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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为世界文明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这项伟大发明，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长廊中树立了不朽的丰碑。被西方学者称为“文明之母”。可是关于他个人的事迹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却所传甚少，只是在当时一位对科学技术怀有炽烈热情和独到见解的官员兼学者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一书中被印出了274个字。“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至今宝藏。”[1]
这则笔记，对毕昇所创活字版的制作、应用、效果及活字印的最终归宿叙述较详，而对发明者的生平，除了说他是一名“布衣”之外，没有提供其他讯息。当时连篇累牍的官修正史，只热衷于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对像毕昇这样一个布衣根本就不屑一顾。其他“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未发现任何线索，甚至连毕昇所创造的“活板印书”也被那些一味崇尚名流的人们说成了所谓“沈存中法”或“沈氏活板”。彻头彻尾地剥夺了毕昇对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权。这就使对这位世界性的科学技术伟人的研究，历来充满了疑云迷雾。
1844年，法国早期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en）首先用法文把毕昇的职业译成“一个铁匠”（un forgeron），此后许多西方学者用英文把毕昇说成“锻工”或“铁匠”（smith或black smith）。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却把“铁匠”改译为“炼金术士”（alchemist）。
1911年我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批校崇祯马调元刻本《梦溪笔谈》时，在“布衣毕昇又为活板”条上眉批：“卷二十云：‘祥符中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王捷锻金’云云，当即其人”。也认为：“老锻工毕升”就是发明活字印刷的“布衣毕昇”。
胡适1946年在所著《读梦溪笔谈》一文中，也沿袭王国维所说：“我疑此锻工毕升即是那作活版的毕昇”。
胡道静（中國古代科技史专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专家）等先生均否定“锻工”或“铁匠”之说， 认为毕昇是一位“刻字良工”。
关于毕昇的籍贯也其说不一，清代学者会稽（今浙江绍兴）李慈铭说他是益州（治所在今成都市）人，但未见提出史料依据；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文中则认为：“毕昇与当时杭州人沈括有关”，“因此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以上情况说明，多少年来，许多热心于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与弘扬的学者们都为此而皓首穷经，反复求索。但由于史料奇缺，举步维艰。
1990年，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通讯干事黄尚文同志在下乡检查抗旱工作时，在该镇的五桂墩村睡狮山麓毕家坳田畈间发现古碑一通，其上刻有“故先考毕昇，故先妣李氏妙音”（图1）等字样，“是那个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吗？”他想：这说不定还是一个重要发现。当即找到该村干部，将墓碑挪到安全地带存放，并及时给上级文化部门报告了这一发现。随后，他继续进行调查，又发现了包括毕昇之孙毕文忠墓在内的宋至明代一些具有特殊纹饰的平民墓碑。与此同时，英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也从该镇退休教师肖海澄先生那里，得到了发现毕昇墓碑的消息。后经县志办公室、县文联、县博物馆和黄冈地区博物馆多次现场踏勘，调查史迹，搜集家谱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后，于1992年底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了英山发现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墓碑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1993年4月，笔者应英山县政府之约，前往现场考察，对墓碑进行鉴定。根据该碑的形制特点、纹饰风格和书法体式，判定其时代属于北宋。特别是经过仔细扪读碑文，发现原被锐器击伤的年款中的皇朝年号尚有残存字迹，其第一字仅存上半截，为一“白”字，第二字全被凿坏，难以辨识，第三、四两字为“四年”，笔画清晰。整个年款尚可读出“白□四年二月初七日”数字。“白□”，当是帝王纪元年号，遍查上部从白之字，绝大部分都不宜作纪元年号，只有“皇”字的字义适合作帝王年号的第一字，而两宋各个朝代的帝王年号冠以“皇”字的，只有北宋仁宗赵祯于庆历八年（1048）之后改元为“皇祐”，这个年号共使用了五年（1049—1053）。据此，可以断定墓碑年款中之“白□”实为“皇祐”。因而确定此碑立于“皇祐四年”（1052）[2]。时在毕昇创制活字版的“庆历中”（1041—1048）之后约数年，与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间相近，与胡道静推测毕昇卒于皇祐年间即公元1049—1053年[3]的时间也相符。
