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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1979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出到1986年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的出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代替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核心地位，以更加符合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共同理想、社会主义道德、民主与法制等内容为主体，重新规划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中的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精神的宣传与教育。从宣扬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作风，到更贴近实践、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的文化建设思想体系。
[关键词]精神文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四有”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进行了详细阐释，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特征，并且提出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的重要任务。[1]但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删除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相关定义，重新解释了“四有”任务的具体要求[2]，并且以此作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四有”的概念，再到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对“四有”的重新阐释，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内核的认识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认清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并不完全适用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而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现有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相关理论的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以来国内外关于精神文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追溯，对于1979、1982、1986年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理论建构进行了脉络梳理，并且总结了相关历史经验。但多数研究材料利用重复率高且较为单一，注重理论建构而忽视历史演变，对文本的分析也往往流于文字，没有关注文本演变背后的思想形成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有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3]，有学者认为“有道德”不必区分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4]，这都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共产党人的认知。结合社会背景深究思想的演变，探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任务与特征的认知转变，才能够更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历程。
一、1979—1986年中国共产党探索精神文明的基本脉络
1979年，在起草国庆三十年讲话稿的过程中，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昌提出来，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5]，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于是，在1979年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将社会主义与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并列，提出了一个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经过7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与面临的问题，在1986年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了重新规划。这其中调试与转变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中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一个侧面。
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于当时并没有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概念，两个文明涵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因而广义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包括除了物质文明之外的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出后不久，邓小平就对精神文明下了定义：“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7]这个定义形成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以及此后多次党的政治报告中文化问题的划分基础，也被广泛地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界定。
邓小平在多个公开场合都提到，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就是要“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8]，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体到历史语境中，需要指出的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与社会秩序和法制建设是直接挂钩的，远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的思想观念层面。遵守党纪国法、服从组织决定属于党风的范畴，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也通常代指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9]一样，都是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与风气的理解，更多地有赖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和纪律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因素。
在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蕴涵的共产主义精神、思想和道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我们的党员如果精神上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0]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的形成。在起草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初还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11]。后经胡乔木提出并讨论通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特征，被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中。[12]许多理论工作者也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思想建设的中心思想，教育人民、培养下一代。[13]
用共产主义思想培育下一代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四有”的概念，起源于邓小平对青年学生的期望。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在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中提出，“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14]。最终经过党内讨论，党的十二大报告确立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目标。虽然中共中央并未阐明“四有”的具体内容，但在当时的社会共识中，“四有”要求实质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具体化与时代化。 尽管中共中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规划和建设精神文明，但社会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的歪风邪气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尤其在1985年，海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群体性走私案件，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批准并支持大规模走私倒卖8万辆汽车及其相关制品[15];福建晋江地区则出现了28个冒牌药厂，制售假冒伪劣药品成千上万箱，当地主管部门“组织软弱涣散、麻木不仁”[16]，纵容案件发生。两起大案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再加因为涉外政治和经济问题，多个城市爆发的学生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集会。[17]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党内外都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党不得不反思此前的设想与规划。
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陈云等人先后谈及精神文明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了6年，“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对于近来发生的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件，“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应引起全党认真注意”[18]。在1986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对于高级干部及其子女陷入经济案件，甚至卷入情报网、丧失国格人格的问题，要抓紧查处。他严厉指出，抓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尤其要抓典型，“死刑不能废除……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9]。党内外发生的众多不良事件，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完善的理论，努力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中诸多问题与不足。制定一个更加完善的精神文明决议，成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议程。
