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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赵武平还在《中华读书报》当记者。记者这碗饭靠的就是抢新闻拱热点，武平则反其道而行，爱找一些不冷不热的题目采访，专看他自己是否感兴趣。与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同，武平不喜欢凑热闹，参加活动也不往名人堆里扎，人多的场合总是靠边站，个子又高，显得有些落落寡合。我爱和他聊天，知道他学英文出身，中学教过书，怎么转行当了记者，就不清楚了。忘记是哪一次新书发布会上，1990年代这样的会特别多，散了会别人抢着上去照相，我和武平不约而同远远走开，他突然问我：“‘三联’出的《伊利亚随笔选》看到了吧，刘炳善先生专门在序里提到你的名字，为什么？”这话问得我始料不及。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书，也没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当时怎样含糊应对的，记不起来了，过后找书来看，果然。1987年11月出版的《伊利亚随笔选》，译序有一万多字，其实是一篇论文，以“兰姆及其《伊利亚随笔》”为题，详细介绍了兰姆其人其文，以及自林纾以来中国介绍兰姆的历程，文末有这样的话，“对于兰姆的翻译工作，前后多承《世界文学》编辑部英美组诸同志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同志的热诚支持鼓励”云云。如果书是在“百花”出的，译者对编辑表示感谢实属正常，“三联”与我素无瓜葛，炳善先生特意留下这一笔，其中应该有故事。武平看书用心，序文中这样一点细节旁人不会留意，引起他的好奇，碰到我随口问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武平戳到了我多年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
与刘炳善先生相识，缘于1983年。《世界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编了一套《优秀作品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说是“优秀作品选”，第一本选的是小说，第二本还是小说，好像外国文学里只有小说。我向高莽抱怨，《世界文学》发表的散文不算少，我就是你们的忠实读者，为什么不编散文选呢？高莽觉得有道理，于是续编了一本，交给“百花”，包括《世界文学》历年刊发的随笔、游记、书信、散文诗、回忆录，时间上已经错过了创刊纪念，遂以《外国优秀散文选》为书名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经手编辑外国散文，炳善先生译的《伊利亚随笔两篇》前一年刚刚刊发，自然列入书中。读稿时我对这两篇译文格外用心，一是久闻兰姆大名，苦于找不到译文，二是作为责任编辑，刚读过《梁遇春散文选集》书稿，作者对兰姆的倾慕令人印象深刻。梁遇春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文人，轻易不会服气别家的文字，这个兰姆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让其魂牵梦绕，敬为疗治烦闷的枕边书。如果说没有读到兰姆时心里满是期待，读过炳善先生的译文，这种期待越发急渴了，正所谓食髓得味，好吃的东西只尝一口最吊人胃口。搞英文的人都知道，兰姆极难译，当年梁遇春曾发愿翻译兰姆全集，又怕自己的文字把顽皮万分的兰姆拘束起来，兰姆的鬼魂晚上会来与他口吃地吵架，有时读得兴起，也随手译一两篇，但将译文同原文一比较，免不了觉得失望。梁遇春太喜欢兰姆了，天天读，天天想翻，轻易不敢动笔，可惜天不假年，二十七岁上病逝，只留下零散译文和一部才气横溢的《兰姆评传》。兰姆的移译还在等待才华与阅历与其相配的译者。世上凡有瓷器活儿，必有金刚钻，好一个刘炳善，名不见经传，如此难缠的兰姆在他手里英文转成汉语，摆布得妥妥帖帖，似乎这块硬骨头专为他准备的。如果先前兰姆缺失中文版责任在译者，今天有了刘炳善，失职的就是出版社了。知道先生在河南大学外语系执教，当即发信联系，希望重拾梁遇春的遗愿，至少将兰姆随笔译出一部选集，交“百花”出版。也是心有灵犀吧，我的心愿与先生夙愿不谋而合，几度书信来往，待到《外国优秀散文选》出来，收到样书后，先生1984年9月28日复信，终于明确了时间表，“兰姆的随笔，我正在抓紧进行。今冬明春译出一大半，到明年夏天完成全书。书名可叫《伊利亚随笔选》。除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再补充以内容较为好懂的篇子。”看得出，下了这样的决心并不容易，毕竟是一块硬骨头，还得兼顾日常工作。先生希望，全稿完成后，亲自来一趟天津，见面聊聊，“事实上，翻译计划能够落实下来也和你多次来信联系支持分不开。”先生的谨慎和持重令我心里踏实。1984年暑期，中国散文学会在天津成立，着手运作的第一批實事包括创办一家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期刊。那时办事效率高，刊物很快获批，定名为《散文世界》，并要求自1985年起公开发行。散文学会属没有编制的群团组织，林非、袁鹰、姜德明、周明、吴泰昌和我商定，先由几位常务理事轮流负责，每人每年分头编两期。我想，刊名为《散文世界》，自然包括域外散文，组稿时首先想到炳善先生，请他从兰姆译文中选两篇改定，先行在《散文世界》刊发，以壮行色，私心里想给《伊利亚随笔选》造造舆论，便于征订时增加些印数，对尚在苦战中的译者也是一个激励。先生很高兴，二月间寄来《扫烟囱的小孩礼赞》和《穷亲戚》两篇译文，附了三千字的介绍《一颗善良的心发出的含泪微笑》。