1993年7月，《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拙著《毕昇墓碑鉴定与相关问题考证》，披露了对墓碑的鉴定意见，认为英山毕昇即是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中国印刷》和《科技日报》也先后转载拙文，使毕昇这一话题一下子又活跃了起来。
对英山毕昇即是沈括所记之“布衣毕昇”的认定，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见仁见智，议论纷纭，特别是印刷史学界的泰斗张秀民老先生出于对研究毕昇生平的高度关切，再三提出质疑乃至诘难[4]。通过《中国印刷》、《出版科学》和《江汉考古》等期刊提供的争鸣园地，反复商榷/答辩[5]，从而把对毕昇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墓碑的学术价值和所包涵和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愈辩愈加明晰。
1995年12月下旬，在《出版科学》主编、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蔡学俭先生的发起和积极策划下，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单位主持，在英山召开的有北京、福建和湖北等地的文物考古、出版印刷史方面的专家参加的一次毕昇墓碑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包括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看了原碑后，都认为墓碑从形制上看，确为宋碑，其年款第一字，尚存上部的“白”字；第三字“四”字，笔画清晰。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察看过墓碑和研究过有关资料之后，赋诗志感。他认为此碑“雕字分明是宋刊”；对碑的年款则认为：“纪年皇字仍留白，半字分明值万金”。他说：“我同意斧凿残存的是个‘皇’字，不可能是‘重’字或别的字”；他也同意墓碑上的“神主”二字能说明毕昇是以“招魂葬”的形式下葬的。“英山考古有新获，识得淮南老布衣”[6]，肯定了这通墓碑就是沈括记载的“布衣毕昇”之碑。会议主持者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以及与会的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可以初步认定英山毕昇墓碑是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的墓碑，毕昇墓碑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7]。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李志高最后表示：赞成上述专家意见，并商请英山县博物馆将毕昇墓碑原样复制，连同有关资料及相关文物送中国印刷博物馆陈列[8]。在毕昇塑像的基座上刻上了“淮南路蕲州人”。 毕昇墓碑版式设计独特，选用题材寓意丰富，耐人寻味，虽然字数不多，却可以从中窥见沈括当年在《梦溪笔谈》中对于布衣毕昇所未及记录的一些内容，现根据墓碑所示文字和碑版规格及题材纹样的涵义，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并参照前人研究所得，试作毕昇轶事考论。
1 毕昇的社会身份
此碑规制与当地一般平民百姓的墓碑大体相同，规格不高，碑文中也未见到有墓主生前职衔的记载，墓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个平民；但这通墓碑的装饰纹样设计颇具匠心，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宗教韵味，书法功力、工艺水平和文化品格都明显高于当地一般平民墓碑。从这一现象看，此墓的主人又不像是一个与文化毫无因缘的山野村夫。他应是一个精通音韵，擅长书法，喜爱篆刻，醉心陶艺[9]的读书人，是一个未曾入仕的布衣[10]之士。
2 毕昇的职业
墓碑版式设计比较独特，具有雕刻书版的特色。碑版正中刻“荷叶莲花龛”式的“神主牌位”，与北宋时浙江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卷末所刻之“荷叶莲花龛”书牌子（图2）极相类似；先考、先妣名讳以阳刻文字竖排两行，其间以单线作为行界，左右边栏刻成双线；牌位两侧：其上部，左右各刻一圆饼状，其上分别阴刻“日”（左）“月”（右）字样；类似古籍版本以“黑丁”雕刻阴文的手法；其下左右题款行次， 上端都剔成圆弧状，类似古籍版本中之“竹册栏”的“天栏”；题款文字均用阴刻，类似书版上对标题采用阴文的手法（图3）。这种碑版设计，显然是借用当时雕刻书版上的“行界”“双线边栏”“竹册栏”“阴文”“黑丁”和具有商标广告色彩的“荷叶莲花龛”式的“书坊牌记”等形式。碑款之阴刻小字，也与北宋早中期书版所用字体相类。这种形式的墓碑，所见甚稀，决非出自当地普通碑工之手，很可能是由墓主的同行好友亲手为之设计与镌刻的。由此可以窥见，墓主人生前与雕版行当有着密切的关系，看来他也应该是一位雕版行业的从业者（是写工？刻工？印书坊主？还是出版自著作品的文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庆历年间，他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进行革新，发明了以泥活字排版印刷书籍，取得了“极为神速”的效果。事见北宋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
