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某天，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远小村。20年后，当他参军离开这里时，才发现大队的户口本上只有他的名字，而没有写他的出生年月。回去问母亲自己的具体出生时间，母亲说：“反正你出生那年，田里的红薯大丰收，出生那个月，天气非常炎热。”就这样，大队会计顺笔一写，阎连科的出生时间，就成了1958年8月24日。就是这样，阎连科从一个一家人都没有过生日习惯的贫穷家庭走了出来，成为中国饱受争议的用自己的笔尖蘸着自己灵魂写作的人。
　　在一脉荒芜的山下，阎连科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父母亲都是农民，善良，忠厚。为了让四个孩子上学，他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而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少年时期每天上学读书时，他都看到村长的女儿在门口拿着一个白面馒头，展出样慢慢地嚼着，并不下咽。这一场景成为阎连科人生最初的文学记忆，使他开始对饥饿和权力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成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大量读者的“瑶沟系列”小说的根本底色，让他成为了那时最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而他那时的代表作《瑶沟人的梦》，也正是讲了一个叫“连科”的青年，在“成长”中对权力的无奈向往和对尊严及美好的一种追求。那时他的小说，和他的人生有许多吻合之处，是他个人艰难的人生，帮他推动着文学的起步和脚步。
　　疾病，闪烁着生命的光辉
　　阎连科是文坛有名的“病号”之一，之所以他的病不像史铁生和陈村那样让人关注，是因为他在许多时候可以走来走去，让人们感觉到他的病，是有几分在身上，几分在笔下。观其身，其实可以用“基本健康”来说；看其文，却可以说他不仅有生理病症，更有“精神之病”。然而，了解阎连科的人都知道，他在写作他的名篇《年月日》与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时，正遭受着巨大病痛的折磨。那是1992年的时候。重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行走，不能端坐，不能干任何活儿，只能躺着不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大的钢板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最严重的时候，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时，就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找到了一个写作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一个作家的身体有病了，他笔下的世界也就生病了。那一方如同福克纳的邮票之乡的“耙耧山脉”，便从此闪烁着因疾病而格外耀眼的生命的光辉。与以往作品中“瑶沟”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耙耧山脉”世界染上了浓重的“疾病”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度、密度，生的痛苦，生的挣扎，生的意志，要活着，活下去！这是生命发出的最微弱也最坚硬的呼喊，穿越时间、空间，回荡在耙耧山脉之中。读者被作品中的气息惊呆了，他们还不能习惯作家的这种极端惨烈，更不能接受作品中这种狂暴、绝望和激情。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连科写出了他的经典之作《日光流年》。在书的扉页上，作者写出了这样的题记：“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遺言。”毫无疑问，在阎连科的心灵史上，《日光流年》是他在面对“人生与岁月”时生命最为疼痛的救赎之作。这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精神史，给我们展示了民族生命存在的最原始形态，那些不为时间、政治及文明进程所左右，深埋于地理、气候、时间之下的内核存在。正如有论者所言，“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也从而让阎连科的疾病在他的作品面前，变得被大家忽略和不值一提，而他作品中因“疾病”闪烁的生命之光，却照亮了他的作品，也照亮了我们整个的文学。
　　碾碎灵魂，吸入自己的笔管
　　这是唯一一个走进艾滋病村的作家。而且一去就是几年间的十多次，不仅在那里吃住，还在那里大笔地花钱，帮艾滋病患者们看病治疗，帮他们修建灌溉工程，使他们患病的躯体在不得不劳动时，能少付出一些维持生命的体力，借以多活一些岁月，多感受一些人在活着时的美好。尽管那部描写艾滋病的小说，因种种缘由，已经不能再和读者见面，但这位作家把自己的灵魂碾碎，灌入笔管的写作，却已经让我们的读者无比感叹了，让我们记住他是一位用灵魂写作的人。