稿子写在五百字的大稿纸上，一笔一划方方正正，比写信时笔迹还要庄重，凡有改动都用墨笔悉心涂过，看起来清清爽爽，译文附了不少注释，有的还以a、b加以区分，估计是完稿后一再对照原文重读，发现漏注之处补上去的。先生信中说，“译文再三再四修改，但有些地方想对读者仍不大好懂。大概兰姆本不是‘一览无余’的作者，译者也无法可想。”并表示“春节后将继续工作，交稿之期当在今年秋天。届时当再写一较为正式的论文，以作前言。译文二十五篇左右。译事相当艰巨，但稍待时日，必能完工。”毕竟胜利在望，先生好整以暇，开始谋虑下一个项目了。以当时外国文学风气，域外散文的汉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愿意做又有能力做好的人实在不多，碰到一个对脾气的，我会紧抓不放，不断出题目压任务，把对方潜力尽可能榨出来。对这样的“压迫”炳善先生显然心甘情愿，“兰姆结束后，我想译一本《维吉尼亚·伍尔芙文学评论选》。我在译《英国散文选》（英汉对照本）时，发现伍尔芙的散文写得清新有味，值得我国评论家们学习借鉴。因此，吉辛的《草堂随笔》索性往后推一推吧。”我们之间虽然尚未谋面，心气的相通感觉越来越近了，诉诉苦也是一种亲近，“译完兰姆后，我想稍事休息。因为这个怪老头的文章实在太难译了，累得我精疲力尽。伍尔芙的文章比较明朗，但也得到1986年再动笔，身体不允许‘连轴转’也。”读着这样的信，连连怪自己粗心，怎么一直没有关心过先生的年纪和身体呢！ 1985年夏初，《散文世界》刊出了兰姆两篇新译文，反响颇好，一些爱好散文的朋友，向我打听刘炳善是谁，兰姆的随笔什么时候出书。暑期伊始，炳善先生临时决定提前到天津来，宝贝女儿即将出嫁，老爸一定要到对方家里亲眼看看才放心。我猜得出先生的心情，自然极表欢迎。“百花”社有个青年编辑方敏（后来调到北京《新闻出版报》），刚好河南师大毕业，听过炳善先生的课，我约她一起去接站。先生身材不高，有些瘦弱，脸色白净，有些江南人的气息，穿一身略显肥大的半新蓝制服，从出站口涌出的人群中，如果不是方敏一眼认出，我是无论如何辨认不出的。在津三天，陪先生逛了新落成的古文化街，品尝了“狗不理”包子，到“百花”编辑部盘桓半天，大多时间我们俩人闲聊。先生内向，不善言谈，对答起来也只三言两语，听我说得多，开始不大习惯，总是静场。先生提出，天津有个广东会馆，里面的戏楼是清代古建筑，早有耳闻，想去看看。我到外地也喜欢看些文物古建，对于从小生活的天津反倒不甚了了，托文化局朋友打听，会馆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开了后门才得进去。戏楼整体为木榫结构，散乱堆着些建筑材料，虽然破旧，气势还在，上下左右藻顶垂花柱连两廊包厢通被精细的木雕拱抱，一花一瓣见出功力，漆色斑驳更显古朴，难得一见的艺术品，心里庆幸借先生的光饱了一回眼福。广东会馆经整修后改为天津戏剧博物馆，我又去看过，满眼金碧辉煌，找不到第一次的感觉了。进了戏楼炳善先生像个鉴宝行家，脸凑在木雕上看得很细，不时啧啧称叹，还端起架子在舞台上迈了几个台步。回来一路上，先生沉浸在戏园的氛围里，内心似有根弦被触动了，主动和我聊起早年记忆。他年轻时好动，爱看戏，写过剧本，更擅长写剧评，有一岀豫剧《李岩与红娘子》，当年舞台上很火，曾参与创作。我借着这个话题，讲起在部队文工队搭草台班子走四方演出的故事，彼此都觉得痛快。先生轻易没有打开过自己，提起往事有些伤感，断断续续的回叙让我了解到，抗战爆发时先生才十岁，战乱年代长大，边流浪边求学，从内地到西北，又来到四川，靠半工半读上了大学，喜欢动笔，热心进步，1957年调到大学工作不久，赶上“反右”被错划，书生意气，倒也不甚后悔，只是心里多了几个无法向他人言说的问号，压在心底的孤苦唯有深夜读英文排遣，即使读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啃的也是英国企鹅版，直到把两卷纸面简装本读得书脊开裂。头上多了一顶帽子，处处谨言慎行，感情上的事却始终不想凑乎，五十多了还是孤身一人。逆境中再读兰姆随笔，和课堂上感觉不一样，没有了隔膜，心沉得进去。这个19世纪性格怪僻的英国老人，出生在家境困难又有癫痫病遗传的家庭，一生多噩梦，先是初恋七年的恋人被他人夺走，兰姆一度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住了六周，第二年姐姐玛丽疯病发作，拿刀刺死亲生母亲，为了照顾姐姐，姐弟二人搬来搬去相依为命。兰姆自己终生未婚，从十四岁即谋生做小职员，直到五十岁退休。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沉重的苦痛拨开，把个人不幸升华为美妙的文学作品，“他的风格像是突破了重重障碍，从大石下弯弯曲曲发芽生长、终于开放的奇花异葩。”文学就是心灵相通的艺术。兰姆随笔的妙处只有深入作者内心才能发现，“人性大概是一种相当微妙的东西。它既有顽强的生存力，又有灵活的适应性，两者结合起来，遇到再大的不可抗的天灾人祸，人性的光芒总还是要从微小的缝隙中曲曲折折地透露出来。将眼泪化为微笑，也许就是人性的一种特殊表现。”炳善先生将心比心的剖析，说的是兰姆，何尝不是自己内心的感悟呢。我们从兰姆聊到英国随笔各家成就，越发投机了，我乘兴建议先生不妨把英国随笔研究作为今后学术方向，甚至可以考虑以此立项申请研究生授予点，在全国创个先例。