从初衷来看，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承和发展，目的是为了巩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在1986年以前，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的阐释基本都围绕着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正在不断深化，按劳分配原则正在不断深入人心。这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阐释，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难以有效契合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各级部门在宣传上也没有区分精神文明建设对共产党员与普通民众的不同要求，没有解决精神文明宣传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变成“两张皮”，一定程度上造成各级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愿不強、重视不够。1986年，中共中央起草和出台《精神文明决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从顶层设计的理论高度，重新定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扭转经济建设与思想建设“两张皮”的不利局面。
二、从“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到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论述被删去，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作为代替。这是党史学界较为关注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文件起草历史过程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披露。[20]但这其中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认识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背景。
胡乔木坚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这也是80年代初党内外普遍较为接受的观点。胡乔木认为，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仅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是同时有共产主义。它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这就规定了它不能不有共产主义的一定的成分”。而这其中的共产主义成分，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还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因此，胡乔木强调，“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21]。在此基础上，胡乔木提出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的理论，再次批判了“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的观点。
党的十二大报告对共产主义及其思想的强调，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社会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共产主义可以代指一种社会制度，一种革命运动，还可以代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崇高的革命精神境界。从报告的具体语境来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主要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为核心。然而，报告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共产主义“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22]，以此强调共产主义思想在当前是不可或缺的。1983年，中宣部出台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究提纲再次强调，“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23]。以列宁的观点来看，“如果把采取‘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24]。共产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以及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巨大差距，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没有进行阐述。以步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为前提，论证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正当性，这一理论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长期来看难以适应实践的发展。
另一方面，党的十二大报告多次提及共产主义思想，引发人们对于按劳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误解。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概念，但在当时进行按劳分配的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定义是现实需要。党的十二大会议期间就有领导干部提出，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现行政策与共产主义精神的关系。[25]胡乔木后来也强调，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决不是说我们现在又要刮什么‘共产风’”[26]，要分清共产主义思想与现行经济政策的差别。但1983年中宣部的研究提纲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令、条例，都是在向人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27]。按劳分配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内，被部分人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28]，争论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直到1978年官方肯定“按劳分配是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重要经济手段”[29]。开始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主义”又在社会上沉渣泛起。有的从事业余劳动的科技人员收取劳动报酬，竟然受到压制和打击，理由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要求不图名利、不计报酬。[30]冲突的根源，在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本质上属于先进性要求，用于指导全体国民的思想建设时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定义和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认识不清，造成许多民众分不清楚提倡共产主义思想与现行经济政策的关系，认为一提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压制按劳分配。除此之外，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主义原则并不包含爱国主义，也难以适应当时的思想教育需要。邓小平后来意识到这一问题，在1985年再次谈及有理想时，又加入了爱国主义的内容。[31]凡此种种，让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共产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定位与要求。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夕，在写给邓小平的《关于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点说明》中，胡耀邦谈到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所造成的误解，再次强调了“这个提法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原则有矛盾”[32]。他还指出，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会让人们误以为是用共产主义要求所有人。对此，胡耀邦建议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来代替“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说法，在强调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属性的同时，避免社会上的误解。邓小平看到信件后当即批示，“耀邦……同志的意见很对”[33]，结束了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过程中的争议。最终，在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中，“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得到了重点阐述。《精神文明决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客观来说，胡乔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想提倡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的内核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思想是过时的或是错的。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思想对于防止市场经济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的泛滥，是不可或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内核并不会过时，时至今日仍旧值得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扬。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为替代，主要是为了解决思想道德建设与当时的经济政策的矛盾问题。“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的确不够准确，容易引发人们对政策稳定性的误解。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思想进行调试，以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过程。
三、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四有”的概念演变
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正式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34]同时，文件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进行了总结和阐释，即“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从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到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中国共产党对于要建设怎样的精神文明，进行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综合几年来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起草《精神文明决议》时，提出了共同理想的概念，以此来代替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所坚持的信念，对于非共产党员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宗教信仰者和海外侨胞而言，就显得强人所难。共同理想是一个清晰目标，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5]。而共产主义理想则成为最高理想，共同理想是最高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化，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阶段和自觉表现。提倡共同理想，并不意味着放弃最高理想，目的是为了“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36]。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同理想的界定，及其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的阐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趋于科学，也更趋于实事求是”[37]，“可以有力地纠正离开现实斗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空谈”[38]。
