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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坐忘"是《大宗师》点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亦是庄子整个气象中的重要组分。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诸哲有许多相似的理念。观夫魏晋，阮籍便直言对“先生徘徊翱翔”要“相随俱进”，于是乎魏晋隐士们的生命旨趣便弥漫着酒的醇以望“借酒归真”，酒盏花枝隐士缘，这别有意味的嗜酒之风是自我超越至道之极的途径。那么，即使跟随，本是“忘于道术”的心斋坐忘，便宥何化为“借酒归真”？再者笛卡儿二元论更是与其在理论建构上和谐一致。本文希图从二者生演出发浅谈莊子思想与魏晋风度相契之处，再借笛卡儿二元论理解其深刻含义。
【关键词】 庄子坐忘思想魏晋风度逍遥精神笛卡儿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 G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8）07-0-02
引言：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承袭了老子的重要思想——大道无言，至简至易。庄子追求自由，崇尚自然，他以宏大超然的历史眼光提出了齐生死，等万物的理论，认为俯仰一世，皆在四时的迭起循生、形气间自然流转，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从而消除了事物间差异，进而至道之极。宥此衍生的坐忘思想则直观地为修行者体悟道提供了一条通途，让大家在这条道路上无限趋向主体自我。巧合的是，关于“坐忘”思想，道门诸哲多有相似的理念。比如说魏晋时代以阮籍和刘伶为代表的魏晋士风中借酒归真的悟道方式有某种契合。再比如说笛卡儿的二元论更是在理论建构上和谐一致。林林总总，形式虽是不同，道理却是大通。
一、魏晋风度
谈到魏晋风度，不得不谈的必定是该时期在华夏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独树一帜的隐逸文化。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很难说没有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而庄子的逍遥精神及其坐忘思想更是不得不谈的部分。观夫魏晋，阮籍便直言对“先生徘徊翱翔”要“相随俱进”。
隐逸文化的主体阶层是士，士是中国古代王权统治中，地位和身份十分独特的一个群体，它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自身拥有文化知识，通古明今，洞察事理，心气甚高，主观上把一切都看得很清、很透，人世间的权力，利益、富贵、功名等，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神秘、尊贵的东西，在精神上不愿屈从。但是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常常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是出于个人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发现与实际上的无法改变、无力改变之间的矛盾，所以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痛苦的人。他们处在王权与礼法的挟制和个人心灵的自由与尊严的执著念想中，矛盾地徘徊，摇摆，深受抉择的煎熬和苦痛，要么放弃自由和尊严，屈从王权，选择仕的道路，要么抗拒王权，以满足心灵的自由与尊严，选择隐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所说隐士的由来。
道家对于封建社会的看法毋庸置疑是消极的，这才有了《道德经》中的“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这些从来就没有好下场，还是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个人如此国家亦然。[1]
而庄子对于社会的悲观态度在《人间世》中更是可见一斑，在一个阴谋狯诈的战乱时代，无辜者横遭杀戮，社会成了人兽化的陷阱，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惨不忍睹的暴露在眼前，庄子揭露了人间世的险恶面，而他所提供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却是无奈的。[2]
隐逸文化并非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关于隐士，早在《易经》中便有解释：“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经·蛊卦·上九》）。西晋时期皇甫谧所著《高士传》中先秦时期的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便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隐士代表。
那么为什么一提到隐逸文化，大多数人第一想起的便是所谓魏晋风流呢？
这是因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造就了“士”这一阶级大量加入隐士行列形成所魏晋风流这一现象。与先秦时代相比，魏晋时期士人的群体性特征更明显、对政治的介入更深，因而残酷政治斗争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更惨烈，更容易对儒家“入世进取”的人格理想产生普遍的幻灭感。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运作方式完全背离，仁义道德之说成为政治幌子和打击政敌的工具，极大地摧毁了魏晋士人对儒家社会政治学说的信仰。
社会的动荡与混乱，旧的权威文化即儒家经典丧失，新的权威尚未建立，因为缺少文化的缓冲，文人们无法借助外力来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挫折与痛苦，只有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于是那些具有自由意识，不甘受儒家思想束缚的士人，便自然地转向庄子，以寻求心灵的解脱和安慰，在汉代一直处于弱势的庄子学说从此再度进入人们的思想视野，在催生魏晋玄学的同时，对士人群体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转变带来巨大的影响。
由此魏晋名士选择了一种对于强权暴政不妥协甚至敬而远之，弃世遗俗，放浪形骸，将自己的孤独与绝望寄托于“药”与“酒”的极端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出世”。