　　阎连科的创作，总是以其惊人的灵魂震撼，出现在我们的视线。
　　2001年的《坚硬如水》让读者震惊，阎连科仿佛在寻找什么，仿佛他的灵魂在痛苦之中左突右冲，找不到安顿的地方。而2004年《受活》的问世，则又意味着阎连科的灵魂，在面对我们的历史、社会、政治的进一步不安和焦虑。他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思考，在语言和叙述上，也有着全方位的变化和探求。毫无疑问，小说的荒诞、残酷，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象征意味。在这里，奇迹和现实生活并不相悖，想象、夸张和现实生活也不相悖，相反，任何奇迹都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象征。
　　不像有的作家收藏古董，有的作家收藏字画，阎连科收藏一种只有黄河流域才有的“黄河石”。这些黄河石一律都是黄河水的浑浊红色，上有各种“日出”和“月照”，还有天然的“森林”和“小路”，有“土地”和“庄稼”。这些石头一部分是他从黄河流域的农民家里买来的，一部分是他自己到黄河岸边捡回来的，现在整整齐齐地摆在他家客厅，多少表明着黄河岁月的永存和消失，使人联想到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在岁月中的凝结。
　　这些，我们不知道和他的写作有什么本质的联系，但和他讨论他小说意义时，他总是会指着那些墙上的石头说：“这就是我小说的全部意义和主题。”以为这是玩笑话，去看他的脸色，却发现他的脸上充满着正经和严肃。问他就这样看重这些石头吗？他说：“哪是石头呀，那是灵魂的化石，是灵魂消失后留下的躯壳。” 　　现在，再回到他的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上，这三部被誉为充满了“灵魂焦虑”的小说，从本质上说，其实正是一种灵魂飘荡的写作，每部小说都充满着一个作家内心的不安，都如被火烤着的心灵在一条道路上急速的奔袭，而那些由绚丽的语言和结构凝成的方块的文字，也如阎连科的“黄河石”上的时间和流水，让那种奔袭在纸张上凝固下来，变成一种灵魂落往何处刺心的疑问，使阎连科和他的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坛都显得另类和沉重，如同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他的小说中飘荡和不安。
　　回家，一种灵魂的归宿
　　30年前，一个少年从他的家乡走了出来。他的家乡虽然贫穷，却是异常的美丽。山、水、空气、田地、庄稼等，这些不是沈从文的湘西，却成为了另一个作家30年后的“桃花源”。这30年，作家都经历了什么？中国又有了什么变化？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内心又有了何样的感受？他的心灵和灵魂，在这30年中，有了怎样的悸动、不安和对“魂归何处”的思考？
　　当阎连科的《风雅颂》问世时，一如既往地给读者带来震撼和争论，可以再一次把阎连科推向文学争执的浪尖。《風雅颂》是一部“亵渎”之作。小说对中国文化原典《诗经》的“越轨”解读及对高校生活的审丑书写，都意味着阎连科仍然在突破“边界”，寻找“放肆”的写作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与途径。新世纪的这最初几年，对于阎连科来说，是遭受巨大争议与非议的几年。阎连科处于紧张状态，为此，他的生活与心灵都备受煎熬。但是，阎连科始终拒绝或左或右地媚俗，拒绝虚荣的光环，拒绝那些便捷的定位，仍然坚持独异的写作之路与自我的立场。这种越轨之举是必须有强大内心和执着信念的人才能够做到的。
　　阎连科一再声称，《风雅颂》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
　　在新作《炸裂志》中，阎连科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夸张而荒诞地概括了一个乡村在30年间，从小村庄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故事。在阎连科看来，这部小说同时要思考的是，经过这30年的发展历程，这个民族走过的历程，“其实也是民族精神史和心灵史”。
　　“从世界外面走了回来。”这是人类最古老、最温馨的命运寓言。只有故乡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回家，意味着回到色彩之中，回到土地、阳光、深深浅浅的植物，回到最初的生命记忆之中。面对这样的诱惑，又怎能不回家呢？或者，这是阎连科潜意识的归宿吧。他的所有作品都逃脱不了这一底色和归宿的诱惑。
　　对于阎连科来说，这耙耧山脉的神话，这一个个关于回家和不能回家的故事，很可能是他的一种姿态，是他留给读者和历史的行走的姿态和象征：朝着故乡回望，不断地寻找、回忆人类原初的目的和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屈不挠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让我的灵魂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而最终找到自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