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队第一次演出，3个人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王梓是挺自我的，苏朵是想震人，我是那种战战兢兢的。”M总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怕人失望。
　　“我这正唱的，王梓各种大solo。我就说，我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先别弹？他恨不得说，你能不能别唱？他就觉得一边唱一边弹都牛逼，都往上顶。组‘赌鬼’之后他不是成主唱了么，找了个主音吉他，人家一弹，他也受不了。”苏朵说。
　　录完第一张专辑，仨人觉得“全妥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乐坛一员了。”
　　苏朵有一张全北京传媒公司的地图，把它交给M。因为是北京人，所以路比苏朵熟；因为是成年人，所以跟人打交道也比王梓成熟。苦了M背着手写歌词的自制CD，挨家找。
　　M记得，一家挺大的唱片公司，有间专门的小屋，送上门的唱片登记一下，就分门别类地塞进那间屋子。M看到小屋里面成堆寂寞的唱片。
　　“我觉得不会有人听。”M说。
　　与此同时，M在三里屯开的服装店也要发挥推广作用。他一看到有名人或者从打扮推断“有身份”的人进店，就送上一套CD。苏朵记得当时还比较有名的两位女歌手“给予好评”。一个是唱《我的1997》的艾静，另一个是玩实验音乐的怪女人安妮。
　　2004年下半年，通过网络传播，《Young for you》流传开来。有几家唱片公司找GALA约谈，包括当时在地下乐队中很出名的摩登天空。苏朵是带着“征服宇宙的状态”去见摩登天空CEO沈黎晖的。他们觉得自身的价值高于摩登对他们的期待，生意没谈成。后来签的公司把几个年轻人哄得很舒服——烤肉、涮锅、羊蝎子，盛情不断。签完合同那天夜里，公司的人说：咱们吃点拉面吧。
　　公司给的愿景非常美妙，“毙掉花儿（乐队），弄成中国的林肯公园。”最打动他们的，是直到今天苏朵和王梓都能异口同声说出的3个字：“去美国。”
　　“到时候你们都去美国录音。”那个公司说。
　　那天，王梓给时任女朋友——已经忘了是谁了——打了一个电话：“我絕对走起来了。”
　　愿景的破碎显而易见。老板的朋友开了间洗浴中心，公司旗下的十几组艺人被要求去那里表演夜场。此后，GALA乐队的成员再没有集体出现在公司。
　　“如果当时有职业经纪人，乐队有什么事都能搞定、镇住，可能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可能（我们）还在一起。”苏朵说。

