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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先勇来说,对存在主义的持久兴趣来自一种境遇的相通和自我认同建构的需要,白先勇的小说表现出个体存在的焦虑和民族文化的忧虑,前者映照出作者个体生命认同困局;后者则寓示着战后台湾以及海外中国人存在困境,将个体悲剧融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是白先勇能够不囿于西方现代派,建构中国现代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