3 毕昇的家世
毕昇配妻李氏，法名妙音，根据使用“法名”入碑的习俗，可见她是一位笃信佛教，拜师记名，居家修行的“三宝弟子”。在距墓地东约三公里的毕家畈传为李氏宗祠废墟的田间，还遗存有一件以往祭祖时用于宰牲的椭圆形石盆，上刻“大元辛卯至正十一年九月吉日，李门第九代李昂男李荣同妻汪氏置”等字样。现在还有不少李姓民户，仍然居住在离此处不远的李家湾和上李家湾等村落。说明在宋元以来李氏宗族即世居于此。李妙音也是本乡本土人氏。李氏育有四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至毕昇下葬之年，已有孙男三人：毕文显、毕文斌、毕文忠。
4 毕昇的行踪与归宿
毕昇墓碑名讳之下刻有“神主”二字，有人以为是毕昇的字或号，还有人认为：“‘神主’一词似为摩尼教徒对祖师的专称。”甚至还以为此毕昇是摩尼教徒[12]。其实，正是这“神主”二字，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墓主行踪与归宿的一个佐证。据有关史书记载：古代在宗庙内供奉的已死国君的牌位，以木或石制成，称为“神主”，后世在民间也形成为死者立“神主”（俗称灵牌或神位）的习俗。碑文所载“神主”，表明此墓是以毕昇的灵牌与其妻“李氏妙音”同穴而葬的。这是古代流行的一种丧礼——招魂葬。这种殡葬方式，通常是在其家人死于外地，无力将死者遗体运回或根本无法找到遗体安葬；或者是亲人远游外乡，久无音讯，“追求寻访，积年不得……岁过耄耋之年” 仍无下落时，其后人就采取为死者“立木主（即神主），具衣冠，招魂设冢” 实行“追终制服之礼”[13]。如《后汉书·邓晨传》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姊刘元（邓晨妻），在南阳新野死于乱兵之中，尸骨未得收葬，光武称帝后，在新野建祠宇，设神主享祭。后邓晨死时，光武帝诏令：“招迎新野主（即刘元神主），与邓晨合葬于洛阳北邙山”。唐人张籍《征妇怨》中有“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句，就是说的这种习俗。
“宋代刻工不只在原籍镂版，能工巧匠也往往被请到外路刊书。”他们 “不少为终身职业，故连续在原籍或外地刊书”[14]。因长年在外地谋生，或因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或因意外事故，遭遇不测；甚至终身未归者也不乏其人。如“蕲州周亮，建州叶浚、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15]等，因被聘至舒州刻《太平圣惠方》书版，不幸于同一天在舒州城楼遭受雷击而命丧异乡。据《梦溪笔谈》所记“布衣毕昇”死后，其所创之活字印未能传给他的子孙，而为与之毫无亲缘关系的沈括的“群从”（子侄）所得。据此可以想见他临终之时，并无亲属在其身边。因此，可以认为：英山毕昇和蕲州周亮、庐州李胜等刻工一样也当是一位离乡背井到外地从业献艺的出版印刷工作者。他身怀技艺，萍踪江湖，创业异乡，不幸身殒外地。后来可能是由雕版行业的好友，捧回他的“神主”，在故里实行招魂殡葬。
5 毕昇的卒年
英山发现的毕昇墓碑为皇祐四年二月初七日立，其卒年当在立碑之前。按当时丧葬习俗，凡富豪、世家之寿终者，大体上要停柩在家数月至一年后入葬[16]。毕昇是平民，停丧时间不可能如此之久，但他是客死外地，在当时条件下，从外地奉灵回乡，需辗转数月之久，因此毕昇的卒年很可能为皇祐三年，即公元1051年。
毕昇墓地名毕家坳，其西约三公里处有居民点名毕家铺，此地濒临东河，是当时设置邮传、塘、铺或者驿站的所在。由此向北可通过邻境光州抵达当时的首都东京开封；向西可经由黄州出荆湖北路抵荆、襄、川、陕；向东是古代蕲州进入舒州、庐州（今均属安徽）至淮南路治所扬州乃至苏（州）、杭（州）的交通孔道。本地历来盛产茶、桑，尤以茶叶为著。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实施榷茶的重要机构——“六榷务、十三山场”[17]中，蕲州的蕲口即为“六榷务”（国家设置的六处茶叶贸易管理机构）之一，在“十三山场”中，在蕲州就设有洗马、石桥、王祺三个山场，在黄州也设有麻城场，使蕲州成为当时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之一，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商旅往来频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早在宋景德、祥符年间，在黄州即曾雕印《黄州图经》[18]。其西邻的荆州、鄂州也有相当规模的雕版事业，虽然几经战乱摧残和岁月沧桑，至今仍可见到宋高宗绍兴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抚使司（治今湖北江陵）据北宋嘉祐三年版补刻而成的《建康实录》递修本[19]和北宋末叶在鄂州刊行的《花间集》[20]。即使在战乱频繁的南宋时期，辖领英山的州、县治所蕲州与罗田，也有刊刻书籍的盛举。如淳熙五年蕲州刻《窦氏联珠集》[21]，庆元六年罗田县庠刻《离骚草木疏》[22]等。都说明蕲州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已有相当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湖北境内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一些与印刷和活字有关的实物，更是传递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 兹举二例：
一是商周时期的陶纹戳印。2003年在湖北省阳新县大路铺商周遗址东区发掘出土，共二件。均为黄褐色泥质陶。一件为单线S纹（图4）。
长约5厘米，两端均有印纹，一端印面约为1.6×0.7厘米，另一端印面略小（标本号：03ET2307）；一件为复线S纹（图5）（标本号：03EH1063）长约6厘米，只一端有印纹，印面约为2×0.9厘米。