同时，中共中央认识到，现阶段按劳分配的原则与共产主义道德中“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是存在矛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去衡量，不能把“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作为现实的普遍的行为规范，而只能作为理想的道德准则”[39]。否则不仅会导致思想道德建设的混乱，还会再次导向平均主义。经过数年的探索，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强调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否定了将平均主义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的做法，提出了以“五爱”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应当提倡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决议》也强调，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中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也“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40]，共产党员尤其要树立典范。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是较低层次的道德，符合全体人民当前要求……共产主义道德是较高层次的道德，符合社会的先进分子的要求和社会发展方向”[41]，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在鼓励先进的同时，也照顾大多数人。
关于“有纪律”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始终是较为清晰的。但在具体范围上，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中值得关注的是将民主、法制教育纳入了“有纪律”的范畴。这也是胡乔木参与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时坚持的观点。他认为，“广义的精神文明本来可以包括法制在内，只是由于说话时的着重点不同，用语也会变换”[42]，党的十二大报告可以按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分法，将政治文明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43]但当时许多同志对这一结构不太习惯，并不支持，最终党的十二大报告单列了民主的题目。但这也导致“有纪律”的宣教对于法制意识强调得不够，1985年多起严重经济犯罪集中反映了党内外纪律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薄弱。在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特地强调，要把法制问题说清楚。[44]因而，文件重点论述了民主和法制与纪律的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将高度的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45]。纪律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上下级的服从关系，还在于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民主作风，以及以法制观念为基础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这关系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活的改革，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有文化”的概念是否能够作为“四有”之一，党内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都有争论。[46]有的同志认为有文化不能与有理想、有道德和有纪律并列，这会削弱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地位。但参加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的同志建议，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47]，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待充分发挥。“文革”引发的混乱已经造成了一代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提高青年科学文化素养是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最终同意加上“有文化”这一句，因而才有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四有”。“文化”和“有”字相结合的概念，通常是指知识水平层面的文化。但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将其上升到精神文明中文化建设的高度，将教育科学文化一并作为“有文化”的建设内容，并将其视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48]，使得“四有”能够真正涵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并且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任务的具体内涵来看，教育国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四有”刚刚提出的198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就在于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思想道德推向全国，扫除党員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拔除违法犯罪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动机，集中思想和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四有”的内容进行了符合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调试。将原本要求更高、层次更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用于要求共产党员和社会先进分子。用更贴近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道德纪律，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以消除人们的疑虑，避免“一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讲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收’了，政策要变了”[49]，保证政策的延续与稳定。
四、结语
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从经验论走向了实践论，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适用于改革开放的文化指导思想，最终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由于旧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由于对新事物缺乏经验，加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50]。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经济改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属于新事物，中国共产党更加熟稔于自革命时期到50年代，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对于统一思想的同时激发各方面建设积极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只有革命时期和50年代的成功经验。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可能出现危及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思想因素时，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理论正当性来看，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必然成为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时代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替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社会主义道德结合共产主义道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替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识的转变，不是对此前历史经验的否定，更不是认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已经过时，而是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所做的选择。陈云强调，“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51]。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应当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大的方向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从实践的各个层面考察，“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否是符合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解。正如胡耀邦所言，“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52]。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精神文明内涵、任务与特征的调整，开创了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更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更有利于激发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文化建设思想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N].人民日报，1982-09-08（1）.
[2][34][35][40][45][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6.1176.1178.1181.1183.1185.
[3]谢霖.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的探索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7（3）.
[4]厉以贤.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5]史义军.李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J].炎黄春秋，2005（8）.
[6]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9-09-30（3）.
[7][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367.
[8][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152—15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43.
[11]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7.
[12]程中原.1977—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3）.
[13]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N].人民日报，1982-09-05（1）;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N].人民日报，1982-09-06（3）;戏剧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N].人民日报，1982-11-03（5）. [14]邓小平同志题词希望全国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N].人民日报，1980-05-27（1）.
