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的要旨，在于知识创新意义上的发现和发明。就其成败得失来看，如果套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似可以说成功的学者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学者各有各的烦恼和伤心。一般说来，学术上能够成功之人，是在正确的时间里研究正确的问题，需要天赋、训练、勤奋，当然还要有点运气。这就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学术研究的佼佼者。毕竟，在未知世界里的探索，前面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终生只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虽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却不见得能有收获。一句自我解嘲和安慰的话，是耳熟能详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当然，有幸做出点成绩者大有人在。不过，倘若不能进入学术史意义上的“发凡起例”，或者说带来科学革命意义上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那点成绩也只是为他人建造巍峨大厦增砖添瓦。这就像吾人进到北京故宫，首先映入眼帘而赞叹不已的，是炫丽的房顶、威严的大殿、堂皇的拱门、挺拔的圆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修造这些建筑所用的一块又一块的青砖绿瓦。
　　好在，终生以学术为业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病态的自恋情结。即使生不逢时、身处逆境，也没有太多想到知难而退。这犹如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喀索斯，对于自己在水里的倒影，爱慕不已、难以自拔；否则，如何能长年累月、不离不弃地坚持下来。就此吾人可以举出太多经典事例。一个颇为生动形象的说法，是一九四九年发明避孕药的美国化学家卡尔·杰拉西（Care Djerassi， 1923-2015）在其回忆录所言：“扮演学术成员妻子的角色简直糟糕透了，同一个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个小时，每天晚上都把自己的‘情人’带回家去的科学家一起生活，绝对是难以忍受的。”（卡尔·杰拉西：《避孕药的是是非非》）
　　由此说来，学术生涯确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是“一场疯狂的冒险”，多数人注定一无所获，失意而归。这是韦伯在其人生最后一年，即一九一九年，为慕尼黑大学学生所做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讲演中之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质问那些年轻学生：“你能够年复一年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既不怨怼也无创痛吗？”那个时代的德国大学制度，对于投身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规定从除讲课费之外而无薪水的编外讲师做起。韦伯的家境相当优渥，不在意讲课费。他最初在柏林大学开设商法和罗马法课程，选修的学生数量太少，其中有一位还是走错了教室。由于第一次上课，至少得有两三位学生选修，韦伯请这位学生将名字留在选修名单上，并承诺退还十个芬尼的听课费。逮至韦伯发表这个著名讲演时，他在德国学术界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没有多少学术影响力。所以，在他所谓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的讲述里，很难说没有自己心理不平衡和受挫感的投射。
　　就中国当下的语境来看，韦伯的这一質问怕还有实实在在物质生活上的羞涩和失落。毕竟，中国大陆目前的大学薪酬制度，采行的是“竞赛制”，教授分为“基底工资”加“岗位津贴”的四个等级。虽没有统计数字说这个基底工资是否为全球最低，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此而已，几乎所有学者都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作为补偿，当政者设计了在基底工资之上几倍于此的“岗位津贴”，评定标准是所谓数字化的“绩效考核”。再有所谓“长江学者”“特聘”“资深”“学术带头人”等五花八门的评选，都与获得者的实际收入联系在一起。各种评比的结果无非是“水落石出”，同一专业教授之间的收入形成不少于几倍的悬殊。作为参照，欧美、日本、新加坡，乃至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学者薪水是“达标制”，除了少数讲座教授，只要拿到“永久教职”，同僚们薪酬水平是相差不多的“水涨船高”。即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学校也不会额外给其任何经济补贴。所以，当下大陆的“不成功”学者，最终如果能够坚持下来而不至于魂不守舍，一定比当年的韦伯更能经受住各种“折腾”。
　　人生的坎坷和困蹇，本来就不只是单一负能量。尤其上天赐予学者的一小点睿智，是普通人对不幸多默默承受，而他们则能咀嚼、回味、反思，乃至言说自己的伤痛和苦恼。就像尼采把思想者称为“有病的动物”，认为人的尊严只在感受巨大痛苦的精神之中—即痛苦使灵魂敏感，当灵魂不愿屈服之时，意志愈加激昂，思想也就愈发活跃。实际上，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象。古代学人作为自由职业者，运蹇时乖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将自己不为当下接受的创世之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而，现代学者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参与的是一种集众的工作。他的任何研究都需要经过同行仔细验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认真审查，故不太可能“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要的是，“不成功”的学者置身底层和边缘，较多发愤之作，难免没有一点离经叛道，自然比成功的学者更期待一个能够鼓励自由表达意见，公开交换观点的外在宽容环境。
　　除此之外，“不成功”学者还应比成功的学者，更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内在环境。这也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重同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谁也不会否认，与杰出之人作为同事相处，可能将永不停止地追求卓越；如果周围都是些平庸之人，则会让自己变得乏味而无生气。这也可以理解当年的韦伯，尽管很长时间里辞职而离开大学，却时刻关心学术共同体的坚持和恪守。一九○八年他在《法兰克福报》刊发文章，尖锐批评普鲁士教育部大学事务部门将曾在地方大学任教之人，擅自任命为柏林大学经济学正教授。韦伯认为这一任命不合法，在于践踏了十九世纪德国业已确立的大学教师聘任的自治传统。因为让当局反感的一位学者占据了教授职位，执事者会惩罚性地任命另一位迎合政府之人，在学者之间制造矛盾和争斗。韦伯称其为“惩罚教授”，并认为鉴于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发挥社会作用的前提和条件；当局不尊重大学里的自治传统，也就是不尊重学者通过同行评议和审核而选择同事的应有权利。韦伯担心会在年轻学者中培养出一种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市侩精神，诱使他们走向为权力效劳而谋求“出人头地”的提升捷径，致使大学充斥着一批丧失独立人格，为谋取现实利益而蝇营狗苟的人—所谓的“生意人”或“工匠”（马克斯·韦伯：《贝恩哈德事件》，见《韦伯论大学》）。
　　我不揣浅陋地讲这些，是想让那些“不成功”学者，或那些将要毅然步入这一“疯狂的冒险”之年轻学人，能有稍微多一点的从容不迫和气定神闲。面对那么无奈的现实世界，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或许不是拯救这个世界，而是首先设法拯救自己。既然尽了自己的本分，肯定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纵使在职业生涯结束之时，吾人仍然无所建树，壮志未酬，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