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民国文献的收藏家恐怕都遇到过所谓的“一折八扣书”。记得大学时候逛琉璃厂，正赶上中国书店古旧书市。海王村的二层到处都是成捆成捆、小山一样的旧书，其中不少是民国书。我本着“捡漏淘便宜”的心态，捡了几本一块钱一本的便宜货，大多是《文选》《纲鉴易知录》等文史书。虽然买回去也没有翻过，但是对于出版者的名字却记得格外清楚：大达图书供应社。相对于“书局”“书店”之类的常见招牌，“供应社”这个名字就很独特，所以印象深刻。很久以后才知道，当初稀里糊涂买的竟然就是曾经风行一时的“一折八扣”书。
　　据平襟亚先生《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以下简称“平文”）回忆称：“上海在抗日战争以前，约1930年至1937年这一段时期内，书业中掀起了一个浪潮。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以极廉价的书籍大量供应给读者，人称‘一折八扣书’，又称标点书。这批书大都是翻平印的我国传统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亦有古典文学的单行本，名目多至三四百种。由于同业间的竞争，借口于薄利多销，逐渐跌价，从二折、一折跌至一折八扣。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廉价，形成了出版界风起云涌的潮流。”
　　而大达图书供应社也正是应了这股风潮诞生的。因此可以说，“大达”天生就与“一折八扣书”有着不解之缘。
　　按照朱联保先生在《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的回忆，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招牌是在1934年挂出来的。其实，它并不是一家新开张的书店，甚至连一个独立的品牌都不算，这个牌子只不过是广益书局的“副牌”。广益书局在当时的出版界算得上老字号了。它的前身是1900年建立的广益书室，1904年更名为广益书局，由魏炳荣主持。清末民初，随着石印技术的逐渐普及，上海出现了不少专营石印书籍的出版机构，比如扫叶山房、千顷堂书局、锦章图书局、有正书局等，而广益书局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些书局出版的大多数是石印本古籍，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即如广益就印制大量文史古籍和通俗小说。这些书广泛行销于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即便是上海滩，也能在很多星罗棋布的小书摊上见到这样的书。“平文”称，这些书的读者多是一些“小市民群众们”，大体认得些字，借此消困遣闷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上海的新书业快速发展，新文学作品、各类社会科学书籍、外文翻译作品先后成为出版市场的抢手货。相比新书业的风光，这些石印书局似乎就显得落伍了，好像只不过是龟缩在故纸堆角落里苟延残喘的老古董了。所以，一段时间中，石印书业几乎已经被出版界所遗忘了。但是到了3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中期，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显著下降，出版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萧条迹象。普通书局出版新书的成本和风险变得更高了，而收益则微薄得可怜，甚至还要蚀本。《申报》1935年8月24日所载李衡之的《出版界往何处去》一文以“奄奄一息”形容当时的出版界，并分析说：“造成今日出版界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环境以外，最重要的是經济关系。经济衰落不但造成购买力的减低，而且也可促进思想的苦闷，无心于读书。为了这样，于是各书局的参考书都成了废纸。就是在上海，号称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不但各校学生大多不读参考书，敎授大多不看参考书，就是一般文人、著作家，其所写的书的数量也有超过其同时间所读所看的。在内地，不要说是在农村，就是在都市中，就笔者近日所到的长江流域几个商埠，中产以上的人民都在闹恐慌，花一元买一本书是很少见的事，所以，如在九江芜湖等处，就是商务中华等几个大书局的分馆，其日常至要的营业也只见数角数分的卖买，市上所见的无非是一折八扣七扣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有精明的书商将眼光投向了故纸堆中。拉开“一折八扣”书战序幕的新文化书社就是他们的代表。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记载，新文化书社创设于1923年，系绍兴人樊春霖所办。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该社以乘机出版《白话文做法》一书畅销获利而起家。其后专出不须付稿费的无版权的古典文学书、通俗小说等，加新式标点，粗制滥造，以提高定价减低折扣，利诱本外埠贩卖书商批购，成为上海经营一折八扣标点书之始作俑者，获利颇多。“平文”称，新文化书社在两三年内出版了三百种之多，种类不单是有价值的小说《红楼梦》《水浒》等，什么公案小说、传奇、笔记、诗话、唱本，全都网罗在内。也就是说，新文化书社出版的这批书基本涵盖了石印书局的出版范围。这也就拉开了争夺石印书市场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