[15]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一批经济犯罪案[N].人民日报，1985-10-06（4）.
[16]岂容“谋财害命”[N].人民日报，1985-06-16（3）.
[17]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一些学生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活动发表谈话 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希望日本政府领导人严格履行诺言巩固发展中日友好[N].人民日报，1985-09-19（4）.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8.844.
[20]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J].炎黄春秋，2004（10）;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J].炎黄春秋，2005（11）;余广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J].炎黄春秋，2006（11）.
[21][26][2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3—474.570.405.
[22][50][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10.95.
[23]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81.
[24]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
[25]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实际[N].人民日报，1982-09-06（4）.
[28]郝理.按劳分配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吗？[N].光明日报，1962-05-21（4）.
[29]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特约评论）[N].人民日报，1978-05-05（1）.
[30]就科技人员兼职和业余科技劳动问题 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答本报记者问[N].光明日报，1983-01-30（1）.
[31][33]冷溶，汪作玲，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61.1139.
[32]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J].炎黄春秋，2005（11）.
[34][35][40][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6.1178.1181.1185.
[36][49]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48.447.
[37]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手册[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90.
[38]于光远.马克思主义和精神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1986-10-17（5）.
[39]范胜.为社会主义道德正名[N].光明日报，1980-07-27（3）.
[41]吕鸿儒等，编.哲理与实践[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301.
[42]胡乔木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4.
[43]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3.
[44]严如平.胡耀邦（1915—1989）：第三卷[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167.
[46]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56.
[47]《新时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手册》编辑部，编.新时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手册[G].长征出版社，1986：163.
[52]搞四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贯穿四化建设的整个过程[N].人民日报，1983-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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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文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四有”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进行了详细阐释，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特征，并且提出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的重要任务。[1]但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删除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相关定义，重新解释了“四有”任务的具体要求[2]，并且以此作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从1980年邓小平提出“四有”的概念，再到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对“四有”的重新阐释，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内核的认识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本质在于，中国共产党认清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并不完全适用于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而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现有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相关理论的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以来国内外关于精神文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追溯，对于1979、1982、1986年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和理论建构进行了脉络梳理，并且总结了相关历史经验。但多数研究材料利用重复率高且较为单一，注重理论建构而忽视历史演变，对文本的分析也往往流于文字，没有关注文本演变背后的思想形成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有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3]，有学者认为“有道德”不必区分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4]，这都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共产党人的认知。结合社会背景深究思想的演变，探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任务与特征的认知转变，才能够更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历程。
一、1979—1986年中国共产党探索精神文明的基本脉络
1979年，在起草国庆三十年讲话稿的过程中，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昌提出来，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精神文明[5]，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于是，在1979年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将社会主义与精神文明这两个概念并列，提出了一个与物质文明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经过7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与面临的问题，在1986年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行了重新规划。这其中调试与转变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中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一个侧面。
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由于当时并没有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概念，两个文明涵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因而广义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包括除了物质文明之外的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被提出后不久，邓小平就对精神文明下了定义：“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7]这个定义形成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以及此后多次党的政治报告中文化问题的划分基础，也被广泛地用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界定。
邓小平在多个公开场合都提到，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就是要“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8]，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体到历史语境中，需要指出的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与社会秩序和法制建设是直接挂钩的，远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的思想观念层面。遵守党纪国法、服从组织决定属于党风的范畴，社会治安与社会风气也通常代指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9]一样，都是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特殊背景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与风气的理解，更多地有赖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和纪律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因素。
在当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蕴涵的共产主义精神、思想和道德，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邓小平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内，我们的党员如果精神上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0]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的形成。在起草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初还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11]。后经胡乔木提出并讨论通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特征，被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中。[12]许多理论工作者也强调，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思想建设的中心思想，教育人民、培养下一代。[13]