再次收到先生来信已是他回汴一月之后，抬头由“大光同志”改为径呼名字了。先生说起回程在北京停留三天，到外文所及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兰姆的资料，在北图所藏《兰姆传》的早年借书卡上发现李广田的名字;找到19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佩思论兰姆的长文，“仔细读了，觉得是一篇评论兰姆的重要文章，将来译出，即收为附录。在京所得其他资料，对于注释典故有用。”先生心实，书稿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接读来信我刚从庐山回来，散文学会在庐山举办了暑期散文讲习班。我第一次上庐山，处处感觉新鲜，抑制不住想对人说说，复信时把先生当作了倾诉对象。先生很快寄来他在《河南大学学报》刊出的《英国随笔简论》，告诉我这大致就是他今后数年攻读与译介的范围了，信中笔调显然亲近随意许多，“自京津归来，汴市大暑，热得不敢出门，蛰居室内苦读兰姆材料，对其生平与写作特点渐已大致了然。但此公大作，实在难译。而且，一旦因事停笔，如再继续，还得重新熟悉其笔调、嚼磨其用意，一如演员要培养起对于人物的感情，‘进入角色’一般。”读到这里想起先生在戏楼走台步的样子，不由笑了起来。先生做事仍然一步一个脚印，“目前译事尚在苦战阶段，不必多说。待‘杀青’之日再驰函奉告。此书完成，再落实其他项目。总之，来日方长，甚望你多多支持。英国散文的译介工作，我是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带研究生的事，尚在考虑、酝酿之中，因此事牵涉其他因素，不是光靠个人拚命所能解决的。”看来一切都在按我们商定的计划进行，我放心地忙起其他稿子。
天有不测风云。事情即将成功关头最易陡生变故，让人措手不及。变故出在我们这一边：《兰姆随笔选》正式申报图书选题未能通过。这样的结果我毫无预料，过后想想实在不应该。开发、出版域外散文丛书，对于劫后重生、以散文为特色的百花社是件大好事，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面临说不清楚的阻力。酝酿三年，好不容易组织到第一批译稿，其中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系南京大学陈德文首次译成中文，1983年秋天稿子交到出版社，作为第一读者，我读稿后很兴奋，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一、二审顺利通过，通常三审就是终审，三审点头即可发排、出书，“外国散文丛书”总算开了个头。初审意见中我特意指出，作者受我国古典文学影响较深，文字格调有点张岱《陶庵梦忆》的味道，希望引起三审的兴趣。12月2日交付三审，12月22日等来三审意见。可能我过于乐观了，这么好的散文，正是我们盼望的，篇目调整还有余地，绝对没有不能出的理由。仔细读过三审意见，大吃一惊，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意见开头几句着眼于文字，较为平和：“这些作品，文字还是相当优美的，但有的又限于描绘目之所见自然景物，而蕴蓄不永，使其深刻显得不足。这也正好是作品之有所似于晚明小品之缺点吧？”随之笔锋一转，“由于作者是生活在19世纪明治时代，是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遂使其作品的思想意识不免留下其阶级之烙印。我感到的有：a.对人生、对人世的消极悲观情绪时有流露（以下列举数例）;b.对任何除资本主义社会之弊，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阶级革命。作者在《回家的烟》一文中的处方是‘送三件礼物：良医、良教师、良牧师。’这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思想;c.有的篇章，似乎可考虑其对今天中国读者的社会效果如何。例如《断崖》，一方面‘肯定了自己心中那种谋求权威的生活道路’（荒正人），一方面怨恨命运之不公，对今日某些中国青年，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再如《迎魂火》末尾，在迷信思想尚未完全肃清的我国，又会不会有影响呢？”意见还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倒没有前三条这样上纲上线。眼看就要过年了，1984年的新年，此时此刻面对这份三审意见，我十分困惑，“文革”结束已经七年多，这样死抱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审查稿件，不知纯属个人意见还是有什么背景，如果照此执行，不独《自然与人生》该被毙掉，域外散文丛书的出版前景也会危机四伏，甚至整个外国文学出版都要重新检视，岂不要退回到“八个样板戏”的時代？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三审是我平素敬重的师长，社里公认的高水平编审，“文革”中受迫害最深，这样“左”的审稿意见即使有背景，也不应该出自他之口。是我太幼稚了吗？拿着写满批语的三张纸，我不知该去当面理论还是隐忍接受，重读一遍，发现意见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据老谢同志在一会上谈，似乎这样的译著，也应先报上级审批方可出版。”这明显是推脱的话，倒提醒了我。“老谢同志”指“百花”新来的社长谢国祥。谢国祥原是天津京剧团团长，出自书香门第，也是一支笔杆子，出版社归属文化局时，开会常碰到。听老一代同事说，1957年反右，老谢在团市委宣传部负责运动，挺“左”，被错划的人把账记在老谢头上，名声大受影响，“文革”前就有调老谢来出版社的动议，不知为何搁浅了，这次直接来做一把手免不了众说纷纭。“百花”历来被认为是能人聚集的地方，老谢进社比较低调，也有一些壮举：比如创办《小说家》双月刊，他敢于投重金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广告选在中国女排夺取世锦赛冠军的赛场休息时段插播，一时传为热点，《小说家》由此开局，加之头三期组稿阵容超强，在大型文学期刊已有“四大名旦”的格局中，挤占了一席之地;广西三个青年作者以孙中山一生为题，写出长篇小说《第一个总统》，当时属于敏感题材，选题有争议被搁置，老谢上任伊始，果断拍板列入计划，并亲自审稿，力挺出书。