与其同出的一些商周时期的陶器上也印有许多与之大同小异的S形纹饰（图6）和云雷纹[23]。还有一些印有“蝉”形纹样的陶片，似乎是一种模仿铜器式样制作的陶器。
这些陶器和陶片上的纹饰，无疑也都是用这类戳印印成的。这两枚产自商周时期的陶纹戳印，可以说是迄今发现的胶泥活字印之祖。
二是青銅器铭文铸造已采用活字排版的实例。
随州市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晚期的《起右盘》[24]，铸铭为（图7）：
唯起右自作用
其吉金宝盘迺（乃）
用万年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用之
这段铭文语词错位，致使有的句子不能通读。按当时制作铜器铭文通常使用的文例，这段铭文应为：“唯起右，用其吉金，自作宝盘，迺（乃）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其末句也可作“永宝用之”）。但在这件铜器上，却把本应排在“用其吉金”之后的“自作”二字，置于“用其吉金”之前，并在末尾还加上了“□用之”等文义明显重复的字样。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几个单字如第三行之“子子孙孙”，第四行的“之”字呈颠倒状。
在枣阳市郭家庙古墓中出土的春秋早期铜器《旁伯盘》[25]的铸铭也出现了这种状况。此段铭文为（图8）：
唯旁白（伯）贝□自
用其万年子
孙永宝盘自
作宝永用享
也同样出现了字词错位的现象。铭文中的“贝□”是“旁伯”的名字。这段铭文的正确排列应该是：“唯旁白（伯）贝□，自作宝盘自用，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这样排列以后，还是多出了一个“永”字。而且第三行第四字“盘”字倒置。
以上现象说明西周至春秋时期，在铜器铭文铸造中已经使用活字来制作铜器铭文的模版了。但由于制版者工作疏忽，监制者把关不严，以致铸成大错！但却为我们留下了研究中国早期使用活字排版的铁证。
在荆楚大地的地下文化宝库中发现的这些珍贵文物，雄辩地说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
注 释
[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2]孙启康.毕昇墓碑鉴定及相关问题的考证[N].中国文物报，1993-07-04
[3]胡道静.活字版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试探[J].文史哲，1957（7）：61-63
[4]张秀民先生曾三次质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N].中国文物报，1993-12-05；对毕昇墓碑的再商榷[J].中国印刷，1994（2）；英山毕昇墓碑再质疑[C]//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
[5]笔者亦有三次答辩：答毕昇墓碑质疑[C]//中国文物报，1994-02-27；二答对毕昇墓碑的再商榷[J].中国印刷，1994（5）：60-62；三答英山毕昇墓碑再质疑[N].出版科学，1996（3）：40-42
[6]史树青同志在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上的发言[J].出版科学，1996（1）：36
[7]刘杲同志在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上的发言[J].出版科学，1996（1）：37-38
[8]老鸣.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情况综述[J].出版科学，1996（1）：39-40
[9]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为活字版，“以胶泥刻字，薄如钱唇”，当是能写、善刻；对泥活字以“火烧令坚”，应与陶艺有关；对活字的分类贮存以“每韵为一贴”，说明他精通音韵之学，而不是像那些农村的谱匠按“君王立殿堂”之类的“俚俗歌诀”来对活字进行分类。
[10]古时未曾做官的文人通常自称或被称为“布衣”。沈括《梦溪笔谈》卷17提到的“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以善书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文人。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
[11]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六四说明。
[12]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39
[13][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
[14]张秀民.略论宋代刻工[J].中国印刷，1994（2）
[15][宋]洪迈：《夷坚记·丙志》卷十二“舒州刻工”条。
[16][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98《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记沈括之父沈周卒于皇祐三年十一月，葬于次年十月；[宋]曾巩：《元丰类稿》卷45《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记沈括之母卒于熙宁元年八月，葬于次年年八月。
[17]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九之六——十六。
[18][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19]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五说明