用共产主义思想培育下一代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四有”的概念，起源于邓小平对青年学生的期望。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在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的题词中提出，“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14]。最终经过党内讨论，党的十二大报告确立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目标。虽然中共中央并未阐明“四有”的具体内容，但在当时的社会共识中，“四有”要求实质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具体化与时代化。 尽管中共中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升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规划和建设精神文明，但社会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的歪风邪气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尤其在1985年，海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群体性走私案件，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批准并支持大规模走私倒卖8万辆汽车及其相关制品[15];福建晋江地区则出现了28个冒牌药厂，制售假冒伪劣药品成千上万箱，当地主管部门“组织软弱涣散、麻木不仁”[16]，纵容案件发生。两起大案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再加因为涉外政治和经济问题，多个城市爆发的学生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集会。[17]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党内外都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党不得不反思此前的设想与规划。
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陈云等人先后谈及精神文明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了6年，“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对于近来发生的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件，“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端不满意的，应引起全党认真注意”[18]。在1986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对于高级干部及其子女陷入经济案件，甚至卷入情报网、丧失国格人格的问题，要抓紧查处。他严厉指出，抓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尤其要抓典型，“死刑不能废除……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9]。党内外发生的众多不良事件，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完善的理论，努力解决精神文明建设中诸多问题与不足。制定一个更加完善的精神文明决议，成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重要议程。
从初衷来看，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承和发展，目的是为了巩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在1986年以前，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的阐释基本都围绕着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精神。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正在不断深化，按劳分配原则正在不断深入人心。这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阐释，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难以有效契合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各级部门在宣传上也没有区分精神文明建设对共产党员与普通民众的不同要求，没有解决精神文明宣传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变成“两张皮”，一定程度上造成各级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愿不強、重视不够。1986年，中共中央起草和出台《精神文明决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从顶层设计的理论高度，重新定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扭转经济建设与思想建设“两张皮”的不利局面。
二、从“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到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论述被删去，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作为代替。这是党史学界较为关注的历史事件，其中的文件起草历史过程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披露。[20]但这其中的变化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认识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背景。
胡乔木坚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这也是80年代初党内外普遍较为接受的观点。胡乔木认为，我们今天建设的社会主义，不是仅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而是同时有共产主义。它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这就规定了它不能不有共产主义的一定的成分”。而这其中的共产主义成分，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还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因此，胡乔木强调，“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21]。在此基础上，胡乔木提出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且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的理论，再次批判了“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的观点。
党的十二大报告对共产主义及其思想的强调，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社会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共产主义可以代指一种社会制度，一种革命运动，还可以代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崇高的革命精神境界。从报告的具体语境来看，“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主要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为核心。然而，报告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共产主义“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22]，以此强调共产主义思想在当前是不可或缺的。1983年，中宣部出台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究提纲再次强调，“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23]。以列宁的观点来看，“如果把采取‘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24]。共产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区别，以及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巨大差距，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没有进行阐述。以步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为前提，论证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正当性，这一理论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长期来看难以适应实践的发展。
另一方面，党的十二大报告多次提及共产主义思想，引发人们对于按劳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误解。共产主义思想本身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概念，但在当时进行按劳分配的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定义是现实需要。党的十二大会议期间就有领导干部提出，要正确处理按劳分配现行政策与共产主义精神的关系。[25]胡乔木后来也强调，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决不是说我们现在又要刮什么‘共产风’”[26]，要分清共产主义思想与现行经济政策的差别。但1983年中宣部的研究提纲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令、条例，都是在向人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27]。按劳分配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内，被部分人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28]，争论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直到1978年官方肯定“按劳分配是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重要经济手段”[29]。开始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主义”又在社会上沉渣泛起。有的从事业余劳动的科技人员收取劳动报酬，竟然受到压制和打击，理由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要求不图名利、不计报酬。[30]冲突的根源，在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本质上属于先进性要求，用于指导全体国民的思想建设时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定义和适用范围存在一定的认识不清，造成许多民众分不清楚提倡共产主义思想与现行经济政策的关系，认为一提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要压制按劳分配。