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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己之力
末代皇叔载涛，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晚清乃至民国，在京城内外皆是鼎鼎有名的显赫人物。
1909年，22岁的载涛赴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学习骑兵战法、相马理论、改良马种和驯养军马等知识。由于从小打下的底子，加上自己后天的虚心学习，载涛在相马、驯马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950年春，老友李济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来到载涛家告知，自己已向周总理介绍了载涛的情况，希望载涛能出来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己之力。不久后，载涛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笔签署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当时，苏制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不适应朝鲜崎岖山地，后勤补给存在问题。朱老总直接下达命令，让马政局紧急选购2.5万匹军马调往朝鲜前线。载涛和同事们一起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如数征购到军马及时送到前线。
为进一步熟悉全国军马场的情况，1951年起，载涛开始奔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调研，开展马种改良工作。
载涛在赴甘肃山丹军马场调研时，途径一个小村庄，天黑了就住在这个村唯一的旅馆“大车店”里。条件很艰苦，大通铺，还有夜晚在炕上到处乱窜的耗子和虱子，怕耗子的载涛一宿没合眼。
后每谈及此事，载涛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为骄傲，他把身上的虱子称为“光荣虫”。同事问他：“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儿都不比年轻战士差！”他笑了笑，拍拍腰间的手枪：“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当年土肥原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
调研中，载涛发现各军马场管理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于是，他和同事们共同起草了《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报告。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陆续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为少数民族发声的人大代表
1954年，载涛同女婿达理札雅（蒙古族）、外孙女婿杨复兴（藏族）一起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家族、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一时引起会场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1955年5月的一天，载濤来到海淀厢红旗、厢白旗和香山一带满族聚居的村庄调研。载涛一行直接来到厢红旗村村头，向村民们询问生产、生活的情况，村民们告知他：“过去生活没有保障，整天为吃穿奔命。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受饥挨饿，连混合面都是配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粮价猛涨，日子更不好过。只有解放了，共产党来了，领导着人民走上幸福的道路，咱们劳苦大众才过上了太平日子。”
6月23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载涛发言谈了自己赴广东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感：“现在他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海南）岛上通过居住少数民族高山区域的公路已畅通了，每天有班车到达海口。这些实际情形，充分表现出各民族自治的精神，表现出政府如何尽力领导落后的少数民族，迅速走上了繁荣进步的道路。”
载涛十分注意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他的很多调研和发声，都跟少数民族生活或民族政策有关。1959年4月18日，载涛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西藏历来就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西藏实现了民族地方自治，我认为这是党在民族政策上所获得的伟大胜利。现在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过着日益欣欣向荣的日子，使我感到党对少数民族领导的伟大和正确。”
以自身经历向台湾同胞讲话
载涛既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载涛最后一次外出调研是在1963年秋天，在福建调研期间，他将所见所闻记了半个本子。回京后，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他作了专题发言。
“福建今年连续遭受冻、旱、虫、风、洪五种自然灾害，又200多天没有下雨，受灾面积达600余万亩，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旱运动，终于战胜了这次大旱灾，一是党的领导的胜利。群众提出‘天旱地不旱，靠人不靠天’，说明在党教育下的人们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二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三是人民公社的胜利。”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载涛还自觉参加到中共统战工作中去。1963年除夕，他参加全国政协欢迎从台湾归来的国民党驾机起义人员徐廷泽座谈会。后来，他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对台湾同胞广播讲话：“祖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医治好旧时代的创伤，向着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迈进了。”
他结合自身经历，说明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安定、自由、平等的新生活，呼吁台湾同胞“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捐弃前嫌，参加到统一祖国的洪流中来，对历史作出交代，为人民作出贡献”。
（摘自《文史天地》 ）
末代皇叔载涛，是光绪皇帝的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晚清乃至民国，在京城内外皆是鼎鼎有名的显赫人物。
1909年，22岁的载涛赴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学习骑兵战法、相马理论、改良马种和驯养军马等知识。由于从小打下的底子，加上自己后天的虚心学习，载涛在相马、驯马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950年春，老友李济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来到载涛家告知，自己已向周总理介绍了载涛的情况，希望载涛能出来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己之力。不久后，载涛被邀请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笔签署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当时，苏制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不适应朝鲜崎岖山地，后勤补给存在问题。朱老总直接下达命令，让马政局紧急选购2.5万匹军马调往朝鲜前线。载涛和同事们一起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如数征购到军马及时送到前线。
为进一步熟悉全国军马场的情况，1951年起，载涛开始奔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调研，开展马种改良工作。
载涛在赴甘肃山丹军马场调研时，途径一个小村庄，天黑了就住在这个村唯一的旅馆“大车店”里。条件很艰苦，大通铺，还有夜晚在炕上到处乱窜的耗子和虱子，怕耗子的载涛一宿没合眼。
后每谈及此事，载涛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为骄傲，他把身上的虱子称为“光荣虫”。同事问他：“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儿都不比年轻战士差！”他笑了笑，拍拍腰间的手枪：“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当年土肥原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
调研中，载涛发现各军马场管理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于是，他和同事们共同起草了《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报告。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陆续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为少数民族发声的人大代表
1954年，载涛同女婿达理札雅（蒙古族）、外孙女婿杨复兴（藏族）一起当选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个家族、三位代表，三个民族，一时引起会场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1955年5月的一天，载濤来到海淀厢红旗、厢白旗和香山一带满族聚居的村庄调研。载涛一行直接来到厢红旗村村头，向村民们询问生产、生活的情况，村民们告知他：“过去生活没有保障，整天为吃穿奔命。日本鬼子侵略的时候，受饥挨饿，连混合面都是配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粮价猛涨，日子更不好过。只有解放了，共产党来了，领导着人民走上幸福的道路，咱们劳苦大众才过上了太平日子。”
6月23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载涛发言谈了自己赴广东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感：“现在他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海南）岛上通过居住少数民族高山区域的公路已畅通了，每天有班车到达海口。这些实际情形，充分表现出各民族自治的精神，表现出政府如何尽力领导落后的少数民族，迅速走上了繁荣进步的道路。”
载涛十分注意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他的很多调研和发声，都跟少数民族生活或民族政策有关。1959年4月18日，载涛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西藏历来就是我们祖国的一部分，西藏实现了民族地方自治，我认为这是党在民族政策上所获得的伟大胜利。现在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过着日益欣欣向荣的日子，使我感到党对少数民族领导的伟大和正确。”
以自身经历向台湾同胞讲话
载涛既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又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载涛最后一次外出调研是在1963年秋天，在福建调研期间，他将所见所闻记了半个本子。回京后，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他作了专题发言。
“福建今年连续遭受冻、旱、虫、风、洪五种自然灾害，又200多天没有下雨，受灾面积达600余万亩，全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旱运动，终于战胜了这次大旱灾，一是党的领导的胜利。群众提出‘天旱地不旱，靠人不靠天’，说明在党教育下的人们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二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胜利。三是人民公社的胜利。”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载涛还自觉参加到中共统战工作中去。1963年除夕，他参加全国政协欢迎从台湾归来的国民党驾机起义人员徐廷泽座谈会。后来，他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对台湾同胞广播讲话：“祖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医治好旧时代的创伤，向着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迈进了。”
他结合自身经历，说明全国人民都过上了幸福、安定、自由、平等的新生活，呼吁台湾同胞“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捐弃前嫌，参加到统一祖国的洪流中来，对历史作出交代，为人民作出贡献”。
（摘自《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