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撰文《在春风里》，卒章显志：“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文中的“春风”特指胡适，这样的春风乃是长者之风。
　　北大教授温源宁作名人小传，称赞胡适，上课时总记得为衣裳单薄的女生关紧教室的窗户，以免她们着凉。这个细节很细微，却彰显了胡适的绅士风度。
　　1948年，胡适将自己珍藏的《红楼梦》甲戌本借给燕大学生周汝昌，他对周汝昌的品行一无所知，借后从未索还。周汝昌与其兄周祜昌录下副本，然后写信告诉胡适，胡适欣然赞同。周汝昌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为曹雪芹的原著恢复本来面目，胡适仍鼎力支持，他又将珍藏的《红楼梦》戚蓼生序本借给周汝昌，周汝昌如虎添翼。
　　1954年，张爱玲从香港邮寄长篇小说《秧歌》给胡适，不免忐忑。胡适读完后，通篇圈点且题写了扉页，将它寄还给张爱玲。她翻看时，“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张爱玲在美国定居之初，颇得胡适照拂。他们都喜欢《海上花》中精彩绝伦的苏白（吴语白话），在文学上多有共鸣。胡适呵护晚辈，从不溺爱，而是慈中有严。女兵作家谢冰莹请胡适题词，胡适的哲语敲击心坎，鼓舞精神：“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胡适爱才，惜才，奖掖晚辈，提携后进，乐意做青年人的朋友，他常用易卜生的名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来激励大家。“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对许多人都有知遇之恩，他不在意对方的政治立场，只留意他们的才华和学问。如季羡林、杨联陞、沈从文、毛子水、邓广铭、千家驹、罗尔纲……不少才俊经胡适栽培，成为国家栋梁、文化精英。
　　胡适性情温和，但他的主见很鲜明。叶公超说：“有一时期，我们常常有所争论，但是他从不生气，不讥讽，不流入冷嘲热讽的意态。他似乎天生有一个正面的性格。有话要主动地说，当面说，当面争辩，绝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计……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他有一种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
　　帮助同行，是胡适的习惯作为。林语堂到哈佛进修，由于官费未及时发放，陷入困境。他打电报回国告急，胡适倾尽私囊汇寄两千美金，助其完成研究。林语堂回国后才知个中情形，自然很感动。
　　唐德刚称道胡适：“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他从无‘程门立雪’那一派的臭道学气味，被他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会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好一个“满室生春”，谁不受用？
　　胡适对台北街头关心政治的卖饼老人袁瓞语重心长地说：“社会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春风是爱物的，长者是爱人的，胡适爱人以德。


　　十二岁少年余序洋患有糖尿病，他读到陈存仁的《津津有味谭》，对名医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的故事颇感好奇，便写信去向胡适求证。胡适毫不怠慢，回信说明那个故事纯属谣传，不足取信。在写信和复信这一点上，若论热心程度，胡适与蔡元培难分伯仲。
　　健谈者多半好客。南宋理学家朱熹喜欢与客人聊天，虽在病中亦不改积习，弟子劝他少见人少讲话，他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懒惰，也教我懒惰！”胡适富有人情味，他比朱熹温和，在好客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不愿将人拒之门外，他有点像东晋名士和大臣王导，身上具备天然的亲和力，应对周旋游刃有余，来者皆喜，满座尽欢，无论对方是谁，居高位者如是，处底层者亦如是。
　　（言 一摘自《今晚报》2016年3月18日，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