1982年底，调我离开《散文》月刊去编书，老谢刚到出版社任职，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坦诚的对话，眼下《自然与人生》面临被毙掉的命运，我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越级找老谢讨主意了。老谢独居，休息日我直接找上门去，准备长谈，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说服老谢支持。自起意编辑外国散文丛书以来，策划书、访问纪要、专家意见、约稿计划，积累不少文字资料，老谢静静地翻看一遍，说了两个字，“不错。”我受到鼓励，索性把三年来遇到的难处一吐为快。我说，我不是科班出身，外语也不行，就是对外国散文有兴趣，这是个大题目，值得做下去，社里如果觉得我不合适，可以另挑专业编辑来做，最好不要否了这个项目。老谢几乎没有打锛儿，干脆地说，“你开了个头，就把它做下去。三审我会安排的，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找我”，还以南方一家出版社策划“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获得成功为例给我打气。原以为能落个“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答复就算不错，没想到这么简单问题解决了。老谢后来做了哪些上下疏导工作不得而知，结果是换了三审，《自然与人生》和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于1984年9月出版，紧接着《屠格涅夫散文选》《流浪者》（纪伯伦）《瞬间》（邦达列夫）相继出书，百花版“外国散文丛书”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读书界反响不俗，刘白羽特地来信，对《自然与人生》大加赞许，郭风、何为不吝褒奖，逢人便夸，发行部门对丛书市场预期也由保守转为看好。天气多变，忽阴忽晴，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满心以为自此前路平顺，这样的背景下，我才大胆约炳善先生译兰姆，先生的应允更使我信心满满志在必成，没成想老毛病根子还在，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这不，碰到“兰姆”就卡住了。《兰姆随笔选》选题申报，1985年没排上，我没在意，以为选题挤，反正书稿年底才到，来得及，结果再次申报1986年选题还是没列上，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很多人和事微妙处就在于不需要任何理由。逢到这种关节，道理是没得讲的。我是一个普通编辑，没有参与制订选题计划的权利，老谢已提升到出版局，社里人事面临新一轮洗牌。谁会为一个有争议的选题负责！面对即将交稿的炳善先生我进退两难。远在开封的先生对可能的变故也许有预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留下这样的话，“译稿完成时当再去信。你们那里有何意见或新的情况，亦请及时联系为盼。”我知道，以先生的水平，这部稿子会有出版社抢着出，我心有不甘，原想拖一拖等译稿寄来，争取特批选题，再一想不妥，万一通不过，成了“退稿”，对先生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犹豫几天，还是忍痛割爱，把社里情况如实写信告诉炳善先生，望其另择“婆家”。从此先生和我断了联系。 2011年初，我已退休多年，北京新星出版社邀我编一套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翻译散文，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最好，我想起了炳善先生，《兰姆随笔选》能加入该多好，或者先生精力尚健，新译一本兰姆书信岂不更好。信已写就，临时起念上网查查先生近况，打开河南大学网页，先生名下一片黑色，就在几天前八十三岁的先生刚刚去世。这封无法寄出的信成了最后的念想。转过年在徐州参加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遇上河南大学英文系薛玉凤教授，她算炳善先生再传弟子，聊起先生充满敬意，先生晚年全力投入《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编纂工作，在学校促成下成了家，夫人是早年支边的上海姑娘，结婚后调到学校资料室，成了先生治学的助手。最后三年，先生右耳失聪，右眼失明，仍笔耕不辍，生命的最后一天，吸着氧气，为修订大辞典做了六张卡片。夫人把文字输入电脑中，他不放心地趴在电脑边听听，“真的存在里边了？”
2014年春天，我的老母亲百年过世，心里郁闷，赵丽宏邀我去上海散散心。上海，我已暌违十多年，这期间，赵武平由《中华读书报》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做了副社长，听说我到上海，一定要见面聊聊。武平先陪我在武康路一带转，这里的石库门里弄已成为著名游览区，二楼还是老住户，底楼变身为酒馆咖啡店陶吧画廊各类艺术家工作室，每到深夜巷内巷外拥满中外游客，楼上民居出奇安静与楼下商家的声光喧嚣和平共处于咫尺之间，也算是现代都市一大奇观。晚餐选在新天地琉璃坛，武平就住在附近。武平说，今天他全家出动，给我个小小惊喜。问起夫人情况，武平指指广场边餐台，一个清秀的上海姑娘带小女儿已候在那里。赵夫人学装帧设计，在教育出版社做美編，娴静地笑笑表示欢迎，刚刚两岁的小女躲在母亲怀里，探出半张脸打量生人，逗她说话也不应，把头埋起来听大人聊天，不一会儿自己耐不住了，滑下地来蹒跚跑动，追着餐厅服务员说笑，拉长声音叫“阿——姨”，逗得周围一片笑声，纷纷喊她“开心果”。