除此之外，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主义原则并不包含爱国主义，也难以适应当时的思想教育需要。邓小平后来意识到这一问题，在1985年再次谈及有理想时，又加入了爱国主义的内容。[31]凡此种种，让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审视共产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定位与要求。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夕，在写给邓小平的《关于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点说明》中，胡耀邦谈到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所造成的误解，再次强调了“这个提法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原则有矛盾”[32]。他还指出，将共产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会让人们误以为是用共产主义要求所有人。对此，胡耀邦建议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来代替“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说法，在强调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属性的同时，避免社会上的误解。邓小平看到信件后当即批示，“耀邦……同志的意见很对”[33]，结束了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过程中的争议。最终，在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中，“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得到了重点阐述。《精神文明决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客观来说，胡乔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想提倡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的内核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思想是过时的或是错的。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思想对于防止市场经济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的泛滥，是不可或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内核并不会过时，时至今日仍旧值得中国共产党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宣扬。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为替代，主要是为了解决思想道德建设与当时的经济政策的矛盾问题。“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的确不够准确，容易引发人们对政策稳定性的误解。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思想进行调试，以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过程。
三、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四有”的概念演变
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正式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34]同时，文件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进行了总结和阐释，即“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从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到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中国共产党对于要建设怎样的精神文明，进行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综合几年来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起草《精神文明决议》时，提出了共同理想的概念，以此来代替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产主义理想作为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所坚持的信念，对于非共产党员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宗教信仰者和海外侨胞而言，就显得强人所难。共同理想是一个清晰目标，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5]。而共产主义理想则成为最高理想，共同理想是最高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化，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阶段和自觉表现。提倡共同理想，并不意味着放弃最高理想，目的是为了“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36]。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同理想的界定，及其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的阐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趋于科学，也更趋于实事求是”[37]，“可以有力地纠正离开现实斗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空谈”[38]。
同时，中共中央认识到，现阶段按劳分配的原则与共产主义道德中“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是存在矛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用共产主义道德去衡量，不能把“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作为现实的普遍的行为规范，而只能作为理想的道德准则”[39]。否则不仅会导致思想道德建设的混乱，还会再次导向平均主义。经过数年的探索，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强调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否定了将平均主义作为我们的道德准则的做法，提出了以“五爱”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民群众应当提倡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决议》也强调，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中公而忘私、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道德，也“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40]，共产党员尤其要树立典范。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是较低层次的道德，符合全体人民当前要求……共产主义道德是较高层次的道德，符合社会的先进分子的要求和社会发展方向”[41]，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在鼓励先进的同时，也照顾大多数人。
关于“有纪律”的战略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始终是较为清晰的。但在具体范围上，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中值得关注的是将民主、法制教育纳入了“有纪律”的范畴。这也是胡乔木参与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时坚持的观点。他认为，“广义的精神文明本来可以包括法制在内，只是由于说话时的着重点不同，用语也会变换”[42]，党的十二大报告可以按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分法，将政治文明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43]但当时许多同志对这一结构不太习惯，并不支持，最终党的十二大报告单列了民主的题目。但这也导致“有纪律”的宣教对于法制意识强调得不够，1985年多起严重经济犯罪集中反映了党内外纪律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薄弱。在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特地强调，要把法制问题说清楚。[44]因而，文件重点论述了民主和法制与纪律的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将高度的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45]。纪律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上下级的服从关系，还在于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民主作风，以及以法制观念为基础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这关系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生活的改革，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有文化”的概念是否能够作为“四有”之一，党内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都有争论。[46]有的同志认为有文化不能与有理想、有道德和有纪律并列，这会削弱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地位。但参加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的同志建议，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47]，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的作用有待充分发挥。“文革”引发的混乱已经造成了一代人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提高青年科学文化素养是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最终同意加上“有文化”这一句，因而才有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的“四有”。“文化”和“有”字相结合的概念，通常是指知识水平层面的文化。但1986年《精神文明决议》将其上升到精神文明中文化建设的高度，将教育科学文化一并作为“有文化”的建设内容，并将其视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的重要条件”[48]，使得“四有”能够真正涵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并且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任务的具体内涵来看，教育国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在“四有”刚刚提出的198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就在于将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思想道德推向全国，扫除党員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拔除违法犯罪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动机，集中思想和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四有”的内容进行了符合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调试。将原本要求更高、层次更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用于要求共产党员和社会先进分子。用更贴近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道德纪律，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以消除人们的疑虑，避免“一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讲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收’了，政策要变了”[49]，保证政策的延续与稳定。