北京郊区的山羊皮

　　2004年底，在宝鸡当兵的延庆人赵亮接到朋友的电话，告诉他北京现在有个乐队，特别像山羊皮（英伦摇滚乐队Suede）。这时，赵亮突然想起此前夜里偷听广播，宝鸡人民广播电台一档音乐节目正放一首歌到一半，“听着像欧洲那些非英语国家的小乐队在唱英语，口音特重，但因为一听还觉得挺洋气的，不像中国的乐队有股土味。”曲毕，温柔的男主持说，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北京的乐队——啥啥啥。没听清！
　　打电话来的朋友寄给赵亮一张翻刻的CD，对号入座，“啥啥啥”就是GALA。
　　当了两年兵，原本寄望分配个好工作，落空后，赵亮用3万块安置费买了一把吉他。2007年某天，一个弹吉他的哥们对他说，GALA正在招吉他手，我想去试试，你陪我一起吧。两人去跟着乐队排练了一次。后来M加了赵亮QQ，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乐队。
　　“对路。”赵亮形容他和乐队相遇的感觉。
　　那个时候，摇滚乐迷们会听到这样的口碑推荐：“GALA就是北京郊区的山羊皮。”乐队经纪人克里斯觉得，这个评价是对他们的褒奖。
　　第一张专辑“发行”后，没有苏主唱之前设想的那般顺利，乐队的影响力还没走出通州。成员们分析后找到症结：想在中国有所成就，要用母语去演唱。
　　第二张专辑做了31个月，一首《出道四年》直到出道7年才正式出现在CD上。漫长的焦灼中，M退出了。
　　回想起来，王梓说M：“他就是调解矛盾的，谁不高兴，他就是负责让人高兴的。”
　　“贝斯这个行业好像都是这样。贝斯是鼓和吉他之间的桥梁，粘合剂。容易变成这种角色。再加上我的性格。”天台上的春夜有点凉。我问M，2009年你因为什么退出？他想了很久：“我记得那会儿刚开始上班……可能也跟他（苏朵）有关……”
　　苏朵问：“是不是因为‘猪肝君’？”
　　在那首表达音乐屌丝不舍追梦的《出道四年》里，他们调侃自己：“没赚多少钱，排行榜也没出现，我们却快乐似神仙。”他们把“有梦想，爱拼搏”的意象寄托在一个虚拟的“猪肝君”身上：“要振作！猪肝君！未来路还很远，青春虽然短暂，但故事还没完。”当时M提出给“猪肝君”赋予明确的人的特征，“猪肝君”只是个外号。苏朵当着所有人的面，很激烈地说：“我最讨厌起外号这件事，最讨厌别人把起外号这种事还弄到歌里……”M没再说话。
　　“以前我也确实是情商偏低，不太会人情世故这些事。”苏朵后来想，如果换成现在的他，能处理好一些事，也许M就不会走。
　　直到今年，苏朵被类似的激烈方式对待了一次，“突然想到了以前很多事，我想多少被我伤害过的人，太憋屈了。M这个事我也想明白了。”但他从来没有跟M交流过。这次他向M提出“猪肝君”，M顿了半秒钟，立即否认：“不是不是。是发展路线什么的……”
　　完成专辑前，M回来，了却了心愿，“对于后续可能产生什么，已经不在我心里面了。火不火的，我感觉已经是局外人了。”
　　跟苏先生一同发梦的人，换了一批。他们依然无比憧憬自己的中文作品横空出世，威震四方。几个人进棚录音到早上四五点，送录音师回家，在偏僻的路上碰到一支出丧队伍，几十号人扛着一口棺材。赵亮说，在农村，看到奔丧的队伍，这是要行大运的征兆。 　　“这回终于全妥了。”第二张专辑推出后，苏先生坚信不疑。
　　又是两年过去。即便是当时就踌躇满志的他，也不会料想到，两年后的夏天，每到周末，他们的歌会在电视机中响起。“梦想”成了高频词。唱的人多了，但没人唱出苏朵的那种撕心裂肺。
　　去年，苏朵和赵亮做客广播节目《飞鱼秀》。主持人说到他理解的《追梦赤子心》中苏朵的破音：一个人喊救命的时候，如果用播音腔，显然是不合适的，就是要用破音来喊。
　　苏朵解释说，这实际是个失误造成的。配乐录完后才发现调子录高了，但已无法更改。
　　更确切的情况是，配乐录完后，苏朵对原作平平淡淡哼哼唧唧的副歌非常不满意，在录唱前改成现在的版本，衔接进原先的配乐中。
　　“棚里一录，唱不上去。”公司不可能再花钱重录，而且如果迁就新副歌的调高，主歌的调子就会偏低。只能硬着头皮铆。破音成了这首歌的标签，撕心裂肺的副歌成就它的动人之处，但也给日后的现场演出带来尴尬。
　　“宁愿冒险，不愿平庸。”总的来说，苏先生的“轴”有利有弊，带他进入主流大众文化的视野。