武平连连招唤着“小心小心”并不多说话，只是抿嘴笑。吃过饭，“开心果”乏了，眯着眼让母亲抱回家。武平兴致未尽，又要了瓶威士忌，打开了话匣子，一向落落寡合的印象被彻底打破。武平是河南云蒙山人，对书的爱好推他进京应聘《读书报》，直到进了出版社才觉得找对了门，一边做书，一边写读书随笔，乐在其中。他送我一部近著书话随笔集《人如其读》，话题也由此切入，从京城书评各家的短长，到鲁迅周作人的文化自信，一路说开去，渐渐感发起命运的无常，一个河南乡间孩子，只身漂泊在北京上海，无根的感觉很长时间占据着心底，早晨醒来常茫然自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没想到中年以后在大上海筑起安身立命的窝儿，一路走来也曾遭到各色眼光的灼刺，现在都坦然了，说起来还要感谢书的指引。武平发自肺腑的话令我想起他的乡党炳善先生，三十年了，外国散文在我手里先后编了三套丛书一百多部，深一脚浅一脚甘苦自知，想想炳善先生的温厚，心里总觉对不住他。那位意见相左的三审，后来态度转变，向我推荐过他熟悉的译者。其实他的文化趣味我是知道的。特定情境下说些违心的话，我也曾有过，内心的不安远甚于受挫碰壁。我们都是平常人，生活的路注定要自己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的梦许多人都做过，身边常有人开着车过去了，骑着马过去了，留给我们的路正需要一步一步拿脚丈量。只能步行的路注定不会平坦。这样的路走着心里才踏实。
与刘炳善先生相识，缘于1983年。《世界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编了一套《优秀作品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书，说是“优秀作品选”，第一本选的是小说，第二本还是小说，好像外国文学里只有小说。我向高莽抱怨，《世界文学》发表的散文不算少，我就是你们的忠实读者，为什么不编散文选呢？高莽觉得有道理，于是续编了一本，交给“百花”，包括《世界文学》历年刊发的随笔、游记、书信、散文诗、回忆录，时间上已经错过了创刊纪念，遂以《外国优秀散文选》为书名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经手编辑外国散文，炳善先生译的《伊利亚随笔两篇》前一年刚刚刊发，自然列入书中。读稿时我对这两篇译文格外用心，一是久闻兰姆大名，苦于找不到译文，二是作为责任编辑，刚读过《梁遇春散文选集》书稿，作者对兰姆的倾慕令人印象深刻。梁遇春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文人，轻易不会服气别家的文字，这个兰姆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让其魂牵梦绕，敬为疗治烦闷的枕边书。如果说没有读到兰姆时心里满是期待，读过炳善先生的译文，这种期待越发急渴了，正所谓食髓得味，好吃的东西只尝一口最吊人胃口。搞英文的人都知道，兰姆极难译，当年梁遇春曾发愿翻译兰姆全集，又怕自己的文字把顽皮万分的兰姆拘束起来，兰姆的鬼魂晚上会来与他口吃地吵架，有时读得兴起，也随手译一两篇，但将译文同原文一比较，免不了觉得失望。梁遇春太喜欢兰姆了，天天读，天天想翻，轻易不敢动笔，可惜天不假年，二十七岁上病逝，只留下零散译文和一部才气横溢的《兰姆评传》。兰姆的移译还在等待才华与阅历与其相配的译者。世上凡有瓷器活儿，必有金刚钻，好一个刘炳善，名不见经传，如此难缠的兰姆在他手里英文转成汉语，摆布得妥妥帖帖，似乎这块硬骨头专为他准备的。如果先前兰姆缺失中文版责任在译者，今天有了刘炳善，失职的就是出版社了。知道先生在河南大学外语系执教，当即发信联系，希望重拾梁遇春的遗愿，至少将兰姆随笔译出一部选集，交“百花”出版。也是心有灵犀吧，我的心愿与先生夙愿不谋而合，几度书信来往，待到《外国优秀散文选》出来，收到样书后，先生1984年9月28日复信，终于明确了时间表，“兰姆的随笔，我正在抓紧进行。今冬明春译出一大半，到明年夏天完成全书。书名可叫《伊利亚随笔选》。除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再补充以内容较为好懂的篇子。”看得出，下了这样的决心并不容易，毕竟是一块硬骨头，还得兼顾日常工作。先生希望，全稿完成后，亲自来一趟天津，见面聊聊，“事实上，翻译计划能够落实下来也和你多次来信联系支持分不开。”先生的谨慎和持重令我心里踏实。1984年暑期，中国散文学会在天津成立，着手运作的第一批實事包括创办一家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期刊。那时办事效率高，刊物很快获批，定名为《散文世界》，并要求自1985年起公开发行。散文学会属没有编制的群团组织，林非、袁鹰、姜德明、周明、吴泰昌和我商定，先由几位常务理事轮流负责，每人每年分头编两期。我想，刊名为《散文世界》，自然包括域外散文，组稿时首先想到炳善先生，请他从兰姆译文中选两篇改定，先行在《散文世界》刊发，以壮行色，私心里想给《伊利亚随笔选》造造舆论，便于征订时增加些印数，对尚在苦战中的译者也是一个激励。先生很高兴，二月间寄来《扫烟囱的小孩礼赞》和《穷亲戚》两篇译文，附了三千字的介绍《一颗善良的心发出的含泪微笑》。稿子写在五百字的大稿纸上，一笔一划方方正正，比写信时笔迹还要庄重，凡有改动都用墨笔悉心涂过，看起来清清爽爽，译文附了不少注释，有的还以a、b加以区分，估计是完稿后一再对照原文重读，发现漏注之处补上去的。先生信中说，“译文再三再四修改，但有些地方想对读者仍不大好懂。大概兰姆本不是‘一览无余’的作者，译者也无法可想。”并表示“春节后将继续工作，交稿之期当在今年秋天。届时当再写一较为正式的论文，以作前言。译文二十五篇左右。译事相当艰巨，但稍待时日，必能完工。”