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正月初一，人们还都陶醉于除夕夜的欢乐之中。我却坐上开往医院的公共汽车，因为老爸还在医院住院。
　　我推开病房的房门，见老爸正躺在病床上打点滴。放下鲜花给老爷子拜过年，他的表情很平和。
　　几年前，我被人编织了一些罪名。消息传到老父亲的耳朵里，让他动了肝火，对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跟我解释。我只记得你历来说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过去还好，现在怎么回事？”虽没说不想再见我，但那之后两年多来，若不是他召见我，看到我就是眉头紧锁、不见笑容，每次都爱答不理的。
　　他固执的秉性和身体状况令谁也不敢为我说好话，一提我，话还没说就噎回去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十六七年前医生就告诉我们他的心脏极度衰弱，受不得任何刺激。老爸本来就不胖，如今只剩52公斤了。看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躯，我心里实在不好过。
　　我问过他的病情，他问过我的近况后，仿佛两个人的话题都不好找，谈话时断时续。点滴的药没有了，他按铃叫护士来把那套家什撤了。我趁机说：“爸，这屋子温度挺高，我去给你放盆热水，帮你洗个澡吧。”“不用，我前天刚洗过。”一个企图告吹。我们兄妹4人，散落各地，平时难得见面。我明知大年初一我来医院看他，他心中是高兴的。可老人家就是有股子耿劲。也许他在想：“臭小子，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道行，你今天要是把我逗乐，那咱爷俩的过节儿就算了啦。”
　　四兄妹中我最叛逆，打小我就可以吃亏，不可以蒙冤。老爸最欣赏我又最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唯一敢于挑战父亲权威的，顶撞他时丝毫不顾及父亲的颜面。那时起，我们父与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他也完全不能觉察我敏感的内心。不久，我到外地求学，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
　　我正寻思怎样才能把老爸绷紧的弦松下来，这时医院食堂送饭来了。老爸知我要来，特意多订了碗饭，又加了个烹大虾。那一小碗饭指定是不够二两的，我正想着是不是再添一碗。只见老爸端起他的那碗饭，用筷子扒平，立起筷子，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地画了个十字，我说：“爸，这是干吗？”
　　“医生给我计算，每天要吃四两粮食，我早上一两，中午晚上各一两半。这一碗饭是二两，这四分之一给你。”说着把那四分之一拨到我的碗里。我当时想，现在的干部若都能像我爸一样，办事和执行政策能像老爸分饭这样一丝不苟，这社会自然会和谐得多。
　　还别说这个想法一下子让我找到了灵感，饭后我找到了切入点。我与他的政见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但十多年来绝口不提。此时的我早已将少年气盛化成侃侃而谈。加之找对了话题，他的敏捷思维，他的口若悬河，他的眉飞色舞，他的笑逐颜开，统统都回来了。这时我也如运动员达到最佳状态，信口拈来都是笑话。我们的笑声化去了父子之间的间隙，笑声把严父变成了慈父。我知道见好得收，帮老爸吃完药，把他的水杯中加好水，把活动桌拉到他的床前，让他午休，我又整理好沙发上的东西。告别了老爸。
　　大年初一，父子俩在医院欢声笑语，不仅我是头一回，连老爸也是头一遭呢。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