族群特色。”将这些地方性文化和族群文化转化为可消费的旅游符号,不乏成功的案例。如丽江的雪山、清泉和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风花雪月和白族的三道茶、霸王鞭,福建壮观的土楼和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西双版纳傣家的竹楼和泼水节的狂欢……人们总能在这些民族地区的旅游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那些符号体系。
  而对生活于斯的村民来说,他们也可以将这些符号系统转化为自我发展的资源,从而获取无限的发展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遥远的乡村变为可被人们凝视和快速识别的空间场所,进而成为理想的旅游之地。
  当然,在乡村这种可识别文化符号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毫无疑问,现代传媒系统和完备的传播网络可谓功不可没。现代传媒无孔不入的传播力度使得乡村社会和生活进入人们视野变得易如反掌。电视媒体的形象片宣传、网络世界中的鼠标一点、社交媒体中人际交流圈的互动,使得公众获得乡村社会的信息多元而充沛。相比所有的信息中介而言,现代传媒的抵达效力是最高的,尤其是在塑造和传递具有丰富社会意义的文化符号时,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流动注视”下的乡村
  “一望无际的秀美梯田是谁开的?一个个蘑菇状的房屋又是谁盖的?寨子里为什么要有神树?图腾柱上又刻画了什么?他们希望和憧憬着什么?走进箐口寨,去听去看。”在央视国际频道曾经拍摄的《中华民族寨子系列》纪录片中,对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的介绍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场的。
  箐口村位于元阳哈尼梯田的中心区域。这个哈尼族村落,也是我这些年调查和关注的地方。几年来,我目睹了这个村落被媒介塑造、型构成游客想象中的旅游地的过程。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游客来说,这些年的箐口村几乎成了“梯田”、“蘑菇房”、“哈尼风情”的代言。“元阳一走,留下了满脑子的梯田。感受最深的是梯田,印象最深的还是梯田。崇山峻岭之间是梯田,沟壑悬崖之间还是梯田。梯田,是元阳的特性,也是元阳的符号。”一位游客在网络里记录了自己在游览了哈尼梯田之后的感受。的确,箐口哈尼族村经过十多年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俨然已成为一个承载了丰富文化符号的少数民族村落。
  伴随当地政府在申遗和打造民族旅游品牌的过程,政府部门也通过自己制作的宣传片和各类传播方式主动地向外界展示哈尼风光和旅游形象,同时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吸引外来者的拍摄和创作。在箐口村的民族文化符号塑造和传播上,媒体可谓功不可没。这些传播手段或借助于直观的影像手段,或依靠让人遐想的文字记录,将箐口哈尼村落全方位地展现在传统媒体、旅游网站以及社交媒体之中。
  其中,影像传播的手段最为丰富,传播效力也最为显著。这当中,又可以分为以当地政府为主导拍摄的形象宣传片,以央视等主流媒体为主制作的纪实类专题片、风光片,以个人创作和故事虚构为主的电影、电视剧、MV、艺术演出等几种类型。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掌握宣传的主动权,进而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塑造当地旅游形象的首要任务。影像镜头的展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流动的虚拟注视”。
  如果说,纪录片和风光片的展示难免给人浮光掠影的感觉,那么带有创作者个人鲜明个性特征的电影、电视剧、MV等虚构性作品的传播,常常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箐口村所有拍摄的影片中,姜文执导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最具代表性。影片呈现了村里的蘑菇房、磨秋场、水磨坊、百年老树等景观,电影镜头中的箐口宛如一个世外桃源。
  为了剧情和表现的需要,摄制组甚至在村子磨秋场的广场边上搭建了两座全新的房屋。其实,从房屋的样式结构和细节图案来看,房子和真正的蘑菇房还是有差距的,只有茅草顶还依稀看得出蘑菇房的痕迹。至今,电影中的这座道具房仍是很多游客的必到之处。   另外一部在电影界口碑很好的电影《婼玛的十七岁》主要的取景也在箐口。这部电影可谓嘉奖等身,在韩国釜山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展映,同时也曾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的优秀故事片奖。
  影片以一位十七岁的哈尼少女婼玛到镇上卖烤玉米为线索,将一个淳朴女孩和大城市里来的年轻摄影师之间发生的故事描绘得真实和感人。虽然是一部故事片,但导演采用了较多的固定镜头与长镜头的拍摄手法,使得影片呈现出类似纪录片般的真实效果。而出演婼玛的哈尼族女孩本色的表演,加上箐口村寨人们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小镇上的风貌和大片的梯田风光,让这个村寨愈发吸引人。
