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香港作家北上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香港作家选择把写作视角放在内地，在内地出书，甚至移居内地。港人北上，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但是以作家为代表的文化人北上，却是最近才兴起。董桥、西西等香港招牌作家的作品纷纷出简体版；马家辉、欧阳应霁等也把触角伸到内地；陈冠中、梁文道等更是或移居内地，或把工作重心在内地。香港作家北上，已经不再只是一时的文化风潮，而演变成了时代洪流。
　　
　　读者一从“至俗”到“至雅”
　　
　　香港作家北上，在以往有过一波浪潮：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武侠；以亦舒、张小娴为代表的都市言情；以李碧华为代表的古代奇情；以梁凤仪为代表的商战；以倪匡、黄易为代表的科幻、玄幻……在这一波浪潮中，香港作家都是商业类型化写作，就如同好莱坞大片，动作、科幻、恐怖片’打着“爆米花大片”的旗号，给内地读者带来阅读快感的同时，也让香港有了“文化沙漠”的标签。
　　其实，第一波香港作家的作品并不能代表香港，他们的“俗”，不是香港文化独有，而是中国文化的共性：金庸、梁羽生只不过继承了自还珠楼主以来的武侠小说的传统；亦舒、张小娴只不过是张恨水以来的鸳鸯蝴蝶派的流变；梁凤仪只不过是欧美信手拈来的商战小说的本土化；倪匡的科幻小说，只不过是中国志怪小说用伪科学来自圆其说……
　　这批作家没想过北上就“被北上”了。他们的作品通过盗版的途径广为流传，以致于内地文化精英王朔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以说是四大俗。”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内地文化精英对自身文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迁怒于人的表现。这“四俗”其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香港很好地保存了原本“泯然众人”的俗文化，等到时机成熟，就开始对内地进行“反哺”和启蒙。
　　当时内地处于社会主义最初级阶段，文化欣赏水平也处于最初级阶段，不是最俗的香港作家选择北上，而是内地选择作品最俗的作家北上，当时我们的阅读水平，还处于学英语只会念ABC阶段，无法欣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是，—方面，我们需要香港对传承文化的继承来串联我们的文化断层，也需要香港的国际视野来消弭我们长期的思想封闭，我们接受“反哺”时心里不是滋味；另一方面，香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拿来”都貌合神离、似是而非，因此我们被启蒙时心生鄙夷。
　　这些类型作家影响巨大，因而香港作家“至俗”的形象深入人心。真正代表香港文化的香港作家选择在香港潜伏，因为那时的内地还不具备香港作家的写作语境。
　　香港文化是一种城市文化，表现的是市民精神，香港作家笔触都只着眼城市，发现城市精神。而早期的内地还处于城市化的前期，市民精神是稀缺物种，主流作家的笔触，多局限于对乡村文化的解读，叙事也用的是宏大的家国视野，就像大陆主流作家的代表贾平凹，从早先的《废都》再到《秦腔》，再到他最新的《古炉》，他始终没有跳出农民，始终自足于他的“商州”——早些年的内地读者，觉得乡村文艺、家国精神是好的，那些写城市的香港作家当然不讨好。
　　然而当物质提高后，读者的阅读倾向不再热衷于意识形态，也不再追求苦大仇深，开始转向追求悠闲雅致，个人情怀。而这正中香港作家下怀。香港作家没变，但是内地读者变了。他们突然发现，以前他们认为香港文学俗，认为香港作家不够格，是因为自己等级不够，没有达到领悟个中奥秘的境界；如今天，自己的眼界提升了，能够洞悉玄机。内地读者看香港作家，就有了从“至俗”到“至雅”的转变。
　　
　　作家　从“不屑”到“主动”
　　
　　读者的需求，只是香港作家北上的太极推手之一。香港作家北上的另一个原因是：内地已成为香港作家不能无视的金矿淘金热的驱驶，让香港作家对内地，从“不屑、不入”到主动融入。
　　香港是商埠，纯文学本来就无生存根基；再加上无广袤的群众基础承载细分的严肃文学；再加上有金庸武侠、黄玉郎漫画等赢家通吃。纯粹意义上的作家难有立足之地。在未北上之前，绝大部分香港作家的作品都会选择在台湾出版。台湾市场虽然也不够大，但起码比较多元，能让作家苟延残喘。
　　内地市场开启后，香港各界踊跃北上。香港作家则慢了好多拍，不是因为他们对内地无动无衷，只因为文人清高的品格、谨慎的心态让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如商人一般北上时能人乡随俗。他们绝少去主动迎合读者口味，而是等到内地读者口味成熟后才开始出击。
　　他们的等待有了回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深，内地一些大城市市民精神苏醒，像上海、北京、广州，甚至深圳、成都，市民都在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城市属性。因此代表城市地域文化的类似《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城市题材小说才会走红。苏醒的读者开始发现小即是美”，“细分才是王道”，开始领会香港作家西西《我城》把本土城市文化精髓写得如何丝丝入扣；主流媒体也开始认同香港的写作方式，让香港作家葛亮的短篇小说《阿霞》入围鲁迅文学奖评选。
　　因为这些年来内地经济的起飞带来了文化的自信，读者心胸变开阔，开始接受更多内容；因为内地读者在城市生活浸淫下’自身视野的提高，开始能够欣赏香港语境下的幽默趣味。
　　因此，像蔡澜写美食，这样以前被称为“不入流”、“末流”的文字，逐渐开始成为主流；像李欣频和欧阳应霁这样跨界写广告、创意、生活的创意生活家，他们的文字着眼于消费文化，以前在内地是被认为难登大雅的，但现在却称为作家，他们的文字开始代表时尚、先锋和文艺；一向对香港作家敏锐度不如盗版书的内地出版商，开始未雨绸缪，关注香港作家动态，主动邀请他们北上。
　　粱文道在《南方周末》写了十年的专栏，把读者“调教”得差不多后，才在内地推《常识》，结果创造了三个月就卖出了十万册的奇迹；林夕在内地顶了好多年“词人”的光环，赢得粉丝无数后，才向读者展示自己作为作家的一面……
　　今年，香港作家集体出书，一时风光无二。然而，在风光的背后，也有隐忧：香港作家已开始有融合、迎合内地读者口味的倾向。这让人想起了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电影：在2003 CEPA协议后，香港电影打开了进军内地的大门，香港电影人看到了香港电影中兴的希望。香港电影人集体北上，拍摄了大量以内地为导向的合拍片。然而，合拍让港片“港味”不再。如今的香港电影，已成为鸡肋的代名。
　　近年的香港作家北上后，风光无限，希望不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