[20]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说明
[21]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四说明
[22]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七说明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大路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76-277
[24]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J].文物，1992（12）
[25]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5）：13-35
（收稿日期：2018-03-07）
这则笔记，对毕昇所创活字版的制作、应用、效果及活字印的最终归宿叙述较详，而对发明者的生平，除了说他是一名“布衣”之外，没有提供其他讯息。当时连篇累牍的官修正史，只热衷于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对像毕昇这样一个布衣根本就不屑一顾。其他“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未发现任何线索，甚至连毕昇所创造的“活板印书”也被那些一味崇尚名流的人们说成了所谓“沈存中法”或“沈氏活板”。彻头彻尾地剥夺了毕昇对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权。这就使对这位世界性的科学技术伟人的研究，历来充满了疑云迷雾。
1844年，法国早期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en）首先用法文把毕昇的职业译成“一个铁匠”（un forgeron），此后许多西方学者用英文把毕昇说成“锻工”或“铁匠”（smith或black smith）。新版《大英百科全书》却把“铁匠”改译为“炼金术士”（alchemist）。
1911年我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批校崇祯马调元刻本《梦溪笔谈》时，在“布衣毕昇又为活板”条上眉批：“卷二十云：‘祥符中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王捷锻金’云云，当即其人”。也认为：“老锻工毕升”就是发明活字印刷的“布衣毕昇”。
胡适1946年在所著《读梦溪笔谈》一文中，也沿袭王国维所说：“我疑此锻工毕升即是那作活版的毕昇”。
胡道静（中國古代科技史专家）、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专家）等先生均否定“锻工”或“铁匠”之说， 认为毕昇是一位“刻字良工”。
关于毕昇的籍贯也其说不一，清代学者会稽（今浙江绍兴）李慈铭说他是益州（治所在今成都市）人，但未见提出史料依据；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文中则认为：“毕昇与当时杭州人沈括有关”，“因此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以上情况说明，多少年来，许多热心于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与弘扬的学者们都为此而皓首穷经，反复求索。但由于史料奇缺，举步维艰。
1990年，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通讯干事黄尚文同志在下乡检查抗旱工作时，在该镇的五桂墩村睡狮山麓毕家坳田畈间发现古碑一通，其上刻有“故先考毕昇，故先妣李氏妙音”（图1）等字样，“是那个发明活字印刷的毕昇吗？”他想：这说不定还是一个重要发现。当即找到该村干部，将墓碑挪到安全地带存放，并及时给上级文化部门报告了这一发现。随后，他继续进行调查，又发现了包括毕昇之孙毕文忠墓在内的宋至明代一些具有特殊纹饰的平民墓碑。与此同时，英山县地方志办公室，也从该镇退休教师肖海澄先生那里，得到了发现毕昇墓碑的消息。后经县志办公室、县文联、县博物馆和黄冈地区博物馆多次现场踏勘，调查史迹，搜集家谱等有关资料进行研究后，于1992年底通过新闻媒体披露了英山发现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墓碑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1993年4月，笔者应英山县政府之约，前往现场考察，对墓碑进行鉴定。根据该碑的形制特点、纹饰风格和书法体式，判定其时代属于北宋。特别是经过仔细扪读碑文，发现原被锐器击伤的年款中的皇朝年号尚有残存字迹，其第一字仅存上半截，为一“白”字，第二字全被凿坏，难以辨识，第三、四两字为“四年”，笔画清晰。整个年款尚可读出“白□四年二月初七日”数字。“白□”，当是帝王纪元年号，遍查上部从白之字，绝大部分都不宜作纪元年号，只有“皇”字的字义适合作帝王年号的第一字，而两宋各个朝代的帝王年号冠以“皇”字的，只有北宋仁宗赵祯于庆历八年（1048）之后改元为“皇祐”，这个年号共使用了五年（1049—1053）。据此，可以断定墓碑年款中之“白□”实为“皇祐”。因而确定此碑立于“皇祐四年”（1052）[2]。时在毕昇创制活字版的“庆历中”（1041—1048）之后约数年，与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间相近，与胡道静推测毕昇卒于皇祐年间即公元1049—1053年[3]的时间也相符。
1993年7月，《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拙著《毕昇墓碑鉴定与相关问题考证》，披露了对墓碑的鉴定意见，认为英山毕昇即是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中国印刷》和《科技日报》也先后转载拙文，使毕昇这一话题一下子又活跃了起来。