我们可以看到，道家精神与隐士文化的内核不谋而同。
至此应当发现，“出世隐逸”人格的确立一方面深受道家学说，特别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影响。
关于魏晋隐士风流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当时众多极富魏晋特色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在好友推荐他入朝出仕时断然拒绝甚至与朋友绝交，作文曰：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关键词】 庄子坐忘思想魏晋风度逍遥精神笛卡儿二元论
【中图分类号】 G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8）07-0-02
引言：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承袭了老子的重要思想——大道无言，至简至易。庄子追求自由，崇尚自然，他以宏大超然的历史眼光提出了齐生死，等万物的理论，认为俯仰一世，皆在四时的迭起循生、形气间自然流转，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从而消除了事物间差异，进而至道之极。宥此衍生的坐忘思想则直观地为修行者体悟道提供了一条通途，让大家在这条道路上无限趋向主体自我。巧合的是，关于“坐忘”思想，道门诸哲多有相似的理念。比如说魏晋时代以阮籍和刘伶为代表的魏晋士风中借酒归真的悟道方式有某种契合。再比如说笛卡儿的二元论更是在理论建构上和谐一致。林林总总，形式虽是不同，道理却是大通。
一、魏晋风度
谈到魏晋风度，不得不谈的必定是该时期在华夏五千年文明长河中独树一帜的隐逸文化。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很难说没有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而庄子的逍遥精神及其坐忘思想更是不得不谈的部分。观夫魏晋，阮籍便直言对“先生徘徊翱翔”要“相随俱进”。
隐逸文化的主体阶层是士，士是中国古代王权统治中，地位和身份十分独特的一个群体，它介于统治者和平民之间，自身拥有文化知识，通古明今，洞察事理，心气甚高，主观上把一切都看得很清、很透，人世间的权力，利益、富贵、功名等，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什么神秘、尊贵的东西，在精神上不愿屈从。但是由于他们地位的低下，常常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是出于个人主观上清醒地认识、发现与实际上的无法改变、无力改变之间的矛盾，所以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痛苦的人。他们处在王权与礼法的挟制和个人心灵的自由与尊严的执著念想中，矛盾地徘徊，摇摆，深受抉择的煎熬和苦痛，要么放弃自由和尊严，屈从王权，选择仕的道路，要么抗拒王权，以满足心灵的自由与尊严，选择隐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所说隐士的由来。
道家对于封建社会的看法毋庸置疑是消极的，这才有了《道德经》中的“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名，不要充当智囊，不要承担重任，也不要卖弄聪明反被聪明误。卖弄聪明，这些从来就没有好下场，还是呆在家里，淡泊宁静的好。个人如此国家亦然。[1]
而庄子对于社会的悲观态度在《人间世》中更是可见一斑，在一个阴谋狯诈的战乱时代，无辜者横遭杀戮，社会成了人兽化的陷阱，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惨不忍睹的暴露在眼前，庄子揭露了人间世的险恶面，而他所提供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却是无奈的。[2]
隐逸文化并非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关于隐士，早在《易经》中便有解释：“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经·蛊卦·上九》）。西晋时期皇甫谧所著《高士传》中先秦时期的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便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隐士代表。
那么为什么一提到隐逸文化，大多数人第一想起的便是所谓魏晋风流呢？
这是因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造就了“士”这一阶级大量加入隐士行列形成所魏晋风流这一现象。与先秦时代相比，魏晋时期士人的群体性特征更明显、对政治的介入更深，因而残酷政治斗争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更惨烈，更容易对儒家“入世进取”的人格理想产生普遍的幻灭感。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运作方式完全背离，仁义道德之说成为政治幌子和打击政敌的工具，极大地摧毁了魏晋士人对儒家社会政治学说的信仰。
社会的动荡与混乱，旧的权威文化即儒家经典丧失，新的权威尚未建立，因为缺少文化的缓冲，文人们无法借助外力来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挫折与痛苦，只有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于是那些具有自由意识，不甘受儒家思想束缚的士人，便自然地转向庄子，以寻求心灵的解脱和安慰，在汉代一直处于弱势的庄子学说从此再度进入人们的思想视野，在催生魏晋玄学的同时，对士人群体价值观和人生观的转变带来巨大的影响。
由此魏晋名士选择了一种对于强权暴政不妥协甚至敬而远之，弃世遗俗，放浪形骸，将自己的孤独与绝望寄托于“药”与“酒”的极端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出世”。
我们可以看到，道家精神与隐士文化的内核不谋而同。
至此应当发现，“出世隐逸”人格的确立一方面深受道家学说，特别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影响。
关于魏晋隐士风流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当时众多极富魏晋特色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在好友推荐他入朝出仕时断然拒绝甚至与朋友绝交，作文曰：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