毕竟胜利在望，先生好整以暇，开始谋虑下一个项目了。以当时外国文学风气，域外散文的汉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愿意做又有能力做好的人实在不多，碰到一个对脾气的，我会紧抓不放，不断出题目压任务，把对方潜力尽可能榨出来。对这样的“压迫”炳善先生显然心甘情愿，“兰姆结束后，我想译一本《维吉尼亚·伍尔芙文学评论选》。我在译《英国散文选》（英汉对照本）时，发现伍尔芙的散文写得清新有味，值得我国评论家们学习借鉴。因此，吉辛的《草堂随笔》索性往后推一推吧。”我们之间虽然尚未谋面，心气的相通感觉越来越近了，诉诉苦也是一种亲近，“译完兰姆后，我想稍事休息。因为这个怪老头的文章实在太难译了，累得我精疲力尽。伍尔芙的文章比较明朗，但也得到1986年再动笔，身体不允许‘连轴转’也。”读着这样的信，连连怪自己粗心，怎么一直没有关心过先生的年纪和身体呢！ 1985年夏初，《散文世界》刊出了兰姆两篇新译文，反响颇好，一些爱好散文的朋友，向我打听刘炳善是谁，兰姆的随笔什么时候出书。暑期伊始，炳善先生临时决定提前到天津来，宝贝女儿即将出嫁，老爸一定要到对方家里亲眼看看才放心。我猜得出先生的心情，自然极表欢迎。“百花”社有个青年编辑方敏（后来调到北京《新闻出版报》），刚好河南师大毕业，听过炳善先生的课，我约她一起去接站。先生身材不高，有些瘦弱，脸色白净，有些江南人的气息，穿一身略显肥大的半新蓝制服，从出站口涌出的人群中，如果不是方敏一眼认出，我是无论如何辨认不出的。在津三天，陪先生逛了新落成的古文化街，品尝了“狗不理”包子，到“百花”编辑部盘桓半天，大多时间我们俩人闲聊。先生内向，不善言谈，对答起来也只三言两语，听我说得多，开始不大习惯，总是静场。先生提出，天津有个广东会馆，里面的戏楼是清代古建筑，早有耳闻，想去看看。我到外地也喜欢看些文物古建，对于从小生活的天津反倒不甚了了，托文化局朋友打听，会馆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开了后门才得进去。戏楼整体为木榫结构，散乱堆着些建筑材料，虽然破旧，气势还在，上下左右藻顶垂花柱连两廊包厢通被精细的木雕拱抱，一花一瓣见出功力，漆色斑驳更显古朴，难得一见的艺术品，心里庆幸借先生的光饱了一回眼福。广东会馆经整修后改为天津戏剧博物馆，我又去看过，满眼金碧辉煌，找不到第一次的感觉了。进了戏楼炳善先生像个鉴宝行家，脸凑在木雕上看得很细，不时啧啧称叹，还端起架子在舞台上迈了几个台步。回来一路上，先生沉浸在戏园的氛围里，内心似有根弦被触动了，主动和我聊起早年记忆。他年轻时好动，爱看戏，写过剧本，更擅长写剧评，有一岀豫剧《李岩与红娘子》，当年舞台上很火，曾参与创作。我借着这个话题，讲起在部队文工队搭草台班子走四方演出的故事，彼此都觉得痛快。先生轻易没有打开过自己，提起往事有些伤感，断断续续的回叙让我了解到，抗战爆发时先生才十岁，战乱年代长大，边流浪边求学，从内地到西北，又来到四川，靠半工半读上了大学，喜欢动笔，热心进步，1957年调到大学工作不久，赶上“反右”被错划，书生意气，倒也不甚后悔，只是心里多了几个无法向他人言说的问号，压在心底的孤苦唯有深夜读英文排遣，即使读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啃的也是英国企鹅版，直到把两卷纸面简装本读得书脊开裂。头上多了一顶帽子，处处谨言慎行，感情上的事却始终不想凑乎，五十多了还是孤身一人。逆境中再读兰姆随笔，和课堂上感觉不一样，没有了隔膜，心沉得进去。这个19世纪性格怪僻的英国老人，出生在家境困难又有癫痫病遗传的家庭，一生多噩梦，先是初恋七年的恋人被他人夺走，兰姆一度精神失常，在疯人院住了六周，第二年姐姐玛丽疯病发作，拿刀刺死亲生母亲，为了照顾姐姐，姐弟二人搬来搬去相依为命。兰姆自己终生未婚，从十四岁即谋生做小职员，直到五十岁退休。他用自己的方式把沉重的苦痛拨开，把个人不幸升华为美妙的文学作品，“他的风格像是突破了重重障碍，从大石下弯弯曲曲发芽生长、终于开放的奇花异葩。”文学就是心灵相通的艺术。兰姆随笔的妙处只有深入作者内心才能发现，“人性大概是一种相当微妙的东西。它既有顽强的生存力，又有灵活的适应性，两者结合起来，遇到再大的不可抗的天灾人祸，人性的光芒总还是要从微小的缝隙中曲曲折折地透露出来。将眼泪化为微笑，也许就是人性的一种特殊表现。”炳善先生将心比心的剖析，说的是兰姆，何尝不是自己内心的感悟呢。我们从兰姆聊到英国随笔各家成就，越发投机了，我乘兴建议先生不妨把英国随笔研究作为今后学术方向，甚至可以考虑以此立项申请研究生授予点，在全国创个先例。
再次收到先生来信已是他回汴一月之后，抬头由“大光同志”改为径呼名字了。先生说起回程在北京停留三天，到外文所及北京图书馆查阅有关兰姆的资料，在北图所藏《兰姆传》的早年借书卡上发现李广田的名字;找到19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佩思论兰姆的长文，“仔细读了，觉得是一篇评论兰姆的重要文章，将来译出，即收为附录。在京所得其他资料，对于注释典故有用。”先生心实，书稿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接读来信我刚从庐山回来，散文学会在庐山举办了暑期散文讲习班。我第一次上庐山，处处感觉新鲜，抑制不住想对人说说，复信时把先生当作了倾诉对象。先生很快寄来他在《河南大学学报》刊出的《英国随笔简论》，告诉我这大致就是他今后数年攻读与译介的范围了，信中笔调显然亲近随意许多，“自京津归来，汴市大暑，热得不敢出门，蛰居室内苦读兰姆材料，对其生平与写作特点渐已大致了然。但此公大作，实在难译。而且，一旦因事停笔，如再继续，还得重新熟悉其笔调、嚼磨其用意，一如演员要培养起对于人物的感情，‘进入角色’一般。”读到这里想起先生在戏楼走台步的样子，不由笑了起来。先生做事仍然一步一个脚印，“目前译事尚在苦战阶段，不必多说。待‘杀青’之日再驰函奉告。此书完成，再落实其他项目。总之，来日方长，甚望你多多支持。英国散文的译介工作，我是一定要继续做下去的。带研究生的事，尚在考虑、酝酿之中，因此事牵涉其他因素，不是光靠个人拚命所能解决的。”看来一切都在按我们商定的计划进行，我放心地忙起其他稿子。