海盗

　　GALA成军10年的演唱会，现场爆满。官方资料称，北展剧场可容纳人数为2700。
　　M听说大喜庆乐队的演唱会都开到北展了，感叹：“那是郭德纲演出的地方吧？”被邀请做嘉宾时，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我害怕我去了让你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苏朵还是当年那么话不多，挺痛快的，说：“你没问题。来吧。”
　　“排练那次的感觉特别像一个歌迷跑到一个大牌明星的排练场。以前排练我们也是（围坐聊天，间距不到半臂）这个距离，现在恨不得在（天台最远端）那头的犄角。挺有意思，挺牛的。”
　　M上台前，设计了台词。一上去却脑袋空白，心念的还是那句：“别给玩儿砸了。”王梓哈哈大笑：“你从第一场到现在，还是没变。”
　　他们都没变。
　　《追梦赤子心》火了之后，每次演唱，苏朵都要面对台下波浪式的“追梦”呼声。连春晚这种顶级主流的舞台都向他们发出呼声，三审五审之后，最终落选。
　　早年开始听GALA的歌迷心情复杂。有人期待他们走向更大的舞台，有人痛斥他们“丧失摇滚精神”，还有人对他们被贴上“社会正能量”的标签表示不满。
　　“那个歌只是代表这个乐队的第二张专辑的1/10，只代表我们精神状态、价值观、生活态度的不到1/10，但现在被放大了，好像那个代表我们全部，就特累，特别想摆脱那个东西。太正面了。”苏朵说。
　　王梓是在美国听到这首歌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他想写的。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是很自我的人，他考虑市场的因素不会超过5%。团队会去考虑市场问题，当然也是为他好。但我听他的歌，他还是他。这点特别好：这个人做音乐的时候，心里不是那么难受。”
　　3年前专辑发表，苏朵对于公司的态度是，“在不花钱的前提下你们想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他们弄了辆面包车，通体包成蓝色，上面的图案是专辑封面的标枪运动员。开着车在三环四环转悠，搞了些进校园的活动。在清华，原本答应合作的学生团体在当天告知，场地没批下来。他们干脆在校园里直接启动议事日程。那天是苏朵和赵亮代表乐队。他俩穿着皮夹克，抱着吉他坐在花坛边，一首接一首地唱。学生们站着围观，保安在包围圈外喊：“有批条吗？”工作人员一边拦一边应承：“最后一首了。”苏朵弓箭步跨在花坛上，架着琴，高唱《Young for you》。那么古怪的英文腔调，学生们也能跟着和。
　　3年后，他们上了央视元宵晚会，穿着五颜六色的运动服，背景屏幕播放着同样多彩的山石水墨画，以及中国体育健儿在冬夏奥运赛场上的飒爽英姿。
　　“为了让家人开心一下，就做这个事了。”苏朵说。
　　“大陆上有丰富的资源，以前被各种各样的更受主流接受的音乐人占据了，没有我们的立锥之地，我们就落海为寇。”在北展剧场的演唱会上，他讲到新歌《海盗》，“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又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这首歌里有写：为真理，不为宝藏，乘风破浪。我们追求的真理就是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合理……”
　　表达他们野心的，还有另一首新歌《征服太平洋》。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基本上，未来，会是一个巨星。”克里斯朵夫不仅自己憧憬，还把他的憧憬讲给乐队其他成员听。他们坐船去海島旅游，他说：“以后咱们要有自己的游艇。”他们去机场路过头等舱休息室，他说：“3年后我们在这里休息。”他们去商场演出，主办方给配了10个穿制服的保安，他说：“以后有钱了，咱们自己雇10个，到哪都带着。”
　　“3年以后”的话，他说了10年。写歌很较劲，他需要这样的动力。他甚至要求经纪人跟演出商提一下“头等舱”、“五星级酒店”。人家基本上白他两眼就过去了。
　　“这没什么可耻的，因为很多音乐人或者摇滚艺术家有这种心态也不影响他做出伟大的音乐。别人因为这种暴发户心态鄙视我，我也接受。”他不掩饰自己这种孩子对玩具般的渴望，也很坦白“可能属于有点不成熟”，“我们乐队有的成员喜欢看电影，喜欢玩游戏或者喜欢滑雪、游泳，我都没有，我没有任何爱好和兴趣。因为我没有过保镖，特别想拥有一下，跟保镖一块出去的感觉。这种算是我一个兴趣爱好，我比较喜欢想这些东西。”