四、结语
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从经验论走向了实践论，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适用于改革开放的文化指导思想，最终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由于旧思想、旧习惯的严重影响，由于对新事物缺乏经验，加上其他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50]。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经济改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属于新事物，中国共产党更加熟稔于自革命时期到50年代，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对于统一思想的同时激发各方面建设积极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只有革命时期和50年代的成功经验。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可能出现危及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思想因素时，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理论正当性来看，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必然成为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时代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代替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以社会主义道德结合共产主义道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替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识的转变，不是对此前历史经验的否定，更不是认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已经过时，而是根据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所做的选择。陈云强调，“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51]。精神文明建设是否应当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在大的方向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对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有从实践的各个层面考察，“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否是符合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解。正如胡耀邦所言，“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52]。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精神文明内涵、任务与特征的调整，开创了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更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更有利于激发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文化建设思想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N].人民日报，1982-09-08（1）.
[2][34][35][40][45][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6.1176.1178.1181.1183.1185.
[3]谢霖.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伟大工程——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规律的探索及其世界历史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7（3）.
[4]厉以贤.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
[5]史义军.李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J].炎黄春秋，2005（8）.
[6]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9-09-30（3）.
[7][1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367.
[8][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152—15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43.
[11]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7.
[12]程中原.1977—1982：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3）.
[13]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N].人民日报，1982-09-05（1）;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N].人民日报，1982-09-06（3）;戏剧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N].人民日报，1982-11-03（5）. [14]邓小平同志题词希望全国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N].人民日报，1980-05-27（1）.
[15]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一批经济犯罪案[N].人民日报，1985-10-06（4）.
[16]岂容“谋财害命”[N].人民日报，1985-06-16（3）.
[17]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一些学生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活动发表谈话 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希望日本政府领导人严格履行诺言巩固发展中日友好[N].人民日报，1985-09-19（4）.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8.844.
[20]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J].炎黄春秋，2004（10）;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J].炎黄春秋，2005（11）;余广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J].炎黄春秋，2006（11）.
[21][26][2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3—474.570.405.
[22][50][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10.95.
[23]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81.
[24]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
[25]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实际[N].人民日报，1982-09-06（4）.
[28]郝理.按劳分配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吗？[N].光明日报，1962-05-21（4）.
[29]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特约评论）[N].人民日报，1978-05-05（1）.
[30]就科技人员兼职和业余科技劳动问题 劳动人事部部长赵守一答本报记者问[N].光明日报，1983-01-30（1）.
[31][33]冷溶，汪作玲，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61.1139.
[32]郝怀明.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J].炎黄春秋，2005（11）.
[34][35][40][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176.1178.1181.1185.
[36][49]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仲勋论统一战线[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48.447.
[37]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手册[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290.
[38]于光远.马克思主义和精神文明建设[N].人民日报，1986-10-17（5）.
[39]范胜.为社会主义道德正名[N].光明日报，1980-07-27（3）.
[41]吕鸿儒等，编.哲理与实践[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301.
[42]胡乔木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4.
[43]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3.
[44]严如平.胡耀邦（1915—1989）：第三卷[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167.
[46]中央宣传部办公厅，编.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56.
[47]《新时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手册》编辑部，编.新时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手册[G].长征出版社，1986：163.
[52]搞四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改革要贯穿四化建设的整个过程[N].人民日报，1983-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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