对英山毕昇即是沈括所记之“布衣毕昇”的认定，赞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见仁见智，议论纷纭，特别是印刷史学界的泰斗张秀民老先生出于对研究毕昇生平的高度关切，再三提出质疑乃至诘难[4]。通过《中国印刷》、《出版科学》和《江汉考古》等期刊提供的争鸣园地，反复商榷/答辩[5]，从而把对毕昇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墓碑的学术价值和所包涵和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愈辩愈加明晰。
1995年12月下旬，在《出版科学》主编、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蔡学俭先生的发起和积极策划下，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等单位主持，在英山召开的有北京、福建和湖北等地的文物考古、出版印刷史方面的专家参加的一次毕昇墓碑研讨会上，许多专家包括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看了原碑后，都认为墓碑从形制上看，确为宋碑，其年款第一字，尚存上部的“白”字；第三字“四”字，笔画清晰。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察看过墓碑和研究过有关资料之后，赋诗志感。他认为此碑“雕字分明是宋刊”；对碑的年款则认为：“纪年皇字仍留白，半字分明值万金”。他说：“我同意斧凿残存的是个‘皇’字，不可能是‘重’字或别的字”；他也同意墓碑上的“神主”二字能说明毕昇是以“招魂葬”的形式下葬的。“英山考古有新获，识得淮南老布衣”[6]，肯定了这通墓碑就是沈括记载的“布衣毕昇”之碑。会议主持者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以及与会的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可以初步认定英山毕昇墓碑是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的墓碑，毕昇墓碑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7]。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李志高最后表示：赞成上述专家意见，并商请英山县博物馆将毕昇墓碑原样复制，连同有关资料及相关文物送中国印刷博物馆陈列[8]。在毕昇塑像的基座上刻上了“淮南路蕲州人”。 毕昇墓碑版式设计独特，选用题材寓意丰富，耐人寻味，虽然字数不多，却可以从中窥见沈括当年在《梦溪笔谈》中对于布衣毕昇所未及记录的一些内容，现根据墓碑所示文字和碑版规格及题材纹样的涵义，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并参照前人研究所得，试作毕昇轶事考论。
1 毕昇的社会身份
此碑规制与当地一般平民百姓的墓碑大体相同，规格不高，碑文中也未见到有墓主生前职衔的记载，墓主的身份显然只是一个平民；但这通墓碑的装饰纹样设计颇具匠心，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宗教韵味，书法功力、工艺水平和文化品格都明显高于当地一般平民墓碑。从这一现象看，此墓的主人又不像是一个与文化毫无因缘的山野村夫。他应是一个精通音韵，擅长书法，喜爱篆刻，醉心陶艺[9]的读书人，是一个未曾入仕的布衣[10]之士。
2 毕昇的职业
墓碑版式设计比较独特，具有雕刻书版的特色。碑版正中刻“荷叶莲花龛”式的“神主牌位”，与北宋时浙江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11]卷末所刻之“荷叶莲花龛”书牌子（图2）极相类似；先考、先妣名讳以阳刻文字竖排两行，其间以单线作为行界，左右边栏刻成双线；牌位两侧：其上部，左右各刻一圆饼状，其上分别阴刻“日”（左）“月”（右）字样；类似古籍版本以“黑丁”雕刻阴文的手法；其下左右题款行次， 上端都剔成圆弧状，类似古籍版本中之“竹册栏”的“天栏”；题款文字均用阴刻，类似书版上对标题采用阴文的手法（图3）。这种碑版设计，显然是借用当时雕刻书版上的“行界”“双线边栏”“竹册栏”“阴文”“黑丁”和具有商标广告色彩的“荷叶莲花龛”式的“书坊牌记”等形式。碑款之阴刻小字，也与北宋早中期书版所用字体相类。这种形式的墓碑，所见甚稀，决非出自当地普通碑工之手，很可能是由墓主的同行好友亲手为之设计与镌刻的。由此可以窥见，墓主人生前与雕版行当有着密切的关系，看来他也应该是一位雕版行业的从业者（是写工？刻工？印书坊主？还是出版自著作品的文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庆历年间，他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进行革新，发明了以泥活字排版印刷书籍，取得了“极为神速”的效果。事见北宋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
3 毕昇的家世
毕昇配妻李氏，法名妙音，根据使用“法名”入碑的习俗，可见她是一位笃信佛教，拜师记名，居家修行的“三宝弟子”。在距墓地东约三公里的毕家畈传为李氏宗祠废墟的田间，还遗存有一件以往祭祖时用于宰牲的椭圆形石盆，上刻“大元辛卯至正十一年九月吉日，李门第九代李昂男李荣同妻汪氏置”等字样。现在还有不少李姓民户，仍然居住在离此处不远的李家湾和上李家湾等村落。说明在宋元以来李氏宗族即世居于此。李妙音也是本乡本土人氏。李氏育有四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至毕昇下葬之年，已有孙男三人：毕文显、毕文斌、毕文忠。
4 毕昇的行踪与归宿