麦田里的守望者

　　年后第一次开工，乐队去了太原，作为一个小型商演的嘉宾。一下火车就看见太原站广场成了大工地，烟尘腾起，飞沙走石。
　　他们看不上这个打着“音乐节”名义给新楼盘做广告的商演，“就是给唱片公司一点面子。”舞台侧面，器材箱叠起一张临时供桌，上面供着两个纸盘，放着苹果和橘子，中间一个小香炉，一炉子香灰和未燃完的香。试音时，乐队经过香炉，有人不屑地摇摇头：“这些房地产商！”
　　乐队成员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先是一档广播节目，现场连线，记者的手机打到演播室，直播进入倒计时，免提话筒里传来热闹的广告声，在即将切回节目现场时，电话断了。那位称他们为“旮旯”乐队的记者显得很惊讶：“明明还有12%的电，怎么会突然关机？” 　　在这位高估了苹果手机续航能力的记者采访后，又来了家电视媒体。女记者问他们：“各位大咖，你们会不会考虑去参加选秀节目呢？”
　　苏朵看看贝斯手石亮。这位山西老乡拿过话筒：“选秀？当评委就去！”
　　他们不是没有经受过选秀的诱惑。第一年《XX好声音》找到GALA，提出“优厚”条件——保证进入前几名，每期都有通告费，跟他们商演价码持平。但要求只能苏朵一人去，用现场乐队，而且只能翻唱别人的歌，“根据嗓音条件”，建议苏朵选唱《爱之初体验》和《涛声依旧》。
　　“当时我就笑了，我挺开心，我不去了，就是这样。”
　　后来又有原创歌曲选秀节目找到GALA，同样要求“不能带乐队”。乐队成员表示可以理解苏朵单独参赛，但苏朵考虑了很久，跟乐队商量：“我们为什么搞乐队，搞摇滚乐？就是因为我们喜欢音乐，但又不擅长那种（流行）音乐，属于主流音乐那些人不带我们玩。所以我们就落草为寇，变成土匪。现在自己玩了半天玩出一个山头了，被那些正规军注意到，觉得还不错，招安吧。我太不甘心了，我们都做到这步了，我们要坚持自己的东西。”
　　诱惑总是这样那样地存在，苏朵也承认，现在还做不到“站着把钱挣了”。
　　在太原，现场大概来了200名左右的观众，场地很小，站满了一半。演唱结束，观众还在喊“追梦、追梦”。
　　“Dream is over。”苏朵残酷收场。他一直后悔，经不起大家呼喊，返场唱了一首计划外的《飞行员之歌》。“以后音乐节，绝不返场。”他说。
　　坐上商务车回宾馆，苏朵问经纪人：“饭补领了吗？”
　　来太原前，赵亮跟经纪人说，要退出乐队。加上此前退出的鼓手凌霄，元旦演唱会的阵容肢解了，苏朵再一次面临寻找新队友的局面。
　　队里新来了鼓手小于，1988年的男生，不太爱说话，之前在pub打鼓。经纪人问他长远打算，小于说：“谁从家乡迢迢万里来这边愿意跟场子？被生存所迫。如果有一个好的乐队，又能保证生活的话，那是第一选择。”

　　我问过赵亮，现在还像青春期那时那样想着当摇滚巨星吗？他说：“越来越不想了。越来越把它当作一个理性的工作，而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他仍然还是当初苏朵、M认识的那个赵亮，有着跟他们相同的音乐品味和社会焦虑。每次从北京市中心坐火车回延庆，社会底层的现实图景会一遍遍出现在眼前：垃圾堆，矮平房，在远处高楼的突兀掩映下，“我不知道过去，我不知道未来”的墙上布满涂鸦。
　　苏朵形容GALA創立初期的3个成员，“音乐上非常合拍，……音乐之外的相处又很分裂。”惟一的共性是，3个人都很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焦虑、愤怒、善良，永远不想心安理得，即使自己只是个小人物；即使非常“不害臊”地表达与世界的对抗，也是善意有爱的。“觉得自己师出有名，是正义的一方，所以浑不吝地表现出来。因为自己的内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所以就可以牛逼。”当然，他们也害怕被道德绑架，“浑不吝”的外表也是一种保护，“在做人方面，我们本身就不是楷模。”
　　夜深了。小M已经睡下。苏朵和王梓都觉得，看到这个小儿，感觉比演唱会那天相聚更激动。
　　“这挺疯狂的。我们看麦田守望者，会有很多共鸣，但里面也没写主人公会生孩子啊。”苏朵说。
　　小M特别喜欢听《My Way》，而且一定要是爸爸唱的，“我唱的时候，她就那样痴痴地看着我，好像歌迷一样。”M说，“她还爱听一首意大利语的歌，我就用‘突掘语’（意取“突然发掘的语言”，是M在歌曲没词时惯用哼唱的无意义的语音组合）唱。她对低沉的音律很感兴趣，没准以后也弹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