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其实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就曾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军队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却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三十五年（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对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