毕昇墓碑名讳之下刻有“神主”二字，有人以为是毕昇的字或号，还有人认为：“‘神主’一词似为摩尼教徒对祖师的专称。”甚至还以为此毕昇是摩尼教徒[12]。其实，正是这“神主”二字，为我们提供了追寻墓主行踪与归宿的一个佐证。据有关史书记载：古代在宗庙内供奉的已死国君的牌位，以木或石制成，称为“神主”，后世在民间也形成为死者立“神主”（俗称灵牌或神位）的习俗。碑文所载“神主”，表明此墓是以毕昇的灵牌与其妻“李氏妙音”同穴而葬的。这是古代流行的一种丧礼——招魂葬。这种殡葬方式，通常是在其家人死于外地，无力将死者遗体运回或根本无法找到遗体安葬；或者是亲人远游外乡，久无音讯，“追求寻访，积年不得……岁过耄耋之年” 仍无下落时，其后人就采取为死者“立木主（即神主），具衣冠，招魂设冢” 实行“追终制服之礼”[13]。如《后汉书·邓晨传》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姊刘元（邓晨妻），在南阳新野死于乱兵之中，尸骨未得收葬，光武称帝后，在新野建祠宇，设神主享祭。后邓晨死时，光武帝诏令：“招迎新野主（即刘元神主），与邓晨合葬于洛阳北邙山”。唐人张籍《征妇怨》中有“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句，就是说的这种习俗。
“宋代刻工不只在原籍镂版，能工巧匠也往往被请到外路刊书。”他们 “不少为终身职业，故连续在原籍或外地刊书”[14]。因长年在外地谋生，或因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或因意外事故，遭遇不测；甚至终身未归者也不乏其人。如“蕲州周亮，建州叶浚、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15]等，因被聘至舒州刻《太平圣惠方》书版，不幸于同一天在舒州城楼遭受雷击而命丧异乡。据《梦溪笔谈》所记“布衣毕昇”死后，其所创之活字印未能传给他的子孙，而为与之毫无亲缘关系的沈括的“群从”（子侄）所得。据此可以想见他临终之时，并无亲属在其身边。因此，可以认为：英山毕昇和蕲州周亮、庐州李胜等刻工一样也当是一位离乡背井到外地从业献艺的出版印刷工作者。他身怀技艺，萍踪江湖，创业异乡，不幸身殒外地。后来可能是由雕版行业的好友，捧回他的“神主”，在故里实行招魂殡葬。
5 毕昇的卒年
英山发现的毕昇墓碑为皇祐四年二月初七日立，其卒年当在立碑之前。按当时丧葬习俗，凡富豪、世家之寿终者，大体上要停柩在家数月至一年后入葬[16]。毕昇是平民，停丧时间不可能如此之久，但他是客死外地，在当时条件下，从外地奉灵回乡，需辗转数月之久，因此毕昇的卒年很可能为皇祐三年，即公元1051年。
毕昇墓地名毕家坳，其西约三公里处有居民点名毕家铺，此地濒临东河，是当时设置邮传、塘、铺或者驿站的所在。由此向北可通过邻境光州抵达当时的首都东京开封；向西可经由黄州出荆湖北路抵荆、襄、川、陕；向东是古代蕲州进入舒州、庐州（今均属安徽）至淮南路治所扬州乃至苏（州）、杭（州）的交通孔道。本地历来盛产茶、桑，尤以茶叶为著。北宋初年在东南地区实施榷茶的重要机构——“六榷务、十三山场”[17]中，蕲州的蕲口即为“六榷务”（国家设置的六处茶叶贸易管理机构）之一，在“十三山场”中，在蕲州就设有洗马、石桥、王祺三个山场，在黄州也设有麻城场，使蕲州成为当时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之一，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商旅往来频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早在宋景德、祥符年间，在黄州即曾雕印《黄州图经》[18]。其西邻的荆州、鄂州也有相当规模的雕版事业，虽然几经战乱摧残和岁月沧桑，至今仍可见到宋高宗绍兴十八年、荆湖北路安抚使司（治今湖北江陵）据北宋嘉祐三年版补刻而成的《建康实录》递修本[19]和北宋末叶在鄂州刊行的《花间集》[20]。即使在战乱频繁的南宋时期，辖领英山的州、县治所蕲州与罗田，也有刊刻书籍的盛举。如淳熙五年蕲州刻《窦氏联珠集》[21]，庆元六年罗田县庠刻《离骚草木疏》[22]等。都说明蕲州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的雕版印刷业已有相当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湖北境内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一些与印刷和活字有关的实物，更是传递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 兹举二例：
一是商周时期的陶纹戳印。2003年在湖北省阳新县大路铺商周遗址东区发掘出土，共二件。均为黄褐色泥质陶。一件为单线S纹（图4）。
长约5厘米，两端均有印纹，一端印面约为1.6×0.7厘米，另一端印面略小（标本号：03ET2307）；一件为复线S纹（图5）（标本号：03EH1063）长约6厘米，只一端有印纹，印面约为2×0.9厘米。
与其同出的一些商周时期的陶器上也印有许多与之大同小异的S形纹饰（图6）和云雷纹[23]。还有一些印有“蝉”形纹样的陶片，似乎是一种模仿铜器式样制作的陶器。
这些陶器和陶片上的纹饰，无疑也都是用这类戳印印成的。这两枚产自商周时期的陶纹戳印，可以说是迄今发现的胶泥活字印之祖。
二是青銅器铭文铸造已采用活字排版的实例。
随州市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晚期的《起右盘》[24]，铸铭为（图7）：
唯起右自作用
其吉金宝盘迺（乃）
用万年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用之
这段铭文语词错位，致使有的句子不能通读。按当时制作铜器铭文通常使用的文例，这段铭文应为：“唯起右，用其吉金，自作宝盘，迺（乃）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其末句也可作“永宝用之”）。但在这件铜器上，却把本应排在“用其吉金”之后的“自作”二字，置于“用其吉金”之前，并在末尾还加上了“□用之”等文义明显重复的字样。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几个单字如第三行之“子子孙孙”，第四行的“之”字呈颠倒状。