  影片不仅展示自然风光,也有一些哈尼文化和风俗的展现,如庄严隆重的“开秧门”仪式、热情欢快的“跳乐作”、青年男女充满深情的“打泥巴”和“对歌”以及女孩出嫁前与情人的告别仪式、极具神秘色彩的招魂仪式、朴素而大方的哈尼族民族服饰等等都在影片中展现出来。梯田、民居、节日、宗教等文化符号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
  在近年来箐口村的外界形象展示和传媒对其传播过程中,有一类传播方式深得普通大众的高度认可。这些传播方式更多基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展开,有着较高的真实性和号召力。这部分传播方式中的个人摄影作品展示极具影响力,大致从2011年开始,就有围绕元阳风光展开的专门性影展,它们将元阳梯田和箐口村“凝结”成了一个摄影家的天堂,至今,摄影发烧友会将元阳梯田视为一个拍摄的理想之地。
  此外,旅游网站推荐和网友个人评价、发帖、交流活动、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主的形式也较为普遍。这类方式尽管个人化的痕迹较重,但在游客和众多的网友中,却常常会被人们追捧。
元阳哈尼梯田。 摄影/郭嘉亮

  媒介的关注和传播,更似一种“流动的注视”,在这种凝视之下,箐口村不仅有梯田和蘑菇房,更形成了一整套明晰的旅游文化符号。这套文化符号以当地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为核心,主要由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仪式景观、宗教景观等几个部分构成。涉及到的村内主要自然和人文景点包括梯田、寨神林、民族饰品展示区、广场、陈列馆、白龙泉、长寿泉、水碾、水碓、水磨、磨秋场、蘑菇房等十多处。
  除此之外,作为旅游民俗文化村,箐口哈尼文化中独特的节日活动和宗教仪式也被游客们不断“想象”和观看。从某種意义上说,大众媒介的进入,使得传统乡村处于一种“流动的注视”之中。
  媒体凝视的“文化拼图”
  现代旅游不止关注身体的旅游,更强调文化的观看和体验,媒介的介入和关注,使得箐口村民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场景变成了可被参观的场所和可被展示的物件。这些场所和物件通过媒介的高度凝练,可以让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触摸到当地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事实上,对于当地而言,这些被凝结起来的场景并非等同于当地真正的生活和文化。然而,对于游客而言,哪怕它们只是一些“文化拼图”,那也无关紧要,只要可以被人们看到就已经足够。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箐口村在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的推动下,要努力打造属于自身鲜明的文化符号了。
  当然,这些文化符号一经形成,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其传播出去。正是凭借着现代传媒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量,使得旅游者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握旅游对象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讲,现代传媒和发达的传播网络确实为箐口村的经济发展、村寨整体景观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条件,箐口村得以在传媒机构中呈现出一种鲜明而清晰的旅游和文化形象。而对于外来者和旅游者来说,他们往往按图索骥,对比和寻找媒体上这些关于箐口村的固定形象和符号,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住当地的旅游热点和核心卖点。
  游客借助于媒介的宣传到达具体的旅游地点,传媒此刻仿佛可以充当“文化地图”一般的作用,这种“文化地图”如同一种特殊的“文本”。从这个角度理解,箐口村的文化符号形成并非侥幸,什么样的景观和标志性建筑能够进入到这个“文本”的叙述中,哪些文化符号构成这个旅游叙事中的要点,都可以由媒体规定和传播着。换言之,一旦被媒体展示的文化符号,就会在较短时间和较大范围内得到扩散,从而唤起人们的旅游认知。
  不可否认,借助于现代传媒这一力量,这些年箐口村的旅游和村寨发展确实获得了极好的机遇和发展动力。但是,媒体的展示和传播却也容易走入一个怪圈,即在媒体的关注下,一些文化符号被凝固甚至片面化,它们无法构筑起一个真正和完整的哈尼族村落生活。
  更甚,长此以往,游客通常“面对的是被表达的当地文化,而不是实际情形”。或许,在这展示和被观看的过程中,本地真正的文化或许是并不存在的。例如,今日的箐口寨神林已然发生较大改变、传统蘑菇房的变化、当地人对自我文化的丧失已经产生较普遍的担忧等。尽管箐口村的文化符号和意象的塑造还是“在地”的,也和当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随着媒体和传播的流行扩散,这个文化场所是否也会形成类似博物馆、主题公园那种强调浓缩、紧实的“密封舱”一般的旅游场地?不仅如此,这些场地还在不断地依赖技术提高自身的表现力,因此,“它们所带来的‘了解’‘他者’的亲密感不过是技术效果,而不是跨文化社会交往的结果”。
  更进一步说,媒介对旅游地所形成的“流动注视”,不光在乡村,都市亦然;媒介凝视下的旅游,可能并不是当地真正的风景,有可能只是一块块的“文化拼图”;我们借助媒体信息和传播网络展开的旅游规划,有可能就是一次被规范化了的“媒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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