天有不测风云。事情即将成功关头最易陡生变故，让人措手不及。变故出在我们这一边：《兰姆随笔选》正式申报图书选题未能通过。这样的结果我毫无预料，过后想想实在不应该。开发、出版域外散文丛书，对于劫后重生、以散文为特色的百花社是件大好事，可这件事从一开始就面临说不清楚的阻力。酝酿三年，好不容易组织到第一批译稿，其中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系南京大学陈德文首次译成中文，1983年秋天稿子交到出版社，作为第一读者，我读稿后很兴奋，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一、二审顺利通过，通常三审就是终审，三审点头即可发排、出书，“外国散文丛书”总算开了个头。初审意见中我特意指出，作者受我国古典文学影响较深，文字格调有点张岱《陶庵梦忆》的味道，希望引起三审的兴趣。12月2日交付三审，12月22日等来三审意见。可能我过于乐观了，这么好的散文，正是我们盼望的，篇目调整还有余地，绝对没有不能出的理由。仔细读过三审意见，大吃一惊，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意见开头几句着眼于文字，较为平和：“这些作品，文字还是相当优美的，但有的又限于描绘目之所见自然景物，而蕴蓄不永，使其深刻显得不足。这也正好是作品之有所似于晚明小品之缺点吧？”随之笔锋一转，“由于作者是生活在19世纪明治时代，是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遂使其作品的思想意识不免留下其阶级之烙印。我感到的有：a.对人生、对人世的消极悲观情绪时有流露（以下列举数例）;b.对任何除资本主义社会之弊，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阶级革命。作者在《回家的烟》一文中的处方是‘送三件礼物：良医、良教师、良牧师。’这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思想;c.有的篇章，似乎可考虑其对今天中国读者的社会效果如何。例如《断崖》，一方面‘肯定了自己心中那种谋求权威的生活道路’（荒正人），一方面怨恨命运之不公，对今日某些中国青年，会不会有不良影响？再如《迎魂火》末尾，在迷信思想尚未完全肃清的我国，又会不会有影响呢？”意见还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倒没有前三条这样上纲上线。眼看就要过年了，1984年的新年，此时此刻面对这份三审意见，我十分困惑，“文革”结束已经七年多，这样死抱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审查稿件，不知纯属个人意见还是有什么背景，如果照此执行，不独《自然与人生》该被毙掉，域外散文丛书的出版前景也会危机四伏，甚至整个外国文学出版都要重新检视，岂不要退回到“八个样板戏”的時代？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三审是我平素敬重的师长，社里公认的高水平编审，“文革”中受迫害最深，这样“左”的审稿意见即使有背景，也不应该出自他之口。是我太幼稚了吗？拿着写满批语的三张纸，我不知该去当面理论还是隐忍接受，重读一遍，发现意见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据老谢同志在一会上谈，似乎这样的译著，也应先报上级审批方可出版。”这明显是推脱的话，倒提醒了我。“老谢同志”指“百花”新来的社长谢国祥。谢国祥原是天津京剧团团长，出自书香门第，也是一支笔杆子，出版社归属文化局时，开会常碰到。听老一代同事说，1957年反右，老谢在团市委宣传部负责运动，挺“左”，被错划的人把账记在老谢头上，名声大受影响，“文革”前就有调老谢来出版社的动议，不知为何搁浅了，这次直接来做一把手免不了众说纷纭。“百花”历来被认为是能人聚集的地方，老谢进社比较低调，也有一些壮举：比如创办《小说家》双月刊，他敢于投重金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广告选在中国女排夺取世锦赛冠军的赛场休息时段插播，一时传为热点，《小说家》由此开局，加之头三期组稿阵容超强，在大型文学期刊已有“四大名旦”的格局中，挤占了一席之地;广西三个青年作者以孙中山一生为题，写出长篇小说《第一个总统》，当时属于敏感题材，选题有争议被搁置，老谢上任伊始，果断拍板列入计划，并亲自审稿，力挺出书。1982年底，调我离开《散文》月刊去编书，老谢刚到出版社任职，我们之间有过一次坦诚的对话，眼下《自然与人生》面临被毙掉的命运，我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越级找老谢讨主意了。老谢独居，休息日我直接找上门去，准备长谈，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说服老谢支持。自起意编辑外国散文丛书以来，策划书、访问纪要、专家意见、约稿计划，积累不少文字资料，老谢静静地翻看一遍，说了两个字，“不错。”我受到鼓励，索性把三年来遇到的难处一吐为快。我说，我不是科班出身，外语也不行，就是对外国散文有兴趣，这是个大题目，值得做下去，社里如果觉得我不合适，可以另挑专业编辑来做，最好不要否了这个项目。老谢几乎没有打锛儿，干脆地说，“你开了个头，就把它做下去。三审我会安排的，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找我”，还以南方一家出版社策划“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获得成功为例给我打气。