在枣阳市郭家庙古墓中出土的春秋早期铜器《旁伯盘》[25]的铸铭也出现了这种状况。此段铭文为（图8）：
唯旁白（伯）贝□自
用其万年子
孙永宝盘自
作宝永用享
也同样出现了字词错位的现象。铭文中的“贝□”是“旁伯”的名字。这段铭文的正确排列应该是：“唯旁白（伯）贝□，自作宝盘自用，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这样排列以后，还是多出了一个“永”字。而且第三行第四字“盘”字倒置。
以上现象说明西周至春秋时期，在铜器铭文铸造中已经使用活字来制作铜器铭文的模版了。但由于制版者工作疏忽，监制者把关不严，以致铸成大错！但却为我们留下了研究中国早期使用活字排版的铁证。
在荆楚大地的地下文化宝库中发现的这些珍贵文物，雄辩地说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
注 释
[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2]孙启康.毕昇墓碑鉴定及相关问题的考证[N].中国文物报，1993-07-04
[3]胡道静.活字版发明者毕昇卒年及地点试探[J].文史哲，1957（7）：61-63
[4]张秀民先生曾三次质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N].中国文物报，1993-12-05；对毕昇墓碑的再商榷[J].中国印刷，1994（2）；英山毕昇墓碑再质疑[C]//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
[5]笔者亦有三次答辩：答毕昇墓碑质疑[C]//中国文物报，1994-02-27；二答对毕昇墓碑的再商榷[J].中国印刷，1994（5）：60-62；三答英山毕昇墓碑再质疑[N].出版科学，1996（3）：40-42
[6]史树青同志在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上的发言[J].出版科学，1996（1）：36
[7]刘杲同志在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上的发言[J].出版科学，1996（1）：37-38
[8]老鸣.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情况综述[J].出版科学，1996（1）：39-40
[9]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为活字版，“以胶泥刻字，薄如钱唇”，当是能写、善刻；对泥活字以“火烧令坚”，应与陶艺有关；对活字的分类贮存以“每韵为一贴”，说明他精通音韵之学，而不是像那些农村的谱匠按“君王立殿堂”之类的“俚俗歌诀”来对活字进行分类。
[10]古时未曾做官的文人通常自称或被称为“布衣”。沈括《梦溪笔谈》卷17提到的“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以善书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文人。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自称：“陇西布衣，流落楚汉”。
[11]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六四说明。
[12]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39
[13][清]吴荣光：《吾学录初编》
[14]张秀民.略论宋代刻工[J].中国印刷，1994（2）
[15][宋]洪迈：《夷坚记·丙志》卷十二“舒州刻工”条。
[16][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98《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记沈括之父沈周卒于皇祐三年十一月，葬于次年十月；[宋]曾巩：《元丰类稿》卷45《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记沈括之母卒于熙宁元年八月，葬于次年年八月。
[17]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九之六——十六。
[18][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19]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五说明
[20]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说明
[21]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四说明
[22]见《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二一七说明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新大路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76-277
[24]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J].文物，1992（12）
[25]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5）：13-35
（收稿日期：2018-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