原以为能落个“研究研究考虑考虑”的答复就算不错，没想到这么简单问题解决了。老谢后来做了哪些上下疏导工作不得而知，结果是换了三审，《自然与人生》和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于1984年9月出版，紧接着《屠格涅夫散文选》《流浪者》（纪伯伦）《瞬间》（邦达列夫）相继出书，百花版“外国散文丛书”小荷才露尖尖角，在读书界反响不俗，刘白羽特地来信，对《自然与人生》大加赞许，郭风、何为不吝褒奖，逢人便夸，发行部门对丛书市场预期也由保守转为看好。天气多变，忽阴忽晴，多少出乎我的意料，满心以为自此前路平顺，这样的背景下，我才大胆约炳善先生译兰姆，先生的应允更使我信心满满志在必成，没成想老毛病根子还在，一遇风吹草动就会冒出来，这不，碰到“兰姆”就卡住了。《兰姆随笔选》选题申报，1985年没排上，我没在意，以为选题挤，反正书稿年底才到，来得及，结果再次申报1986年选题还是没列上，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很多人和事微妙处就在于不需要任何理由。逢到这种关节，道理是没得讲的。我是一个普通编辑，没有参与制订选题计划的权利，老谢已提升到出版局，社里人事面临新一轮洗牌。谁会为一个有争议的选题负责！面对即将交稿的炳善先生我进退两难。远在开封的先生对可能的变故也许有预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留下这样的话，“译稿完成时当再去信。你们那里有何意见或新的情况，亦请及时联系为盼。”我知道，以先生的水平，这部稿子会有出版社抢着出，我心有不甘，原想拖一拖等译稿寄来，争取特批选题，再一想不妥，万一通不过，成了“退稿”，对先生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犹豫几天，还是忍痛割爱，把社里情况如实写信告诉炳善先生，望其另择“婆家”。从此先生和我断了联系。 2011年初，我已退休多年，北京新星出版社邀我编一套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翻译散文，出自老一辈翻译家之手最好，我想起了炳善先生，《兰姆随笔选》能加入该多好，或者先生精力尚健，新译一本兰姆书信岂不更好。信已写就，临时起念上网查查先生近况，打开河南大学网页，先生名下一片黑色，就在几天前八十三岁的先生刚刚去世。这封无法寄出的信成了最后的念想。转过年在徐州参加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遇上河南大学英文系薛玉凤教授，她算炳善先生再传弟子，聊起先生充满敬意，先生晚年全力投入《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辞典》编纂工作，在学校促成下成了家，夫人是早年支边的上海姑娘，结婚后调到学校资料室，成了先生治学的助手。最后三年，先生右耳失聪，右眼失明，仍笔耕不辍，生命的最后一天，吸着氧气，为修订大辞典做了六张卡片。夫人把文字输入电脑中，他不放心地趴在电脑边听听，“真的存在里边了？”
2014年春天，我的老母亲百年过世，心里郁闷，赵丽宏邀我去上海散散心。上海，我已暌违十多年，这期间，赵武平由《中华读书报》调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做了副社长，听说我到上海，一定要见面聊聊。武平先陪我在武康路一带转，这里的石库门里弄已成为著名游览区，二楼还是老住户，底楼变身为酒馆咖啡店陶吧画廊各类艺术家工作室，每到深夜巷内巷外拥满中外游客，楼上民居出奇安静与楼下商家的声光喧嚣和平共处于咫尺之间，也算是现代都市一大奇观。晚餐选在新天地琉璃坛，武平就住在附近。武平说，今天他全家出动，给我个小小惊喜。问起夫人情况，武平指指广场边餐台，一个清秀的上海姑娘带小女儿已候在那里。赵夫人学装帧设计，在教育出版社做美編，娴静地笑笑表示欢迎，刚刚两岁的小女躲在母亲怀里，探出半张脸打量生人，逗她说话也不应，把头埋起来听大人聊天，不一会儿自己耐不住了，滑下地来蹒跚跑动，追着餐厅服务员说笑，拉长声音叫“阿——姨”，逗得周围一片笑声，纷纷喊她“开心果”。武平连连招唤着“小心小心”并不多说话，只是抿嘴笑。吃过饭，“开心果”乏了，眯着眼让母亲抱回家。武平兴致未尽，又要了瓶威士忌，打开了话匣子，一向落落寡合的印象被彻底打破。武平是河南云蒙山人，对书的爱好推他进京应聘《读书报》，直到进了出版社才觉得找对了门，一边做书，一边写读书随笔，乐在其中。他送我一部近著书话随笔集《人如其读》，话题也由此切入，从京城书评各家的短长，到鲁迅周作人的文化自信，一路说开去，渐渐感发起命运的无常，一个河南乡间孩子，只身漂泊在北京上海，无根的感觉很长时间占据着心底，早晨醒来常茫然自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没想到中年以后在大上海筑起安身立命的窝儿，一路走来也曾遭到各色眼光的灼刺，现在都坦然了，说起来还要感谢书的指引。武平发自肺腑的话令我想起他的乡党炳善先生，三十年了，外国散文在我手里先后编了三套丛书一百多部，深一脚浅一脚甘苦自知，想想炳善先生的温厚，心里总觉对不住他。那位意见相左的三审，后来态度转变，向我推荐过他熟悉的译者。其实他的文化趣味我是知道的。特定情境下说些违心的话，我也曾有过，内心的不安远甚于受挫碰壁。我们都是平常人，生活的路注定要自己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的梦许多人都做过，身边常有人开着车过去了，骑着马过去了，留给我们的路正需要一步一步拿脚丈量。只能步行的路注定不会平坦。这样的路走着心里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